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她的形象逻辑。她小的时候看到人自杀也是在文革的时候，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从楼上跳了下来，把地上砸了两个坑。过了两天，从这个楼上不断飘下透明的糖纸。她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想，“在跳楼之前，他们一定把全家所有配给的糖券买了糖果。在吃糖的过程中，谈他们的孩子，谈他们被冤屈。谈完了，他们把糖全吃完了，然后从楼上跳下来。”

    她的小说里用得最多的词就是“无耻”，但是她同时又能用最节制的文字，白描出**的温度，比如稀稠的太阳与薄雾中，“窗子上飘出的刚洗过的肉粉色的内衣，内衣下面带着一个宽宽的蕾丝，上面的水珠还很晶莹”。

    我从不把写作看做是责任

    严歌苓曾在文章《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中，提及自己身在美国用中文写作的微妙感受，“远离母体又使用母语的尴尬造就了你，使你的灵动与众不同凸现出来。”

    恰是这种物理的远离和情感上的无限接近，使她的文字和小说有别于内地作家的另一种情感。严歌苓说，所有被禁锢的感情都是很纯粹的，因为“越禁锢、越强烈，越出生入死”。但对于一个成熟女人，“安分是有益的”。

    严歌苓说自己是一个不能够克服虚荣的女人。她外出酷爱戴帽子，即使是出门遛狗的时候。她有二三十顶帽子，台湾的记者有一次在室内看到她，说，“原来你有头发啊。”严歌苓对爱情从不心存侥幸，她即使在家里也是精心装饰，因为“爱人给我纪律，你要让他爱你，你就不能吃得走形，不能肌肉松懈，不能脸容稀烂”。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作品中多次提到文革，就是源于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严歌苓：有一位行为学家说过，20世纪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就是犹太人的浩劫和中国的文革。他觉得这是对于人类行为最不可以解释的两大谜。我觉得我们文革的作品不是出得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怎么可以那样地健忘呢？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来记述它？

    严歌苓：也不是有责任。我从来不把写作看做是责任，太有使命感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剧。

    我从来不认为我的作品是和中国的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我从一开始写小说就没有想要对中国的现实发言。我最感兴趣的是人性，人性从根本上都是共通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过你和沈从文很相像？

    严歌苓：我觉得相像的地方是很宽容，都属于政治上比较模糊的。一个比较迟钝的人，一个比较追求永恒的人，最好就不要在政治上很敏锐。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1989年出国的，你了解这以后的中国变化吗？尤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严歌苓：现在的人都比较悲琐，没有伟大的爱，没有伟大的恨。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都比较悬浮，看着每个人都是目无定睛、魂飞魄散的感觉。这种状态肯定会对作家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他肯定会要想办法去维护纯文学的这样一亩三分地。但是一些人把作品能够拍电视剧作为一个伟大目标，以获取财富。结果故事曲折，充满煽动性，文字粗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很可能一些人就写不回来了，不会写很高级的小说了。不能把自己的手写坏掉。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你在国内很少参加文学活动，在海外也是这样，是否担心自己会成为“局外人”？

    严歌苓：我觉得做“局外人”是最好的了。跟作家怎么交往事实上都不够真实，最好的交往是读他们的书，恭敬地去读中国作家的书，我觉得这样的了解是最真实的。

    中国新闻周刊：似乎你在海外获的奖比在国内多。

    严歌苓：你觉得国内的某些评奖是公平的吗？其实我在国内也拿了很多奖。不过我对得奖并不看重。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比较穷，需要奖金，那个时候得奖比较高兴。

    中国新闻周刊：你希望最后人们记住你些什么？

    严歌苓：记住我的个性，作品的个性，文字的个性。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