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是如此颓败的一派风景，人也就再无意争夺辩论。关心更加私人化，常常只顾想着自己的喜爱。就这样心境日渐通达；天边身外的事情，就宛如摆在眼前一样。凝视着它们，觉得那么亲近。

    一个念头浮起不散，大多有它的引子。

    那个夏天在草原，在听说了钢嘎白音的死讯时，大概不觉间就悄然咽下了一粒种子。于是在一九八五年我怀上了这个念头。它在我的腹中久久醒着，提示着我，一次次目击平凡的生死。它陪伴我用三十年的注视，仔细观察了一个民族肌体的自然代谢。

    一

    "钢嘎白音"的死讯，是在闲谈中偶尔听说的。为了躲开无聊的追踪纠缠，我已经把名字写成代号。此篇也一样：钢嘎即时髦，因为即便在物质匮乏的六十年代，他也总是打扮得人马两帅。

    洁净的蓝袍子，优美的长马竿，说话温文尔雅，他的外貌酷似在北大教过我的考古教授。我亲耳听他给假天真的女知识青年讲打马鬃（还是把蒙语的术语及转写从略吧）--他居然那么耐心地对着一位酸溜溜的女生，一嘴一个"马群剪头发"。

    由于我插包的家庭的关系，我在草原上的年月，若说艾勒（邻居）这个词，不能不说到他家。他一直做我家的艾勒，因此我多少见识了游牧社会中的这一层结构。今天忆起，我能就乌珠穆沁的复杂性懂得一二了，但是当年我曾好久不能习惯：眼前这位大学教授，怎能是一位驰骋酷烈草原的马倌呢！

    他已经死了。

    他抱养的女儿，和我家的达莫琳同岁，虽不出众，但是个文静的小女孩。他的妻子贤惠而能干，可惜因为她是牧主子女，所以当年的知识青年们对她保持距离。而牧民们很迟钝，只觉得钢嘎家是贫牧成分，而且家里那女人"不会让人饿着"，所以对知识青年不插包住入他家，表示不解。

    他是与我交往最多的牧民。因为总是艾勒的关系，邻里厮磨。放羊的我，经常坐在他老婆的牛粪箱上喝茶。这女人确实有一种道德，她用大碗给客人盛饭装茶。我是证人：我目击了住他家的瘸马倌，一连两年用一只大碗。而我，到蒙语自由些以后，就推辞掉了这撑得人肚子胀的美德。

    我有一张题为"回故乡之路"的照片。画面上，茫茫草海一辙车路，有一辆轻便马车，在走向地平尽头，车旁伴着一骑马，与车无言地并排而行。那是一九八一年之夏，我正在重归阔别九年的草原。

    记得长途班车到达了公社的镇子，我下了车，迎头正巧遇到钢嘎白音。他照旧文雅地微笑，照旧遵行艾勒人的责任，问我：今天，是由他把我来了的消息带回去、我住下等家里牵马来接呢？还是立即坐他的小马车走。

    我很高兴，为一切的丝毫未变，包括为他这副不变的绅士派头。

    归心似箭的我决定搭他的车。画面上，赶车的少女是他的养女，车旁骑者就是他本人。也就在那一次，我发现他已病入膏肓。半路上他疼得一共两次突然下马，是胃疼呢还是肺病？最终也没搞清楚。我只记得那个靠着马脚，紧缩身子蹲着的痛苦姿势。我看着，看得难受。还记得他女儿说"阿伽，您坐吧，我来骑"；但他不睬。我猜他认为马车的颠簸更难忍。

    虽然是我的重返故乡，但我只能一路默默，心潮起伏地越过了整个南部的草场。先到他家（病痛过去后，他立即恢复了绅士风度，再三邀请我在他家住一夜），再骑上他的马，绕过满水的泰莱姆湖，回到我的旧毡包、小妹妹和绿色的夜。

    第二次，刚回到草原，就听说了他的离世。我有些莫名的遗憾。他的事，在迅速地被人们遗忘着。只是由于反复追问，我才知道--不能自立的寡妻已经回娘家就食。财产么，自然就与妻兄水乳难分。远嫁的女儿如今在哪儿呢，似乎已说不清楚。

    我第一次目击了一个毡包的消失。

    这是一个家庭的消失呵，我被它的无情和真实震动，久久咀嚼着其中冰冷的滋味。草原毕竟是一种严峻的世界，男主人死了，包中的柱子就折断了。一个崩垮中的家庭就像一个水桶漏水，它无法制止，远比它被缝起时容易。草原只承认实力，丝毫不为昔日风采惋惜。时髦马倌的事情于我是一个认识的开头；从此我便开始目击一代人的更迭换代，随着如此剧烈的社会动荡。

    无论如何，与我的青春一起在同一块营盘上结伴并立过的、那钢嘎白音的齐整毡包已不复存在。后来才体会到，这无声的事实给了我一种刺激。

    那次只是一次信号闪过。大自然的枯草期来了。

    二

    蓝家族（我又在起外号了）则是从政治到气质，对我们大队、对一群北京青年影响最深的一族。作为蒙古人他们显示着血脉的曲折，这个家族的男子，个个深目高鼻，身材伟岸。尤其是他们的眉眼传神--这在蒙古利亚种族是少见的，在中国则像熊猫一样稀有。一句话，他们宛如一群草地贵族。

    他们是一个血统特别的家族。像《蒙古秘史》的启发一样，北亚游牧民的混血是丰富的。蓝家族的男子不怕穿上呆板的汉人制服。他们的优美来自骨架，来自比乌珠穆沁还不同的异质，宛如电影上的阿尔巴尼亚人。

    这个家族的神奇老祖父，据说就和我们的下乡前后脚，仅仅在六十年代的早期去世。事隔三十年我特别想见到他，当然那不可能了。但是若能奢望那样的机会，我猜我能弄清许多大事。

    老祖父是历史、是传奇、是上一代；而我只能对我目击的有所体会。

    蓝家族的巴父，当年是远近的名人。他微笑着侧过脸瞟着你时，那神情活脱是一个西部片明星。现在回想，他属于最后一代靠传统技能著名的牧人。他的套马是一方的传奇。当年我们嘴里总是数落叨叨着：巴父如何能准准套住一只马耳朵半边马脸；如何被边防军用摩托车请去、长马竿子拖在一串汽油青烟后头；如何保持着把儿马套一个滚翻的记录、而且如何在老年的一次众目睽睽下还是把儿马套转了脸--吹牛是一件多么过瘾的事啊！那时忘了--他还是一位有思想的人。

    由于时代的矛盾，当年我和巴父间的关系，也卷入了家族纠葛，以及讨厌的政治。似隐似现的隔阂持续着，直到我决心试试民办小学的时候。

    那时我率领一群蒙古小孩，拾羊毛、种萝卜，并且下意识地不做同化帮凶--我刻钢版编了乡土教材，教蒙文。巴父的儿子巴，在那个时期忠实地追随了我，他是我紧紧依赖过的、最可靠的两三个蒙古小孩之一。

    也许这个"汉人"和儿子的友谊，引起了父亲的思考。巴父在一次我回草原时表示：要和我深谈一次。我感到莫名的激动。我说：可以，我等着您。

    但是除思想外，同时他还有更大的事--酗酒。从月初我回去，到第二个月初，他日以继夜地烂醉，一直醉了一个月。时而他跌撞歪斜，突然出现在谁家门口倚着门框微笑，然后瘫软在地；时而纵马嘶吼，危险地把鞍子晃得忽左忽右，入魔发疯地驰过草原。一个月里不知他的去向。时而听说他在南边营子里昏睡，时而又听说他在几百里外的远方醉游。

    直至离开那天我没有再见到他。

    我必须回北京了。我的内心里对他依依不舍，因为我认真地盼着和他的"深谈"。我甚至奢想，这谈话将使我得到对我非常重要的、牧民的评论。但是没有；那次离别，也是我与他的永别。

    蓝家族的其他几位阿尔巴尼亚美男子也都逝去了。他们去得无影无踪，就像草原上曾闪过的、那潇洒慓悍的姿态一样。

    今年则更是遗憾。暑假里我带着女儿回草原，人很累，所以罕见地不愿多串门。而巴父的儿子巴--他实在住得太远了。犹豫几度，最终我还是没去他家玩。因此也就失去了最后探询他父亲的心声、他家族的真实的机会。

    草海里的一个无名家族，虽然它的成员有些逝去有些活着，但是归根结底，它主导一块草原、赢得权力和荣耀的历史结束了。

    后来我多次回来。人们已经对我使用这样的句子："还记得咱们这儿过去有过一个蓝家族吗？……"每逢回到这片萋萋芳草，看着草潮的荡动，我就想：逝去了的，真的就是一去不返了。

    三

    大阿伽和我的关系可是非常深厚。他有二十年马倌的光辉履历，在我们的大队，他是首席牧人、慈祥老者、无字书等一切形象的集合。当然友谊是有缘头的，主要的原因是：他是我的朋友、同班同学唐的义父。所以，在漫长的插队史中，大阿伽，自然也就与我有了一种类似叔伯的关系。

    九七年么或者九六，那次我去公社（早就改称"苏木"了。但我不习惯，而且苏木一词不一定是蒙语）看他，找了好久，才发现大阿伽慢慢悠悠地，迈着牧马人的罗圈步，从新修的庙门走出来。我大喊：阿、伽--！然后随他参观了新庙。

    庙里都是陌生人。有个别小喇嘛神情不太友好。当然他们不知道一九八一年恢复此庙时，他们的"格斯盖"（高级的喇嘛职务，我也不懂详细--也是我们队牧民）曾专门找到我，要求我帮助。虽然格斯盖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