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个时代的私人资本家要办报纸，也得大掏腰包，而且即使这些人也往往会在赢利以前把本钱花得一干二净。如果你们确有报纸，我猜想，一定依靠政府的公费出版，聘用政府的编辑人员，反映政府的意见。还有，如果你们的社会制度确实十全十美，在处理公务方面绝对没有什么缺点可以批评，那么这种做法也许可以适用。否则，由于缺少一种独立的、非官方的工具来反映公众的意见，我看一定会造成很不幸的后果。老实说，利特医生，自由的报刊出版制度及其一切特点，确是从前资本掌握在私人手中的旧制度下的差强人意之处，而你们尽管获得了其他方面的成就，恐怕也不得不承认这方面的损失吧。”

    “我怕连这点安慰都不能给你，”利特医生笑着回答。“首先，韦斯特先生，报刊并不是对公共事务提出严肃批评的唯一的或者在我们看来是最好的工具。按照我们的看法，你们报纸关于这种题材的论断往往流于浅薄轻率，而且浓厚地带着偏激和怨怒的论调。如果这些报纸只不过反映舆论，那么，它们会使人对于公众的才智产生不良的印象；如果它们终于能造成舆论，这对国家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现在，当一个公民希望就公共事务的任何一方面来认真影响社会舆论，他就可以像出版别的书籍一样出版一本书或小册子。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报刊杂志，也不是因为它们缺少充分的自由。我们使得现在的报刊比你们当时的报纸更完善地反映公众的意见，因为你们当时的报刊出版事业，在私人资本的控制和经营下，首先被当作一种赚钱的业务，其次才当作人民的喉舌。”

    “但是，”我说，“如果政府用公费来办报，它怎能不控制报刊的方针呢？除了政府以外，又有谁来委派编辑人员呢？”

    “政府并不负担报纸的费用，也不委派编辑，也绝对不会对报纸的方针产生丝毫影响，”利特医生答道。“而是由订阅报纸的人民负担报纸的出版费，选择编辑人员，并在他们不称职时加以撤换。我想，你不会说这样的报刊出版事业不是一个代表舆论的自由机构吧。”

    “我绝不会这样说，”我回答，“但是，又怎样来实行这种办法呢？”

    “再简单也没有了。譬如说，我的几个邻居或者我自己，觉得该有一份报纸来反映我们的意见，并专门报道我们本地区、本行业或专门职业的情况，我们便四出访问群众，征集赞助者的签名，等到他们的年度预订费足够维持开支时，报纸就可以创办了。至于报纸规模的大小，根据订户多少而定。预订费的数目从各订户的取货证上扣除，以保证国家不致因发行报纸而遭受损失。国家的工作，你知道，仅仅是一个发行人的工作，在这方面它不能拒绝承担应尽的职责。这时候，报纸订户便选举某人来当编辑。如果这个人接受了这个职务，在他任期内就可以不担任其他方面的工作。订户不像你们当时那样给他薪金，而是为了要他脱离一般工作，便偿付国家一笔款项，数额与他所花的生活费相等。他就像你们当时的编辑那样办报，不过他却不要听从帐房的命令，也不必替私人资本利益进行辩护以反对公共利益。当第一年终了，下年度订户可以重选前任编辑，或另选他人接替。一个能干的编辑当然会无限期地连任下去。随着订户的扩大，报纸的经费也就会增加，并且由于获得了更多、更优秀的投稿人，报纸也会得到改进，这和你们当时的情况是一样的。”

    “既然你们没有钱币可以付给投稿人，又怎样给他们报酬呢？”

    “编辑和投稿人议定稿件应得的报酬。这笔款数就从报馆的保证配给额中划到投稿人个人的配给额中。另外，他们就像其他作家那样，可以根据所得的配给多少获得相应的写作假期。至于杂志，它的制度也是一样的。那些有兴趣想办一份新期刊的人们，要保证所收的定阅费足够维持一年的开支；选出他们的编辑，由编辑付给投稿人稿费，正和办报的情况一样，同时出版部门也照例提供必需的人力和物力。当人们不需要某一编辑继续工作，而他又不能通过其他文字工作来享受创作假的权利，他只能回到生产大军中原来的工作岗位。我得补充一下，虽然编辑通常都只在年终选举，并且照例任职若干年，不过，假如他突然改变了报纸的论调，按照规定，也可以根据定户的意见，随时将他撤换。”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我说，“那么，除掉你提到的两种办法以外，不管一个人怎么渴望有研究或思考的时间，他也不可能脱离固定的职业了。他必须通过文学艺术的创作或发明创造，来补偿国家由于他脱离一般工作而受到的损失，否则，就非有足够人数的资助来补偿这种损失不可。”

    “千真万确，”利特医生答道，“我们现在没有一个身强体壮的人能够逃避自己分内的工作而依靠别人的劳动来生活，不论他自己美其名曰学者也好，或自认懒惰也好。同时，我们的制度又有充分的伸缩性，人们的一切天赋本能只要目的不在于统治别人或依靠别人的劳动成果生活，就可以得到自由的发展。同时不仅可以用补偿的办法而且也可以用克己节俭的办法来免除一般的工作。任何人到了三十三岁，即服务期满二分之一的时候，只要他愿意此后只领取别人收入一半的生活费，就可以光荣地退出生产大军。这个数目足以维持他的生活，然而生活中某些奢华和风雅的享受，甚至某些舒适的东西却不得不加以放弃了。”

    那个晚上，当她们离开的时候，伊蒂丝给我一本书，说道：“韦斯特先生，假使今晚你睡不着，也许你会有兴趣把贝里安写的小说浏览一下。人们认为这是他的杰作，至少可以让你了解一下现代小说是个什么样子。”

    那晚，我坐在房里阅读《本塞西利亚》这本小说直到东方发白，不看完毕不忍释手。可是，我希望这位二十世纪伟大小说家的崇拜者不会因为听了我的话生气，我觉得初看此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书中描写的东西，而是书中没有谈到的东西。我那个时代的小说家一定都认为，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创作这样的小说，在这种小说里，不包含贫与富、知识与愚昧、粗鲁与高雅、尊贵与卑贱对照下的一切影响，也不包含由于社会荣誉感和野心而产生的一切动机、对金钱的追求、对贫穷的恐惧以及为自己和别人而产生的各种卑下的渴望；在这种小说中，确实还应该有丰富的爱情内容，但这种爱情却不会遭到由于地位不同和贫富悬殊而产生的那种人为障碍的损害，也不会为任何事物所左右，而只是出自真心相爱。在了解二十世纪社会全貌方面，我读《本塞西利亚》这本书，要比听到不管多少的解释都更有价值。利特医生所告诉我的情况，确实涉及到广泛的事实，不过这些事实只给我很多零碎的印象，直到现在还不能很好地使我融会贯通。贝里安却替我把它们绘成了一幅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