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库恩的范例
我们已经看到波普的方法论是普通的规范式的，他劝告人们在科学中从事坚实的实践。这种劝告可能是根据过去最好的科学得出的，当然也可能不是这样。从这个角度看，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在理论上和公认观点是一致的，虽然在很多其他方面他的观点和公认观点不同。然而，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几乎完全放弃了公认观点，因为他所强调的不是规范的劝告而是实证的描述。更有甚者，对于被波普视为背离最好实践的科学而不愿意接受的那些理论，库恩是倾向于保护，使它们免受批评，这些就成为库恩解释科学行为的中心问题。库恩把正规科学，也就是按照正统的理论框架解决问题的活动，视为统治的和革命的科学，视为科学史上的例外。革命的科学，也就是由于不断遭到反驳和异常现象的积累，一个理论框架被另外的理论框架所推翻。一种很诱人的说法是，对于波起来说科学总是处于不断革命的状态，科学史是不断的猜想和反驳的历史；而对于库恩来说，科学史的标志是，在一个长时期内，这个时期的科学状态得到了保护，只是偶然地受到打搅，这是由于间断地出现了从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科学范例跳到另外的科学范例，但是在两个范例之间没有概念上的联系。
为了使我们有更好的理解，我们必须从给术语下定义开始。在库恩的第一本书里，他频繁地按词典上的释义用范例这个术语来代表过去科学成就中的某种典范的例子，这种例子还继续作为现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的楷模。但是他还在很不同的意义上用这个术语来表示选择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套技术手段，甚至处处都给范例以一个更广的、通用的、对世界形而上学的看法的含义；事实上，大多数读者读这本书后所记得的是这个术语的后面这个含义。在第二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年）里，库恩承认了早先版本中的术语是不精确的①，他建议用训练的矩阵这个术语来代替范例这个术语：“说是‘训练的’，因为它牵涉到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们所共有的独特的纪律；说是‘矩阵’，因为它是由各种有秩序的元素组成的，每个元素都要求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见1970年a，第182页）。”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语言，库恩讨论的焦点主要是“一个特定的团体成员们的信仰、价值、技术手段等等的完全配合。”库恩还说，再次写这本书时，他将从讨论科学的职业化开始，然后才考察科学家们各自的“范例”或“训练的矩阵”（见1970年a，第173页）。
库恩做了重大的让步，并不是由于他的思想和大家所公认的概念不同，有自己的独特特征，而是由于“科学革命”是科学发展中的激烈的变动，特别是由于在“革命危机”时期交流的普遍失败这个特点。让我们来提醒自己库恩的论证中的主要论点：从事正规科学研究的人们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团体，他们在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和解决问题应该采取的一般形式方面有一致的意见；更有甚者，在对问题和解决方法的规定中只有团体成员们的判断才被视为是贴切的，其结果是正规科学变成了在共同的分析框架中解决难题的自立的、积累的过程；当正规科学的确被打破的时候，各种理论早已扩散，方法论的争论早已出现了；新的分析框架提供了迄今为止所忽略的解决难题的方法，当我们回顾过去时就会发现，我们早已认识到这种方法，但是以前忽视了；新旧两代人相互之间把过去当做在旧的分析框架中未解决的难题来谈论，这种现象成为新的分析框架得到巩固的例证；由于新的满意和新的失望总是并存的，向新方法的转换总是具有宗教经验的性质，牵涉到一种哥式塔式的转换；当新的分析框架取得了胜利之后，就挨次形成了另一代的正规科学。
熟悉科学史的读者会立刻想到哥白尼革命、牛顿革命，或爱恩斯坦——福兰克革命。然而，所谓的哥白尼革命花了150年才完成，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每走一步都争论很大①；甚至牛顿革命也费了不止一代人的时间才赢得欧洲整个科学界的接受。而在这段时间中，对于牛顿的新理论每前进一步，在卡特主义者、莱布尼兹主义者和牛顿主义者之间都进行了痛苦的争论；①同样地，在20世纪从古典物理学到相对论的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的转换既与相互之间的不理解无关，也与准宗教式的转变无关，而是一种哥式塔式的转变。如果科学家们直接卷入到“现代物理学的危机”是可信的话，至少可以这么说（见图尔明，1972年，第103—5页）。②但是，很难说对这些观点进行争论是有必要的，因为库恩在他的书的第二版中已经率直地承认了他早先对科学革命的描述受到了修辞上的夸张之害：在科学革命中范例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科学争论的完全断绝，而是在互相竞争的但并不完全对应的理论之间的选择；在智力危机器间，科学家们之间的互相不理解仅是一种程度的问题；范例变更的“革命”的说法仅是为了强调这样的事实，即提出来支持一个新的范例的论证总是含有非理性的要素，这些要素是难以从逻辑上或数学上验证的（见库恩1970年a，第199—200页）。就象这样说还不充分似的，库恩抱怨说他的科学革命理论被错误地理解为仅仅指大的革命，如哥白尼的、牛顿的、达尔文的或爱因斯坦的革命；他现在坚持说他的理论概念正是直接指在某个科学领域中的小的变化，对于那些在“拥有也许不到25个直接成员的孤单的团体”之外的人，这些变化也许看起来一点也不是革命的（见库恩1970年a，第180—1页）。
换句话说，在库恩后来的版本里，科学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由大量互相重叠互相渗透的范例为标志的；这些范例中有的可能不是相对应的，当然不会全都这样；各种范例之间不是突然地相互替代的，无论如何，新的范例不会是充分成熟的，而是通过在长期的智力较量中取得胜利才出现的。①
很明显，这种让步大大地冲淡了库恩最初的观点的看起来很激烈的含义。然而，在库恩的观点中留下来的是强调在科学争论中规范判断的作用，特别是在关系到对相互竞争的科学方法的选择时，这种判断就更加重要。这种判断带有一种模糊的公式化，在象认识论的理性化这种认识因素方面比在象权威、等级和有关团体这种社会学的因素方面有更深的可疑性，而这些因素是科学行为的决定因素。看来库恩所做过的事情是把劝告和描述溶合了起来，从而从科学史中导出他的科学方法论。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而不是对方法论的贡献，这样对于库恩主义者和波普主义者之间的对抗产生了某种绝境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因此，库恩自己强调了他的方法和波普的方法的相似点，坚持认为他也象波普一样是“科学进步的信服者”，然而同时又承认在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固有的社会学本质（见库恩1970年b，第1—4，19—21，205—7，238，252—3页）。同样地，波普主义者也承认在事实上“按人－小时计算的正规科学要比不正规科学多得多”（见沃特金1970年，第32页；还有阿克曼，1976年，第50—3页），但是他们把这种对现实主义的让步看做是同基本上是致力于规范研究的科学哲学无关的；用波普自己的话来说，“转向科学的目标及其可能的进步的启蒙、蒙，转向社会学或心理学（或……转向科学史），这样的思想依我看来是令人惊讶和失望的”（见波普，1970年，第57页）。
二、方法论和历史
对库恩的书的讨论已经完全把我们带回到关于规范的科学方法论和实证的科学史之间的关系这个老的难题中来，这个难题缠着科学理论的公认观点已经超过了一代人。这个难题是这样的：如果相信有可能写一部“象事实上所发生过的”科学史而不带任何区分“好的”科学和“坏的”科学的偏见，不带任何关于可靠的科学实践的先入之见，那么在写知识的历史时就会犯推理谬误。如果波普关于推理的神秘的说法是对的，那么那些想告诉人们“它是什么”的人将发现自己结果被驱使去告诉人们“它应该是什么”：由于用这一方式而不是用另外的方式来陈述历史，他们必定会把他们暗含的关于科学解释的本质的观点显露出来。总之，在科学史上所有的陈述都装满了方法论。
另一方面，看起来所有关于科学方法论的陈述也同样装满了历史。鼓吹某种科学方法的优点而却完全忽略了现在或过去科学家们是不是事实上运用了那种方法，这种做法完全是武断的；事实上波普也发现他不可能不引用科学史作为他的方法论观点的部分证据。这样，我们就显得是陷入了恶劣循环，这个循环暗示着我们既不可能摆脱方法论而完全进行编纂科学史的描述，也不可能进行与历史无关的纯科学方法论的描述。①我想，并没有真正的逃脱恶劣循环的出路。为了证明这个断言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参考拉卡多斯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很清楚地是筹划把恶劣循环转变为良好循环。拉卡多斯在一系列文章中把波普的科学哲学发展和延伸为历史研究的批评工具。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在1968—1971年间发表的，在其中他引用了康德的名言中的一句译文作为他的格言：
“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虚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愚昧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Ⅰ，第102页）这句格言充分地表达了我们所讨论的难题或恶劣循环。
三、科学研究框架
波普的科学方法论是一种进攻的方法论，因为按他的方法论标准，很多被称为“科学”的东西都由于在方法论上不可靠而被抛弃。库恩的方法论则是一种防守的方法论，因为他的方法论是寻求为科学实践辩护而不是对之批评。①
在另一方面，拉卡多斯的著作可以被理解为是把波普的与历史无关的（如果说不是反历史的）、进攻的方法论和库恩的相对的、防守的方法论调和起来，然而这种调和仍然是坚定地留在波普主义者的阵营里。②对于科学的认识拉卡多斯比波普要“软”但是比库恩要“硬”得多。他总是更多地倾向于批评借助于好的方法论的坏科学而不是去评价期求于科学实践的方法论思索。
就象对于波普一样，对于拉卡多斯来说，方法论本身也不能为科学家解决科学问题提供一本法则；与方法论相联系的是评价的逻辑，是评价完全清楚明了的理论的一套非机械的法则。然而，和波普不同的是，评价的逻辑曾经同时被拉卡多斯当做历史的理论意欲对科学的发展进行反思。作为规范的科学方法论，评价的逻辑是不能用经验来反驳的，因为它是从独特的认识论观点中得出的。但是作为历史的理论，断言说在过去，科学家的行为确实是经常和可证伪方法论一致的，那么评价的逻辑完全是可以反驳的。拉卡多斯好象是说，如果科学史是符合规范的方法论的，那么除了哲学的理由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理由赞同证伪主义；如果两者是不相符合的，那么我们就有了抛弃我们的规范原则的理由。换句话说，拉卡多斯坚持我们不能最终回避借助明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来考察科学史，以便了解在事实上矛盾的范围有多大。①
拉卡多斯从否认个人的理论是科学评价的合适单元开始他的论述；他认为，什么应该评价，什么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评价，这或多或少是互相联系的一簇理论或者一簇科学研究（SRP）。②当对特定的研究战略或科学研究框架进行证伪时，这些战略或框架就会在其辅助的假设下发生变化，波普曾认的方法论上的判定”，硬核是不可反驳的，它除了包含纯粹的形而上学式的信仰之外，还包含“正面启发”和“反面启发”，事实上这些启发是由一系列的“做”和一系列的“不能做”组成的（见拉卡多斯，第49—52页）。保护带包含了科研框架的灵活部分，硬核正是在这里和辅助性假设结合起来形成了特定的可检验的理论，由此科研框架才赢得了科学的声誉。
很清楚，象硬核和保护带这样的术语是由于对它们天真的联想而选捡出来的。然而，让我们注意在拉卡多斯的纲要里，没有哪一个实证主义者执意要一劳永逸地摆脱形而上学。
就象波普一样（见波普，1965年，第38页），拉卡多斯已相信不带有形而上学的做法的科学发现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科学的形而上学小心翼翼地在硬核里藏了起来，很象是在玩扑克游戏时，牌子在分牌的人手中藏了起来那样，而真正的科学游戏却以牌子的形式在玩牌人的手中发生，也就是说，可证伪理论藏在保护带中。①
拉卡多斯认为，波普的可证伪标准并不仅仅是要求一个惊人的观点，他说所有科学史都可以类似地描述为科学家对进步的科研框架的偏好超过对退步的科研框架的偏好，这是一种“理性”偏好，看起来这是由于在进步的科研框架中所得的内容总是超过所失的内容，他把任何按这种偏好去做的企图都定义为科学史的内在性（见拉卡多斯，1978年，第102页）。
通过对比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在的历史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把它和外在的这个词语联系起来的所有来自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正常压力，而是任何科学家没有按照科研框架方法论活动的例子；例如，当退步的科研框架比进步的科研框架更简单时，人们就偏爱于选择前者。拉卡多斯从不妄说有朝一日内在的历史会变成全部历史：这样说将暗含着科学家总是完全“理性的”，这就成了库恩主义的命题了，他是不会接受这种命题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第130，133页）。他承认，根据历史的证据，认为全部科学史都能用纯“内在的”理性重新构造来解释的观点也许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劝告我们在采纳外在的历史之前优先考虑内在的历史。
拉卡多斯还劝告说，我们所能采取的二中择一的做法是，“在正文中叙述内在的历史，而在注脚中指出，从内在历史重新构造的角度看，事实上的历史是怎样地‘行为不当’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第120页）。他本人在写尤勒的多面体数学原理史这本著名的著作时遵从了这种劝说（见拉卡多斯，1976年）。①
拉卡多斯设想，按这种方式写科学史事实上只需要很少的注脚来提及外在的历史。
为了回答拉卡多斯对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的诬蔑，库恩缩小拉卡多斯的理论和他的理论的差别，说：“虽然他的术语和我的不同，他的分析工具则恰如所需地和我的相近：硬核，在保险带中发挥作用以及退步情形和我的范例、正规科学以及危机是很靠近的同义词。”（见卡恩，1970年b，第256页）。然而，库恩坚持说“拉卡多斯所想象的历史根本不是历史，而是用哲学杜撰出来的例子。按这种做法，历史基本上不再对先前的哲学地位有丝毫影响，因为正是哲学排外地塑造了历史”（见库恩，1971年，第143页）。拉卡多斯回答了这种争论，声称自己的科学史编纂学方法完全能够在事后指出新颖的历史事实，按照现在的科学史学家的方法，这些事实是没料到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编纂的研究框架方法论”将通过科研框架方法论自我维护：当和仅当这个框架促使发现新颖的历史事实时，这个框架就被证明是“进步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Ⅰ，第131—6页）。这样，方法论的好坏就处在检验之中：要看看这种方法是不是更富有成效地构思了自然的或社会的科学史，这种科学史不是象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那样，把每几百年的科学历史分割开来提炼所得神分裂症，特别是由于拉卡多斯无论是对科学家、对学术刊物还是对科研基金都没有做特别的时间限制。费叶拉本德骂道（见费叶拉本德，1976年第324页注），“一个贼想偷多少就能偷多少，而警察和公众却因为他对谁都告诉说他是一个贼就赞扬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人们可以评评这种轻浮的观点。”
很清楚，拉卡多斯努力把评价和建议分开，坚持显然是规范的严格的科学方法论，然而他的方法论在科学史上是不是能够成为科研框架的基础，必须由它的经过严格检验的成功或者其他失败、甚至是重大的失败来判断。①
四、费叶拉本德的无政府主义
在拉卡多斯的著作中有很多弱化波普主义的“进攻性”特征和放宽他的方法论所容许的界限这种趋势。其他近年的对公认观点的批评家，例如汉森、波拉尼和图尔明，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趋势，费叶拉本德在这方面走得更远。②
所有上述批评家都反对实证主义对“发现的来龙去脉”和“证明的来龙去脉”的划分（特别请参见图尔明，1972年，第478—84页；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5，14章）。当然，他们也同意不能把对理论的逻辑的和经验的证明简化为对理论的历史渊源的阐述，但是他们完全拒绝把正当的事后评价和对理论起源的研究分离开来。换句话说，他们都跟着库恩和拉卡多斯反对波普主义的属于完全脱离历史的科学哲学的科研框架，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更加重复地强调科学知识的基本是公共的和合作的性质：从可回答的结果的不确定性看，在人与人之间的可检验性是科学的特点，单是这一特点就使科学和其他人类思维活动区别开来。甚至在波拉尼的《个人知识》这本标题突出的书里，关于科学的基本论点和标题也是矛盾的：不管是什么科学知识都不纯粹是个人的知识，个人知识是不能传达给其他人的（例见波拉尼，1958年，第21，153，164，183，292—4页；又见齐曼，1967年，1978年）。
对于个人的知识是不是能够被强迫传达给其他人这种观点大家可能会有争议，但是对于科学理论应该以观察来评价的思想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因为这至少在原则上是适用于所有观察者的。然而，一旦承认这一点，对科学理论的评价将会被新的观察所改变就立即变得很明显，其结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演化因素就悄悄地潜入了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之中。于是，波普主义者对“遗传谬误”的攻击，历史的渊源和经验性的正确之间的搅混，都接踵而来了。
在科学理论新观点中的另一个固执的看法是认为所有经验性的观察都必定是装满了理论的，甚至普通的感知活动，例如看、触、听，都是深深地以先前的概念化为条件的；汉森认为这是一种固定的观念（见汉森，1965年，第7页），他说：“人们所要看的东西比满足眼球所需要的要多得多。”①从这一特别的方面看，科学理论的新观点向着波普的观点方面靠拢。波普很早以前就很欣赏这个矛盾，即一方面要求以可观察的理论预言来对理论进行有魄力的检验，而同时又承认所有的观察实际上都是用理论来解释的。波普不躲避这一显现出来的矛盾，而是明智地拒绝对观察这个术语下定义：“我认为（观察）应该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术语使得它在使用中变得足够精确。”（见波普，1965年，第103页；又第107页注）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总象是一种使人绝望的劝告：看来是给了我们外衣，结果却发现这外衣是透明的。②但是那些吸取了杜海姆的不可驳论题的意义以及拉卡多斯主义关于所有检验都涉及到在事实和两个对抗理论之间的三角斗争的教训的人，他们在前进中将承认经验观察都充满理论的性质。
是的，事实或多或少是带有理论的，但是事实不必要完全由它们所支持的理论来组成。看起来有三种事实。有的事实是人们观察到的事件，在那里观察是大量的或自供证据的，因而人们所追究的事实通常是绝对地被接受的。但是还有的是推断的事实，例如原子和基因的存在，这样的事实并不确实是直接的经验资料，然而这样的事实是以不可辩驳的事实的地位为依据的。最后，还有更多的假说的事实，在那里证据既是可疑的又是受竞争性解释支配的（例如，心灵感应，吵闹鬼和ＵFＯ景观）；世界当然充满了神秘的“事实”，这些“事实”还有待于理性解释（见米切尔，1974年）。总之，事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理论的，因为即使在人们所追究的某种理论是假的时候，事实还可以是真的；事实和很多理论在低水平上也许是一致的，然而在高水平上又是互相抵触的；在细察事实的过程中总是牵涉到更多和更少地易错的理论之间的相对比较。一旦我们承认我们得不到完全的确定的知识，在我们观察现实世界的方法的那种深刻的理论性质中就没有什么固有的不满意的东西了。
然而，如果我们把装满理论的事实这个概念和库恩主义的关于在接续的理论、范例或科研框架中内容的丧失从而竞争的理论体系之间即使不是严格地没有共同的衡量尺度但也难以比较这个观点联系起来，我们就会达到一种状态，在那里不管在互相抵触的理论之间进行什么样的理性选择都显得没有基础。费叶拉本德在《反方法》一书中以极大的智慧和雄辩进行争论的正是这种理论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他甚至说对于他的态度用“轻率的达达主义（Dadaism）”比用“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来描述更好（见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21，189—96页）。费叶拉本德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的智力发展被很好地描述为“一个从极端波普主义的波普到极端库恩主义的库恩的旅行”（见巴斯卡，1975年，第39页）。
《反方法》一书所争论的首先是，不管科学方法论的圣典是怎样看起来有理的和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这种圣典对科学史的某些侵犯都不是无罪的；更甚地，某些伟大的科学家只有通过精心地打破稳固的科研框架的每一个法规才取得了成功（见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23页；又第9章）。该书所争论的第二点是，关于科学是通过把旧的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新的特例和更一般的理论而发展起来的论题是一种神话：在对抗的和科学的理论之间的重叠是如此之小，使得甚至是复杂的证伪主义也被迫在理性估价中抛锚（同上书，第177—8页）。第三点是，不管人们对科学进步是如何想象和如何衡量的，它都不可阻拦地发生了，因为科学家从来就不会被任何科学哲学所羁绊：科学哲学只不过是某种“冒牌的东西……它没有一个发现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不会阻止进步的唯一原则是：“顺其自然”（见同上书，第302，23页）。
费叶拉本德坚持说，科学“比它的方法论想象更‘草率’和‘非理性’”；更有甚者，没有什么划分标准能够有用地把科学和非科学、理想主义或神话区分开来（同上，第179，297页）。他解释说，“顺其自然并不意味着没有理性的方法论原则，而是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普遍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将会象‘顺其自然’一样空虚和不确定；‘顺其自然’并不表达任何我自己的信念，而是对理想主义者的危险境地的一种诙谐的总结”（见费叶拉本德，1978年，188页；又127—8，１４２—3，186—8页）。总之，费叶拉本德并不反对科学中的方法，而是反对普遍性的方法，他也反对自己的忽视方法的劝告（“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达达主义者，一个人就还必须是反达达主义者”）。
但是，费叶拉本德并不只是想把方法论的重要性降低到适当的地位；他的芒刺所对准的真正靶子是科学本身的压制性影响，特别是对准认为科学的建立使科学本身能够发现揭示真理的正确方法这种假设：国家和科学应该分开，以便父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里学习魔术而不是科学，如果他们有这种愿望的话（见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299页）。最终的、更高层次的唯一价值是自由而不是科学。正象一个批评家所说的：“对于费拉本德来说，唯一名符其实的自由是按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的事”（见巴斯卡，1975年，第42页）。在最后，费叶拉本德的《反方法》一书终于以爱的力量的哲学代替了科学哲学。①
五、回到最初的原则
象费叶拉本德一样极端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自愿主义，不但成功地消灭了它自己的分析和建议，并且也消灭了认为它有所贡献的课题，而我们又想从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