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多的现象，而在那些条件差的行业中，志愿参加者的人数又会不够。不过，这不是我们的原意所在，因为，虽然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完全是切实可行的，然而到底不是我们的制度。”

    “那么，你们怎样规定工资呢？”我又问。

    利特医生沉思不语，过了一会儿才回答我。“当然，我很了解旧制度下的情形，”最后他说道，“因此懂得你提出这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是，现有的制度关于这一点却和从前根本不同了，我真不知道怎样回答你才好。你问我们怎样规定工资；我只能回答说，在现代社会经济中，没有一种概念和你们当时所谓工资的概念相同。”

    “我想，你大概是说，你们没有用来支付工资的钱币吧，”我说。“可是，政府货栈发给工人的取货证，就相当于我们那时的工资。你们分别给予不同行业工人的配给，又是怎样决定的？每人根据什么资格来取得他应得的一份呢？分配的基础是什么呢？”

    “人所具有的人性就是他的资格，”利特医生答道，“他享受分配的基础就在于他是一个人。”

    “在于他是一个人！”我迷惑不解地重复着他的话。“难道你说大家的配给都相同吗？”

    “确是这样。”

    本书的读者事实上从来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分配办法，或许也没有仔细研究过有关盛行一种迥然不同的制度的旧时代的历史记载，因此也就很难设想，这类读者会体会到我听到利特医生简单的说明时所产生的那种惊讶和迷惑。

    “你要知道，”他微笑着说，“这不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来支付工资的钱币，而是正如我所说的，我们根本没有相当于你们工资概念的那种东西。”

    这时，我已鼓足勇气，敢于对这种在我看来非常奇异的办法提出一些意见，因为作为一个十九世纪的人，我首先便想到了这些意见。“有些人的工作比别人多一倍！”我高声说道，“这种办法把能干的工人和不能干的工人同等看待，能干的工人会情愿吗？”

    “我们对所有的人都要求作出恰恰相等的服务，因此，也不会让别人有什么理由指责我们的办法不公正了。”利特医生答道。

    “既然人们的能力有高低之分，那我倒想问问，你们怎能要求人们作出相等的服务呢？”

    “这太简单了，”利特医生答道，“我们要求每人必须同样努力；也就是说，我们要求每人尽他最大的努力作出最好的贡献。”

    “假定大家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说，“有人的产量还是可能比别人高出一倍的。”

    “一点不错，”利特医生回答，“不过，生产量对于这个问题却毫无关系，因为这涉及到是否逃避责任的问题。逃避责任是道德问题，而生产量不过是物质数量。如果用物质标准来衡量道德问题，这将是一种十分离奇的逻辑。只有努力程度的大小，才同是否逃避责任的问题有关。凡是尽了最大努力的人，他们的贡献都是相等的。一个人的才能不管多高，也只能决定他应负责任的大小。一个才能很高却没有尽到最大努力的人，尽管作出的贡献可能超过一个才能低却全力工作的人，但两人相比，前者却不如后者。前者终其一生也不能弥补其对社会的亏欠。造物主根据他给予人们的不同资质，规定他们应承担的工作，我们只不过要求人们尽到这种责任罢了。”

    “这种理论的确很妙，”我说，“但是，即使两个人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一个人的生产量比另一个人高出一倍，却规定他只能得到和另一个人同样的报酬，那也未免太过分了吧。”

    “你真以为是这样吗？”利特医生说道。“你知道不知道这倒使我觉得非常奇怪？现在人们的想法是，一个人使用同样的力量能生产出超过别人一倍的东西，并不应该因此受到奖励，相反地，如果他不这样做，就应该受到责罚。在十九世纪，当一匹马比一头山羊拉动了更多的东西，我看你们是会奖赏它的。现在呢，如果这匹马不多拉一些，我们就会狠狠地鞭打它，理由是它比山羊力大，理应如此。真奇怪，道德标准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医生说这话时，眼睛那么眨了眨，使我不禁笑了起来。

    “在我看来，”我说道，“我们按照人们的才能给以奖励，另一方面，考虑马和羊的能力，仅仅是为了确定它们应该分别担任的劳役；真正的理由在于：马和羊不是有理性的动物，当然会竭尽全力听从驱使，而对人来说，只有按照他们的生产量给以鼓励，才能诱导他们去这样做。因此，我倒要问你，为什么你们的社会不需要这样做，莫非这一百年来，人的本性已经大大改变了吗？”

    “我们也需要这样做，”利特医生答道。“我认为从你们那个时代以来，人性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改变。人的气质依然如故，因此，必须通过奖励方式的特殊鼓励以及使人获得某些利益，才能促使各方面的人们作出最大的努力。”

    “但是，如果不论一个人的成就大小，给予他的收入总是一样，那又怎能鼓励他使出全部力量呢？品德高尚的人，在这种制度下，也许会为那谋求公共利益的热忱所感动，但是一般人都认为，特别努力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努力不会增加收入，不努力也不会减少收入。这样，难道他们不会偷懒吗？”我问。

    “那么，”我的朋友答道，“难道你真以为人类的本性就是害怕贫困和喜爱奢侈，而对任何其他刺激都毫无反应了吗？难道你真以为，他们在得到安稳与平等的生活以后，就没有其他动机能促使他们努力工作了吗？和你同时代的人尽管自认有这种看法，其实也并不真正这样想。当问题牵涉到需要人们作出最崇高的努力和最大的自我牺牲时，你的同时代人却要去依靠完全不同的鼓励办法了。当面临舍身为国的问题时，他们用以鼓励士气的不是更高的工资，而是荣誉和公众的感激，爱国心和责任感。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这些动机一向激励了人们最优秀、最崇高的品质。不仅如此，只要你分析一下作为你们那个时代一般动力的贪财心理，你就会明白，害怕贫穷与爱好奢华，只是他们以追求金钱为代表的动机之一。其他的动机，并且在许多人看来也是更重要的动机，则是希望得到权力，得到社会地位，以及从个人的才能和成功而来的声誉。所以你要知道，虽然我们消除了贫穷和对贫穷的恐惧，消除了过度的奢侈和对奢侈的向往，但是，对于过去促使人们爱钱的大部分动机，或者激发人们作出更崇高努力的动机，却丝毫没有加以遏制。那些比较低级的动机不再使我们动心了，并且已经被崇高的动机所代替。而这些崇高的动机是你们时代的单纯工资劳动者所完全没有的。既然任何一种生产已不再是为个人而是为国家服务，爱国心和人道热情便成为激发工人工作的动力，正如这种因素曾经激发你那个时代的士兵一样。生产大军之所以称为军队，不仅在于组织的完备，而且由于它鼓舞其成员的那种自我牺牲的热情而得名。

    “不过，我们也同你们一样，常常利用爱名誉的心理来加强士兵的爱国心，从而激励他们的勇气。我们的生产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要求每人都同样努力，也就是尽他所能尽到的最大努力。因此，你可以看到，我们用以鼓励工人尽最大努力的方法，必然成为我们计划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在我们中间，辛勤地为国家服务，是获得公共荣誉、社会地位和职务权力的唯一可靠途径。一个人对社会的服务价值决定他的社会地位。如果用我们鼓励人们热心工作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效果来进行比较，那么你们依靠赤贫如洗与穷奢极欲两种现象的实例来教训人们的办法，是收效不大的、不可靠的，并且也是野蛮的。甚至在你们那个污浊的社会里，追逐荣誉的**也显然比贪财的心理更能促使人们拼命工作。”

    “我非常想知道你们这些社会措施的情形，”我说。

    “详细的办法，”医生答道，“当然是很复杂的，因为这种作法贯串在我们生产大军的整个组织中；但也可以用几句话来给你一个概念。”

    正在这时候，伊蒂丝小姐上来了。我们坐在露台上谈话，她一来，当然打断了我们，但我还是高兴的。她打扮好了，准备上街去替她父亲办点事，因此来找他。

    “喂，伊蒂丝，”当她正要走开时，他喊道，“我不知道韦斯特先生是否有兴趣和你一起出去看看我们的店铺？我刚和他谈了一些我们的分配制度，也许他愿意去看看实际情况。”

    他又转身对我说道，“我的女儿到店铺选取东西是不厌其烦的。关于店铺的情形她能比我谈得更多。”

    我当然非常赞成这个建议，伊蒂丝也立即表示很喜欢和我作伴，我们便一同出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