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告别遗体时，当我看到数不尽的学者、青年、前地下党员、工人都在恸哭，为一位哈佛大学博士、燕京大学代理校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主席失声恸哭时，我突然想：

    --著作真的就是一切么?

    也许，有的青年在他人生的途中需要一位老师。常常是，有幸遭逢的一席话甚至一句话就能推动人生的一次飞跃，"导师"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在翁先生面前肆无忌惮。我激烈地咒天怨地。我发泄地攻击批评。我发现了一条新史料欣喜若狂絮絮不休。我写作时需要去找翁先生说个痛快才能继续。翁先生总是端着他的大烟斗，心平气和地听着，即使插上几句也全是商量口吻。我特别兴奋的一次是在《文史》上发表了关于天山硇砂的文章之后：那次我对先生说，不管怎样我总算搞出了一篇肯定是正确的文章，因为我利用的不只是史料而且利用了地质资料馆的"物证"。翁先生听着，不加评价，表情也很淡然。但是后来，我胡扯中说了一句：

    "日本有个古代雅利安博物馆--"

    翁先生问："什么?"

    我愚蠢地又说："古代'窝、利、安、特'博物馆。古代雅利安--"

    翁先生怀疑地望望我。他指指书架说："那本字典。"

    翁先生用他那本我也有的《日语外来语辞典》查了我那个"窝利安特雅利安"--Orient，东方。

    我挨了整整一个小时训斥。翁先生在那一小时里的厌恶、严厉、忿忿不满的神情至今像是还在剥着我的皮肉。后来，有时我听见文学界一些朋友嘴里挂着"感觉"、"特棒"、"文化学"等等词儿时，我喜欢抬上一杠：

    "哪儿棒啦?什么文化?我怎么不懂呀!"

    这种抬杠缘于那一小时。我已经感到这种抬杠(当然更多是默不作声的)使我受益匪浅。

    在学问上，我是翁先生的不肖之徒。记得一九七九年初，我终于没有瞒住、而让翁先生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以后，我使劲解释说，写着玩儿的，休息时写的，我不会耽误功课；而翁先生沉吟了一下，说道：

    "你会成为个作家。"

    他的口气中没有一丝不同意。我觉得他这个人没有一丝干涉学生，干涉别人选择的坏习惯。他只是平静地发表了一下他对我观察的见解而已。

    一九八五年年底，我鼓足勇气请求翁先生为我的小说集《北方的河》题写书名。我没有表白我鼓足勇气的原因；没有说一句我对这本集子的自负、珍惜和我盼望能和先生之间留下一点纪念的心情。

    翁先生已经捉不牢手里的笔。在他那间永远昏暗的阴冷的屋里，我看见这白发苍苍、生命已届迟暮的老人颤抖着，用硬重的笔触为我写下了"北方的河"这四个年轻的字。

    他看不到这本书了。

    翁先生在暮年下定决心不著述，这于我是一个深奥的谜。我因为不能悟透这个谜，所以总觉得作品重于一切。但有时我又觉得这里的矛盾并不存在，我觉得我们师生其实是在完成着同一个过程。更古怪的是，我虽然年龄尚小却禁不住地总在思想暮年；也许是先生的暮年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是的，生命易老，人终有暮，更重要的应该是暮年的无愧。学术会被后代刷新，著作会被历史淹没，不是所有学者教授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也不是所有白纸黑字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的。这是一种现世思想呢?还是一种来世思想?--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能有一个像翁先生那样的暮年，是件很难的事，也是件辉煌的事。

    在听到翁独健先生逝世噩耗的那一夜，我觉得我该做点功课纪念自己的导师。我打算写一篇严谨扎实的蒙古史札记；但写成的却又是一篇小说。我写了我国蒙古族牧人活动的最西极边境--伊犁的一个名叫波马的地方的日落景象，然后填上了一个题目：《辉煌的波马》。

    我相信，先生是会原谅我的。

    1986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