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雪挥

    在很多人印象中，严歌苓是一个台湾作家，因为她文章中人物处处透露出的温婉细致，也因为90年代之后一系列她的畅销作品都出自台湾出版社，有的更经电影改编后让大家熟知——如李安执导的《少女小渔》，李翰祥的《女房东》还有陈冲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天浴》，都出自她的小说。

    可这位让内地读者即熟悉又陌生的作家，却是地地道道的出生于上海、童年生活在安徽、又成长于成都的大陆本土作家。说她本土也不准确，1989年已过而立之年的严歌苓赴美留学后，便长期生活在美国，在远离母语的环境里，用中文，想象着重温着属于她那个年代的记忆和故事。其产量和质量始终保持稳定的水准，在国内同年代作家中少有。

    今年，她又连续出版了2本小说《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小说仍然继续了她的女性视角，背景同样是她熟悉的上世纪40～80年代。不同的是，小说变得轻松甚至诙谐，她也开始将个人经历的片段糅进自己的小说。

    写作20年，严歌苓说，她希望读者了解到她的另外一面——存在于她讲述的固定时代下的那些女人的故事里。

    生命每天都有狂欢的色彩

    中国新闻周刊：《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在文风上有了突变，从血腥、无情变得很有娱乐性，如《第九个寡妇》的英文版叫《在饥荒与情人们之间》，有评论称这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第一个快乐寡妇，什么原因让你有了这样的变化？

    严歌苓：我的个性有非常黯淡的一面，有的时候是绝望，但是也有非常爱开玩笑、插科打诨的部分。我觉得那么无情的故事，如果再用很沉重的方式去写，就会出现控诉的感觉。那种控诉的语调我们用了很多年，不够客观，也不够冷静。

    写《第九个寡妇》的时候我正好在非洲，我看到非洲人是怎么样接受苦难，怎么样处理苦难的。非洲人这顿吃了下顿就不知道吃什么了，然而他们照样在唱歌跳舞。女人背着孩子，一边用棒子打木薯，一边跳。这种对苦难的接受形式让我非常感动。

    生命每天都有狂欢的色彩。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调侃与诙谐的语调会不会对苦难有不敬的成分？

    严歌苓：我觉得没有。悲剧表现出来的喜剧调子，实际上更可悲，是卓别林式的。

    不过《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是一个胜利。所有她战胜苦难、危机的方式，一步一步都是胜利的。她在生活当中，在男人当中都游刃有余。王葡萄是一个非常英明的人，了解风水轮流转，最后还会转到原地，这种悟性和直觉很理想化。但我自己恰恰是和王葡萄相反，有的时候我会逆着自己的直觉。

    中国新闻周刊：你属于很理性的一类人吗？

    严歌苓：我是一个很“纪律”的人，后天强加在自己身上很多纪律，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我的本性有时候会发作，但我会马上让自己收敛。

    中国新闻周刊：但你描绘的女性很多都是将天性发挥到酣畅淋漓的人物。

    严歌苓：这是我的向往。我12岁进入部队，就知道让天性泛滥是绝对要吃苦头的。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怎样收敛自己。但是从我本性上来说，应该有和她们近似的地方。我为什么要做小说家？因为我可以在书里再活一遍！

    中国新闻周刊：你笔下很多人物都比较复杂，并不是单纯的纯洁或者坏。

    严歌苓：人性不就是这样的吗？完美的人还有什么写头？就要不断地把人性打开给你看，这很过瘾。会让你吃惊的。

    中国新闻周刊：人性里的哪些方面会让你吃惊？

    严歌苓：我很小的时候在文革中看到的东西就经常让我吃惊，天天吃惊。很多你没有想到的一些人物，假如没有文革，他都是另外一个人。

    中国新闻周刊：可文革开始的时候你只有七岁多。

    严歌苓：但是也看到了。我觉得正是因为小，才那样刻骨铭心地记住了。

    严歌苓的小说，大多都源于这些创伤性的记忆，严歌苓的奇特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