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中得到了一种快乐一样，而那些被压迫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所感到的不便就象富人们在战争中所感到的不便一样。
如果他们不愿意听，他们总不能不感觉；那时候被他们所保卫的那个混乱我们就不去保卫它了；那时候那迄今几乎是由我们单独承担的这个混乱的恶果，就必须由他们一起来分担了。那时候，总而言之，他们那个混乱的制度对于他们将糟糕到这样的地步，甚至它对于他们将比那漫漫无期的奴隶制对于我们来说还更可厌些。
当我们必须应用这第二个手段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进行说服启发，再去建立系统和提出各种改善的建议了，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说我们要什么，而是只要把凡是我们所不要的一切，都用这个办法去对付它。
但是只要有可能应用这个手段，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个社会的组织的一无是处；因为如果这个组织对一切人都是好的，这个手段也就起不了作用了。
此外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可说。
以一种过于漫长的秩序去进行过渡，这不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如果人们手上有了力量，就必须一下子把蛇的头打烂，也就是说不是要在敌人中造成流血屠杀或是劫夺他们的自由，而是要把他们用来危害我们的手段夺取过来。
如果人们在过渡时期不去削弱富人和有势力者的影响，如果人们还保障他们的一部分自私利益，人们就给了贫穷的、受苦的人民一个道义上的坏榜样，并且如果那样一个人还剩下些什么贫乏的、远不足够的手段可以用来减低人民的困苦呢，这种困苦即使用最激进的方法也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消除的，因为它已经侵蚀的太深了。甚至用最激进的改革的方法，人们也不能一开始就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然的**并因而把残余的物资都完全消费净尽，而是必须对残余的物资厉行这样的节约，使它在短时期内能成倍地增加起来，然后人们才能增加享受和减少劳动；甚至劳动时间在最初两年内也不能立即减少到每日六小时，因为那时候迫切地需要开垦一切荒地，建造为生产和产品的交换所必需的铁路，运河以及工厂、机器。此外在这个时期内很可能战争还要占去大量强壮的人手。因此如果说用最激进的方法也不可能在最初两年内大大减轻人民的负担或是大量增加他们的享受，那末如果除此而外还要去保障那些被击败了的富人和有势力者的特权，那就会不成话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也没有必要强迫那些习惯于淫乐和无所事事的富人去劳动和放弃财产，而是必须通过他们的财富的逐渐消损而使他们不必有剧烈的冲击而一步步地习惯于其他社会成员的自然的享受。
在推翻了现存秩序之后，凡是为了使最初两年内的牺牲变得轻些而可能去做的事都必须着手做起来；因此，在组织劳动和管理的同时，必须立即把一切凡是受到社会供养和维持的人的生活地位作一律平等的安排，一切人都没有第一和最末的区别。
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必要的一个措施，并且同时它也是新组织的基础。
在战争中指挥军队的将军，在劳动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他们的一切生活必需上不得优于最年轻的鼓手或是公路上的砸石子的人。如果在战时全部肉食口粮都供了军队之用，那末领导者就必须和其他的劳动者完全一样地度斋日。如果对于农民和工人每月有十五天斋日，对于行政管理机关和学者也就同样有十五天的斋日。如果要求人民耐心地忍受那在开始时所必要的节约，那末这种节约的榜样必须在一开始就做出来。
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尽可能地缓和的过渡时期，那末我们就再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现在，治疗社会的罪恶已经不可能不应用种种暂时性的毒药，已经不能不带有那由此而来的、被动的混乱的扩展；但是在五十到一百年这种情况就会更加可怕得多。
因此我们不要说，人类对这件事还没有成熟。凡是能够躲避开困苦加在他的脖子上的那把刀子的事，人类都有能力去做的。对于这件事还需要什么长篇大论的学究式的讲解呢！每个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对于一切人，一个自由的制度总比一个奴隶制度好些！
如果人们让穷人注意看一看那些储积起来的产品，并且对他说：“去劳动！然后你就去取吧！”他就会完全懂得，有要比一无所有好！
最糊涂的人也不会糊涂到拒绝送上门来的利益的。但是我们的原则是那些最多数、最穷困的阶级的利益。因此我们是不会失败的，如果我们懂得如何利用那个混乱的制度随时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机会去以毒攻毒的话。
反对个人的战争或是流血的革命，我们让那些政治家去干；反对私有财产的战争或是精神的革命，必须我们来干。
在平静的时期我们就宣传教育，在暴风雨里，我们就起来行动。
一旦风暴来临，就不能再象当年在哈姆巴哈那样为了无用的讲论去浪费宝贵的时间了：而是必须象闪电一样地迅速行动，必须趁着人民还生活在第一次欢腾鼓舞的热情中的时候象闪电一样迅速地一击连着一击打下去。
并且那时候，也就不容许还四处去寻觅一个领导人，那时候不容许在领导人的选举上再多费挑剔。谁第一个首先站起来，谁就第一个带头往前冲，谁勇敢地坚持下去，并且在坚持斗争中把他的生活放在和其他一切人平等的地位上，他就是领导者。
并且决不容许和敌人停战，决不容许和敌人进行谈判，不容许信任敌人的任何诺言。一旦他们发动了战争，就只能把他们看作是没有理性的野兽，野兽是没有懂人话的能力的。
这些，也就是在一种全民性的运动时期里的行动纲领，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些时期，在这些时期人们又会想要把我们利用为一些革命的工具，以便借我们的力来更换统治我们的人。
但是每一个在一开始就宣告以实现我们的原则为目的的运动，换言之，每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都将以一种和迄今一切革命不同的方式开始。在这样的革命里，人们将不会去和大炮厮杀，那是敌人的最强大的所在，也不会试图通过对于个别的暴君的暗杀来达到目的。这是既靠不住而且往往是有害的对付敌人的手段。如果人民一旦恨透了压迫的枷锁并想要结果它，就不应该对人作战，而是要对私有财产作战。这是我们的敌人的最软弱的一面。
假如和预料的相反，那些当权有势的人为了破坏我们的原则的实现，要把我们拘束在一种监狱式的共有共享组织里，假如他们想要把劳动和享受的联合组织为他们自己以及富人的利益服务，就象他们在营业自由上曾经利用过并且还在利用的那样，那末我们的哲学家们就必须放出那最可怕的烧夷弹，后者那时候是唯一能够破坏敌人的计划并使它失效的办法。那时候就必须宣扬一种迄今还没有人宣扬过的伦理，并将使任何自私的统治成为不可能的伦理；一种伦理，它把人民永远要吃亏的街垒战变成为持久的游击战，后者将拆穿和粉碎富人在穷人身上的一切投机，并且是军队、宪兵、警察的力量所不能制止的；一种伦理，它将给我们带来整个整个军团的战斗员，后者的合作我们直到现在还望而生畏；一种伦理，它使我们的敌人除去我们的原则而外将找不到任何其他救命圈；一种伦理，它必将带来个人利益的统治的瓦解和崩溃。
但是这种伦理只有在拥挤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的、陷于无边的穷困的、完全绝望的群众之中才能作有效的宣传。这句话一旦说出来，就是发出了一个新战术的信号，对于这种战术我们的敌人现在，并且永远都是无法抵御的。
如果人们要把我们压到这种弹簧上，那末我们就有义务让它跳起来，纵然因此要发生二十年可怕的混乱状态。每个人尽他所能自己去想办法。但是这种新的伦理，甚至耶稣基督已经做出过榜样，它的效用是一定不会失误的。
关于这方面也不必多说了。
如果说到善良的愿望，那末当然我也愿望，一切都能随着时代在一条平静的、理性的道路上前进。但是一个真正把人民的福利放在心上的政府，它现在就已经应该力图通过贤明的措施，使人类的食品、肉、面包、蔬菜等等的生产和不断地日益增加的人口保持正当的比例，从而在一个一定的时期内得有这样的可能，使每个成年人在营养、居住和服装上都至少达到一个士兵的水平。如果一个政府向着这个目的努力，并且达到了这个目的，那末当然那种粗野的、残暴的、可怕的改革的景象也就可以随之消失了；那时候我们就真正可以希望，在说服的道路上去达到克服自私的个人利益。但是这样的快乐我们恐怕很难会得到；下面这一点就可以为证：现在大多数学者，如果他们去考虑那日益增加的贫困的可怕时，显然也发现到，在人口数量和作为他们生活必需的牧群和粮食之间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比例失调；但是他们并不是去寻找如何增加牲畜和粮食产品的方法，而无宁是建议怎么样去控制人口的过度增加。如果其中也有某一个人提出一个好意的建议来，这种建议在它的效用上也永远是那样微小，以致几乎是开玩笑。
有些人建议，政府应该减低盐税，以便农民不致于在烹调食物上化费得这样昂贵；另一些人建议，人们应该对于农业多投资本，以便农业有能力日益提高和扩大牧畜饲养。这一切都是不够的，不起作用的方法；因为即使如此——事实上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事——法国的牛和其他牧群真正增加了两倍甚至三倍，从而将来人们在二千五百万成年人中平均每人每天可以供应半磅肉，在现在这个个别分散的、自私的制度里仍然会有这种情况：许多人即使这样也是空手而去没有肉吃。只要有二百万人，由于他们有力量买，每人每天消费二磅肉，另外四百万人每人每天消费一磅肉，合起来他们就一并吃掉了其他一千万人的配给量。只要劳动没有组织起来，只要一切人的自然的平等没有被承认，一切所谓改良都无非是一出可笑的、骗人的喜剧而已。
如果一个政府真心想要在这上面把事情做好，它就必须把牲畜贸易和屠宰业定为专卖事业，就象现在在邮政和烟叶种植上已经实行的那样，然后对全国的每一个人，在一种和他的收入相应的财产税的基础上，保障他其一与他的收入大致相当的每年肉类需要的总量。但是这一点，如果没有一种高尚的、对于迄今存在的个人私利的自我牺牲，他们还是办不到的。无疑，他们会把它弄成一种就象他们的烟草专卖那样的专卖事业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因此必然会引起一触即发的革命的话；因为如果政府和官吏把肉类营业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人民就会更难于那么漠然地、忍耐地往他们那松弛的胃囊里填塞马铃薯，特别是如果他们看到那肥大的烤肉在肉商和官吏的餐席上热气蒸腾的话。因此人们还不敢冒这个险把肉类和面包定为专卖事业，人们不愿和我们均分，但是也还要避免露出那副穷凶极恶和贪吃的丑相；因此他们就让目前的状态拖下去，人们希望，那不断增加的贫困可以把我们驰服并且把我们的人数减少到这样，以致最后我们还不如马那样可怕。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过渡时期，不论是目前，也不论是什么样的，总之只要是一个愉快的，强有力的过渡时期。
最值得希望的过渡时期当然是这样：一旦由于任何某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有某一个人掌握了政权，这个人以最大的热忱倾心于我们的原则，把他的幸福、他的荣誉、他的生命都寄托在实现这个原则上。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要来到的，并且他将领导那旧制度的破坏和新制度的建立；而这样的一个人将是第二个救世主，比第一个救世主更伟大。
现在人们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革命一旦成功，并且建立了一个按我们所说的意义下的政府，也就是说把这样一些人物放在首脑的地位上，后者从就职的第一天起就采取这样一种平凡简单、永远只是人民中最低的人那样的生活方式，那就完全没有必要用强力去剥夺那些曾经是我们敌人的富人和有势力的人的生命财富和自由。不！相反，这将是新政府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这样它就将为自己引起很多的误解和偏见。
一个革命政府在推翻了旧势力之后所应该立即采取的一些最初的措施，当然，按照各种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学派、民族和个人看来可以是很不同的。
按我个人的意见，下面这些事是必需的：
1．一切肮脏、破烂的衣裳，一切朽烂、残破的家具，一切霉臭、倒坍的房屋一概焚毁和拆掉，一切贫苦的人都暂时安置在公共建筑和富人的家宅里，同样，从现存大量的新服装里发给他们衣服。
2．一切借据、债券和支票在行政管理人员的业务中一概宣告为无效，同样一切继承权和贵族特权也都取消。
3．劳动的组织工作从各个事业部门里的选举开始。每一个被当选为行政管理最高负责人的人必须把他的一切田产和财产交入行政管理的共有共享团体，倘或不然，就作为放弃当选。
4．管理机构和军队的一切成员，以及一般地说一切凡是由国家维持他的生活的人，一律共同生活在共有共享的制度中；从而就永远废除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和最小的职员以及军官和士兵之间的贫、富，贵、贱的差别。
5．一切现存的金银都作为向外国购买食品和军事物资之用。对于在国内的事业管理间的交往，废止使用金钱。捐税以未加工的自然产物缴纳；任何职员一概不给薪俸，军队只有在敌国时才发给薪饷，而且是各个人彼此相同，无论将军或是普通士兵，一律都是同等的薪饷。
6．一切逃亡国外者的产业均行没收并宣告出卖无效，对于任何闲置不加利用的田地，如果证实这种田地是可供耕种的，也都同样办理。
7．一切国家和教会的田产一律收归共有共享的集体作公益之用，再没有由国家支付薪俸的教士，无论他是犹太教徒、异教徒、基督徒或是土耳其人。凡需要一个教士的教区，应由该教区自筹供应他的费用。
8．但是如果教士们愿意在行政管理中担任一个位置，并因而在共有共享的集体内生活，前条的规定即行撤销。
9．每个要求加入共有共享的集体的人，可以并且也必须在和其余一切人同等的条件下被批准加入。
10．任何已经丧失劳动力的人都得在上述同一的条件下被批准加入。
11．除了在农业和军队之外，行政管理机关必须把它最主要的活动放在学校的增加和改善上。
12．在每个村镇，每个城市，和每个地区里凡有四分之三的居民决议，把他们的田产交归共有共享的集体，其余的四分之一居民必须顺从办理。
13．学校里的宗教课程必须是一般的；这种课程既不得偏于天主教，也不得偏于耶稣新教或基督教中其他无数宗派中的任何一个宗派。一切宗教派别应完全排除在学校以外，特别是排除在一切儿童教育的机构之外。
14．对于生活在共有共享的集体中，但是不属于战斗部队的个人，法律一律废除。对于在战斗部队中以及在战争进行地区中的其他一切人，法律将被部分地保留。
15．在战争期间，每一个由医生断定为不可能治愈的**病患者在没有被放逐之前先拨交给军队。在这样的时期这种办法也可以应用于一切**病患者，如果这种病人的人数在一个进行战争的过渡时期内有过分大量的增加的话。40）
通过这样一些措施，其他一切就会自然地产生。在过渡时期大家都会乐于承担各种必要的牺牲，如果行政管理者首先在这上面带头作出一个好榜样的话。但是，如果行政管理者出于他个人的私利而在一般的制度中作为一个例外，那末就不能不因此又重新毁坏了这个辛苦建立起来的事业。事实上，这只是说明人们很无知，如果人们相信一个曾冒着各种危险宣扬并且实践过平等的原则的人，在这种平等既已实现之后，会又在这里面去找寻他的个人利益。当然那些政治家们在每一次革命之后都可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迄今为止，人们也还没有把全体人的平等和放弃他们的贪欲作为条件来要求过他们。
通过这种办法，把一切失业者，特别是一切要求有一个工作的人都收纳到共有共享的集体里来，金钱制度就失去了它继续存在的一切手段。通过政府在它的内部事务上不再需要金钱这一件事，金钱就已经失去了它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再则，由于行政管理把一切在它领导下的工作都让共有共享集团的成员来做，金钱就更没有用武之地了。
每个在旧社会里没有工作的人，或是工资很低的人，都会乐意加入共有共享的集体，在那里他穿的更好，吃的更好，又不需要作过强的劳动，他和他的家庭从此消除了一切顾虑，并且在休息的时间内一切娱乐，例如：郊游、戏剧、舞会、音乐会等等都是对他充分供应的。这样，所有那些继续生活在旧制度里的人，如果他们需要劳动者，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并且即使在还没有实行这个制度的地方，也使他们不能不付出更适当的报酬。但是他们不可能，特别是不可能长久地这样做，而当行政管理机关以及全部共有共享的集体丝毫不买他们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更不能维持。因此他们，如果不是很富裕的话，在短时期内也就不得不被迫加入共有共享的集体，或是带着他们的钱跑到外国去。因此即使是瞎了眼睛的人也可以看明白他们的利益所在，那些最顽强的敌对者人们也会用和平的方式去消除他们。
行政管理机关没收任何闲置不耕种的土地，这个办法是用来防止那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有些地主因为用微薄得可笑的价格雇不到佣工，就宁肯把土地闲置起来不种。通过这种办法，就可以预防从改革之中可能发生的任何对社会的危害。
通过让每个人自己直接维持他的僧侣和教士的办法——在金钱制度里的人们可以按照他们随意的方式，共有共享集体中的人可以通过交易小时，如果他的教士不愿意加入集体的话——通过这种办法，我认为，每个人可以更好地看出来，一个教士一年要花费他多少。谁如果自己不需要教士，也就没有必要为了教士而劳动。迷信和成见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通过个人的利益而受到削弱和限制，各种宗教将会因为洗去了教士们的肮脏利益而更加纯洁和高尚，并且随着这些教士的肮脏的利益一起，那些宗教的争执和仇恨也就会逐渐地消失。各种僧侣教士也就要努力使自己逐渐去过一种劳动的、不是自私的生活；许多人将用他们的双手的劳动来挣他们的生活，并且从这里面得到愉快，而每逢星期日的时候就对集合起来的人民进行讲道；这在共有共享的集体生活中是很可能的事，因为那时候人人都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和资力。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以便向一切宗教派别灌输宽容和和睦精神；即使最顽固、最迷信的愚人，也会由此而逐渐地得到理解和醒悟的。
如果我们的僧侣教士不能不每星期或是每个月到农民家里去一次，去向他们挨家挨户地索取他的薪俸的一部分，不久也就会丧失了他那道貌岸然的假面具的，人们不久也就会明白，这种僧侣的职务原来是每个受过教育的农民都能担任的，如果他有这个时间和兴趣的话。并且这也不是什么少有罕见的事。
为了促使各教派的合一，人们必须不绝对地支持任何一个教派，也不特别地攻击任何一个教派；因为每一个教派都是有它的缺点的。即使它们不能合一，也无关紧要；甚至我认为，它们是永远不会合一的。将来永远继续会有很多不同的、宗教的、哲学的思想存在，并且这也很好，因为这可以有一种调剂，这是一种在社会上可以允许存在的色调上的变化。只是人们必须把个人的利益和它分开，必须不把任何思想，任何宗教当成是国家的思想，国家的宗教，这是因为在哲学和宗教的思想里永远会出现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一旦这一或那一宗教或哲学的思想篡窃了国家政权的领导，就会对于整体的和谐与自由不利。只有在它们是进步的思想的时候，种种不同的思想才能对整体的领导发生影响。但是为此，这些思想必须由进步人士承认为是有益的思想，并且经过考验证明这些思想和理想是能实现的，并且它们的实现对社会来说是一种福利。
只有进步才是人类主导的、不变的法则，其他一切法则都是从属于它、随着它而变化的，但是它们不能构成一个特别的法则；因为它们不是永久的、不变的东西。
因此在学校里也只应该一般地讲授宗教课程，使一切不同的宗教教派都能得到满足；在那里不容许特别高抬任何宗教。首先是儿童对这种宗派的杂货摊完全没有理解，并且对它感到反感，因为它是和纯粹的原则不相容的，其次，这种宗派杂货摊也对于整体的和谐有害，如果以任何片面的方式把它灌输给青年们的话。我可以以我自身为例说明这一点；这件事费了多少年的努力，才最后把种种愚蠢的和灌输进去的荒谬思想从脑子里驱除出去。所以一切改教的劝导，一切宗派事务都必须摒除于学校的大门之外，国家在学校里既不承认，也不提倡这些东西。谁要愿意进行改教劝导和宗派事务，他可以有充分的自由向成年人去进行，因为成年人的理解力通过一种良好的教育已经成熟了。但是在儿童情形就不是这样；因此人们也就不应该用幻想的假象来刺激他们的幼弱的理解力。并且果真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有什么真东西、好东西的话，也只有成年人才能比儿童更好地来判断。
这些或是类似的一些措施，将可以在大约三年的期间内，不用什么残暴的强制手段，把这个新的社会制度普遍地推行起来，并且可以防止发生任何倒退；因为差不多到那个时候，一切以前的私有财产的界限的痕迹都已经消失了，并因而使得任何倒退都不可能了。
由于金钱制度失去了价值，因此财主们也就失去了纠合党羽的手段，不能再从事反对和破坏这个原则的活动了；此外，由于劳动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共有共享的集体，对于这个集体的关心爱护也跟着日益增加。此外由于各地普遍举行的四分之三居民的表决，在凡是有这样的多数存在的地方，共有共享的集体将迅速地发展起来。那些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分开的疆界、栅栏、篱笆、围墙、濠沟等等都将逐渐地消灭。同样通过上述的措施，个别分散的牲畜将合并成日益巨大的牧群，到牧草丰富的地区去放牧。巨大的、宽敞的畜厩将会盖起来，以代替那许许多多粗劣窄小的畜栏，并且储备，食粮、饮料都储藏在巨大的仓库和地窖里，从而任何人不可能再认得出他那从前的个别分散的私有财产来，即使在这个或那个城市里由于外来敌人的帮助，也许还可能有人进行某种反动的倒算。
在这种场合下，如果从前的私有财产主说：“多少多少头牲畜是属于我的；我的田地曾扩展到这里或是那里”，其余的人就会反对他，因为每一个人都怕在恢复原状时会遭受损失。
人们再想一想，行政管理方面具有怎样强有力的手段，在凡是它认为必要的地方，就可以集合起四分之三的多数。那里缺乏这种多数，它只要把它的共有共享集体的分子迁几百或几千名到那里去，就可以确保这种多数，但是有钱人却不能这样办，因为这要化费他们太大的牺牲。
此外，谁又强迫行政管理方面必须接受这种四分之三的多数呢？它根本也可以通过简单的、绝对的多数来完成它的工作。我想人们不会提出反对说，不是一切人都有能力，能对他们的物质需要作出决定的。每个人当然是有这样的能力的，这是无需什么精神和教育的准备。
如果今天就能让大家来对共有共享的制度进行投票表决，虽然在群众中还存在着许多成见和误解，但是一个压倒的多数是根本无可怀疑的；问题只在于，怎样来编制和拟定这样一个建议。
因为战争是过渡时期的一件不可避免的恶事，因为，为了制止战争，目前还没有比战争更有力的其他手段，因此就有必要尽可能最有效地用这个手段来对付我们的敌人，如果他们敢于挑起战争的话。因此在任何要实行的改革中不得丝毫削弱对付这种恶事的力量，只要我们还不能不用它来作为一种以毒攻毒的手段。
因此，在整个过渡时期中纪律必须保持，同样，在凡是战争蔓延的地方，一部分旧的法律必须继续保持。
一切凡是不加入新的、没有法律的社会制度的个人，都按照旧制度的法律加以管理。
那些自愿加入新制度，但是由于对在旧社会里习惯了的**的不克制而对新制度有害的人，在过渡时期将由卫生委员会把他们送往战区，并置于战时法律的管制之下。
以上这些措施的作用在于，它们能把战争这件恶事有效地用作为反对战争、反对那旧日的所谓社会秩序的以毒攻毒的手段。
如果一旦我们能得到一些掌握某一个政府政权的人物，这些人愿意实现我们的原则，那末我们就可以没有流血的革命而赢得我们这一局。那时候谁对新事物新秩序感到不满，可以带着他的财神卷起铺盖走，并且可以感谢上帝，那被激怒的一代不会对他行使报复。当然，再让他们去盗窃，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了。人们允许他们丰衣足食直到死，这已经是太宽大了。
但是我们将怎样才能得到一个这样的行政管理呢？
看来很可能要通过欧洲最近和最大的革命运动之一。
让我们充满信心地等待着那最后一次的风暴！如果在这次风暴中我们失败了，那就让我们采取我们的最后手段！
人一般地都喜欢变化、运动、进步；没有比一种强加于他的、永恒的、单调无味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更使他不能忍受的了；这种东西他总是力图用全力去反抗它。因此也就永远要有革命，或者是通过暴力，或者是通过精神的力量，或者是同时通过两者而去掀起这种革命。目前，刀剑还没有完全让位于笔墨；但是会有一个刀剑让位于笔墨的时代到来。那时候一次次的革命就不会再是流血的革命了。
现在我们是站在十字路口。我们所应该去期待的那些革命是属于一种混合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将一起来发动这些革命。不论是物质和精神的力量都只有通过那些激起这些力量的利益才能起作用；正因为这样，因此我们对于我们的前途抱有最大的希望：因为再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我们的原则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好处和更大的利益了。
但是，现在一切革命者都在努力认真地研究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我们才能够成功地争取人民群众来拥护这一或那一种方案？
而如果我们坚强地、勇敢地利用一切机会来为我们的原则工作，最后将会表明，未来的革命者除了我们的旗帜以外不可能成功地升起任何其他的旗帜；那时候任何革命的努力都将是为了我们的原则而战，直到它的胜利实现为止。
因此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只是要争取永远保持对我们的原则的旺盛热情；其他的一切都会自然产生的。我们要大声地、公开地讨论、宣扬这个原则，并且不允许任何人阻挡我们这样做，不论是粗俗的蠢汉或是盘踞在高位上的暴君都不得阻拦；那时候，这个原则的实现的时机就不会很远了。41）
有些庸俗政治家认为，人们必须首先争取一种他们称之为共和国的不平等的状态，人们必须首先进行一种政治革命，也就是说，必须在政府里换一批人，必须为了学识和金钱特权阶级的利益去推翻君主和贵族们。对于这一点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不得不作一次牺牲，那就最好是为了那既对于我们也对于社会最必要的东西而牺牲。我们，人民，既然反正不得不自己去动手收拾一切，那又何必要在别人手里去帮着干呢？这些人如果一旦得到了他们所想望的东西，他们就会和今天那些野兽一样，当着掠获物而对我们呲牙裂嘴的。我们是不把任何党派的利益和全体的利益割裂开来的；但是谁不要全体的利益，谁所要求的不是为了全体而去要求的，谁就不会得到我们的支持。现在，那些有钱人和有学问的人也对现存的秩序不满；因此我们要小心，只要我们还有理由不满足，就不要去帮他们满足。不满足的人数量愈大，影响愈广，一种由于这种情况而产生的运动的成功的希望也愈大。
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进行一次政治革命要比进行一次社会革命难得多，因为，只有通过大规模的、震惊世界的事件，特别是只有通过那种在一转瞬间人们就能为那人数最多和最穷困的阶级提供的物质利益，才能拭去那些宗教分歧的成见和那在德国各族人民间至今起着很大影响的相互敌视。任何能做到这一点的革命都是一次社会革命。那些政治家们所谋求的德国的统一，只有通过一次社会革命才最有可能。
今天的德国农民不是那么容易用空话鼓动得起来的。他可以为了一截烤香肠，如果他真需要的话，和为了他的君主和那共和国一样地牺牲。他恐怕还不一定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共和国哩！但是如果我对他说：“将来你应该生活得象你那上级一样好”，并且如果他看到事情也真是这样，总而言之，如果他看明白了，这是关系到他本身利益的事，那时候他就可以被争取到这个运动一边来了。
我们单凭着利益就能争取到人民大众；如果我们要等待到一切人都被宣传教育得明明白白了，就象人们一般所借口推衍的那样，那就等于是说完全取消和放弃这件事：因为永远不会有一天一个民族会全部都达到同等的启明程度，尤其是当社会里还继续存在着不平等和个人利益的斗争的时候。首先这些个人利益必须融化在普遍、一般的利益之中，然后才会有更进一步的普遍的启明。只要受教育、受启发的条件（没有挂虑，生活得以维持，时间，机会）还不平等的时候，全体的一般的启明也就不会可能。
现存事物的倾复也很可能通过一个君主来进行。当然这是一件很可怀疑、但也决非不可能的事。这个君主可以不论是来自那里，来自皇家的宝座，也可以来自小民的茅舍；如果他连同他的皇冕和王笏一起把利己主义的偏见和特殊利益都一齐抛掷到垃圾堆里去，这个英勇的斗士，直到社会完善地组织起来以前，就是一个应该受到我们欢迎的独裁者。
有些人也许要批评我，说我把实现好事情的希望寄托在一种通过暴力的颠覆上。对于这些人我必须回答说，事情本来是怎样，我就把它说成是怎样，特别是我向来不惯于假装一种欺骗人的看法。但是现存的一切未来就自身孕育着革命的胚胎和养份；那旧制度本来就是在革命和战争中生存活动的。并不是我们的原则，而是那现存的事物，它造成和促进了混乱。我们只是要在这种混乱本身已经为一种暴力的倾复酝酿和准备了条件的时候，利用它来结束这种事物的状态。现在，在人们所说的那样“天下太平”的时候，目前的社会状况所表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图景已经无非是混乱、仇恨、革命和战争。现有的那些常备军，兵工厂，大量积储的战争物资，警察条律，法律，刑罚，大量的犯罪，挤满了囚犯的监狱，难道这一切不都是表示和证明了战争、革命和混乱吗？无论如何它们总不是证明太平。造成这一切恐怖和残酷的难道是我们吗？这些恐怖的残酷的东西在我们的原则传播之前不是久已存在了的吗？它们不是几乎永远被用来镇压任何不属于当权者的意见的吗？因此如果我们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竟预见不到会暴发一种暴力性的灾难，那才是奇怪呢。而如果我们，在这种灾难暴发的时候，不去努力把它引导到一个对于全体的福利有益的方向去，那就是一种在我们方面的失职了。
但是如果我们坦白地表明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毫不掩饰事情的实质，人们就能把我们说成是一种犯罪吗？
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我们不都是为了一切人，不论穷人和富人，不论友人和敌人，毫无差别地要求的吗？
如果我们强迫那些富人和有势力者也要让我们活下去——他们和他们的祖先的财富是靠着我们这些人的劳动得来的——，这难道算是我们对不起他们了吗？我们根本不曾期望过他们，为了社会的利益而放弃他们那种软体虫式的生活；他们尽可以在这种生活里活到老死为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剧烈地改变一种生活状况而不感觉到不幸，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人都不应该不幸；所以我们乐意让他们在生存期间保持那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成为第二天性的东西。但是人们究竟可以要求他们稍微作那末一点点自我牺牲，这，说到那里总是公道的、合理的、基督教的兄弟方式吧。
他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是忘恩负义的，他们把我们当作残酷的暴君，正因为他们自己是残酷的暴君。人们常说，如果他不是从前在草窝里藏过，他就不会到草窝里去找人。这句俗话完全可以应用在他们身上。
他们大半是把我们当作凶恶的屠户，一旦当权，就会夺去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把他们的孩子们投入苦难的贫困中去。
绝不是这样，你们这些先生们，看来我们不只公正，而且是过于基督教式地慈悲了，因为我们甚至于不想在你们那偏爱的生活方式上打扰你们，如果不这样那整体的和谐在未来也还有可能的话。但是你们，或无宁说，你们的政府——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对待我们却就不是那么宽大了。我们，作为胜利者，至少将会准许你们和我们有同样的享受，而今天你们的一切努力却都是用在日益削减我们的，而日益增加你们的享受上的。该是良心发现的时候了；如果可能的话，你们且也在我们的地位上亲身感受一下试试，然后你们坦白地说，是不是你们也会和我们同样这样想，这样做。
我们很知道，也并不是一切都是出于你们的恶意。甚至于出自恶意的事很少；但是实际上你们在于恶事，而自己不知道，因此人们不断提醒你们一下是好的。
你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能否认我们的困苦是一种不幸，并且也盼望能有一个补救，只是这种补救必须从天而降。如果有人对你们说，通过你们的牺牲，你们就可以带来补救，那你们就绝大部分都不肯相信了。你们的舒适优裕的生活地位很少允许你们在我们的困苦里深入地看一眼；如果我们是在你们的环境和你们的享受中长大的，在这一点上也就会和你们完全一样的。环境和生活造成人。但是人民的真正的困苦，任何人不能比那亲身感受，亲身从幼年起就在困苦里滚来滚去的人那样正确地表现给你看。我自己纵然有我所经历的那一切困苦，还远没有尝到那最深刻的、沉重地压在千百万人身上的困苦。而如果说现在从我的笔端已经流出一些苦楚，这些苦楚足以使你们的嘴唇颤抖，那末你们可以知道，在我的意见里决没有什么夸大了的仇恨；因为我已经把这当作是我的责任，尽我的力量所及，为了那最贫穷苦难、最受压迫的阶级的利益而写作。
如果我往往为了社会上的一切惨象而暴怒起来，这是因为我平生常常有机会十分切近地观察这种困苦，并且部分地亲身感受过这种困苦；因为我自己从孩子时起就是在最严酷的困苦中长大起来的，苦到这样，使我描写到这种困苦就感觉到心惊胆战。我的存在扩大了那包围着我的困苦，而不许我在**上共同感觉它。由此也就可以知道，这曾是一种怎么样的精神酷刑了，并且是不是还有比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暴怒和激愤更自然的事：小孩子在那里放火，而无知的人却在那里辩护甚至赞许孩子们的愚蠢。
因此如果说我有时候对于那些特权人物应用严厉的词句，那是因为，我怎么想，我就只会怎么说。
在这一点上，人们无论如何加重刻划也不会嫌太重的。每逢我想到那一切骗局的时候：人民在尽力争取来的胜利之后，反而成了战利品，我就甚至惟恐我的话还说得不够明确、有力，惟恐对那些人民的压迫者的伪装和欺骗还警惕得不够。人民才把一个暴君打倒，就又去可怜那被击败者，又匍匐在那暴君的继承者的脚下请求饶恕了。人民就象一头大象，它把它的驾御人翻倒在地上，却又把被人高举着的那个驾御人的儿子驼到自己背上。
咳！我们的那些压迫者，他们是很柔顺的，如果他们看到，他们在人民的威力下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往往，在这样的时刻，会流下泪来。他们自愿地拿出钱来分，到处和人握手，友好地请你们去吃饭，到你们的集会里来看望你们，那时候如果你们不能坚定地固守住你们的信念，那你们就会象那些飞蛾一样，在那灿烂的笑容可掬的烛光中烧掉了你们的翅膀。
你们要想一想，在你们已经开始走上了胜利的道路的时候，他们还可能有些什么样的手段；他们还可能采取些什么样的阴谋诡计把你们诱惑到错路上去。且彻底翻一翻那世界史的课本，回想一下那一切失败的斗争，一切已经争取到的，但是毫无收获的胜利，然后告诉我们，是不是到处一样，一切和自由的敌人的打交道，他们的个人利益的任何部分的保留，都是继此而来的反动的原因。
如果一个小孩子要求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人们不肯给他，人们就让他去注意另一件东西，以便转移他的要求。正是这样，我们的压迫者在危机的日子里也就是这样来对待人民的。42）
在三十年代以后，人们就利用战争谣言和霍乱恐怖来达到这个目的。特别是后者，在各国政府的布置下成了吓唬一切革命趋势的强有力的手段。
你们大家都还记得几乎在每个大城市前面的那些检疫机关，各个乡村、城市、省区和地方的封锁，旅行的禁止，钱币、信件的熏烟消毒等等吧。至于我，我不能否认有这样一种病，但是我那时候就从来没有相信过它的真正的、可怕的存在。我是这样想，这是一种和其他的疫病一样的疫病，但是人们故意把它说得这样可怕，为的是利用它来制造一幅反对革命运动的恐怖图象。
呀，他们象蛇一样诡谲，而我们则是象鸽子一样单纯；人们当时可以拿我们的脑壳往墙上撞，而我们根本还毫不知觉。
1830年在莱比锡，人们演了一出滑稽的革命趣剧。当时如果在全部有知识修养的居民中只要有一个人知道，他想要做什么，这件事就可能产生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结果。那时候我才第一次确信，人们虽然有一切学院式的聪明，一切大学生式的街头呐喊，一切在骑马、斗剑和射击上的妙技，但是在紧要的关头，毕竟可以是一个真正的蠢材。
人民在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城市和近郊各地的控制者，只因为不知道有别的事可做，就忙于去拆毁十几处房屋，直到第二天早晨。每个人都按他自己的方式找他那一伙人去报仇。这一些人去捣毁一个批发商的别墅，因为他曾经向本城以外的地方定购很多的小五金用品，以至于夺去了本市市民的一笔收入；另一些人去砸一个被憎恨的律师的家具；手工业学徒们就到城郊去捣毁一个在护照处工作由于严厉而被人憎恨的职员的房屋和家具。这样每个人都相信，可以按他的方式来报仇。人们在大街上象流水一样涌来涌去，谁都不知道他们要作什么，而是只要逢上有一个人大胆对他叫一声“这里来，跟着我走！”他们就跟着走。他们找寻一个领导者，以便能做一番大事业；只是在这个黑夜里竟找不到一个对这件事有头脑和有勇气的人。
但是市参事会在这时候却比一切革命者更机智，它在这一夜之间就让人写就无数布告。第二天清早，人们就在所有的大街上读到这些布告，标题大书：我们的城市在严重危机中。下面是对于一切好人的无区别的号召，要求大家都到公共广场去集合，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而拿起武器来对付外来的敌人，并且说就要把这些武器分发给大家。其他一切人一律禁止上街，各家各户一律紧闭门户（那天正是一个星期日）。
去吧！有武器了！这是一个真正的诡计。武器，这正是人民所缺少的东西；现在由政府来供给他们，要多少有多少，人民想：现在可以找到领导者了。在一个这样的日子和一个这样的时刻里，是谁都不愿意呆在家里的。于是前一夜里的一切叛乱者都出现在人们所指定的每个工厂里的集合场上。那里，在缺乏白布条的情况下，他们被人用一张白纸缠在臂上，作为标志，同时因为搜罗不到足够的武器，人们把一根棍棒、一条火炉叉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递到他们手里作为武器。
人民所寻找的领导者出现了。他们是谁呢？是那些为政府的利益而行动的，而且一部分就是政府所派来的人。
现在，那些前一夜里的叛乱者都被派出去巡逻，或者不如说派出去散步。那些发起这全部骚乱的大学生，正是第一批在第二天早晨担任起保卫和恢复旧秩序的人。人们把巡逻队派往各个岗哨上去，挥霍本市的经费很好地招待他们，同时人们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乡下人的身上，预先造谣说，乡下人要冲进城来，大肆抢掠。
假如前一夜里革命者之中有一个人想到这个计划，假如人们先夺取了军械库里的枪械，把人民武装起来，并且为人民筹下款项，筹下食粮，如同政府第二天所做的那样，第二天有什么新事情还办不起来呢！至少可以宣告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的成立。假如这个消息传播到德国的其余各省区去将会是怎样的情形？
三十年代以后，在德国曾有过很多这样有利的机会，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曾被利用过，到处都缺少适当的人，几乎处处都准备好了自愿工作的机器（人民），但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那懂得正确开动这架机器的领导者。
但是这样有利的机会在未来的危机中将愈来愈少，我们的敌人从那时候起已经在经验的学校里学得更机警了；因此也就有必要，事先设想另外一种新的战术，用这种战术可以来粉碎他们的那些预防的措施。但是这是每一个人的事，是不能预先作出任何规定的。43）
现在我们处在一些重要的事变的前夕，这是一些在地球上从未见过的，最重要的事变。44）
一个新的救世主将要来临，为了好实现那第一个救世主的学说。
他将要粉碎旧社会制度的腐朽的建筑，把泪泉导入遗忘的大海，把大地变成一个乐园。
我们准备好，恭恭敬敬地来迎接他吧。
但是我们从哪些方面来辨识出这个救世主呢？——从这些方面：
他将是平凡、普通地从那里来，傲然地蔑视财神的魔术，并且他的心将为人类的痛苦而敞开。他将会从财富的尊贵的高峰下降到困苦的深渊，杂沓在受苦受难和受蔑视的人群之中，他的眼泪将和其余一切人的眼泪交融在一起。
不到一切人都已经从深渊中攀登上去之后，他将绝不先脱离这个深渊。
然后他将把这个深渊填平，使将来不可能再有人这样深深地坠落下去。
他将会参加一切公共的事务，而放弃任何物质的特权。
但是不到这个勇敢的事业圆满地完成，他将绝不把授与他的权力从手里放下。
那时候，少数人的意志将不再统治社会，统治社会的将是全体人的知识。
并且这个最伟大的救世主将会在一种不声不响的谦退之中听命于这个新的统治。
这，将是他的修养和事业的顶点，全世界将正是在这一点上辨识这第二个救世主，那比第一个救世主更伟大的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