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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1/2)

    一、一无结果的论战?

    在我们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也就到了近年来围绕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所展开的蔚为壮观的论战之中心。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各自效力上展开的大辩论,已经分裂了经济学专业,累积着极其浩繁的文献。我没有注意总结这些文献以确定两大派别之间的差异,进而提出这些差异能否和解问题。①我甚至不想评价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研究框架正暴露出来的“衰落”信号的强度,虽然我必须说货币主义者在早期始终处于明显劣势,但在货币主义者的反革命过程中,货币主义者对人们采用的凯恩斯主义分析模型的节节胜利提供了扭转劣势的信号。在这一节中,我的目标只限定于一个,即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大论战中总结出两个根本性的方法论教训。第一个教训是弗里德曼所拥护的工具主义方法论(参见第四章),它把一切都轻率地转入狭隘的经验主义,或者说是理论在度量之后而不是度量在理论之后。第二个教训是力图通过证明相对立的理论的错误而确立理论的地位总是使问题尖锐化,就象这次争论中所做的那样,要确立理论地位应当逐步消除重要的歧异。

    最近50年中,我们看到了为对经济波动原因方面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观点作出决定性的经验检验,人们进行了没完没了的一系列努力。局外的观察者可能会这么想,不仅这场讨论没有证明任何东西,而且那些经验证据也显然不能使任何经济学家改变他的思想。但是,粗略地看一看那些文献可以发现一种缩小观点差距的稳定趋势,尤其是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所作的全部现行统计检验的局限性,日益增加的评论无不显示了这一点。这场论战并非仅仅是导致两军对峙的无休无止的闹宴,由于地位持续而稳定的调整改善着早先人们为所欲为的状况,正在深入的讨论带有了值得肯定的因素。与此同时,必须承认,这场论战的持续,除了两大阵营中的所有变动与反变动之外,只能用关于混合经济中私营部门自我调整能力、从而财政和货币政策实际的稳定化或非稳定化程度这些根深蒂固的“硬核”分起来解释(莱荣霍夫德,1976年,第70—1页)。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大论战再次表明,经济学家(象其他科学家一样)当面临观察到的矛盾时,他们会通过首先调整围绕基本信念的核心的辅助性假设,本能地护卫他们的基本信念的核心;只要有可能,他们将一直这样做;只有当没有这样做的机会时,也就是当他们在每一次遭遇战中都彻底败北的时候,他们才会反思他们的基本“硬核”,开始更新。

    二、弗里德曼关于货币主义的前后观点

    让我们来考虑弗里德曼在论战中最初的情况。他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比起对货币数量论的首次重新表述早几年(弗里德曼,1956年)。抛出货币主义一年以后,他出版了《消费函数理论》(1957年)。这本书可以说以最佳方式用特例说明了他的方法论:在以永久收入而非年度收入建立新的消费函数(这其中暗含有一系列特定的、可反驳的有关总消费支出的预示)后,弗里德曼重新考察了有关消费行为的所有有用的交叉部门和时间序列数据,以表明他的理论系统地考虑了打击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学说的证据。不管对《消费函数理论》的最终评价是什么,它都必然列为整个经济学文献中对理论与数据之间关系所作出的最主要的研究之一。①不过,弗里德曼所宣扬的货币主义与他的方法论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首先,他把老的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视为一种理论,他没有重新研究一种经济中支出总量与总产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典型的基本的宏观经济学问题——但重新研究了商业厂商和居民户对货币的需求。接下来他对1869—1957年间美国的货币需求作了经验调查,随后与安娜·施瓦茨完成了宏篇巨作《1867—1960年的美国货币史》(1963年)以及一系列有关货币政策经济效应滞后问题的研究。在这一时期的辩论中,主要的是用经验阐明货币需求函数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对利率变动是不敏感的(莱德勒,1969年,第90—1页)。

    同一年(1963年),弗里德曼还与D.梅斯尔曼合作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文中提出了评估简单的凯恩斯主义者模型和简单的货币主义者模型的许多单个方程或“简化形式”的第一个,力图表明货币收入的周转率要比凯恩斯主义者的投资乘数更稳定。这个结论被阿尔伯特·安多和弗朗科·莫迪利安尼及其它人共同颠过来了,1965年的《美国经济评论》全部内容都是有关单个方程的凯恩斯主义公式与货币主义公式的各种比较的,使每个人都满意的证明是,简化形式的模型没有详细规定结构方程的基本集合,因而不可能区分两个相对立的模型(布雷纳德和库珀,1975年,第169—70页)。

    三、弗里德曼的理论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论战的制高点,这时货币主义问世已在7年上下,然而弗里德曼还没有提出能够产生可以用来支撑货币主义的经验规律的明确理论。弗里德曼1970年出版的《货币分析的理论框架》大致可以说是货币主义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①

    可是,某些货币主义者如布伦纳和梅利茨(1972年,第838—9页,848—9页)反对弗里德曼的框架,他们对弗里德曼的做法表示惊讶,因为弗里德曼利用希克斯的IS-LM模型作出他的辩论,而希克斯的IS-LM模型正是比较静态均衡分析的范例,与此同时,弗里德曼还提出,价格和数量调整的时间过程和相对速度是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方法差异的关键,而在这种情形下IS-LM模型是不适于这种讨论的。事实上,除了一再坚持货币主义者是利用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处理经济问题的,而凯恩斯主义者是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下处理经济问题的,弗里德曼否认两大阵营之间存在任何理论的、甚至思想意识的差异。

    弗里德曼争辩说,采用IS-LM模型是为了阐明他们之间的共同基础,以及由于对调整公众想持有和实际持有的货币数量之差额的调整轨迹所作的动态假定不同而必然存在的所有差异。他认为:“价格和数量调整的相对速度仍然是那些自认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自认为非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在方法和分析上发生歧异的关键”(弗里德曼,1970年,第210—11页,及234—5页)。不过。弗里德曼没能解释价格和数量决策在诸如美国这样的经济中实际上是如何作出的,并且在那种意义上,他也没能提出货币变动的效应如何分别归因于价格变动和实际产出变动的任何理论(切克,1973年,第111—13页)。结果,关于货币与经济活动之间“传递机制”的动态学建议,抓住了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不可检验、或更恰当地说弗里德曼自己没有提供检验它的方法这一要害。人们谴责货币主义者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