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特医生和太太不久也出来了。他们听说我清早一个人跑遍全城，显然大吃一惊，但也可以看出，他们发现我出去走了一圈以后并不怎么激动，倒也又奇怪又高兴。

    “你出去散步，总很有趣吧，”当我们不久以后在餐桌边坐下来时，利特太太说道。“想必看到了很多新鲜东西啦。”

    “我看到的东西，几乎没有一件不是新鲜的，”我答道。“不过，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在华盛顿大街找不到一个店铺，在国家大街也没有看到一家银行。你们究竟用什么办法消灭了那些商人和银行家？难道象我们那个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把他们全都绞死了吗？”

    “倒不致于那么厉害，”利特医生答道。“我们干脆不要他们了。在这个新世界里，他们已经不起作用了。”

    “你们要买东西，谁来卖给你们呢？”我问。

    “现在没有‘买’或‘卖’了；商品的分配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实现的。至于银行家，既然钱币都已废除，那些先生们还有什么用处呢。”

    “利特小姐，”我转身对伊蒂丝说，“我想你爸爸是开我的玩笑吧。我并不怪他，因为我现在什么都不懂，很容易引起别人对我开玩笑。不过说真的，我虽然相信社会制度可能产生的变化，但那也是有限度的。”

    “我知道，爸爸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她答道，同时露出令人安心的微笑。

    这时我们的话题又转了，我仿佛记得利特太太提出了十九世纪妇女的服装问题。直到早餐以后，利特医生把我请到他爱去的屋顶上，他才重新谈到了买卖问题。

    他说，“你听说我们现在已经不用钱币，也没有买卖，感到很奇怪，但只要你稍为想一想，就会明白，你们那个时代所以要有买卖和钱币，原因很简单，因为生产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现在呢，这些东西当然成为多余的了。”

    “我还不能一下子就懂得这些道理，”我说。

    “道理很简单，”利特医生说。“当无数不同行业、互不相关的人们各自生产生活享受方面所需的各种东西，人与人之间就有必要进行无休止的交换，以便得到所需的物品。这些交换构成了买卖行为，而钱币却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媒介物。但是，等到国家成为一切货物的唯一生产者，个人之间就毋需通过交易来取得所需的东西了。一切物品都由一个地方供给，此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供给来源。国家货栈直接分配的制度代替了商业买卖，因此，钱币也就用不着了。”

    “这种分配是怎样进行的呢？”我问。

    “按照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利特医生答道。“每年年初，我们根据国家一年的总产额算出每人应得的份额，把这数字记在公共登记册上每个公民的名下，同时发给每人一张取货证，他就可以凭此向各居民区的公共货栈随时提取所需的任何物品。你知道，这种安排使个体商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各种商业交易全无必要了。也许你愿意看看我们的取货证是什么样子吧。”

    当我非常好奇地研究他递给我的那张硬纸片的时候，他紧接着说，“你看这张卡片代表了一定钱数。我们保留了这个旧的名称，而不是它的实质。我们使用‘钱’这个名称，并不是说真有这种东西存在，只不过是用它来衡量各种产品价值的一种代数符号罢了。因此，各种货物仍旧象你们那时候一样，是用几元几分来标价的。办事员把要提取的物品的价格登记在取货证上，从我们应得的总值中扣去这一部分数字。”

    “假使你想从你的邻居那里买些东西，你可以转让一部分取货权作为补偿吗？”我问。

    “首先，”利特医生答道，“我们的邻居们没有东西可以卖给我们。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取货证是属于个人的，绝对不允许转让。即使国家能同意你说的那种转让，首先也一定要把转让取货权的事情研究清楚，以保证双方权益的均等。在过去，一个人手里有钱，并不能证明他对这笔钱有合法的权利，那些用偷盗或谋财害命手段得来的钱正和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没有两样。即使没有别的原因，就这一点也足以构成废除金钱的理由了。人们现在常常由于友谊，交换礼物或相互赠予，但是，大家都认为进行买卖是同公民之间应有的那种互助、友爱和廉洁无私的道德绝不相符的，并且也违背了维持我们社会制度的那种休戚相关的观念。按照我们的看法，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说，买和卖的行为在本质上都是违反社会利益的。这是一种教人去干损人利己行为的做法。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教育它的公民这样做，就绝不可能摆脱文化落后的状态。”

    “假使有一年，你所消费的东西不得不超过取货证规定的数量，那又怎么办呢？”我问。

    “我们的供应量是很大的，一般都用不完，”利特医生答道。“不过，假使由于意外的消费而感到不足的话，我们可以从下一年的配给额中预支有限的数量。可是我们并不鼓励这种通融的办法，并且规定了很大的折扣加以限制。当然，如果有人平时任意挥霍，那么他的配给就不再是一年一发，而改为按月或按周发给，甚至在必要时不允许他自动处理全部配给。”

    “假使你用不完配给，我想你可以把它积蓄起来吧？”

    “如果个人预定有特殊的用途，在一定数额以内，也是允许积蓄的。但是，除非预先通知要有特殊的用途，一般认为没有用完全部配给的公民便不可能有机会再用，于是这部分余额就被转到公共积余账上去了。”

    “可是，这种办法不能鼓励公民养成节约习惯，”我说。

    “本来就不需要鼓励节约，”他答道。“国家已经十分富裕，并不希望人民有好东西而不去享受。在你们那个时代，人们为了防备以后失去生计，并为子孙打算起见，不得不聚积资财，这样就使得吝啬成为美德。但现在，聚积资财既然不再具有这种值得称道的目的，已经没有用处，所以也不成为一种美德了。任何人都不必为自己或孩子们的前途操心，因为国家保证每个公民在整个一生中可以获得抚养、教育和舒适的生活。”

    “那种保证真是无所不包了！”我说。“不过又怎样确定一个人的劳动价值足以抵偿国家在他身上的花费呢？整个说来，社会也许可以维持全体人民的生活，但是总有一些人收入较少，不够维持生活，而另外一些人却有富余；这岂不是又使我们回到工资问题上来了吗？这个问题你一直还没有谈过哩。你记得吗，昨晚我们刚刚谈到这一点就停住了。昨晚我曾说过，现在我还是这样说，我觉得象你们这样的国家生产制度，在这问题上会碰到重大困难的。我要再问一下，社会所必需的职业不可胜计，它们的性质截然不同，相互比较的标准又无法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怎能把无数职业的不同报酬或工资圆满地定下来呢？在我们的时代，市场行情决定了各种劳动和商品的价格。雇主尽量想少付，工人尽量要多得。我承认，从道德上来说，这并不是个好制度，但至少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粗略而方便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只要我们的社会继续发展下去，对这个问题每天都得解决千万次。我们觉得，此外好象就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了。”

    “不错，”利特医生答道，“在每个人的利益都和别人利益相冲突的那种社会制度下，这确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如果人类从此就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那未免太不幸了。魔鬼有这样一句成语，‘你的需要就是我的机会。’而你们社会的那种做法，不过是把魔鬼的那句话应用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罢了。你们对任何一项服务的报酬，并不按照其困难、危险或辛苦的程度来决定，因为世界上最危险、最艰难、最令人厌恶的劳动，都由报酬最低的一些阶级来承担；相反地，却完全是根据需要这种服务的人们的需要情况来决定的。”

    “所有这些，我都承认，”我说。“但是，尽管有这些缺点，按照市场的行情来定价格，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很难设想，你们在这方面会找到什么令人满意的办法来代替。既然政府成为唯一可能的雇主，当然也就无所谓劳工市场或市场行情了，各类工资势必由政府强行规定。我真难以想像有什么任务会比这更复杂、更需要慎重处理的了，而且不管怎样执行，也没有比这种任务更容易引起普遍不满了。”

    “请原谅，”利特医生说道，“不过，我认为你把困难夸大了。试想在一个像我们这样保证全体人民就业，并允许自由选择职业的制度下，由一些有头脑的人组成委员会来负责制订各行各业的工资，情形又如何呢？难道你不同意说，尽管第一次的决定不太令人满意，但错误是很快就会得到改正的？在缺点未被纠正以前，那些条件好的行业，会出现志愿参加者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