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中得出什么呢？经过许多世纪的对科学进行系统的哲学归纳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必须下结论说，科学等同于神话，科学中的一切都象梦一样消失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占星术并不比核物理学好或者坏——不管怎么样，对于相命，占星术总有一些应验的证据，它从一个人降生时星座的位置上预言了个人的职业选择；①巫婆能够和电子一样真实——其事实是两个世纪多来很多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巫术（见第45页，特雷弗－罗珀，1969年）；的确一直有外层空间的超人在拜访我们，因为冯·达尼肯这样说了，他运用的是古老的验证戏法，这种戏法不需要参考其他得到很好地证实的解释；埃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想让我们相信，金星是大概在公元前1500年由木星发射的，差点和地球相撞，只是在公元前800年左右才固定在现在的轨道上，如果考虑到当代的灾难就可以认为这种说法说明了圣经或多或少是正确的；②植物有感情，能接收人类的谈话；③信念医疗等同于现代医学；作为对无神论的回答，唯灵论又回到商业中来。

    如果我们抗拒上述基本含义，那么我们就要充分清楚这种抗拒力是不能以认识论这块假定的稳固基岩做基础的。我们也不能依赖实践，正象列宁主义者喜欢说的那样，社会集团的实践是以特定的思想为基础的，因而我们是不能依赖这种实践经验的；实践将会证明麦卡锡的**产主义和耶路撒冷草案的反犹太主义是正确的，这就象相信在莫斯科审判中判定托洛斯基分子的阴谋一样容易，这只不过是愚弄大众舆论的想象的罪名。①我们能给顺其自然的哲学的唯一回答是科学的典范所提供的诫律。尽管有所有的那些不足，科学还是迄今人类所设计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唯一自我反省、自我纠正的系统；不管知识的惯性，不管内在的保守主义，也不管等级的封闭以把异教徒迫于绝境，科学社团还是保持忠于知识竞争的典范，在那里不允许有证据和辩论之外的其他武器。个别的科学家有时候是缺乏那些典范的，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社团就是开放社会中的范例。

    六、方法论的一元论问题

    在说到科学时，我们至此还很少提到社会科学，更少提到经济学。然而，为了完成我们后面要分析的经济方法论的背景工作，我们现在必须提出一个在社会科学哲学中的著名的问题：有没有一种科学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科学而不管它们的学科内容，或者社会科学应该运用它独有的探索逻辑吗？有很多社会科学家从科学哲学中寻找如何更好地模仿物理学、化学和生物，但是也有一些社会科学家相信社会科学对自己的学科内容有直觉的理解力，而自然科学家是有点反对这种理解力的。甚至那些坚决地坚持所有的科学都必须遵循同样的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家，有时候为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正确的解释也制定特殊的探讨方法。因此，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首先宣布了方法论的一元论教条——“所有理论的或一般化的科学都（应该）采用同样的方法，不管它们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然后就为社会科学规定了一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社会理论的任务是以描述的和唯名论的方式仔细地建立和分析我们的社会学模式，以个人的方式，根据他们的态度、期望、关系等等。”（见波普1957年，第130，136页）。所有这些至少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有点混乱的。

    让我们从对关于科学单一体的教条或我们所说的方法论的一元论的争论进行分类开始。没人否认社会科学经常使用和自然科学中通常的方法不同的研究技术，例如，和很多自然科学中有控制的实验室实验技术相比，在人类学中用的是现场观察技术，在社会学中用的是社会调查技术，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用的是多变异统计分析技术。然而，如果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技术之间的差异并不比自然科学中各个学科的研究技术之间的差异大，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方法论的一元论并不是和研究的技术有关，而是和理论的“证明的来龙去脉”有关。一门科学的方法论是接受或者拒绝这门科学的理论或假说的基本原理。因此，认为社会科学应该采用和自然科学有区别的方法论，就是鼓吹认为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或者假说在方法上应该是正确的，而这种方法和证实关于自然现象的理论和假说的方法有极大的不同，这种观点是惊人的。对这种方法论的二元论的绝对的否认，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方法论的一元论。

    对于上述教条有一个旧的和一个新的反对观点。旧的反对观点是某些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的观点，他们属于新康德学派，他们的观点是围绕着Verstehen（文化知解）或“悟”这个概念的。旧的观点来自维特根斯坦的某些晚期著作，这些著作是关于人类活动的，这些活动好象总是由社会法规控制着。让我们挨个来看这两个观点。

    德文Verstehen这个词指的是通过直觉和神入的方法来自内在的理解，这是和通过观察和计算的方法来自外界的知识相对的；换句话说，第一人称的知识就象我们的人类同类一样是易于理解的，而第三人称的知识可能没有任何对应物，但是能用人类的术语来描绘。很显然，自然科学家拒绝这种亲临其境的、第一人称的知识，因为他们不能想象这种知识是否和原子或分子一样。①但是社会科学家总觉得他们是和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他们所分析的人类活动者他们能够富有同情心地设身处地，能够把自我的反省作为关于这些活动者的行为的知识的源泉，采取这种方式他们就有一种超过学习自然现象的学生的长处。“悟”不但是社会科学中的充分解释的一个必要特征，从而使象斯金纳的行为主义那样的心理学变得不合格，而且和自然科学家的门外汉的知识相比，它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源泉。

    “悟”教条的方法论困难和把自我反省作为关于人类行为的证据的方法论困难是一样的：我们怎么知道对于“悟”的某种特别的用法是可靠的？如果我们向一种特别的神入活动挑战，神入者怎能证明他们的方法是正确的？如果证实神入的方法能够独立地建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方法通常是很冗长的。此外，我们可能会怀疑社会科学家是不是真的借助于过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从反省和神入中获得的，因为第一手的知识创造了如何处理既精心而又不明智地错误引导的报告这种讨厌的问题。相应地，要为直觉和神入制造一个事例作为社会科学家可用的知识的额外的源泉也是很容易的，这样做有助于适用于人类行为的假说的发明，但是要在“证明的来龙去脉”中支持“悟”的社会科学是很困难的（见尼格尔1961年，第473—6，480—5页；拉纳德，1966年，第72—3页；莱斯诺夫1974年，第99—104页）。

    彼特.温奇在他的那本人们讨论得很多的《一种社会科学的思想》（1958年）中强烈地、甚至是荒唐地叙述了新的反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和马克斯·韦伯的某些方法论思想、特别是他的思想样板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而思想样板的观点又是和人的代理人从属于他们的活动这样的含义联结在一起的。①这种思想的主线是，上述含义并不是一个开放给因果分析的范畴，由于法规引导的人的活动形成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社会科学中的解释不能以自然的原因和结果来解释，而是应该以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来解释。换句话说，适合于社会研究的知识只能从“学习法规”中得到，在学习法则的过程中又使我们进一步知道其内在的现象，使我们有行为和那些法规相一致的经验。于是，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新的反对观点最终和“悟”教条这个旧的反对观点揉合起来了；这两种观点都从属于同一的批评，即，对于和法规支配的行为有关的断言，我们没有在人与人之间可检验的方法（见拉纳德，1966年，第81—3页；莱斯诺夫，1974年，第83—95页；瑞安，1970年，第1，6章）。

    “悟”的问题和法规引导行为的丰富含义是直接而的确又很混乱地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个波普主义原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原理坚持认为，只有从个人的信仰、态度和决策方面看，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现象的解释才能被视为是充分的。这一原理是和恐怕还没有站住脚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原理相对的，后者假定社会整体有它自己的目的和功能，而这些整体的目的和功能是不能简化为组成他们的个人的信仰、态度和活动的。波普在他自己的著作里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强调并不明确（见阿拉曼，1976年，第166页），在本世纪50年代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大的辩论，但是波普本人并没有参加辩论。①

    争论成功地清除了不可避免地缠绕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绝对性周围的某些混乱。看起来早在1908年熊彼特就发明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表达，他还是第一个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政治的个人主义”区分开来的人，前者描述的是经济分析的模式，这种分析总是从个人的行为开始，而后者表达的是政治的纲领，在这种纲领中对个人自由的保留成为检验政府活动的试金石（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472页）。波普在这方面的区分并不象熊彼特那么清楚，因而他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辩护，或者干脆说他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批评，有时候就不合逻辑地和为政治的个人主义的辩护缠在一起（见波普，1957年，第76—93页）；在弗里德里奇.哈耶克早期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中（见弗里德里奇.哈耶克，1973年）也可以看到和熊彼特相同的倾向，看来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盲目的模仿（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514—6）促使波普形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②类似地，如果不是波普自己，波普的很多追随者也从人们所谓的“本体论的个人主义”中推究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其命题是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由个人创造的，从而集合的现象只不过是从真正的个人决策中推究出来的假定的抽象物。但是，虽然本体论的个人主义很显然是真实的，它也不一定关系到我们应不应该研究集合的现象，也就是关系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一个明显的解释是把它和一个这样的命题等同起来，这命题就是所有社会学的概念都可以并且应该简化为心理学的概念。但是波普把这种解释宣称为心理说。然而，波普对心理说的攻击已被发现是没有说服力的，在这方面的许多争论在事实上已经转到对不可简化的“社会的事实”或制度和也许可以简化的“社会的规律”进行区分上来，从这方面看，可以认为波普坚持社会的规律可以简化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幸的是，波普还认为“理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追踪有意的人类活动的无意的社会反响”（见波普，1972年b，第342页；又第124—5页；1962年，Ⅱ，第95页；1972年a，第160页注）。但是，怎么可能没有正常的社会规律，也就是关于整体的前提怎么会不超过组成它的各部分的前提的总和呢？毫无疑问，在霍布斯和洛克时代，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论的个人主义，的确最终形成了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的无意结果教条，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理由说对个人活动的无意的副产品的研究现在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的必要的或甚至是主要的特征。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又是什么变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专横呢？

    从上面的观点看来，注意一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严格的解释（或者在这方面的“悟”教条）在经济学中意味着什么是很有益的。实际上，这种解释将排除掉所有不能简化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全部宏观经济学命题。由于至今只有很少宏观经济学命题做了这种简化，所以，几乎整个公认的宏观经济学都要被排除掉。在一种有如此毁灭性的含义的方法论原理里面，肯定有某些错误。在这里提到经济学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波普自己曾经解释说，必须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解释为在“理性原则”的社会问题中的运用，或“零方法”在“事态逻辑”中的运用。波普在他的知识传记里把这种事态分析方法解释为：

    ……是一种把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方法一般化的企图，以便使之能在其他理论的社会科学中运用……这种方法包括了建立一个社会局势模型，特别是包括了制度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中一个代理人用他的活动来解释他的活动的理性（零特点）。于是，这就是可检验的社会科学假说的模型[见波普，1976年，第117—18页；又1957年，第140—1页；1972年ａ，第178—9，188页］。

    无论如何，让我们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有启发的假设来推荐：从原则上说，如果有可能和当有可能的时候，用个人的行为来给所有象宏观的因素、总体变量或不管被叫做什么的整体概念下定义是非常合意的。但是当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陷入沉默，认为我们不可以蔑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正象有一个辩论的参加者所写的：

    我们最能向社会科学家提出的问题是……他是否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作为虔诚地希望达到顶点的东西、作为一种近乎是尽量地封闭的思想牢记在心里。这至少可促使他向人们保证他决不再把经济的或其他方面的可疑的团体心理和非个人的“力量”拿来戏弄；他决不再把不可观察的性质归于同样是不可观察的团体实体。与此同时，他将不会由于方法论的认可就不管什么东西如何不精确，有多少问题，都顽固地坚持[见布罗德贝克，1973年，第293页］。

    现在我们重申了方法论的一元论，这样做甚至是和波普对其教条的冲淡相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至少和某些自然科学相比还不成熟的每种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即使在“硬的”自然科学和“软的”社会科学之间只有一度之差，这一度也是相当大的。没有哪一种社会科学能够吹虚是现代化学的普遍定律，是粒子物理学的数字常数，有牛顿动力学的预言的正确性。若是把社会科学同生物学、地质学、生理学和气象学这些自然科学相比较，情况就要好一些，但即使在这里，在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和我们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方面仍然有很大的距离。①从原理方面看，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之间，也许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但是从实践方面看，这两者之间的划分几乎象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比如说，文学批评的原理的区别一样大。

    ①事实上已经区分了库恩该书第一版中范例这个术语的21种不同的定义（见马斯特曼，1970年，60—5页）。

    ①顺便说，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在科学史上长期呼吁把简单作为科学进步的标准的最好例子：哥白尼的DeRevolutionlbusOrbiumCaelestium没有达到象托勒密的Almagest那种预言的精确性，甚至也没有摆脱充塞在地心说的托勒密理论中的本轮和离心圈的说法，但是哥白尼的学说是对当时人们所知道的行星运动的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的事实的更简便的解释（见库恩，1957年，第168—71页）。

    ②在所有对库恩的书的批评中，没有哪一种比图尔明的批评打击性更大的了（见图尔明，1972年，第98—117页），他从库恩在1961年发表的第一个声明到库恩的书在1970年的最后一版来追究库恩的思想。关于对库恩的书有深切的同情但在很多方面有同样严厉的批评可参阅萨普（1974年，第135—51页）。

    ①就象库恩在他早期对哥白尼革命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即使是在不列颠的大学里，牛顿物理学也花了40年才稳固地取代了卡特物理学。”（见库恩1957年，第259页）。

    ①简而言之，库恩最终放弃了沃特金发现在他的书中所埋藏的４个互相区别的论题，即（１）范例垄断论题——一个范例容不得其他的竞争对手；（２）不相容论题——新旧范例之间是不相容和不对应的；（３）无空档论题——科学家们不会在抛弃旧理论和接受新理论之间挣扎；（４）哥式塔转换或即刻范例论题——科学家们向新范例的转换是迅速和完全的。

    ①有一个经常自认自己从波普那里得益的科学家充分地表达了恶劣循环。

    在讨论用科学家的实践来检验科学方法论这个疑题时，彼德·米达沃（1967年，第169页）提到：“如果我们假定方法论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对方法论的正确性的检验也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假定方法论是正确的，那么就没有必要把它付诸检验，因为检验不会否定它的正确性。”关于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广泛地认识到这个恶劣循环的证据可参看拉卡多斯和马斯格雷夫（1970年，第46，50，198，233，236—8页）；阿钦斯坦（1974年）；赫西（1973年）；和劳丹（1977年，第5章）。

    ②我们将会看到，布卢尔（1971年，第104页）在描绘拉卡多斯的研究工作的特征时离题太远了，他说拉卡多斯的“大量修正的做法构成了对波普方法的根本背叛，是全盘地销售某些最具有库恩主义者立场特征的东西。”然而，在认为拉卡多斯和库恩只有很小的区别而忽略了拉卡多斯的争论的整体目标方面，布卢尔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例见格林，1977年，第6—7页）。

    ①我应该把进攻的和防守的方法论的区分归功于拉特斯（1974年）。

    ①

    ②如果科学研究框架的概念使某些读者感到含糊，那么他们必须记住理论的概念也是同样含糊的。事实上，即使是在很窄的、技术的意义上使用理论这个术语，要对它的概念下定义也是很困难的（见阿钦斯坦，1968年，第4章）。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这样理解拉卡多斯的著作的。应该说拉卡多斯不是一个随和的作者，很难强其他进行精确的解释。他喜欢在注脚中做重大的立论，喜欢到处为不同的知识地位贴标签，喜欢制造新的用语和表达方式，喜欢前前后后引用他自己所写的东西——就好象如果人们不能理解他的全部东西也就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这样做阻碍了人们对他的东西的简便的理解。

    ①拉卡多斯的“硬核”所表达的思想实质上和以熊彼特的“想象力”观点考察经济学史是一致的——“先行分析的认识行为为分析的努力提供了素材”（见熊彼特，1954年，第41—3页）——或者和古尔德纳的“世界假说”是一致的，在他的解释里极力想象为什么社会学家们要采纳某种理论而又反对其他的（见古尔德纳，1971年，第2章）。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当做关于拉卡多斯的“硬核”本质的特殊理论来读；在相信“意识形态”在科学的理论化中起了有意义的作用方面，马克思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在认为思想意识的阶级特征在接受或反对一个科学理论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方面，他又非常错误（见塞利格，1977年，特别是第26—45，87—94页）。

    ①更真实的说法是，拉卡多斯的劝告是把他写的尤勒理论史理性化，该著作在1964年发表。这部才气焕发的著作是以柏拉图式的对话写的，所有对数学史的引用都放在注脚里：这种做法表明了象“严密”、“高雅”、“证明”这些长期以来被视为纯逻辑的古老的数学概念不仅是附属于象“中肯”、“朴素”、“推理需要”这些对应的科学概念的，而且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是从属于科学发展的。

    ②加斯顿·巴克拉德是法国的科学哲学家，他在法国之外鲜为人知，应该把他和英国及美国的公认观点批评家联系起来。对巴克拉德的评论参见巴斯卡（1975年）。

    ①拉卡多斯的一个学生对他的科研框架方法论重新做系统的解释，证实了他的方法论的失败：见沃勒尔（1976年，第161—76页）。关于对拉卡多斯的其他令人信服的批评，见伯格森（1976年）和图尔明（1976年）。

    ②参见一个马克思主义作家在这方面对波普所做的总的来说可以理解但又是强词夺理的、怀疑主义的批评：海因兹（1977年，第6章）。

    ①经济学家们应该很熟悉汉森的观点：萨缪尔逊《经济学》的观点。（1976年，第10—12页）第一章中引用了这些观点。

    ①然而，没有什么对费叶拉本德的《反方法》的批评能够降低该书的横蛮的“诱惑力”，这个词的最好的含义是：该书对科学学术界的不恭是巧妙的，它迷恋于所有的经历，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占星者和上帝的证人的经历，它不但取笑其他人同时也取笑自己；的确，很难知道作者是不是一直在嘲弄你。《反方法》被广泛地评论，费叶拉本德在一本新书（1978年）对他的评论者做了很有特色的反应，他对评论者的回答有他们的评论的两倍长，谴责他们对他的书错误地理解，错误地解释，回避问题，而最差劲的是缺乏幽默。他向我们保证说，除了科学家所偏爱的方法之外，还有其他方法能够补足理性的科学步骤，但是他并没有说这些方法是什么；他的反证大部分是成功经验的个人秘史加上非正统的医术。

    ③这种特别的猜测是缺乏理论的，仅仅以几个假设的实验结果为依据，当然还根据其很深的心理学要求（见汤普金斯和伯德，1973年）。

    ②如果回到100万年前左右，维利科夫斯基的观点会显得更加有理。他的理论是理论充满预言的杰出例子，实际上所有那些例子都是特别的；加之，他责骂失误也象责骂成功一样频繁（见戈德史密斯，1977年）。

    ①见W.图恩特（1973年，第158，162—74页）。库恩至少主张（见库恩1970年ｂ，第7—10页），在波普的划分标准下，应该承认不同于“世俗”占星术（预言整个民族和种族的未来）的“相命”占星术（预言个人的未来）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虽然这是已经被驳倒的观点。又见艾森克（1979年）。

    ①对此波拉尼已经说过（见波拉尼，1958年，第183页）：“几乎每个欺骗了人们数千年的大的系统的错误，都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星占、咒语、神谕、巫术、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的巫医和开业医生的医疗法，所有这些都在众眼之下通过他们假定的实践成功稳固地建立了几世纪。科学的方法是为了阐述事物的本质这个目的精确地设计出来的，这种设计是在更加细心地控制的条件下，以比现实问题造成的情况中所出现的更加严格的标准进行的。”

    ①对于在《如果事物可以谈论》的标题下为Verstehen教条的有趣辩护，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315—32页）。

    ①韦伯的思想样板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特别的构思，这种构思特别地和觉得人的代理人和事件产生于这些代理人（例如经济人，资本主义，官僚，等等）的活动这样的思想有关。简而言之，韦伯的思想样板的定义涉及到把VerA

    stehen作为这种样板的基本要素。很多人都误解了韦伯的意思，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晦涩地说：思想样板既不是“思想”，也不是“样板”。伯格（1976年）和马克卢普（1978年，第8，9章）都极好地解释了韦伯的非常含糊的思想样板理论。

    ②哈耶克回顾了很多他早期的反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观点，现在他采取的是和波普的完全不同的态度：见巴里，1979年，第2章。

    ①实际上整个争论是由克里斯曼（1969年，第7期）和奥内尔（1973年）重新挑起的；又见尼格尔（1961年，第535—44页）；卢克（1973年）；瑞安（1970年，第8章）；莱斯诺夫（1974年，第4章）。

    ①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345—67页）要解决一个重大问题的审慎企图，这个问题是：社会科学真的是低劣的吗？他的回答是是，但又并不象大多数人看起来所想的那样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