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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与少年》:悬浮于行动的写作(1/2)

    新京报

    我的写作合情合理

    新京报:除了《少女小渔》你似乎还有很多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作为专业编剧你认为自己的小说为改编提供了什么?

    严歌苓:我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的还有《扶桑》,我一直在改,但是还没有拍。另外,在中国台湾别的编剧改编了《无非男女》和《老囚》,都拍完放映过了。

    我的小说比较重视讲故事和塑造人物,人物又都比较有个性,所以,表面上看似乎很适合改电影。但实际上像《扶桑》这样的作品深入进去就发现很难改,这个剧本我改了很久还是不满意,后来加入了一位美国很有名气的编剧,也没有新的突破,所以,至今还没有拍。

    新京报:《北京文学》最近公布了年度小说排行榜,你的作品《拖鞋大队》排在中篇小说的榜首,但是有人在本报撰文批评你的作品人物特别概念化,细节上缺少合理性,比如“一群女孩子狞笑着走过去看被推倒的女孩”,跟真实生活是完全不符的,你怎么看待类似的批评?

    严歌苓:这个情节是一个女孩回忆过去时讲到的,又是她的一个小朋友在信上告诉她,在她的脑子里折射出的场景。这不是一个亲临现场的描述,它是很抽象的,我认为非常合理。中国作为一个善于写意的民族,怎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么实在(笑)。

    抽象的是我的追求

    新京报:谈到你的新作品《花儿与少年》,我觉得你在书写女主角徐晚江和男主角洪敏的**时,有一种极其唯美的书写态度,这跟很多作家对“性”动物性的书写有非常大的反差。

    严歌苓:作为舞蹈演员,他们是两具近乎完美的躯体。如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