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就是以这种方法来写作的。可见，文学作品不能离开文化传统而存在，《红楼梦》也不例外。

    上述的这种古典哲学与古典文学的联系正是中国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在西方，哲学家认为文学不过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游戏，文学家则认为哲学不过是故弄玄虚的推理。这样的哲学很容易成空话，这样的文学很难深邃。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分析人物性格，分析来分析去，到弗洛伊德的出现，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以莎士比亚、歌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者，终究流于滥情，革命现实主义者则成了说教。到卡夫卡，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但由于西方没有这种理论的指导，也终究是昙花一现，难成气候，其他现代派的作家仅是末流了。

    现代某些的文学评论家，一讲起禅宗与文学如诗、散文、小说的关系时，总是抓不住这个关键。这些人要么就强调禅人与诗都是“甘于淡泊，自乐于闲适，又富有山野情趣”的，要么就说有几个禅人会作诗。其实“甘于淡泊，自乐于闲适，又富有山野情趣”者不仅是禅人，也不见得禅人特别这样。事实上，如果禅人特别强调这个山野情趣，而厌弃人世，则违反了禅宗的一个著名论断，即“极乐就在今生，极乐就在当下”，所以“甘于淡泊，自乐于闲适，又富有山野情趣”不是禅人的主要特点。

    “甘于淡泊，自乐于闲适，又富有山野情趣”是一个诗派，不见得禅人这方面的诗是最好的。历史上，“采菊东蓠下”的陶渊明、与敬亭山“相看两不厌”的李白，都不是禅人。诗歌当中的好诗也未必都是“甘于淡泊，自乐于闲适，又富有山野情趣”的，如《春江花月夜》等诗写忧伤的，也是好诗。可见，“甘于淡泊，自乐于闲适，又富有山野情趣”也不是诗歌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