悲惨案件的材料，写成小册子自费印刷散发各地，努力让大众知道并反思这起恶性迫害惨案。他发动周围的朋友、法国上流社会的贵族们，甚至唤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俄国新即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为卡拉案件呼吁，使本案成为轰动全欧洲的重大事件。这样的“滚雪球”，终于把“一个人进行的一场令人惊讶的、闻所未闻的大战”，变成了世界瞩目的战役。正如房龙在《宽容》中所说的：“伏尔泰打亮了所有的灯，雇用了庞大的乐队，邀请大家来参战，逼得敌人走投无路。”

    伏尔泰的努力最终赢得了重新审判的机会，于是他亲自起草校阅各种记录，修订辩方的全部陈词，“将论述变得简短有力、不容置疑，处处闪烁着智慧、理性和辩才”。1766年3月，在卡拉遭受车裂酷刑死后第4年，巴黎法院终于判定撤销原判，为卡拉一家恢复名誉，卡拉遗孀也获得了赔偿抚恤金。而在30年后，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国民大会专门作出决议，在卡拉惨死的图卢兹广场为“牺牲者”卡拉建立了一个大理石纪念碑。

    在法国，正是有了伏尔泰，才有后来左拉的“我控诉”和杜拉斯致范文同的信。在“思想启蒙”之外，正是伏尔泰带来了“行动启蒙”。思想的伏尔泰是智慧的，行动的伏尔泰是善良的；思想的伏尔泰是高贵的，行动的伏尔泰是伟岸的。“上天绝不帮助坐而不动的人。”这是古希腊哲人索福克勒斯说过的话。而伏尔泰自己在《哲学通信》中则说得更生动形象：“人生来是为行动的，就像火光总向上腾，石头总往下落。对人来说，一无行动，就等于他并不存在。”一个民族开始思考，就不可能阻止他；而一个民族开始行动，就更不可能阻止他。

    卡拉案件之后，伏尔泰不顾自己年岁越来越高，继续为其他诸多冤案奔走呼号：他为西尔文冤案奔走了8年讨回了说法，他还为农民马丁冤案以及蒙巴依夫妇冤案讨回了公道。为拉贝尔和艾泰龙这两个小青年的冤案，他费了十多年的精力，尽管到他去世时尚未成功，但照样功不可没。日克斯地区人们承受过重的苛捐杂税，伏尔泰也仗义执言，最终使之摆脱了沉重的负担……这不禁让我想起，尼采在为纪念伏尔泰逝世100周年而写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灵的书》一书中说道：“紧挨着完全黑暗的人，总是有一颗光明的灵魂，几乎作为一种规律，又好像是同他们捆绑在一起似的。”

    没有伏尔泰，没有卢梭，就没有1789年法国颁布的《人权宣言》。《人权宣言》用理性法庭宣判了扼杀人类天性、践踏人类尊严的各种“特权”死刑，用庄严的声音宣告了追求幸福、反抗残暴是人类天赋的、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保障人的权利，伏尔泰是思想的先驱，更是行动的先驱。“尽管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人类世界将永远激荡着伏尔泰这一捍卫权利的伟大声音。

    智者有勇，勇者前行，行者无畏。忘了是哪位哲人说过的：“行动是自信心的伟大缔造者。缺少行动不仅是畏惧的结果，也是畏惧的原因。”伏尔泰则在《古罗马三头政治》中说：“胆小鬼徒然奔命，死神紧追不舍；只有不怕死的勇士才不会沦为死神的俘虏。”如今，“畏惧”钳制了我们身边诸多的名人们，也正因为此，我们只有“名家”，而没有伏尔泰，没有左拉，没有杜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