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元史界和北方民族史界的同行们曾筹划为南京大学教授、我国元史研究会会长韩儒林先生纪念八十寿辰，出版一本元史蒙古史论文集。但工作正在进行之中，韩先生却溘然辞世，旨在庆贺的论文集变成了追悼论文集。

    今年，我们又筹备为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八十周年、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编辑一本论文集；可是历史又重演了--翁先生竟也在酷暑之际，不留一言，突然弃我们而去，使我们又只能出版一本追悼论文集了!

    至少我感到，大树倒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时代，一个失去长者的时代已经在悄悄地开始。在长者逝去以后，我不愿让自己的文字因规循俗而乖巧、而奉承；也不愿在恩师辞世之际嗫嗫嚅嚅作孝子态；我宁愿继续在先生的灵前照旧童言无忌，以求获得我受业于他的最后一课。

    翁先生是一位学者，但他作为学者的一生也许是悲剧。我认识的翁先生是一位老人；他作为一位老人却拥有着无愧的暮年。

    翁先生个人的著述不算多。除了他在哈佛留学期间用英文写作的《元史〈爱薛传〉研究》(一本研究元代中国与欧洲关系的著作)之外，论文很少。其中最重要的《元典章译语集释》（燕京学报三十，1946)，仅作了几个词条，显然是一件未完之作。翁先生的论文几乎都发表于四十年代末期，那以后，先是繁重的教育工作，再是繁重的学术组织工作--吞没了他的精力和健康，也吞没了他作为一位学者应有的著作。

    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八年间，我总感到：他似乎下定决心不再著述。

    从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他的研究生以来，我和同学们不知多少次表示愿做助手，愿为先生留下一本传世之作竭尽全力。但他总是微微地摇摇头，默默地吸着那著名的烟斗。他那神态使我内心感到一种震惊，我觉得他似乎看透了一切：包括我们的热心，包括学术著作本身。

    我觉得他的那种神态平衡着我的年轻好胜的冲动。但我毕竟是我；一九八三年我在日本东洋文库进行中北亚历史研究时，我曾向一些极著名的日本教授谈到翁先生是我的导师。但他们的问话使我终生难忘，他们说："哦，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您的老师，他有什么著作?"

    我觉得自尊心受了重重的伤害。著作，著作就是一切!我简直是在咬牙切齿地这样想着、写着。

    但翁先生仍然默默地噙着他的大烟斗。在他那残破而昏暗的室内，时间在无言中流逝。黯淡的光线映着他的脸，我觉得那脸上现出了一种坚毅。

    惜墨真的胜于惜金。

    先生不著作。

    然而，在他殚精竭虑的领导下，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已经饮誉海内外。伊儿汗--波斯史料《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的汉译本已在我国出版。内蒙古学者对元代另一巨著《元典章》元刊本的点校已经开始。基本史料整理，骨干队伍建设，都已初现规模。翁先生一贯坚持的思想已经在我国蒙元史研究界日益成为现实。--但上述这些本不该由我来写；我知道在这些学业大计的背后，有不少学者在感怀着他们与翁先生之间的故事。那些故事使人们在漫长而枯寂的劳累中，体会到了一些纯净和崇高。

    翁先生家门大开，不拒三教九流之客。我曾经陪着翁先生和外国学者谈话。他握着烟斗，用英语和他们慢声闲谈。但只要听到书名和论文的题目，他马上打断谈话，当场要求把那名字写在纸上，然后仔细问清内容。这时他的小外孙女领着一个同学进来了，她们大概刚上初中，做不出一道英文作业题。翁先生抽出他数不清的辞典中的一本，他给那两个小孩讲解时的神情和主持学术会议完全一样。小姑娘走了，我看见翁先生脸上有一丝快意，也看见外宾脸上浮着的惊讶。

    翁先生晚年慎于署名著述的态度近于神秘。

    无论是我们同学，或是学术界一些同志，往往在自己的论文末尾注明"在翁独健先生指导下"之类的话。这并非恭维，因为翁先生确实关心着他知道的每篇文章。但翁先生一视同仁，一律大笔一挥划掉那句话。他划掉那句话时，那近于快感的神态简直使我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