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硬核与保护带

    我们把正题转到一种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公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作出全力以赴的论述。1960年，西奥多·舒尔茨宣告了人力资本论的诞生。而该理论诞生本身，可以说是两年以后的事，那时，《政治经济学杂志》出版了它的1962年10月号增补卷，题为《对人的投资》。在这一卷里，在几篇开创性文章中，包括了加里·贝克尔1964年的专题文章《人力资本》的前几章内容。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自发表以来即成为这方面最常为人引用的文章。这样，人力资本论已伴随我们十五个多春秋，在这些岁月里，这个领域的文献，汹涌而出，从未有止，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近来似乎正以日益提高的比率在增加。1963年，出现了这方面的第一本教科书，但是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经过60年代中期的一段平静日子后，教科书行业开始兴旺：1970年至1973年期间，致力于这一目标的作者有八位之多，同时还一部接一部地出版了七部人力资本及其有关问题方面的优秀文章选集。因此，探究一下所有这一切预示着什么，或许是时候了。

    这种理论是否已经如其创立者的极大期望所愿？从更深入、深刻地捕捉它所瞄准的问题意义上说，它是否有所进步？或者说，是否存在停止不前和大病将至的迹象？

    这是运用拉卡多斯的MSRP去检查它对著名的人力资本理论思想本身作出哪些（如果有的话）评价的一个黄金机会。利用拉卡多斯的概念，我们可以首先提出，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硬核”是什么？其次，我们可以提出，框架的“保护带”受到了什么批评，而研究框架的辩护者对这些批评是如何作出反应的？最后，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一种“进步的”研究框架，还是一种“退步的”研究框架，也就是说，框架的经验内容总的说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不难表明，所谓的人力资本理论事实上是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实例：它不可能降格为一种单一的理论，只是作为标准资本理论在一些经济现象中的应用而存在；与此同时，它本身是更为全面的新古典研究框架中的一个分框架，因为，它只不过是标准的新古典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前没有考虑过的现象上的运用。人力资本概念或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硬核”是这样一种思想：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他们自己身上的花费，不仅是为了当前的享受，而且也是为了将来取得金钱的和非金钱的报酬。他们可能购买医疗保健；他们可能自愿要求增加教育；他们可能花时间寻找可能取得最高收入的工作而不是接受最先找到的工作；他们可能购买有关工作机会的信息；他们可能为了得到较好的工作机会而移居；他们还可能选择工资不高但学习机会很多、从而最终能得到高薪工作的工作。所有这些现象——医疗保健、教育、工作寻找、信息猎取、移居和在职培训——不管是个人自己的行为，还是社会为其成员所作的努力，都可以看作是投资而不是消费。

    把这些现象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做了些什么，而是决策者（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采取当前行动的未来目的。

    人力资本理论只增加了一个假定，即决策者是一个家庭，而不是一个个人，这扩大了与家庭计划、甚至结婚和生育决策的相似性。①当我们现在看到把生命周期思想运用于储蓄理论时是不会感到惊讶的，但是，在鲍曼确切地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思想上的人力投资革命”以前，把在诸如保健和教育这样的社会服务上的支出当作与在物质资本上的投资一样的投资，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在那时，肯定没有任何人企图在劳动经济学与社会服务经济学之间寻找出共同的分析基础。

    因此，对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硬核”名符其实的新颖性，很难有什么疑问。由于对这种“硬核”的投入，对巨大的研究潜力也不会有什么疑问。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保护带”充塞着人力资本“理论”——这样说是不会过份的，事实上，其内容是如此庞大，以致于我们很难希望把它们一一罗列。但是，我想，对于我们选出的重点，人力资本理论家中不会有多少人有异议。

    ①贝克尔等人事实上已经把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扩展到“家庭经济学”，见第十四章。

    在教育领域，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基本理论涵义是，对后义务教育（postcompulsoryeducation）的需求，既是直接和间接的上学费用变动的结果，也是对与上学年数有关的收益差别变动的反应。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有关的传统观点是，对后义务教育的需求是对一种消费的需求，它取决于既定的偏好、家庭收入和上学“价格”即学费。这里面还有这种消费需求也包括消费有关物品的“能力”这层意思，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满足于把它让给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去表明，这种“能力”又取决于学生的社会阶级背景，尤其是其双亲的教育水平。由于这一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有关教育的消费需求理论从未用于解释现实世界中高级中学和大学的升学率，与我们采用的有关具体叙述没有太大差别。

    问题在于放弃的收益构成私人上学费用的重要部分这种观念和在学生缺乏作出系统而长远的预测所必要的信息与任何情形下可以利用的信息都被认为不可靠的情况下，学生对劳动市场的收益前景作出系统而长远的看法，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与此相反，人力资本研究框架一方面也把上面提到的“偏好”和“能力”当作是既定的，同时又突出当前和未来收益的作用，并且论证说，这些收益将比同一批学生之间家庭背景特征的分布更有可能在短期内展示出差异。

    所以，新旧观点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和辅助性的假定，要把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硬核”变为可以检验的有关后义务教育需求的理论，这些假定很显然必须精心设计：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学生不可能轻易找到超出未来收益的目前继续上学所需费用；他们完全清楚学习时所丧失的收益，因此当青年失业率上升时，对上学的需求便增加；当前与上学年数有关的工薪差异，使他们能够相当精确地估算当几年后他们进入劳动市场时的工薪差异；等等。此外，这种理论还开始使用两种说法：它主张胸无大志者预测后义务中等教育的总招生人数，比较有雄心者预测高等教育特定研究领域的招生人数，甚至各种三流研究机构的招生人数。

    二、个人主义方法论

    正如舒尔茨、贝克尔和明塞最先阐述的，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为特征的，也就是说，它认为所有社会现象都应追溯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在舒尔茨、贝克尔和明塞看来，人力资本的形成典型地是由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行动而引起的。①这就工作寻找和迁居而言的确如此，但保健、教育、信息猎取和劳动培训则在许多国家不是全部、也是部分地由政府进行的。

    在美国，人们对私人医疗和私立教育的熟悉，以及政府几乎完全不提供培训项目（至少在1968年之前是这样），为①注意，强调个人选择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本质。业已证明，教育提高了生产和消费的配置效率，加速了技术进步，提高了储蓄率，降低了生育率，并且影响了犯罪率和犯罪性质（见加斯特，1975年，第9—14章）。但是，所有这些除了促进个人增加教育需求而外，对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并没有任何补益。

    强调私人计算提供了支持。然而，无论何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医疗保健和教育相当大程度上还是公共部门的事情，这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否也能对公共行为提供新的规范标准问题。在教育方面，不管评价如何，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确实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投资标准：资源配置应使各级各类教育的边际的、“社会的”教育投资报酬率均等化，而且，这种均等化了的教育投资收益不应低于其它私人投资的收益。可是，这种规范标准并没有得到所有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拥护者用同样程度的证实加以支持。而且，所谓的教育投资的社会报酬率必然完全是根据可以观测的金钱价值来计算的，非金钱的教育报酬以及学校教育的外在性则一直要求助于定性判断，这就势必众说纷纭（见布劳格，1972年，第202—5页）。这样，所观察到的同一教育投资社会报酬率，常常产生不同的最优教育战略结论。

    由于是规范标准，所以，教育的社会报酬率均等化的主张，没有产生任何经验检验问题。如果是实证经济学，人们也许会有兴趣质问政府是否确实这样配置资源于教育系统，使各级各类教育的社会收益均等化，但是，很少有人力资本理论家令他们自己对这种计算的结果作出有限的预言。①由于缺乏普遍接受的政府行为理论，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拥护者很可能忘了阐明他们的学说的规范含义。不幸的是，如果不搞清教育领域政府行为的内在标准，就很难对关于后义务教育需求的任何实证性预言作出检验。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的后义务教育需求不受政府决定可以利用的空间供给的约束。因此，在检验有关私人需求的预言时，我们最终既要检验需求函数的预言，也要检验供给函数的预言。给定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只研究人力资本的货币问题，我们就必须研究只在美国、日本、印度和菲律宾存在的那种对外开放的高等教育制度。

    这些评论无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关于教育需求的几乎是所有经验工作都限定于美国。然而，即使对于美国，对私人上学需求的解释实际上给予的努力也少得惊人。在1970年前或其前后，几乎没有完成任何明确的东西，即使到现在，教育需求在运用人力资本研究方法的大量经验文献中也依然是一个严重的缺项。

    现在我们把讨论从正式教育转移到劳动培训。几乎是从一开始起，劳动培训就与正式教育在人力资本研究框架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贝克尔对普通培训和专业培训所作的根本性区分，产生了令人吃惊的预言：工人通过培训期间减少的收益自己支付普通培训的费用（见第九章）。这一结论与早先的马歇尔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马歇尔认为，竞争性市场机制不会给雇主以适当刺激，促使雇主提供适当水平的在职培训。有关培训需求的预言，与有关教育需求的预言是完全相符合的，因为正式上学几乎是普通培训的典型例子。事实上，贝克尔的模型具有正确预言的能力，它表明雇主很少直接支付他们的雇员所要求的上学费用，这一普遍观察到的实际现象，任何其它研究框架都没有作出解释（也许马克思主义是一例外）。

    两种学校后学习的区分，不久引起了对培训的收益是否完全为各个工人取得的富有成果的讨论，但它基本上未能鼓励在工业劳动培训方面展开新的经验工作（布劳格，1972年，第191—9页）。这部分是因为从非正式的在职培训和正式的厂内脱产培训中区分出不花钱的在职学习具有内在困难（正式的厂外脱产培训或人力培训规划，则属于另一类型的“培训”）。此外，贝克尔强调培训是工人职业选择的结果，看来忽视了与拥有充分发展的“内部劳动市场”的厂商提供的培训有关的复杂问题。总之，很难说有关劳动培训的人力资本研究现在已经作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检验。

    在评价移居的成功或失败程度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

    在19世纪、甚至是18世纪，出现了有关地区迁移的大量经济学和社会学文献，但那时的文献除了强调地区实际收入悬殊的作用而外，很少从人力资本角度去研究问题。无疑，最近在迁移方面的经验工作深受人力资本思想的影响，但对迁移领域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经验状态的评价，决不是率直的（另见格林伍德，1975年）。

    我们剩下来没讨论的还有医疗保健、工作寻找和劳动市场信息网络。近年来医疗保健经济学的有效创建和劳动市场寻找理论或”就业理论微观基础”的发展，都是植根于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不过，它们都很快发展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现在与“经济思想中的人力投资革命”只有脆弱的联系。

    因此，我们对这些问题便一笔带过了（但可参见卡尔耶、怀斯曼和沃克，1977年；山多梅罗和西特，1978年，第518—25页）。

    三、框架的范围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问题汇集起来，这个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就基本上能对就业收益的决定因素作出全面的解释；它预言，随着年龄增长，形成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整个生命期的年龄—收益能力下降，它们都是向下凹的。毫不奇怪，受人力资本框架激励的大量经验工作，已经采取了把个人收益回归为象天赋能力、家庭背景、居住空间、上学年数、工龄、职业地位之类的变量形式——也即所谓的收益函数形式。

    在对所有这些进行研究过程中，要精确地看出哪个假说经受过检验有时候是很困难的，这与说明上学和工作经验是比天赋能力和家庭背景更重要的因素不同。通过证明个人倾向于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开始时的工薪低于其它机会所能取得工薪、但有利于普通培训的职业而对他们自己投资，以此来换取将来更高的工薪，可以说明工作经验已经形成了人力资本。简而言之，收益随工作经验积累的年数而上升的比率，是由个人选择决定的。可惜的是，除非假定后学校和在学校投资的所有私人边际报酬率是相等的，要把这种后学校投资的效应与正式上学投资的效应分开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然而，占统治地位的证据却是，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报酬率事实上是不相等的，或者换一种说法，人力资本市场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