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达到均衡。总之，还可以实事求是地说，至今为止，我们还不得不满足于实际上属于正式上学的平均报酬率和不同形式劳动培训报酬率这样一些人力资本形成的报酬率。
总而言之，可以说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显示了一种简单、但令人惊讶的丰富性，几乎在每个经济学分支都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不过，对它至今所取得的成就的回顾表明，从波普主义角度看，这个框架实际上还不是很精致的（布劳格，1976年；罗森，1977年）。当然，没有什么理由抛弃人力资本研究框架。要取消一个科学研究框架，首先该框架必须一再受到反驳，其次是它为回避这些反驳所作的特殊调整非同寻常地增加，第三是必须存在一个与之竞争的新研究框架，新框架力图用不同但同样有力的理论构架来考虑同一种论据。与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相抗衡的这种竞争框架现在可以说已经露面：它正在审查假说或背景主义（screeninghypothesisorcr－edentialism）的幌子下传播，它把它的某些解释同双重劳动市场的新理论或劳动市场分割联系起来。它植根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理论，它的影响来自于发现雇用工人过程只不过是更大过程的一部分，这更大过程也就是在缺乏买主或卖主特性的充分信息情况下买主或卖主的选择。
四、审查假说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只要教育的具体收益可以降低，即使是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劳动市场也能连续吸收。由于职位的教育租金（hiring）标准不是技术常数，而是决策变量，所以，是否有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被吸收到工薪较低的职位、与此同时每个职位的平均收益保持不变，或者是否有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按降低了的收益被吸收到与以前一样的职位，是无关紧要的；在工资由工作特性决定情形下，劳动市场机制将象在工资由工人特性决定情形下一样运转良好。在任何情形下，职位内的收益都有充分的可变性，以表明这两种效应是同时发生的；而且，职位可以重新设计，以消除新日职位比较的任何基础。简而言之，与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相背的东西，决不比与由供求规律决定的工作的教育要求的人力预测信念相背的东西多。
从保持受过教育的人力的供求始终相等意义上说，这些自我调节的劳动市场可能是平稳的，也可能是不平稳的，但是，除非在其它情况相同的条件下雇主偏爱受过较多教育的雇员，否则，这些劳动市场就不可能全都运行。对于雇主为什么始终保持这种偏好，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很少回答：这也许是因为受过教育的工人掌握稀缺的认识技能，也许是他们拥有合意的个人气质如自立和追求成就，也许是他们显示出服从组织的规章制度。但是，不管偏好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依然是，在雇用职员的时候，所有这些合意的品性都不可能确知。因此，雇主面临着选择问题：由于准确预测工作申请者未来实绩很困难，他就力图把教育水准当作区分新工人的能力、成就动机和可能的家庭根源的审查工具，也就是用教育水准来衡量个人品质而不是认识技能；认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职培训所需要的，因此，雇主实质上是根据雇员的培训潜力来选择工作申请者的。这也许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内容，但它无疑囊括了这个故事的大量内容。果真如此，在收益和上学时间长度之间所观察到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在人力资本理论家的著作中占有突出地位），或许可以表明上学和以培训潜力为特征的品性之间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
因此，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是为雇主提供了一种选择工具，这促使我们现在考虑正式上学是否是我们可以为了选择雇员而设计的最有效的机制。这就是所谓的审查假说或背景主义理论，它现在已经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为许多作者所发展（见布劳格，1976年，第846页）。
这个课题遇到了障碍，它很容易解释雇员开始时的收益，但要解释长期雇员的收益却很困难。雇员收益并不是只与上学时间长度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工作经验的年数紧密相联。雇主有充分的机会要求长期工作的雇员不能靠文凭吃饭，而要拿出独立的工作实绩证据。另外，有证据表明，在工作经验的前10—15年中，收益与上学时间长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实际上是增强的，这一事实很难用审查假说的这种弱解释来解释（见布劳格，1976年，第846页）。
不过，背景主义的强解释克服了这些困难，它考虑到了工作实绩在企业内部基本上是以部门为基础进行评价的。每个按等级组织起来的部门都是在它们所拥有的“内部劳动市场”基础上运营的，它们的基本职能是根据无法预测的需求变动保证产出，同时使整个企业劳动力流动的费用最小化。结果，具有足够人力缓冲能力的部门，保证每个新招用的人员在其整个工作生命期间按相当确定的顺序晋升。这样，背景主义弱解释中以能决定开始时薪水的文凭为基础的让人有几分满意的区分，现在扩大到了整个生命时期的收益。这一论点并且由于引入了各种“制度”因素而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这些制度因素包括垄断性雇主倾向于与工人分担专门培训的费用、厂商对周期性收缩反应滞后、在促使用受过较多教育的工人替代受过较少教育的工人过程中集体谈判的效应、以及卖方的背景主义现象（专业协会由此可在国家法律许可的前提下施加压力，要求提高教育要求）。
背景主义理论、尤其是它的强解释，看来对教育政策具有激进的意义。例如，它表明，教育扩大对收益差别不可能有太大影响，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只会提高雇用标准：大学生的绝对收入将会降低，高中生也一样，因此，教育引起的收益差别将保持大致不变。不过，这种论点与人力资本理论并没有什么水火相见的。这里的问题是，提高雇用标准是否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因为这意味着大学生完全替代高中生、高中生完全替代小学生，因此，教育制度只不过是一个专断的分类机制。然而，即使在这种极端的背景主义解释中，我们仍然忘记了对学校教育需求的解释，如同人力资本理论所做的那样：雇主根据教育背景审查，向部分雇员发生了最大化被选中概率的“信号”，也就是取得教育文凭，这种信号刺激实际上是由教育投资的私人报酬率传递的。
如果大学生不能完全替代高中生，并以次下推，则就会存在教育投资的一种真正的社会报酬，并且并不正好等于私人报酬。在那种情形下，背景主义理论变成了对人力资本理论所作错误测定的攻击：教育投资的社会报酬率是具体职位选择机制的一种报酬率，而不是在提高劳动力素质过程中所投入资源的报酬率。不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背景主义者成功地根据这种思想对社会报酬率作出定量计量。
审查假说的抱负显然要比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小得多：它对卫生保健和地区迁居未置一词。此外，审查假说集中注意的是劳动市场的需求一方，而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则突出供给一方，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真正说来，两个研究框架也许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事实上，韦尔奇（1975年，第65页）已经发现：“为了更高的未来收益前景而放弃当前收入这个人力资本的基本思想，只是假定学校教育和收入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在这种限度内，它与学校主要是鉴定先天技能的审查观点、与市场技能是在学校产生的观点，都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两种解释之间的差异的确是学校是否产生或是否仅仅鉴定这些对雇主有用的品性，则能够对它们作出区分的经验证据也许是有关学校教室里究竟干了些什么的证据。可是，双方都没有注意劳动市场数据，都在全力应付他们的反对者。但是，没有什么市场检验能够区分人力资本解释和审查解释，因为，问题不在于学校教育是否解释了收益，而在于为什么用它来解释。
要找出仅仅预言一种结果与用令人信服的因果机制解释它之间的差异的更好范例，大概是困难的。就某些目的而言，这种差异不算回事，但对另一些目的来说，这种差异却至关重要。而且，广泛传播的信念是，带着没有超越经济学的规定范围的顾虑去考察象厂商和教育系统这样的经济制度的内部运行，并不是经济学家的事情，这种信念很可能有力地排斥发展对象这里所考虑的教育和收益之间这种可以观察到的内在关联的解释。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种焦虑的感觉，那就是，背景主义的鼓吹者在没让他们的理论作出决定性预言（这可能证明他们的理论是一种谬误）的情况下，便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通过指出“教育膨胀”来证明他们的理论。一种可检验的理论关键是确定如果这种理论正确，世界就不会发生什么情况。
要搞清楚背景主义排除了哪些世界情况，有时候是很难的，尤其是至今为止背景主义者故意回避对“教育生产函数”的任何调研。但这并不是说有关争论只不过是小题大作。正在争论的问题是，劳动市场是否向整个儿因社会信号而变化的个人发出不受干扰的信号。争论围绕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报酬率而不是私人报酬率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上，争论是围绕规范价值而展开的：我们要根据教育背景为工作界选择个人吗？当然，如果不要，编制对工人进行选择以便把他们分配到特定职位的工具，对人类来说也不是难事。但是，这项工作极其频繁，存在一个规范化问题，首先是应该确定一个基本的实证问题：教育系统给人分配工作的效率如何？在卷入伊凡·伊里奇的《反学校教育社会》（1971年）以前，我们应该努力搞清那个问题。
五、最终评价
我们所作讨论的目的是搞清：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现在我们已经对这个框架过去十年的发展作了次扫描，我们是否与答案接近了些呢？
科学研究框架的评价从来不是绝对的：研究框架只有联系力图与他们竞争而解释类似现象的其它研究框架才能作出评判。可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没有研究范围大致相等的竞争对手。标准的、没有时间局限的消费者行为和利润最大化厂商理论，对学校招生和在职培训这类现象提供了某些解释，但它们无力说明雇主和雇员之间培训费用的分担。经典的社会学显然对教育和收益的关系提供了其它解释；而双重或分割的劳动市场的理论则无疑地闯入了人力资本理论家紧紧盯住的区域。在这里，困难之一是在阐述假说、尤其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范围之外的新的可证伪假说时，缺乏精确性。审查假说存在类似的困难，因为它的鼓吹者大多满足于对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发现的事实作不同的因果解释。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框架大多已开始抨击收益差异问题，因而实际上无法在同一领域与人力资本理论竞争。
这样，我们被指责在很大程度上用它自己的概念评价人力资本研究框架，这严格说来是不行的——若用它自己的概念来评价，即使最平庸的研究框架也不会太差。当然，认为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现在存在一些“危机”是有根据的：它对私人的教育需求的解释，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确证；它对教育的供给提出了建议，但它还没有开始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教育资金模型和大中学校的产权问题；它对后学校培训的考虑中，对没有费用的边干边学作为一个简单的时间函数的作用重视不够，没有注意到“内部劳动市场”的组织规则；它对报酬率的反复计算发现了不同类型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很不相同，但它假定各种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率均等，还是很轻松地解释了收入的分配。更坏的则是，它一直采用特定的辅助性假定解释每个非常的结果，有时候毫无根据地利用新数据集合拼凑出相同的计算结果，而且做得顶峰造极，而这正是科学研究框架退步的典型标志。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应该给予的肯定作出肯定。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已经逐步摆脱了它的某些早期的朴素表述，并且抓住了一些传统上忽视的经济学问题，如个人收入的规模分布问题。此外，它从来整个儿忘记实现它的基本目标，即阐明现实世界中一系列显然没有关联的现象，是有限的个人决策模型的结果，具有放弃当前收益换取未来收益前景的共同特性。在这过程中，它发现了新颖的东西，如教育和年龄特定收益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开辟了经济学研究中全新的领域。这种倾向将来能否保持当然只是个人猜测，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信徒的著作中首次出现了审查假说，而且，至今为止检验背景主义假说过程中最富有成效的经验工作，与人力资本理论是友好的，而不是敌对的。
没有什么比预言科学发展的未来进程更容易了——但也没有什么更可能出错了。然而，我们还是要偏向虎山行。从其各种可能性说，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决不会覆灭，但它会逐渐衰落，为新的理论所吞并，这就是教师和学生、雇主和雇员、实质上也就是所有买主和卖主当他们的个人品性对完成交易十分重要、但有关这些品性的信息又处于不确定情形下时，他们相互选择的理论。在这当中，审查假说将是“经济思想中人力投资革命”的明显转折点，一个使对个人生活周期顺序选择的理解更丰富、更全面的转折点。
①类似地，人们还有兴趣质问教育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什么影响而不管提供正式教育的内在动机是什么。20世纪60年代初迅速膨胀的有关增长核算的文献的主题，就是力图回答这一问题，但最近对总生产函数概念发生的怀疑，已经使人们完全不再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见R.R.纳尔逊，1973年；E.E.丹尼森，1974年）。经过内省，看来在任何情形下都会怀疑丹尼森式的增长核算是否为人力资本理论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许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