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如果一个人对于一星期有几天都弄不清，还居然得到原谅，那么我的处境就可以使人对我更加原谅了。真的，如果有人告诉我说，计算时间的方法已经完全改变，现在一星期已经不是按七天而是按五天、十天或十五天计算，那么，在耳闻目睹二十世纪的事物以后，我对这一点也决不会感到惊奇了。在上次谈话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才第一次想到要问一下一星期究竟有几天。在早餐桌上，利特医生问我是否想听讲道。
“那么今天是礼拜天吗？”我惊异地问道。
“是的，”他回答。“你知道，我们在星期五幸运地发现了那间地下室，因此今天早上才能同你处在一起。你是在星期六早晨刚过半夜时第一次醒过来的，到礼拜天下午你第二次醒来时，神志才完全恢复。”
“这么说来，你们仍然有礼拜天和讲道啦，”我说。“我们有些先知曾经预言，不必等到这个时代，世界上早就不会有礼拜天和讲道了。我很想知道，教会组织怎样同你们社会制度的其他方面相适应。我想，你们大概有一种国家教会和公职牧师吧。”
利特医生笑了起来，利特太太和伊蒂丝似乎也觉得我的话非常有趣。
“怎么啦，韦斯特先生，”伊蒂丝说，“想必你把我们当作怪物了。你们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废除了国家宗教组织，难道你以为我们又把它们恢复了吗？”
“可是，既然一切建筑物全归国有，而且每人都得从事生产工作，那么，这种情况又怎能同自愿结合的教会和非公职的牧师职业不发生矛盾呢？”我问道。
“在这一百年内，人们的宗教习俗自然有了显著的变化，”利特医生答道，“不过即使这些习俗一直原封未动，我们的社会制度也会对它加以妥善安排的。国家在得到交付租金的保证下，对任何人或任何一部分人都供给房屋。只要他们交付租费，就可以一直居住下去。至于说到牧师，如果有一批人希望某人脱离国家的一般服役，去替他们的某种特殊目的服务，他们总是可以如愿以偿的——当然，这也要他本人同意——正如我们可以找到人来担任编辑一样。处理的办法是：从他们的取货证上扣下一笔费用付给国家，用来补偿此人没有参加一般生产工作而使国家遭受的损失。替这个人偿付给国家的这笔费用，相当于你们那个时代付给他本人的薪金。这个原则可以适用于各种情况，因此在国家毋需过问的一切琐碎事务中，私人便有充分的自由活动的余地。至于说到今天的讲道，如果你愿意听的话，那你可以到教堂去，也可以呆在家里。”
“要是呆在家里，我怎么听呢？”
“只要准时同我到音乐室去，找个圈椅坐下来就行了。有一些人仍旧愿意到教堂去听讲道，但是大多数的传道，都和我们的音乐演奏一样，不在公共场所举行，而是从装有播音设备的房间用电话播送到各个订户家里。假使你愿意到教堂去，我也很高兴奉陪，不过老实说，我相信不论你在哪里听讲道，大概也比不上在家里听到的那么好。我从报上看到巴顿先生今天早晨将要讲道，他只通过电话播讲，听众往往达十五万人。”
“在这种环境下听讲道，倒也新鲜。即使没有别的理由，单凭这点，我也愿意做巴顿先生的听众了，”我说。
一两个钟头以后，当我正坐在图书室里看书的时候，伊蒂丝来叫我了。我跟着她到音乐室去，利特先生和太太正在等待着。我们刚刚舒服地坐定，就听到叮噹的钟声，隔了一会儿，一个男人的声音向我们讲起话来，声调高低和平常谈话一样，简直就像房里有个隐身人在说话似的。下面就是他的讲话：——
巴顿先生的讲道
“在过去一周内，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位来自十九世纪的评论家，一位属于我们曾祖时代的活着的代表。如果这么一件离奇的事情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强烈地影响到我们的想像，那就奇怪了。也许，我们许多人都感到兴奋，要想多少了解一些一百年前的社会，并各自猜想那个时代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现在，当我请求大家对我所产生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某些感想加以思考时，我姑且假定自己是遵循着而不是打乱诸位的思路。”
这时，伊蒂丝对她父亲轻轻地说了几句话，他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转身问我。
“韦斯特先生，”他说，“伊蒂丝觉得，巴顿先生选定的这个演讲内容，在你听来可能会感到有点刺耳。倘若如此，你也未必就会上当，听不到讲道。只要你愿意，她会替我们把通往斯维策先生广播室的电话接通，我仍然可以保证你听到非常精彩的讲道。”
“不，不，”我说。“请相信我，我还是宁愿听一听巴顿先生究竟讲些什么。”
“随你喜欢吧，”我的主人回答。
当她父亲和我谈话的时候，伊蒂丝已经捺了一下开关，巴顿先生的声音嘎然而止。现在，她重捺一下，屋里便又充满了刚才已经使我感到非常亲切的那种真挚动人的声调。
“我很冒昧地假定，通过这种回顾既往的努力，大家已经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印象，这使我们对于人类在短短一个世纪里所经历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惊人变化，比以前更感到惊讶。
“然而，就十九世纪我们全国以及整个世界的贫困和今天的富足的差别而论，它可能还不如以前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情况，譬如说，它可能还不及我国在十七世纪殖民时代最初阶段的贫困和十九世纪末期的相对富裕的差别，或者还不及英国在征服者威廉第一①时代和维多利亚②时代之间的差别。尽管当时一个国家总的财富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当作衡量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确切标准，可是上面列举的这些实例，同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的单纯物质差别相比，也有部分相似之处。只有当我们思考这种道德方面的差别，我们才发现，不管我们回顾历史上哪个时代，摆在我们眼前的情况都是前所未有的。也难怪有人会惊讶地说，‘真的！这倒像是一个奇迹！’可是，当我们抛开空想，开始仔细研究这件好像令人难以想像的怪事，却发现这件事毫不足奇，更谈不上什么奇迹了。要说明我们面前的事实，倒毋需假定人类在道德上获得了新生，或者假定完全消除了邪恶，只留下了善行。从环境的改变对于人性的影响中，就可以找到简明的解答。摆在我眼前的事实只不过意味着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制度所代替而已；前者以自私的、虚拟的个人利益为基础，完全依靠人性中的反社会的和残酷的特性才能存在；后者以合理的、大公无私的真正个人利益为基础，完全要靠人类爱群的和慷慨的本性来加以支持。
①征服者威廉第一（1027—1087），原来是诺曼第地方的公爵，1066年征服英国。在他执政期间，连年发生战争，人民生活异常困苦。——译者
②维多利亚（1819—1901），英国女王，其统治时期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当时英国由于对外进行侵略并掠夺殖民地财富，因而经济文化十分昌盛。——译者
“我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想看到人们重新变成像他们在十九世纪那样的野兽，只要恢复旧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制度就行了。那种制度教人把自己的同胞当作天生的压榨对象，并做出损人利己的勾当。毫无疑问，在你们看来，不管自己怎样窘迫，也不致于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去掠夺和自己同样穷困的人来养活自己。但是，如果你们所负担的不仅是你们自己的生活，结果又会怎样呢。我很清楚，在我们祖先中间，想必有许多这样的人：如果他们只是为了个人的生活问题，他们宁死也不会从别人手里抢夺面包来养活自己。可是，现实却不让他们这样做。他们有亲人要依靠他们。那时候，也和现在一样，男人爱着女人。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怎么竟敢做起父亲来了，但是，他们却有小孩，而且他们心疼这些小宝贝，自然也同我们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样，必须供给他们衣食和教育。最驯良的动物在哺育幼雏的时候也会变得凶猛，而在那个尔虞我诈的社会里，为了争夺面包，最温和的人也会产生不顾死活的反常念头。为了养活那些依赖他生活的人，一个人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余地，而只能投入这个肮脏的战斗中去，——哄诈，欺骗，排挤，诈取，低买高卖，打破邻居养活子女的饭碗，诱骗人们购买不该买的东西，出售不该出售的东西，虐待工人，剥削债务人，欺骗债主。尽管有人含着眼泪用心寻找，也不容易找到一种维持生活、养育全家的方法，因此，只得抢到软弱的竞争者之前，从他嘴里夺取食物。即使是牧师，也难逃这种不可避免的残酷命运。他们告诫教徒不要爱钱，可是一想到家庭，也免不了期望自己的职业能获得金钱奖励。可怜的人们，他们的职业确是痛苦的职业！他们劝告人们做一个慷慨无私的人，可是他们和每个人都知道，在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下，人们如果这样做，就会变穷。他们规定了行为的准则，但人们自我生存的本能却又促使他们不得不破坏这种准则。这些高尚的人们看到了社会不人道的惨状，便悲叹人性的堕落；仿佛在这个魍魉世界中，天使般的本性原不该被沾污似的！啊，朋友们，请相信我，能证明人性之中寓有神性的，并不是现在这个快乐的时代，而是那些罪恶的日子。那时候，即使是彼此为了单纯生存所作的斗争——怜悯在这里是愚蠢的——，也不能使慷慨和仁慈这种品质完全从世界上消失。
“如果我们了解得不到黄金意味着什么，了解贫穷在当时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些原来十分温和而富有恻隐之心的男女们，为什么为了争夺黄金就不顾死活地相互厮打。因为，夺不到黄金，从身体方面来说，就意味着饥渴交迫，忍受酷暑和严寒的折磨，病中无人过问，健康时永无休止地从事苦役；从德性方面来说，就意味着忍受压迫和屈辱，忍气吞声地受人侮蔑，自幼便落入粗暴的社会阶层，完全丧失了童年的天真，丧失了女性的娴雅和男性的尊严；在精神方面，就意味着愚昧一生以至于死，所有使我们有别于禽兽的那些才能都被埋没了，生活只不过是生老病死而已。
“啊，我的朋友们，如果你们不能发财致富，你们和你的孩子们就必须忍受这样的命运，那么试想，你们堕落到你们祖先的那种道德水平，又要多久时间呢？
“大约两三个世纪以前，印度发生过一桩野蛮事件，被害的虽然只有几十条人命，可是由于案情特别恐怖，使人永远不能忘记。一批英国犯人被拘禁在一间屋里，里边的空气只够十分之一的人呼吸。这些不幸者都是很英勇的人，在服役期间彼此都是亲密的战友，可是，当窒息的痛苦开始攫住他们，他们便忘去一切，卷入了一场可怕的斗争，每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抢着要接近牢房的那些通风小孔，因为只有那里才能呼吸到一丝空气。在这场斗争中，人们变成了野兽。几个生还者所叙述的恐怖情形，使我们的祖先大为震惊，因而在一个世纪以后，我们发现他们在著作中常常提到这件事，把它当作一个典型的实例，说明人类在精神与**上可能受到的最大的痛苦是骇人听闻的。他们料想不到，在我们看来，‘加尔各答土牢’以及其中疯狂的人群为了要在通风处占得一席之地而相互厮打践踏的景象，就像他们当时社会的一个鲜明缩影。不过，这个缩影还不能当作全貌，因为在‘加尔各答土牢’里没有柔弱的妇女，没有幼童和老人，也没有残废者。在那里痛苦挣扎的，至少都是身强力壮、能够吃苦的男人。
“当我们想到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古老的社会制度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纪末期，尽管我们现在对于继之而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已经感到陈旧，甚至连我们父母一代也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制度，然而，我们对于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如此深刻的变化竟能突然完成，却不能不感到震惊。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十九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中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我们的惊讶大半都会消失。虽然不能说当时的任何一个社会已经具有现代所谓的一般智慧，但和以前各代相比，当时的一代却是聪明的。即使是这种较高的智慧，结果必然也能使人看出社会的罪恶，这是一般人以前一直认识不到的。毫无疑问，在以前的时代里，这些罪恶甚至还要严重得多。但大众的智慧不断增长，因而才会有这种不同的认识，正如晨曦揭露了在黑暗中似乎还可容忍的肮脏环境一样。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主调，是对贫苦不幸的人们表示同情，并且对社会组织无法改善人们的悲惨境遇这个事实，愤慨地加以谴责。这些激昂慷慨的呐喊，清楚地表明了当时最优秀的人们，至少像昙花一现似的，已经充分认识到他们周围景象中的可怕的道德状况了。他们当中一些比较敏感而又心胸豁达的人，由于强烈的同情，感到自己的生活几乎是不可忍受的了。
“虽然他们根本没有领会到那种人类大家庭紧密团结的思想和人类同胞关系的真实性，没有像我们那样把它当作道德准则，可是，如果认为他们全无类似的感觉，那也是错误的。我可以把当时某些作家的十分优美的文章念几段给你们听，你们可以看出，当时有少数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观念，但多数人当然还是模糊的。而且，不要忘记，十九世纪名义上是一个基督教世纪，但社会的全部商业制度和生产制度却体现了反基督教的精神，这对耶稣基督的那些徒有其名的信徒们来说，必然会有某种压力，尽管我也承认这种压力是微乎其微的。
“我们要问，为什么没有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