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病人如果通过一种剧烈的运动使他的血液循环加速流通，并因此排除了病毒或使后者自行消失了，这就是在身体上进行了一次革命。
如果凭着一种新的发明变更了一个行业的劳动和工具，而代之以另一种劳动和工具，这就是在这个行业里进行了一次革命。
如果通过哲学学说和风俗道德树立了一个新的方向，这就是在哲学学说和风俗道德上进行了一次革命。
因此总起来说：如果通过一种精神和物质力量上的优势使旧事物退让于新事物，这就是一次革命。
推翻旧的事物就是革命；因此进步只有通过革命才可以实现。
革命万岁！
在我们这些文明国家里，几乎没有一个人对于现存的事物完全满意。无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有一点上他们都完全一致同意，就是必须进行某种改善，只是对于改善的目的和手段他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各按着那推动他们的特殊个人利益和一般利益而定。
他们似乎大家都愿望人类的幸福，但是只有极少数人为人类的幸福做一点事情，而在后者之中又只有极少数人是对于为此目的必须采取的手段见解一致的。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些经常被人提出来并且部分地施行过的手段中的若干手段：
1）学校的改善；由国家负担贫苦儿童的教育
这个手段不但是好的，而且也是很必要的；只是这样并不就等于限制了贫困。如果说令人可惊的绝大多数穷人都是无知识的，这并不足以证明，无知是他们贫穷的原因，因为如果是这样，就应该有些富家的蠢材是上帝的大地上的最穷的流浪汉，而很多有学问的穷人则是地球上的最富的居民之一了。不！贫穷并不产生于无知，同样富贵也不是来自学问和教育：但是只要还存在着有学问的穷人和无学问的穷人，那末贫穷在无学问的穷人身上就要比在有学问的穷人身上压得更重，因为每一个有手段可以通过别人的辛苦和劳动而使自己致富的人，为了这个目的必然永远是从这些劳动者之中挑选那些技巧和勤劳能给他挣来最大利益的人。只要还有富人存在，即使一切穷人都享受了最大可能的学校教育，情形也不会两样。
因此普及教育的唯一的结果只可能是这样，就是在教育普及之后，没有无知识的穷人，但是有大批受过教育的穷人；而普及教育的唯一好处则是，这些受过教育的穷人将不会再愚蠢到肯那样驯顺地忍受贫乏和穷困，并且也不会再卑屈到肯为了他们的生活而向人那样低心下气地奉承和求乞。
就象深沟是由掘土堆山而成的一样，贫困也是由财富的堆聚而生的。
无知识是财富的高峰上的一块绊脚石，是贫穷的泥淖里的一潭臭积水。
2）出版自由
好！我们是全心全意地赞成，因为没有出版自由我们还有什么作用呢；不过单凭出版自由，只是说，而并没有做什么。
正是那在物质需要上没有缺乏的，并因而在**上是自由的人，他才更感觉到同样也有在精神上自由的需要。这样的人就永远要求出版自由；这是他所缺少的盐，好为他的食物作调味之用；但是你们，你们要这盐有什么用呢，如果那些人根本不给你们食物？
如果你们有一天能强迫你们的敌人给你们每天所需要的面包，上天作保，他们也就不会拒绝给你们盐了。
那种你们应该为了全体人而去要求的自由，必须是一种统一的、普遍的、不可分的自由，而不是某种特殊的自由。任何其他的自由都或者是错误或者是欺骗。
在金钱制度下出版自由是不会完全的，因为可以用钱去收买那些下流作家。在这个制度里如果有一篇文章传播了真理，就会有其他的十篇文章来传播错误、谬论和谎话。
今天的这种出版自由，与其说是用来教育群众，无宁说是用来豢养少数人。人们所以写作只是为了生活，因为人们没有钱就不能活下去写作。但是谁有钱呢？有钱的人。因此试图用他们的沉重的钱袋给文学定方向的人，正是这些有钱人。
谁要是为富人和有势力者的利益而写作，而他的作品如果能很好地达到这个目的，就能得到很多钱；但是如果有谁敢于为贫苦的人民而写作，他就会看到这个在金钱制度里的自由究竟是一种什么自由了。很多印刷所需要预付印刷费，他说，“因为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个作家。”书店也宁肯按扣佣代销任何别的作品，而不愿意代销一本保卫穷人利益的书。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写作的人，却没有钱来买书，而有钱买书的人，这种书又打断他们的兴致。
大部分的劳动阶级对于一切精神食粮的兴趣已经被消磨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几乎根本不看书。如果出现了一本写给穷人看并且也是为了穷人而写的作品显得危害到富人和有势力者的利益，他们就采取各种手段，以便回避已经承认了的出版自由。人们用一切利益来收买作者，好使他最后终于停止写作；人们说服那些印刷所，不要承印这样的著作，如果它还继续印，人们就威胁它，把其他赚钱多的印货一概不交给它们承印。
我们的“年轻一代”，就是用这个名称命名的那报刊，可以为金钱制度里的出版自由唱一曲小小的赞美诗。
这份刊物，在它出生之后不久，就不只是在伯尔尼和日内瓦遇到了一些怎样的障碍和阻难！
曾经有八个不同的人员经过了警察的传讯，有几个人是为了印刷，另一些人是为了传送这份刊物；为了这样好恐吓这个刊物的读者，阻止他们订阅这个刊物。
由此而来的下一步结果，是日内瓦少数几家有德文字模的印刷所都拒绝承印。有一个印刷所是害怕重新失掉摩尼安教会①的生意，后者已经更换过一次印刷所，因为这个印刷所曾暗中承印了当时三月三日社的宣传品；另一个印刷所是害怕失掉政府的生意；而另一个那时候也许正在希望得到政府的定货。只要出版自由一旦要威胁到少数人的特殊利益，他们是懂得如何在出版自由和利益之间权衡轻重的。
①摩敏（摩敏派），瑞士的虔敬教派。
此外，在伯尔尼还发生过警察局对编辑和库存期刊的追查；幸而两者都已经在通向限制比较宽的瓦德兰市的大道上了。否则他们也许当时就被宣布为一份很好的猎获物。难道这样也算是一种出版自由？对于富人可以说是，但是对于穷人不是。
由于这种种策略活动，“年轻一代”不得不两次迁移它的出版地。但是因此发生了什么样的不安和损失，特别是对于没有钱的人，这是每个人所易于想到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充分的出版自由之下，按照法律上的文字，它那出版自由比我们所需要的自由还更多；但是关于金钱制度在那些迂回曲折的道路上所设下的关卡和检查，在法典上是没有半个字明文记载的。
现在我们再算上法国基佐内阁方面的迫害，它为了向外国列强讨好，在我们的刊物已经多次被允许进入法国之后，忽然拒绝运入，而事先并不通知我们。它只是简单地命令边境官员，将来没收这种刊物。这样，和以前一样地经由合法的道路运去的一千二百份刊物就在边境上扣下了，并且据我们探悉，都在贝桑松焚毁了。有权势者对于私有财产就是这样来尊重的，而我们却鄙视任何种类的小偷。
如果说在不平等的制度里言论自由都不可能，怎么还会有出版自由！你且去和一些开明的、结过婚的、有固定职业的瑞士人谈一谈，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怎么样必须小心翼翼、不要高声说出他们政治和社会信仰，为了恐怕失去雇主、工作和面包。如果说按照这种情况，在不平等的制度里言论自由已经不可能，而言论除了时间而外是根本毫无所费的，那就何况出版自由，当然更不可能了；因为写文章印书是费钱的，而钱只有富人才绰绰有余，穷人是永远没有钱的。29）
总之，对于富人，出版自由是一件可能的事，而且他愈富也就愈可能，但是并非对于一切人都可能，不是对于不大富的人，也不是对于小康的人，尤其绝对不是对于穷人是可能的事。
算了吧，亲爱的弟兄们，别让那些政治骗子把我们再领到光明的背面去愚弄我们了，在那里他们永远是嘴里塞满了出版自由、祖国、民族等等的糊粥还加上种种这一类烹调好了的空话。人们迄今都在用所有这样一些政治菜单对我们颠倒黑白。一方面，是一些没有经验的、空洞的和爱虚荣的小伙子们在高等学院里学会了政治的祈祷文，并且按照他们所学过和读过的在我们面前祈祷，我们就随着唱阿门，因为我们不大明白那些话。就用这种方式，这批人欺骗他们自己也欺骗我们。另一方面是一些更狡猾的、地位更高的人，他们利用这些人的政治谬论，和另一些人那随声附和唱出来的阿门，他们却更懂得把时间用到对他们的利益更有好处的地方去，而不是用在空谈上；他们对我们装作同情，以便为反动争取时间。因此最后我们终究有一天会恍然大悟，变得聪明起来，再也不听任何空话，凡是不以达到一切人的自然的平等为目的，凡是不给我们物质利益的任何东西，我们一概都不支持。
有些骗子，他们哓哓不休地对你们说：你们首先需要精神的自由，然后再要求你们物质境遇上的改善。不要听信这些可怜的、可鄙的说谎的使徒；你们向他们要面包，他们给你们一块石头。无论什么地方和怎么样，只要可能，你们就用一切方式力求改善你们的生活境遇，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行动的机会，你们就要行动起来。
言论和写作自由、职业自由、贸易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以及许许多多人工制造出来的自由，这一切都是说我们先吃一点亏，金钱制度就会乐于许给我们，因为它希望，通过这些魔术戏法迷惑30）我们，让我们忘掉我们的真正的利益。
你们必须要求一切人的自由，没有例外的全体人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只有用取消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用废除金钱和恢复地产的共有共享才能达到的。其余的一切政治旧货都是这个主要事项的附带事项。看一看英国吧，你们这些瞎子，你们相信随着出版自由不久就可以获得一切，但是这个民族自从一百五十年以来已经有了出版自由了，而且是在任何其他只要是金钱制度存在的地方所尽可能有的这样完全的出版自由，但是这个国家的穷苦人民并没有比德国人民的最穷的阶级稍见开化些，在经历了一百五十年出版自由的善举之后，仍然有许多人为饥饿而死。三百年前英国国内的困苦和贫穷就已经很剧烈了，从那时候起就实行了救济税而且还不断地日益提高。31）因此，难道我们应该不去要求普遍的自由，而去要求出版自由吗？在人们还没有给我们面包的自由之前，就去要求盐吗？你们且四面看一看：一切要求盐的人，却并不象你们一样甚至于还没有必要的食粮呢。在他们的面前已经摆好了筵席，但是我们却还缺少好心的大自然给我们定下的全部膳食。一旦我们有了这些，我们也就会有盐了；一旦我们有了一般的自由，我们也就用不着再去要求那些由欺骗的制度所幻想出来的种种特别的自由了。特别的自由只有在不平等的制度里才有，在那里面，谁钱最多谁就最自由。
当然我们要出版自由，这是用不着多说的，但是我们要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自由；而这在金钱制度之下是不可能的。
3）对一切穷人、病人和弱者的照顾
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了，但是不经过现存事物的革命却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穷人太多，在我们文明国家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他们所挣的钱不够他们的需要。法国三千三百万居民之中有一千二百万，英国二千七百万居民之中有一千五百万这样的人。如果人们真心要救济全部这些人，这不是通过救济院所能办到的事，而是只有通过各种劳动部门的联合组织。但是这样，其结果就将是一种正式的、完全的社会制度的革命，因为这样的联合组织就会逐渐地剥夺掉富人依靠牺牲贫穷、孤独、无告的人而使自己发财致富的一切手段。因此这终究将是一种真正的革命。但是革命是有钱人所绝对不乐意的事。如果说他们也谈到帮助和救济，那只是指那样一些由于疾病、年老、体弱而不能工作的穷苦人。但是如果人们只是救济那些已经丧失劳动力的人，那是对于现状决不会有什么大改变的，社会的罪恶和它的巨大牺牲甚至不可能有一个短期的削减，更不必说完全消除了。
设立救济院和劳动教养所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般的用处，因为那些不幸的人在这些机构里一般比他们在外面那种衣食不给的状态中还更觉得不自由。因此才发生这种现象：社会上充满了不幸的失业者，但是向这些机关请求收容的人却并不拥挤。在金钱制度里设立和维持这些救济院和劳动教养所的经费，不得不由中层阶级和富人来出，但是他们又把这种损失加在那些不得不为他们而劳动的人身上，并从而把他们给了那些已经丧失劳动力的穷人的面包，又立刻从还有劳动力的穷人嘴里夺回来。他们从忍饥挨饿的人嘴里夺下面包，舍给那些和饥饿死亡挣扎的人。一切的重量和负担就这样一层层压下去，最富、最有势力的人压下去的分量愈重，被压迫的穷人也就愈往下沉，也就有愈多的中层阶级分子被推入贫穷的压迫之下，以便补充那些沉没了的人。
因此不要再在不平等制度下给穷人建筑那些救济院和劳动教养所吧；他根本不想去，只要他还有办法去劳动，还有办法去借、去骗、去求乞和去偷窃。你们可以看到，用你们那些所谓慈善机关和保险机关你们什么也没有改善；你们追逐积聚起来的财富就象魔鬼追逐灵魂一样，但是如果要消灭贫困，你们积聚的那一堆东西就必须削减。自从数千年来人们就已经告诉了你们这一点，但是你们对这个真理永远是充耳不闻的，在改善你们那些同信基督的同胞弟兄的生活境遇上直到现在竟除了救济箱和乞丐监督吏而外，还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办法。什么样的矛盾！救济箱和乞丐监督吏！唉！如果你们填满了那些救济箱，好好地付该付的劳动报酬，你们也就用不着再出钱雇什么乞丐监督吏了。忍耐地等着吧，如果你们不顾那日益增加的困苦，硬要不断扩大你们的钱堆，有一天你们会很容易知道，不论救济箱和乞丐监督吏，你们都可以一概用不着了。
颤抖吧，一旦穷人把这两样东西都变成为废物的时候！
4）减低对必要和有益物品的税额和提高对奢侈品的税额
说到奢侈税，那末这种税制始终不曾能够做到持久地减少奢侈。这仿佛有些奇怪，而实在却是这样。假定富人用外国衣料做衣服，喝外国酒等等必须比从前付两倍的钱，如果这些东西使他喜欢，加价的结果不是他就不再享用这些物品。不！而是他照付加倍的钱，如果他没有其他的办法得到这些东西的话，但是为了这样他就减少他从前的一切并非对他自己，而是对别人有利的支出，并且尽可能地增加他的收入，而这件事他是有办法的，因为他有钱。如果人们在某一方面阻碍他增加收入，他就转向另一方面。只要金钱制度还统治，凭着他的钱，他就是主人，因而就有办法把他所纳的一切捐税通过种种投机取巧的办法再转嫁到劳动者或是消费者头上去。至于说这一点确是如此。这是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已经看得明明白白的。今天在法国年纳地产税一千法郎以上的有一万三千三百家富翁，此外年纳地产税五百到一千法郎的有三万三千余家富翁，其他的一切捐税还不计算在内。现在我问一问每一个有理智的人，是不是这些富翁由于这样庞大的税款而在他们的富足和奢侈上受到丝毫损害呢。如果人们用一百个不同的名目再让他们出一百倍的税，他们也一样照付，只要政府印制足够的钞票和铸造足够的硬币就行了。但是他们所付出的一切，他们就又加在劳动产品和生活必需的价格上，因为在金钱制度里决定物价的人是他们，而不是政府。因此政府愈是通过穷人收入来支持奢侈税，由于富人在奢侈税以后所耍的把戏，穷人会愈是增多。32）如果政府相信，在实行奢侈税之后可以救济十万穷人，一年之后就会又有其他十万个同样待救济的人。
奢侈税在任何国家没有比在英国重。在那里该支出了怎样大的贫穷救济金！但是什么地方的奢侈和贫穷比在英国更剧烈？
在符顿堡，人们实行了一种狗税；但是这个地方的狗还是从七千头增加到一万二千头。现在这种税额还更提高了；但是再仔细算一下，可以看到，至少那种征税额最高的奢侈性的狗并没有丝毫减少，并且那收入也没有丝毫裨益，如果我们把这笔收入和日益增加的贫困在社会一般财富中所造成的亏损比较一下的话。
减低对必要和有益品的税率同样也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即使政府豁免一切对必要和有益品的税收，并且把它所需要的一切税收都加在奢侈品上，也不可能通过这种即使看来非常的手段而制止贫困的发展。
这样将无异于这个政府的撤职，因为那时候没有富人的同意一个政府将不能征收任何必要的税收。那时候富人只要暂时短期停止使用奢侈品，他们就可以使任何不属于他们的政府陷于瘫痪。正是富人们，因为一切劳动和享受的领导和交换都操在他们手里，因此他们对一切劳动和享受都在征税。
劳动者，由于下列的情况，根本早已在受富人的征税，他们在苛重的劳动以后得不到他们生活所需要的收入，而一切他所需要的，又必须以高出合理价格以上的价格去购买。
而金钱制度本身，在富人手里，就已经是一种最可怕的捐税，只有劳动者才必须用他的贫困和辛劳去缴纳这种捐税。这一点人们似乎永远忘掉了。但是只要这种捐税不废除，任何其他捐税的减免都是不中用的。
5）财产税
这种税是革命的；它防止财富在一个人手中的过大的积聚；但是它并不能防止积聚本身，所以也就不能防止由此而必然发生的他人的缺乏：因为如果其他人有的东西，有些人不能有，即使他们的一切生活必需都有保障，他们也会感觉缺乏。
财产税只是把太大的积聚分成许多较小的积聚。它的结果将会是产生一个强大的、小康的中产阶级，而这个阶级那时候就会来扮演从前富人和有势力者所扮演的角色。
这样金钱制度将会得到更多的顽强的保卫者，而反对这个制度的斗争对于贫穷、劳动的人民来说也就会更加困难了。
现在这些贫穷的劳动的人民受那种更加热中于贪欲的富裕小市民的榨取至少和受从前那些吃足了的有钱人的榨取将同样厉害。33）
有人可以反对说：国家可以通过设立一个国家银行贷款给每一个勤勉的劳动者，让他设立一个营业。这样嘛！那就真是本末倒置了。并且是需要每一个人都通过互相竞争而成为一个分离的、孤立的小业主呢，还是优待其中的某一些人作为例外呢？并且谁应该是例外？但是有一点是充分证明了的，就是：通过这种个别分散必然要损失无数的劳动时间以及大量的物资。那样将必须有多少个别分散的作坊要由国家来出资建造，结果将要有多少由于无益的费用和毁灭性的破产而造成的损失呢？
并且那些单独一个人经营的事业根本也不可能和雇用十个或是二十个人经营的事业相竞争啊！
为了把这种错误抬到最高峰，有些人把它和设立国营作坊联系在一起。这虽然是好的，但是这种国营作坊的利益却正是和国家银行的利益相反的。
如果这种国营作坊不应该是一些现代的监狱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在这里面的劳动是自愿的，并因此在这里面的工资也要和外面一般通行的相等的话，这两种组织之间就必然不得不进行一种竞争，直到两者之中有一个崩溃为止，而这种崩溃对于为上文所说的那样的目的而设立的国家银行来说是逃不脱的，如果政府真正是要去维护那些最多数、最穷困的阶级的利益的话。34）
国家银行所关心的利益应该是每一个银行债务人都能正规地照付他的借款的利息，以及该银行的实际的资产不得降至贷出的款项总额的价值之下，因为有了这种情况就会危及国家银行的生存。但是所有这一切弱小的、由国家银行支持的小作坊，要禁得住大规模的、必然受到政府优待的国家作坊的竞争并因而能履行它们对国家银行的义务，这怎么可能呢？如果那些国营作坊并不是一些强迫劳动营，在这种强迫劳动营里，人们是为了财主们的利益而劳动的，如果那国营银行的任务并不首先就是为了支持商人，那末这种计划就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如若不然，那就必然是一种政治欺骗。
我们假定，人们在国家银行里只贷款给这样的市民，后者是能以他们的财产或身分提供足够的担保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银行的目的就和我们今天一切金钱把戏的目的一样完全是贵族性的——那么，这种财产税制度就是一种引起大量纠纷和误会的办法。用什么方式人们相信能够精确地监督每个人的收入，而没有失误，不会冤枉任何人，不会被欺骗呢？谁要是认为在今天的金钱制度里这是可能的话——在这个以个别分散为原则的制度里，每个人的收入、支出与其他人有这样悬殊的不同——他就还必须先解决一个任务，这就是：做出一个计划来，他想怎样按照这个计划在金钱制度里并且利用这个金钱制度来办理财产税，以及他如何能找到一种方法，在税额的分配上避免一切错误。
并且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正是那些拥护财产税的人恰恰地是反对我们的原则的人，而富人们对于这种征税办法，和对于我们的个人自由的原则一样，都是漠不关心的。
主张财产税的人们只是要控制过份的巨富和过大的赤贫，并且要借助金钱制度来起作用！他们忘记了，金钱制度有一种磁力，它吸引一切，把一切集合成大堆。小堆财富刚由于大堆财富的分解而膨胀起来，反过来它们就又去冲击那挡住它们积聚的新堤坝了。财产税是革命的；它要求把富人的大堆财富变成较小的财富，并且增加和扩大中产阶级的小堆财富，它要求改善劳动者的境遇，要求使贫穷的程度变得比较地可以忍受些。这无论如何总是值得我们热烈欢迎的。如果人们相信这种革命可以用和平方式实现，那我们就全心全意地赞成；但是如果它还需要以一种剧烈的斗争作为代价，那我们就不能以此为满足了。凡是必须去争取得来的东西，那就必须是对于一切人都是好的，并且不能对于任何人比别人更好些。
6）普遍的选举自由
这也是在金钱制度下不可能的事。亲爱的老天爷！这种穷鬼和财神搞在一起的混乱把戏还没把我们厌烦死吗？如果我们有权写一个人名投到票匦里去，这又有什么用处；选举一过去，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富人总是有理的，我们总是不对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并且能使人们的意见象他们的情绪一样随时变化。这种例子我们在法国的各次革命里已经看见过，并且今天在金钱制度的政治选举中还到处可以看到。35）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里确实有过若干穷鬼参加了政府；他们在那里坐在那代表会议的庞大的人群之中，只有凭着恐怖来争取优势，因为会议上的利益太不同，并且因为凭着几百个立法者根本不能一下子做出重大的明智的决定来，而且不先经过无聊的争吵什么也不会通过，甚至在争吵之后也往往是最愚蠢的多数始终控制着战局。
为了补救这种情况，当时法国代表会议的各党派就彼此互相砍头，然后对最富有的和最有势力的贵族以及其他的人也同样照办。
各党派就是这样来补救选举制度的缺点的，这就是他们所懂得的办法。许多富人丧失了脑袋和金钱，但是财富本身并没有在这里掉了脑袋；它换了人，既不因此而丧失脑袋，也不因此丧失金钱。人们从个别人那里夺取来的东西，自会有其他人通过他们的投机取巧占为己有。如果说旧式的、老牌的财富从前是公开地表现自己的，那末新法泡制的财富就懂得如何狡猾地躲过窥伺者的眼光，并且在潜藏的暗地里去挖它的反对者的墙脚。
对贵族的屠杀和劫掠并没有阻止住贫困，因为贫困的制度并没有废除。人们只是说：我们要一个共和国，一个人民的统治，自由和平等；但是并没有定出来，怎么样来要这些东西。拍卖逃亡者的财产，减低捐税，这些只是让那些仅次于被通缉的富人的、最有钱人从中取利。现在这些人把三千三百万人的命运印在他们的钞票上，锁在他们的钱柜里。于是你们有了那每天五分钱的日子，去吧，去为它而奋斗吧，而你们另一些人是每天五块钱，但是小心，别让人把偷来的东西又给偷去了。
现在，这些人就在那里用他们的斗斛，用他们的尺子、天秤、交易所、国家债券和钱袋统治起来了。人民在两次革命里自相残杀只是为了他们；他们分肥了从革命中被杀的贵族那里夺来的东西并且通过金钱的势力而篡窃了统治的地位。
因此我们不要聋了耳朵，瞎了眼睛，丧失了理智，我们既不要希望从共和国这个空洞的名词，也不要希望从所谓民治和自由选举得出什么我们的境遇的改变。症结在于金钱制度，罪恶的根是在那里，滋养这个根的汁水是在那里，并且任何地方埋得不象这里深。正是这个制度，它是我们必须用一切武器和它作斗争的，它是那动脉和血管，通过它，毒汁暗暗地流着，躲过了那些无知的人们的眼睛。今天我们还把一个人算在为我们的原则而奋斗的坚强战士之列，明天他可能已经被金钱制度的魔术所套住并且被争取过去了，而我们还没有注意到呢。
亲爱的兄弟，我们且把一切仔细检查一下！让我们不要再受骗了；选举自由我们也要！但不是今天金钱制度里的选举自由，因为这种选举自由只是一个欺骗。选举自由在金钱制度里不可能，就象全体人的自由在金钱制度里是不可能的一样；但是全体人的自由，这是我们所要的东西，只要有一点可能我们就要去达到它。
7）联合组织
好！很好！用这个办法可以有济于事。这个办法是革命的，但是我们不要迷惑了自己。只有名称，还不等于是事实，还必须看事情怎样去办。36）
一个联合组织，这是许多能力和**为同一个目的而集合起来的统一。但是这种集合和统一可以是自愿的，也可以是强迫的；它可以是为了某一个人，也可以是为了许多人或是一切人的利益而成立起来的，例如：士兵的兵营生活，就是一个为少数人的利益而强迫组织起来的很多人的**和能力的联合组织。一切大的监狱和劳动所，一切工厂以及一切劳动，凡是在少数有钱人手里被组成为一个联合的整体的，例如在矿山里，铁路上的劳动等等，都是同样的这样一种联合组织。
凡是在这样一些机构里的劳动者，都或多或少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被联合组织起来的。
现在一切改革家（傅立叶主义者，**者以及一般地说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建议为了重大的节约而把一切劳动互相联合统一起来。这使其他那些敏感的人大为震惊和恐惧，因为他们所谓的联合组织正是前面所说的那样的联合。
联合组织本身，这只是我们的原则的一个形式，而不是它的精神实质。一个联合组织，但是并不承认其中一切人的自然的平等，这仍然是可能的事，就象我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单凭联合组织我们只是在社会的缺陷上暂时涂一层糖，刷上一层白粉，但是对于我们的原则的实现我们并没有因此走近了一步。当然随着时间的过去，从这样一种状态里可能也会产生我们的原则的实现，但是那就是怎样不可想象的、危险的时间的损失，那时候人类就还要被迫哭出多少眼泪的河水来呵！联合组织虽然部分地驱除了群众的物质困苦，但是它也只是部分地废止了使人类遭受病害的罪恶；如果没有我们的原则，联合组织不可能把人类提高到使他能在那上面胜利地克服一切社会缺陷和弱点的知识的高峰。例如，一种按照傅立叶的制度的联合组织，它把自己称作为是一个和谐的联合组织！——而在他那制度里的这种联合组织却有三种不同的饮食、衣着和住宅等等的等级。它是以劳动、金钱和才能为基础的，而对于后面这两者的重视和供给要比对劳动更优越。这也能算是一个和谐的制度！——仿佛在这样一个制度里，就有可能可以预防妒忌、骄傲、轻蔑、浮夸、猜忌、讥讽、诽笑、恭顺、卑屈、虚荣、高傲、毁谤、阿谀、谴责、忿怒等等情感，并且可以防止敌视、争执和犯罪了。凡是存在着三种在生活方式上不同的阶级的地方，也就有三种不同的利益。如果说一个人有一个善于思考的头脑，是不是就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他一定比别人有更强的消化力或是一个更精致、敏感的口腔呢？——或是，这个头脑为了要思考，就必须人们让他的口腔比普通劳动者吃得更有味呢？37）岂有此理的荒谬！这个荒谬，我们的傅立叶主义者用魔鬼的力量也摆脱不掉。他们仍然站在他们的老师1808年所站的地方，看来是还要僵死地站下去。前进吧！前进吧！你们这些社会主义学派的人物。
如果傅立叶知道，你们今天在思想上还没有向前挪动一个指头，他会把你们对他的敬仰看做是不肖的报答的。没有一个思想，没有一个理想会完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它不能、也不必更加完善了。
在对于资本的承认和报酬上，傅立叶犯了最可怕的错误；因为他为我们把商人也缝缀在这个否则将是——很美好的制度里；你们必须把他剔出去，傅立叶主义者！把资本扔到垃圾堆里去吧！这是在一件新衣裳上的旧补绽，带着这块补绽在实现你们那制度的时候，现在和未来的世世代代都会笑你们的。我们很明白，你们是要借此把那些财主们引诱到共产团体里来。好吧！你们怎么想，就怎么办吧；你们的想法似乎是好的，也许比你们的制度更好，但是，如果**主义由于你们这个制度的罪过而加强了，并且用它那丑化一切的魔爪从你们这个制度里捏制出一个人类的监狱来，那末可怜的人类，你就要遭殃了。这样的前途在你们那制度来说是可能的；因此只要在资本、才能和劳动之间划下一个区划，那就是一文钱不值的东西。
只要你们坚持这一点；我们就是不同的人；因为我们的原则和财主们的原则是和天与地一样不同的。
因此，所有这一切联合组织按我的意见是不能促进人类的幸福的。傅立叶主义甚至不能改善那最大量、最穷困阶级的生活，因为这个制度的实施是以事先建造全新的建筑物为前提的。38）但是贫苦的人民却等不及这样的事，更不必说那些由于新建筑的完成而愈益增加的联合组织将把他们的困苦推向可怕的程度，因为他们既不可能再和这样的联合组织竞争，又不可能被收容到这些组织中去。
因此一个关于联合组织的计划，如果它的目的是在于人类的福利和改善最多数、最穷困阶级的生活境遇，这个计划就必须是大规模的，普及的：1．必须每个人都有自由和可能加入这个组织。其次这样一个联合组织必须：2．保证它的全部成员无区别地都享有一种同等的生活地位。此外人们必须能够：3．在这个组织里比在个别分散的社会里生活得更自由、更舒适。
这三点是一个好的、革命的联合组织的试金石；其他的一切联合组织虽然也可以是革命的，但是不能是对于一切人都是好的。
因此不多费词，率直地说吧：革命是我们所必需的。至于这个革命是否只是单凭纯粹精神的力量去取得胜利，还是要配合上物质的暴力，我们必须等着瞧，并且无论如何我们要对这两种场合都有所准备。
如果我不是首先，主要为了全体人的自然的平等着想，我也许会这样不同地说：我们的原则将可以完全只是沿着渐进的改良的道路来实现。是的！一切好事都可以在这条道路上实现，唯有铲除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的个人利益不能走这条道路。
试问人们在哪里曾看见过，这些人肯倾听理性的说话？如果你们怀疑，去问一问历史吧，它们的每一页上都载满了个人利益和一般利益的数不清的斗争。
许多宗教是通过战争和革命而传布的；许多王朝是通过战争和革命来变换、保持和巩固的；宗教改革的承认是人们通过战争和革命强迫争取来的。
英国、法国、瑞士、美国、西班牙、瑞典、挪威、荷兰、比利时、希腊、土耳其、海地、以及一切国家，它们每一次政治自由的增长都是依仗着革命得来的。
奥地利幸赖它的皇帝约瑟夫二世进行了最重大的革命，这是一个君主在新的时代里为了进步所曾采取过的一次革命。他为此而牺牲了性命，据说，死于在夜宴上人们递给他的一张下了毒的圣饼。从此在那里很多事情又恢复了巨蟹星座里的情形。
约瑟夫二世是一个革命的君主；如果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也想这样，他就必须从头做起；因为普鲁士人民的文化程度和当时的奥地利人民相比所要求的就更多了。
约瑟夫所给予人民的多于当时人民所懂得去要求的；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到现在还远远落在人民的需要后面。
任何重大的改革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因为任何旧事物被新事物的代替都是一次革命。新的理想的实现，不论它是由人民或是由一个君主所推动的，不论它只是通过物质的力量或是通过精神的力量或是通过两者来争取的，总之它是一次革命。
革命是永远会有的，只是它不一定永远是流血的革命。
同样我们的原则也要通过一次革命来实现。但是目前的这种混乱状态持续愈久，革命的经过也就会愈可怕；因为这种混乱不断地更加增加需要和居民之间的极端的失调，从而使一种温和的、和平的、渐进的过渡愈益成为不可能。
就象一个自然人按照他的身体组织、劳动情况以及气候、季节等等必须有一定质量和数量的食物以维持生活，并且，这些食物在一定程度上不容缩减和恶化而不同时损害到这个个体的健康和生命一样，同样一切个人的总和，社会本身也是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不容缩减为它的生命所必需的食物的质量和数量，而不同时危害到它的福利和存在。
我们的化学家和医生，如果他们有胆量的话，是能够清楚，明确地证实这一点的。特别是医生应该有一天会起来大声地宣扬真理的呼声。医生们，通过由医学科学所得出的证明，即：人类的极大多数疾病、缺陷和罪过都是由于过重、过久的劳动，由于食物营养的不足和恶劣以及特别是由于不良的社会组织而来的，通过这个证明，他们将为我们的原则作出最有力的宣传。
有人曾经规定，每个成年健康人所需的食品在质量和数量上必须和一个法国兵的口粮相等，并且不能有任何减缩而不损害到个体的健康。
在牛奶不充足的地方，补充人的体力的主要食品是大量地食用的肉类；因此大致每天每一个成年人需要三分之一磅左右。但是如果人们今天，例如说，要在法国一举而普遍实行共有共享制，人们在开始时就不可能给每个需要肉的人每天三分之一磅肉，因为不然将会在短期间把一切现存的牧群都消费光。这看来似乎很奇怪，因为在各个大城市里的大多数小手工业者本来差不多每天就吃三分之一磅肉。不错；但是这些人虽然多，而比较起大群的工厂工人和乡村农民来，却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这种一个国家的牲畜数量和人口之间的比例失调，就是这个国家具有一个不良的政府的最明显的证据。
人民是否有吃的，现有的牧群数和仓库里的存量是否足敷人民的需要，这是今天的那些政府很少关心或根本不去关心的事。只要他们，那些当政者们自己能够生活在快乐丰足中，他们的统治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族来说，面前摆的永远是吃喝不尽的最好的肉，最上好的食品和饮料；他们还关心什么别人的不足；他们的统治根本不是为了别人，而是统治别人为了自己。
因此这也就不足为怪，如果说人民的单纯的、绵羊一样的忍耐会一旦变成一种不可羁勒的鬣狗式的暴怒。受到保护的愚蠢、荒谬和不义堆积得太多了。以前，人们还可以用毛掸子来拂去不正当的行为，而现在就必须用条帚来扫除，不久就有用粪叉子的必要了。
我在这里只想举一个例来证明，目前的情况持续愈久，革命的经历就会愈可怕。
法国现在大约有六百六十八万一千头牛。其中大约每年宰杀三分之一，以致牛的数量虽然有随时繁殖以及国外输入的补充，但是和人口的增加相比，仍然有重大的减少，而那些吃肉的游手好闲者却不断地增加，因此肉价愈来愈贵，而工资却愈来愈少，现在已经有许多农民几乎每月吃不到一块肉。
现在我们以每头牛平均出六百磅可食用的肉计算，这样法国全部牧群的存量共可出产肉四十亿零八百六十万磅。
只要人们在三千三百万的法国人中供应二千四百万人每天三分之一磅定量的肉，一年就要吃去二十九亿二千万磅，因此尽管继续有繁殖，二年之内就要把全部现存的牛群吃光，第二年就要吃到羊和家禽，然后再吃到残余的猪、马、狗和猫。
据统计学家计算，如果人们把今天法国所消费的一切的肉平均分配，每人每日还得不到四分之一磅。
有人也许可以说：是的！但是也还有其他牧畜过剩的国家哩，它们可以用他们的余额来供应法国。
完全对！例如瑞士就输送许多牧群到法国去；但是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证据，可以说明，它的牧群太多了呢？
在瑞士有许多地方，在那里牛奶和马铃薯是唯一的食品。我曾经在琉瑟恩省的一个地方看见过一些七周岁的孩子，他们不知道面包是什么东西。这些孩子们的母亲已经三年没有享受过面包；更不必说这些人有一块肉或是一碗肉汤送进他们嘴里了。在许多德语区里，大多数雇农和农妇只有在星期天才吃一次肉。
爱尔兰把肉类和粮食供应给英国的市场，而十分之九的本土居民却大部分倚赖马铃薯生活。
因此在金钱制度下，一个国家的某些产品出口并不足以证明这些产品和它的人口相比已经有富足和多余。
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为了生存和劳动在他的食品里绝对地必须有肉；何况事实上那些游手好闲和从事无益工作的人也早已比那些必须汗流满面地去挣他们的面包吃的人更习惯于吃肉了：但是正因为这样，对于前面那种人来说变革也就更加痛苦，如果在一次社会革命之后，武装了的人民群众起来坚持要求根本推翻一切而拒绝任何渐进的措施的话。
在德国，它的牲畜表面上比法国多，并且它的数目也到处在增加，但是增加的程度还是赶不上人口：甚至，根据最近摩尔教授受法国政府委托所作的统计调查，德国的平均消费量甚至还小于法国。
你们看！我们那些聪明睿智、至尊至贵的政府给我们造成的就是这种状况。在一切国家里必需品的生产与人口增加之间的失调都在走向同一的可怕的前途，并且这个前途愈往下走，就愈更可怕。
而那时候，那种愚蠢的恶意的蠢材们，象通常一样，又会来责备那些未来的革命者们的残酷和暴虐了，如果后者为了消除罪恶，不得不给社会动一次痛苦的手术的话。
今天，如果说什么地方必需品的生产有富余的话，那也只是一种偶然，因为政府并没有对此尽任何力。如果这些政府是以共有共享为原则，而不是以分散孤立为原则的政府，那末它就要说：因为我们的化学家和医生已经证明，一个人必须有一定质量和数量的食品才能维持生活，因此必须把必要的食品的生产提高到和增长的人口保持一个正确的比例：因此至少每三个人必须有一头牛。但是牛数不够这个比例：因此我们必须把我们那些高贵的大人先生们也算在里面。
今天，如果共有共享制在任何一国普遍实现，在这个国家里不论最初的第一或第二年都不允许宰杀太多小牛；同样，在这段时期我们还必须在牛奶和肉类的享受上励行最大程度的节约，只有对从事最繁重劳动的劳动者才配给他全份的肉食供应。我们将必须忍受这样的牺牲，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成倍增加牲畜数量，并使它能和人口保持一个正确的比例。此外人们还必须下决心把一切供奢侈用的马匹都训练为耕马和战马，任何牧场草地不得改为农田，并且必须以最大的关心注意用于农业和牧畜事业。不止如此，人们还必须从邻近的，还没有实行共有共享制的各国尽可能大量地输入牲畜和食物。而在那里，我们除了用加倍的、加若干倍的价格去收买这些东西以外，是没有其他办法的。为此，凡是能搜寻出来的一切金子、银子都必须用于这个目的。人们要这些废物有什么用，根本又不能吃它。而如果这些国家的当权者禁止输出的话，那就不得不对他们进行前所未有的最可怕的战争，而在这一点上我们比那些生活在旧秩序里的其他社会是更有力量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我们的战士才能吃到丰富足够的肉类。在战时，最好的酒和最好的肉都供应给战士；而其余的人就可以在节约上来考验和证明他们的贡献，以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把他的个人利益贡献给现存和未来世代的全体人的福利。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就是现存的社会关系是这样一种状况，它迫使未来的共有共享制的创立者不得不在接任行政管理之初便立即励行一种严格的节约，因为必须立即约束住某些人的已经恶化了的**，并且即使这样也还并不能满足眼前的急迫需要和人的合理的愿望——正是因为这样，因此在人口和它的全体成员的生活福利所必需的产品之间的失调愈剧烈，改革的经历也就愈显得可怕。你们试想象一下，如果一切国家的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境况都贫困到象在英国一样；你们试想象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暴发了一次社会革命；试问那时候胜利了的人民会仅仅满足于渐进的办法吗？试问由于急速、彻底地摧毁了一切现存的事物，能够不严重地侵犯到那一切长期习惯于旧制度的、耽于淫乐的富人们的生存和利益吗？
你们愈是在国内造成更大的贫乏，那末一旦人民在一次革命之后要求和你们平等地享受的时候，你们的困乏也就愈甚了。现在人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目前我们有些什么手段可以来推行这种社会改革？这就是：
1．继续进行教育和说服。39）
在这方面除了我们个人的热情外，我们还要利用出版自由和法庭的公开审判。借此就能把我们的言论说出去。
2．把现在已经存在的混乱状态加速地推到它的最高峰。在这方面需要有若干人的牺牲，最好是那些地位高的、为一切社会阶级视为典范的、德高望重的人物。借此就把事情做起来了。
这第二个手段，一旦人民的忍耐的线已经被扯断了，那是最后也是最可靠的手段。
如果尽管有一切合理的理由，而那些政府也不采取措施来改善人数最多的最穷困的阶级的处境，相反，如果混乱不断地继续增长，那末一切凡是在宣传启发之外还有一点胆量勇气的人，就必须停止再去反对这种混乱，相反，他们应该设法把它推到最高峰。从而使贫苦人民在那增长的混乱中得到一种满足和快乐，就象士兵在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