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检验一般均衡理论
1874年，瓦尔拉斯第一个提出，在各种经济产品和要素市场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大化行为，在某些条件下能够导致需求和供给之间的数量均衡。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可能性命题、甚至一般均衡（GE）的可能性，一直没有得到严格的证明，但是，在此前的相当长时间里，瓦尔拉斯本人作出的那种粗糙证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工作者的信任。就瓦尔拉斯的GE而言，它只是经济事件最大化行为的一种逻辑结果，而严格的GE存在性证明，则力图对各种局部均衡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一种独立的检验。然而，现代工业化经济常常展示出反均衡，在劳动市场中甚或显现出顽固的反均衡。那我们能因此而推断，一种经济在所有市场上展示均衡的明显失败，也可以证明象消费者行为的效用最大化理论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理论这样的微观经济理论错误吗？不能。因为，规模经济在一些产业中的普遍发生，更不用说外生效应现象的广泛存在，无不明显表明，GE理论的某些基本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因此，GE理论是不适用的，而不是谬误。
可是，应该可以证明，GE理论简直无法为检验其核心内含而加以公式化阐述。一般均衡理论的核心内含是在经济的所有市场中至少存在一种均衡价格。例如，业已证明，在没有引进普遍的不确定性假设的情况下，是很难把货币并入GE谱系里的。但是，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和对生产要素需求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都是建立在未来结果有关知识的确定性之基础上的。换言之，从总体上检验GE理论的任何企图，都包括比传统的种种局部均衡微观经济命题更多的东西。
然而，检验GE理论的讨论似乎都发现了一个错误的暗示。即使我们观察到充分就业的条件，我们也很难仅仅通过直接观察证明在所有市场上存在GE。在某种意义上，GE理论没有作出任何预言：它力图确立GE的逻辑可能性，却没有表明怎样才能实现GE，它甚至没有提出由于自发力量的作用会在实际上达到GE。当然，瓦尔拉斯自己相信，他已经证明，现实世界的竞争市场会如何通过调整或“摸索”的过程实现均衡。但是，在瓦尔拉斯的调整概念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见布劳格，1978年，第611—12页），而且至今为止远不可能表明，整个经济的最终均衡是独立于所采取的趋向均衡的途径，或者说是独立于对所有可能途径的选择的。整个经济的最终均衡如果不选择一条一旦采取便必定会趋向均衡的途径，是很难实现的。在阿罗—德布鲁式的GE理论上的全部现代工作，已经精炼为“存在性定理”——这些定理表明了一个GE系统有唯一解的条件——和均衡一旦实现之后均衡的稳定性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几乎与瓦尔拉斯运用GE理论从现实世界中发现趋向均衡的力量走得一样远。
二、一种理论还是一个框架？
阿罗—德布鲁对GE存在性的证明，主要依存于两个假设：消费与生产集合都是凸集，每个经济主体都拥有一些由其它经济主体计值的资源。因此，这种均衡的整体稳定性取决于某些动态过程，这些过程保证每个经济主体都具有总需求水平知识，并且没有一项最终交易实际上是按非均衡价格进行的。这当中的某些假定也许可以放松，以适应少数行业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甚至所有行业卖方垄断竞争的度量。但是，寡头垄断的存在否决了所有一般均衡解（就象它否决竞争均衡的所有其它概念一样），更不用说消费和生产中的外在性的存在了。
由于一般均衡理论没有经验内容，它很难成为名符其实的理论，而它的最卓越的捍卫者实际上已经很谨慎地把它称之为一种框架或范式（见哈恩，1973年ａ，第3页）。正在争论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框架，而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投入稀缺的智力资源对它不断进行精雕细刻。如果我们确实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学到些什么的话，那么，我们在实际经济系统发挥功能的过程方面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呢？对这个框架的传统捍卫，是精确叙述一般均衡理论能设法搞清现实世界实际达到均衡过程的充要条件。但在最近，人们用消极的语言来整个儿捍卫一般均衡框架：现在我们被告知，它便于对通常坚持却无效的论点作出决定性的反驳（阿罗和哈恩，1971年，第vi——vii页）。
迄今为止，从亚当·斯密到现在的经济学家中，存在着一支漫长而相当壮观的队伍，他们力图表明，受自我利益驱动并受价格信号指导的分权经济应与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相适应，从非常确定的意义上说，这种配置可以认为比大量其它可能的配置要优越。而且，价格信号应以巩固这种合理程度的方式而发挥作用。理解不受这种传统支配的人对这种主张必然如何惊讶很重要……这不足以断言虽然可以虚构一个这种主张在“看不见的手”正常作用下成为现实的世界，但这些主张在现实世界中却是要碰壁的。它必须表明，在它的任何描述中都当作基础的这个世界的特性，是如何也可能证实这些主张的。在力图回答“可能是正确的吗？”时，我们学到了许多有关为什么不可能是正确的东西。
一般均衡“理论”只是使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传统精确化这种断言，正好使我们能够说明，为什么帕累托最优的竞争均衡实际上可能从未现实化，充其量不过是半个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