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使我们洞见到了某些现象的一般特征, 但是它们却永远不可能使我们拥有预见特定事件的能力,

    也不可能就特定事件给出一种充分的解释——这完全是由于我们决不可能知道所有的特定事实所致, 而依照那些科学理论, 我们只有知道所有的特定事实,

    才能够达致如此这般的具体结论或充分解释。就此而言, 最好的例证乃是达尔文主义的(或新达尔文主义的)生物有机体进化论(theory of the

    evolution of biological

    organisms)。如果这种进化论有可能探明以往那些对特定形式的(优胜劣汰)选择过程产生影响的特定事实,

    那么它就可以为现存的有机体结构提供一个全涉性的解释；与此同理, 如果这种进化论有可能探知所有在未来某段时间内会对这些选择过程产生影响的特定事实,

    那么它就应当能够使我们预见到未来的发展。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上述两项任务,

    因为科学并不具有探明它欲完成此一使命所必须掌握的所有特定事实的手段。

    关于科学的目标和力量, 还存在着另一个与前述谬误相关的错误看法。在我看来,

    现在论及这个问题, 颇为重要。这种错误看法认为, 科学所关注的只是实然的东西, 而不是任何或然的东西。但是,

    科学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却正在于告诉我们：如果某些事实发生了变化并与现在的事实不尽相同, 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所有理论科学的陈述都会采取这样的形式,

    即“如果……那么……”, 而且在多数情况下, 只有在我们纳入“如果”从句中的那些条件与实际存在的条件不同的时候, 这些科学陈述才会具有意义。

    上述错误看法也许在政治科学中导致了最为严重的后果, 因为在政治科学中,

    这种错误观点成了人们严肃考虑真正重要的问题的绊脚石；再者, 这种认为科学只是对被观察到的事实加以汇集的错误观点,

    还致使人们把研究限定为对实然的探明(the ascertainment of what is)。然而一如前述,

    所有科学的首要价值都在于告诉我们：如果一些条件在某些方面与现在的条件不尽相同的话, 那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都把他们的研究局限于对社会系统某个部分中实际存在的东西进行讨论。但是, 这一事实并不会使他们的研究结果更具实在性,

    而只会使他们的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大多数有关未来的决策毫无干系。富有成效的社会科学必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有关“非实然”(what is

    not)的研究, 即对可能性世界的假设模式进行建构：如果某些可变更的条件发生了变化, 那么上述的可能性世界就有可能存在。我们之所以需要一种科学理论,

    主要是期望它告诉我们：如果某些条件发生了变化而与此前的它们完全不同, 那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所有科学知识都不是有关特定事实的知识,

    而是有关假设的知识, 只是这些假设至今还未被系统化的反驳所证伪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