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费用账目一概都由国家直接负责，从来也不通过任何中间人，当然，除非父母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孩子们的监护人。你可以看到，由于个人和国家关系密切，由于他们是国家的一分子，他们有权获得生活供应。这种权利，同他们和其他个人的关系毫不相干，也不受其影响，因为他们和这些人都是国家的成员。如果任何人要依靠别人来取得生活供应，那么，从道德上来说，这是非常荒谬的，而且按照任何合理的社会理论来说，也是不能成立的。根据这种安排，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将会变成什么样呢？我知道，你们自称在十九世纪是自由的，然而在当时，这个名词的概念绝对不能和今天等同。否则，你们一定不会使用这个名词来形容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几乎每人在生活供应方面都对别人有一种难堪的私人依赖关系：穷人依靠富人，雇员依靠雇主，妇女依靠男人，孩子依靠父母。你们并没有使用那种似乎是最自然、最明显的办法，即把国家产品直接分配给人民，而从实际情况看来，你们却费尽心机想出了一套私相授受的分配办法，从而使接受配给的各个阶级都受到了莫大的个人屈辱。

    “至于妇女依靠男人生活，这在当时也是惯常的现象，当然啰，在由于恋爱而结婚的情况下，男女间的自然吸引力时常使得这种依赖关系可以令人忍受；不过对于有血性的妇女来说，我想这永远是一种耻辱。至于妇女为了生活，不论是否通过结婚的形式，而必须把自己卖给男子，那么，在无数这样的实例中，这种依赖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即使你们同时代的人对于他们社会的最可恶的现象熟视无睹，似乎也认为这是很不应该的；不过，他们也只是由于怜悯，才对妇女们的悲惨命运表示感叹。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是一种掠夺，也是一种残酷行为，因为男人们霸占了世界上的全部产物，却让妇女们来乞求或者用甜言蜜语来求得她们的一份配给。哎哟！——你看，韦斯特先生，我真的对你唠叨个没完啦，就像那些可怜的妇女所忍受的掠夺、悲哀和耻辱，并不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或者仿佛是要你负责似的，其实你对这件事情无疑地是和我感到同样遗憾的。”

    “对于当时世界的情况，我也必须承担一份责任，”我答道，“我能提出的一切解释就是，只有等到国家有条件实现目前这样有组织的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妇女的地位才能得到彻底的改善。正像你说的那样，妇女软弱无能的根源在于她们个人依赖男子生活。除了你们现在所采取的那种社会组织形式以外，我也想不出什么其他方式可以使妇女不依赖男子，同时也使得男子互不依赖。而且我猜想，妇女地位有了这么彻底的改变，这就不可能不对两性的社交关系产生显著的影响。我倒很有兴趣想研究这个问题。”

    “你能看到的改变，”利特医生说，“我想主要是那种十分坦率而又毫无拘束的关系现在已经成为男女社交的特点，这和你们那个时代矫揉造作的男女社交关系形成了一个对比。现在两性以完全平等的地位毫无拘束地来往，他们互相追求，只是为了爱情而没有其他目的。在你们那个时代，妇女依靠男子赡养，因此事实上主要是妇女这一方受到了结婚的好处。我们根据当代的记载可以判断，这种情况在社会地位较低的阶级中大致可以看出，但在比较文雅的阶级中，却被一种繁文缛节所粉饰，目的是要造成恰恰相反的印象，就是说，主要是男子这一方受到了好处。为了保持这种习俗，就有必要让男子一直装成一个求爱者。因此，倘若一个妇女在男子表示有意娶她以前流露出对男子的爱慕，那就再没有比这更失体统的了。真的，我们图书馆里就藏有你们那个时代的作家的著作，内容恰恰就是讨论妇女是否能在某种假定的条件下没有被人追求便吐露爱情而又不失其女性的尊严的。所有这些，在我看来，是极端荒谬的。不过，我们也了解，在你们那种环境下，这个问题可能有其严重的一面。当一个妇女对一个男子求爱，事实上就等于是要他承当赡养的重担时，人们不难理解，妇女一定会由于自尊和羞怯而不敢流露真情。韦斯特先生，当你和我们的社会发生接触时，我们的年轻人往往会向你盘问这个问题，你得准备怎样应付才好，因为他们对于这方面的旧习俗当然是很感兴趣的。”①

    ①我可以说，我个人的经验已经充分证实了利特医生的警告。现代的青年，特别是青年妇女，对于他们喜欢称之为十九世纪式恋爱的奇风异俗，产生了极为广泛而又浓厚的兴趣。

    “那么，二十世纪的女孩子可以表示自己的爱情啦？”

    “只要她们愿意，”利特医生回答，“她们，正如她们的爱人一样，不再装模作样把感情隐藏起来了。一个女孩子卖弄风情，会像一个男子那样受到很大的卑视。在你们那个时代，一个女孩子故意装作冷淡，也骗不过一个求婚者，但现在却可以使他完全受骗，因为谁也想不到会这样做的。”

    “我自己也能看出妇女取得独立地位后必然产生的一个结果，”我说，“现在男女结婚必然是双方情投意合的。”

    “当然如此，”利特医生回答。

    “在一个社会里，一切婚姻都是爱情的结合，这真叫人难以想像！哎呀，利特医生，你再也体会不到，这样一个社会在一个十九世纪的人看来是多么令人惊异的现象啊！”

    “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想像，”利特医生回答。“但是，你所庆幸的那种纯洁的爱的结合，也许会有你最初还不能体会的更深的意义。它意味着，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毫无拘束地执行了选择异性的原则，及其保留并延续种族中的优秀类型而淘汰低劣类型的倾向。妇女再不会因为贫穷和需要成家，而接受她们既不喜爱又不尊敬的男子来做她们未来孩子的父亲了。财产和地位也不能转移人们对个人品德的重视。黄金再也不能‘使一个傻瓜掩饰他的愚蠢了’。人材、头脑、性情、美貌、智慧、口才、仁慈、慷慨、和善、勇敢等天赋，肯定会遗传给后代的。每一代都比上一代经过了更精密的选择。人性喜爱的那些特性被保存下来，而人性所厌恶的却被扬弃了。当然，有许多妇女在爱情中也会掺杂着对男子的崇拜，企图同地位较高的人结婚。但这些妇女却并不违反同一法则，因为今天同地位较高的人结婚，并不等于同有财产或有官衔的男子结婚，而是同那些杰出的、对人类作出不可磨灭的光辉贡献的男子结婚。这些人在今天成为唯一享有荣誉的社会显要了。

    “一两天前，你曾经谈到，我们人民的体质胜过了你们那个时代的人民的体质。当时我曾说过一些促成种族纯洁的原因，可是，不论哪个原因，都不如自由选择异性这个原则对以往两三代的体质的影响那么重要。我相信，当你对我们的人民进行了更充分的研究以后，你会发现他们不但在体质上，而且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都有了进步。如果不是这样，那倒是怪了，因为不但大自然的一个伟**则现在可以自由发挥作用，使种族得到挽救，而且还有一种深刻的道义感在支持这个法则。在你们那个时代，个人主义是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思想，但它不仅危害人们之间的友爱和共同利益的一切重要情感，并且也使活着的一代无法实现对下一代的责任。在以往的各个时代里，人们事实上都没有认识到这种责任感，但在今天它却成为人类伟大的伦理观念之一。这个观念以强烈的责任心来加强人们在婚姻中要选择最优秀、最高尚的异性的那种自然的本能。结果，我们用来发展人们的勤劳、天才异禀以及其他一切优秀品质的各种鼓励和刺激的办法，并不是全部都像我们的妇女那样能够影响年轻人，因为我们的妇女处在种族裁判者的崇高地位，只肯嫁给具有优秀品质的人。一切鞭策、刺激、诱导和奖励的办法，都不像妇女的笑脸那样有效；懒汉们会发现，妇女是不会让他们看到笑脸的。

    “今天的独身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社会上毫无出息的人。一个女人，由于对这样一个不幸者的怜悯，甘冒当代的大不韪（在其他方面，她是不受舆论指责的），竟然嫁给他，那么她一定是个勇敢的女人，尽管她没有把自己的勇敢用于正途。我还得补充一句，她将发现，在对她的批评中，妇女的情绪要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严厉而不可抗拒。我们的妇女是未来社会的监护人，而且受托掌握未来的命运，这样，她们就已经尽了她们最大的责任。她们在这方面的责任感，已经成了一种宗教的皈依。这是一种崇拜，她们对自己的女儿从小就给以这种教育。”

    那天晚上回房以后，我坐到深夜，阅读利特医生给我的一本贝里安所著的传奇小说。小说的情节以利特医生最后所说的有关父母责任的现代观念那段话里的某种情况为中心。同样的情节如果让一位十九世纪的小说家来处理，几乎必然是要激起读者对于一对情侣的感伤的自私感情产生不健康的同情，并使读者对他们所触犯的不成文法表示愤慨。我不需要叙述——因为谁没有看过《鲁思·埃尔顿》这部书呢？——贝里安采取了怎样不同的处理方法以及使用什么巨大的力量来坚持他所说的原则：“对于还未出世的婴儿，我们具有和上帝一样的权力，我们所负的责任也正像上帝对我们的责任一样。我们怎样对待他们，上帝也会怎样对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