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达到**，当时每年有１００多万欧洲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离开他们的国家永不再回来。这种运动主要基于这样的希望：大洋彼岸情况会好一些。
不可避免的人口过剩学说把移居国外同经济增长的理论联系起来。根据这种学说，任何有幸找到某种提高生活水平的办法——如开展对外贸易的机会，某种新的农业技术如灌溉、良种或新的轮作——或找到降低死亡率的办法——如改善供水或公共卫生——的国家必定不可免地由于它的人口增长而使生活水平再度低下来。所以任何经历经济增长的国家终会“开绽”而不得不为它的人民寻觅新的土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老一点的例子是从公元前７５０年到５５０年希腊建立殖民地；而在近代从迁离爱尔兰、英国、印度、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人中可以看到差不多同样的情况。自相矛盾的是，同样的推论可以导致这样的结论，移居国外并不能真正减轻人口过剩的问题。因为如果人口多到生存的极限，由于移居国外暂时造成的缺口很快就会再被填补起来。有的事例可能说明情况确实是这样。同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爆炸性的人口增长不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如果过去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再不是这样了。人类已学会像有效地控制死亡那样实行节制生育了，而且未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此外，正如我们也已经看到的，从负担比本国的土地能够养活的更多的人口这一意义来说，移居国外并不是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办法。另一个办法是参加对外贸易，发展制造业或航运业、保险业、旅游业、电影业或能用以购买粮食的其他外汇来源。从一国的公民在别的地方能赚较多的钱——对英国的产业工人来说，移居新西兰干农活有利可图——这一意义来说，这种办法也许防止不了这个国家人口过剩，但是从人民吃不饱（如印度和中国的当前情况）的意义来说，这种办法能防止人口过剩。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也说服不了那些长期停滞论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争辩说，制成品出口贸易的发展只能暂时减轻人口过剩问题，因为必要的贸易份额保持不了；由于某些力量发挥作用，一个国家丧失它在市场的地位（见上面第二节（一））。所以他们认为，经济成就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人口过剩和移居国外。无可否认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人们只是不同意“不可避免”这个词。
有时候，人口过剩的国家急于为移居国外提供方便，但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有些部族把它们一些成员当作奴隶出卖。在其他地方如中国和印度，政府为从其他国家招募代理人提供方便，这些代理人按契约把劳工带走，他们差不多等于暂时沦为奴隶。英国鼓励本国人民移居国外，它的做法从１７、１８和１９世纪流放罪犯和叛乱分子到２０世纪资助移居各自治领。
移居国外给人民流失的国家带来种种问题。不仅有保护移民不受招募代理人的欺骗、免遭乘船过于拥挤或不适于航运的危险、不受移居国雇主们的虐待的问题，而且还有保护他们不受种族和宗教迫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够大的，不满情绪几度使印度政府禁止进一步移居它认为它的人民在那里受不公平待遇的国家。效忠问题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有些接受移民的国家急于同化这些移民，以便尽可能少发生少数民族问题。因此这些国家在它们的学校和法庭不承认移民的语言，使移民的孩子尽可能像当地的其他孩子一样。这就是美国移民政策的基础。英国在１６和１７世纪对它的大陆移民采取同样的政策，法律规定他们收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为徒，另方面从行政处置上不让他们抱成团或以其它方式抗拒同化。
这些政策遭到那些喜欢在新国家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的移民的反对，譬如中国移民就不愿意放弃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如果移民拒绝同化，或者如果他们迁出的国家谋求干涉它们的人民移居的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那么因移居引起的政治困难的确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如果不让移民受同化或他们遭到歧视，他们的祖国肯定要提出抗议，就像１９世纪英国向中国提出抗议，２０世纪印度向南非联邦提出抗议一样。
除了这些政治困难之外，移居国外还会造成经济困难。二三十岁的移民所占比例最大。国家不得不负担抚养和教育他们的费用，待他们到了工作年龄，又失去了他们。由于青年人离去了，老人和受赡养的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会上升，到了工作年龄的人的负担相应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如果移民汇款回来赡养他们留在国内的人，那就不存在负担的问题，这种汇款在人员流失的国家的国际收支中有时是一个受欢迎的大项目。因为男性移民多于妇女，也造成性别的不平衡。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由于人们大量移居国外，巴巴多斯人口中成年妇女几乎两倍于男人。失掉熟练人员往往也是很不情愿的，特别是如果担心这些人在新国家开办竞争性工业不利于母国的时候，许多国家，如１８世纪的英国，曾为此设法阻止熟练的手艺工人移居国外。
让我们转过来看看接受移民的国家的态度。它们的态度和人员流失的国家的态度一样是多种多样的，由经济、政治、种族和宗教动机的支配。
在经济方面，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欢迎熟练移民，尤其是如果他们有能力开办新工业的话。新的移民如希望完全同化，就更受欢迎，因为大部分国家对它们自己国内的外国人集团有疑虑。如果移民愿把他们的技艺教给当地的学徒，也会更受欢迎。实际上，１４８４年制订并在１５２３年重申的英国立法曾禁止移民招收外籍学徒，他们自己的子女除外。如果技艺不新，特别是如果移民全都是同一行业的专门人才，困难就比较大。大批医生或矿工移居国外比之一群各种各样熟练工人移居国外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外国企业人员移居国外会引起同样的种种问题。许多国家坚持认为它们必须雇用本国人。有些国家希望把他们限于开办新工业，并制订条例不让他们同国内的小商人竞争。带来新工厂等新工业的企业家几乎肯定会受到某种有条件的欢迎，而仅仅同当地商人进行竞争的商人，如在西非的叙利亚人或在西印度群岛的中国杂货商，比较容易遇到敌意。
不过，具有专门资格的人移居国外同大批非熟练人员移居国外相比是个比较小的政治问题。大批移居国外只在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才是受欢迎的。如果一个国家空地很多，如果人们认为人口多一些能享受规模经济，那么大批外来移民可能受到欢迎；所以只要国境开放，进入美国的大门一直是开着的，一旦空地没有了，反对外来移民的事情就多了，直到阻挡不住时为止。外来移民也许由于政治原因受到欢迎，澳大利亚接受外来移民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主要是作为对付亚洲的防范措施。以色列不顾经济考虑而继续接受外来移民，因为它认为接受所有在受迫害的气氛中生活的犹太人是它的义务。为逃避迫害的人提供家园的愿望在好几个国家的移民政策中起非常大的作用，诸如英国和美国。
就经济考虑来说，赚工资的职工与资本家和地主之间很可能发生冲突。如果有规模经济，各个阶级的居民一定会得益于外来移民，但是即便如此，好处可能主要为资本家和地主所得。大批外来移民可能使工资被压低，接近于人们出来的国家的工资水平，使房租和利润提高。地主和资本家也许愿意把他们的利益提高到进口奴隶（见第三章第四节（二）），或者从印度或中国引进契约劳工的程度。这到一定时候就会产生混合社会的社会问题，但是资本家和地主很少顾及这些。
只要有大量的土地，或者只要新工业像移民到来一样快地创建起来，当地的农民或拿工资的职工对新来的人可能采取容忍态度。但是他们早晚会对大批外来移民组织抵抗，要是付诸表决，他们早晚会制止住外来移民。
有时候还有一个十分容易引起争议的关于移民汇款的问题，如果出口赶不上国内的增长，移民汇款可能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外来移民汇款在国际收支中通常是个小项目，只有作为反对进一步移民的大运动的一部分时，才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一个国家多快会变得外来移民充斥，除别的因素外，这取决于外来移民的性别分布。如果只有男性移民，就不会有第二代，形不成一批当地居民。从这一意义来说，只是男性移居是一种浪费。譬如，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曾被当作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但没有什么结果。因为没有运去足够的妇女，外来移民不能繁衍后代，所以逐年所需的大宗奴隶买卖纯粹是为了保持奴隶人口的稳定。所有的外来移民社区都是男性过多，一代接一代地大量浪费，除非设法使性别保持平衡。这就是现在有些帮助移民的国家通常都很周到地像帮助男人一样帮助妇女移居国外的原因。无论如何，在妇女的职业范围比过去要广泛得多的今天，妇女凭本身的能力作为有报酬的职业工人以及作为妻子和母亲而提供的服务是受到欢迎的。
即便对大批外来移民采取欢迎的态度，外来移民能够被同化的速度也取决于许多因素。种族、宗教和文化决定他们被同化的速度，有些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决定接纳什么人和接纳多少人的时候很重视这些因素。在经济方面，外来移民需要住房、土地或工作，对他们同化的速度不能快过向他们提供这些条件的速度。提供这些条件需要资本。有些移民自带资本，或者也许可能由国家从国外借贷。如果国外没有资本可以利用，外来移民率则为国内储蓄率和为国际收支的巨额逆差所限，如果国内投资额超过国内储蓄额，这种逆差便会出现。即便有资金可用，物质因素也可能限制资本形成的速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见第五章第一节），资本投资的５０—６０％为建筑业，因此投资受建筑业的能力的限制。当然如果对扩大建筑业多给予照顾和考虑，那么这件事情始终是可能的，但是仅仅由于未保证建筑业能应付要求它做的工作，投资计划遭受挫折的现象出现得多么频繁，这是令人惊讶的。只要记住这些财力和物力方面的限制，那么哪怕是过去一个世纪规模最大的移民，也很少一年超过接受人口的１—２％，就不足为奇了。
外来移民在他们初来的时候通常有一段艰难的时期，总有一部分人回国去。外来移民定居的意愿在某种程度上要看为接待他们所作的准备工作怎样。他们看到等待他们的是住房呢，还是被安置在营房或帐篷里，还是让他们自谋生路？他们一到来就为他们找好了职业呢，还是不得不在大街上闲逛，把他们一点可怜的积蓄花光？要是期望他们在土地上劳动，土地是准备好了呢，还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去披荆斩棘？能不能进得去，附近有没有水源，还是他们必须自己修路和自己打井？在第一次作物收获之前，他们怎么生活，怎么弄钱去买肥料、买牲口，是否有别的资金？事实证明，要人们在土地上定居的人显得特别困难。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答应花大笔的钱整理好土地，并且借给定居的人很大数目的款项作建房之用和作劳动的资本。另一种办法是，譬如在苏门答腊，外来定居的移民头一季度是同别的农民一起住，干活挣工资，以便对这个国家有些了解，积攒些钱，还可交些朋友。这样做已证明很方便。因为移民中仅有一小部人是熟练农民，正如吉本·韦克菲尔德所说的，在他们担起经营他们自己的农场的责任之前，他们首先要觅得职业，别管是在城镇还是在农场，这也许是非常可取的一种办法。
当国际移居把具有不同种族、宗教或文化的两个民族集聚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问题最大。在过去，移居国外的作用常常是把本国的土著居民全部或部分地消灭掉。单是这些新来的人带来的奇怪的病症就时常使土著居民大量死亡，他们的体内对这些疾病没有产生抵抗力——虽然也有截然相反的情况，就像西非沿海各国人民因为有采采蝇而免遭来自北方的入侵一样，采采蝇曾使穆斯林的马匹死掉，因为有蚊虫而免除来自海上的移民，蚊虫曾使欧洲人死于疟疾和黄热病。
除了疾病以外，土著居民可能由于遭受奴役、被赶出他们的土地或他们遭到的其他待遇而被消灭——就像凯尔特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前衰落，霍屯督人在祖卢人之前衰落，红种印地安人在美国人之前衰落，毛利人在新西兰人之前衰落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入侵者的文化同入侵者的文化相比多么强大。有时候是被征服者同化他们的征服者，如伊斯兰教徒同化了土耳其人，中国人同化了蒙古人。
如果同一个国家有两种文化，两种文化具有平等的竞争力是很少见的。犹太人和阿拉怕人、马来人和华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希尔人和英格兰人、印度人和缅甸人、英裔加拿大人和法裔加拿大人、伊博人和穆斯林——这种格局反复出现。这些差别有时候被归因于种族，如果是从生物学意义上谈种族，这似乎没有多大道理，因为我们对种族生物学知道得多么少啊。这些差别还常常被归因于宗教，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同样是难以置信的（第三章第四节（一））。（毕竟布尔人是加尔文派教徒，过去常有一种理论，认为加尔文主义是最可能鼓动生气勃勃的生意经的宗教。）从外来移民的心理状态中找到主要原因的可能性要大得多。首先外来移民是一个有选择性的集团：他们是为了改善自身的处境而移居国外的，他们就是这么一类人。移居国外本身会磨炼他们的智慧，使他们接触新的环境，提高他们进行批判的才能（批评一切看不惯的东西几乎是每个外来移民的第一个反应）。他们自然瞧不起当地人，希望表现他们会一样能干或干得更好。在某些情况下，外来移民社会的成员还特意互相帮助、互相找职业或互相借钱；结果是这种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比当地的社区繁荣，它并不那么特别为自己保留机会。在移居国外从记忆中消失以后，这些态度就发生变化，到第三代或第四代，可能很难区分移民和早先的血统了（如在斯里兰卡的印度人），如果另一个种族的成员开始到来，可能轮到他们把他们的前辈当作一伙游手好闲的人而瞧不起。
如果两个种族的成员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而没有磨擦，种族必定不是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因素。这就是说，在一切社会阶级、在一切收入水平、在一切职业中都必须有这两个种族的成员，他们的竞争力必须是平等的。这首先是个教育问题，在教育他们的孩子方面必须对每个人花同样多的钱，如有可能上同样的学校。其次，还有土地所有权，有些移民社区有专门经营并“垄断”零售业的趋势；相对的城市化程度等问题。如果这些种族在这些事情上一开始就不平等——譬如外来移民的文化程度比本地人高，或者他们做生意的经验多得多——那么只有对外来移民课以重税以支付教育经费和采取其他使两个种族平等的政策的费用，才能达到平等。事实上，在平等条件下共同生活要求某种程度的容忍，而这是罕见的，除非硬要他们这样做。最有成就的帝国政权——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的伟大德政就是它们有能力让不同种族的成员在最少磨擦的情况下一起生活。它们的秘诀往往是态度公正，要让每个人都忙他自己的事情，使他们和睦相处这种开明愿望来冲淡帝国种族对少数民族的蔑视。
另一方面，只要政府掌握在帝国种族的少数几个成员手中，而这些成员自己又设法在同人数多得多的本地人的竞争中谋生，这种帝国政权就会被认为是最恶劣的政权。于是就会情不自禁地要把本地人赶出他们的土地，以便为帝国定居者让路；强其他们不是以奴隶的身份就是在重税或其他经济力量的逼迫下到矿山、种植园或主人家中干活；建立就业的种族壁垒，以便保证把最有利可图的工作和行业保留给帝国种族的成员。哪一个种族要统治另一个种族都是不合适的，因为它自己的经济利益使它不可能公正无私。
１９世纪欧洲各国人民向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大迁移并没有尖锐地引起这些问题，因为这些大陆上的土著种族对空空荡荡的空间来说人数不多，而且太弱，难于发动有力的抵抗。欧洲人移居亚洲和非洲，或者日本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移居其他亚洲国家，或者移居非洲、澳洲或美洲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今天用世界观点来看问题，那么印度人、爪哇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移居印度尼西亚群岛、非洲、澳洲和美洲显然是最有必要的。不过，世界观点之类的事情是不存在的。这些接受移民的国家哪一个也不欢迎这样的移民，因为它会引起种族问题。此外，在美洲和澳洲，如果真的大规模地接受移民，那会使已经在那里的人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欧洲人有时候提出的一种口实是，印度人和中国人没有权利繁殖得那样快，没有权利指望别的国家承担他们没有远见的生儿育女的后果。但是，事实上，美洲和澳洲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高过印度或中国，即便是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出生率为１０D，还是同样会以种族的和经济的理由不允许他们大规模移居。
这个问题将来会怎样发展，现在还很难说。感到自己生活空间狭窄的各国人民一直在采取行动，力图征服那些拥有他们垂涎的土地的人。日本为此目的已经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印度和中国有朝一日不会做同样的事情。要是能够认为经济的增长必定是一个和谐的进程，使人类比较容易在没有摩擦的情况下共同生活，这样当然让人高兴，但是情况绝不是这样。恰恰相反，许多不同的学派一直在争辩说，经济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帝国主义和爆发战争，现在我们来论述这个问题。
（三） 帝国主义
产生帝国主义并非完全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即便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同经济增长的阶段也不是完全无关。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所谓的经济原因，然后看一看政治原因，随后转到帝国主义对臣民和帝国的影响方面来。这是一个庞大的问题，仅在边沿上涉及经济分析，我们只能很简要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首先，有些国家被推向帝国主义和战争，因为它们想要更多的或更好的土地，好在这些土地上安置它们的人民。我们已经看到，这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后果之一。经济增长的第一个后果是人口开始增长，人口的增长十分可能超过国家养活他们的能力。所以，供选择的解决办法就是移民，或者发展制成品出口贸易或向某些其他国家征收贡税，这三种办法中无论哪一种都可能导致战争。
移民可能导致战争，因为其他国家拒绝接纳外来移民，或者因为别的国家虐待移民，或者因为移民想夺取当地人的财产，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或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或者甚至把他们统统消灭。夺取弱小民族的土地是经济上比较强大的民族用以解决它们人口问题的最喜欢用的办法。纳贡是一种与此有关的办法，这种办法也有多种形式。消灭被征服的人民并不总是有利的。可以让他们当奴隶，可以把他们当作农奴或奴隶在矿山或种植园里为他们的征服者干活。
可以使他们变成他们自己的土地的佃农，要他们交纳相当于其产品的５０％或者还要多的地租和赋税。人类剥削同胞的**实际上是没有限度的。
既有这种剥削的**，帝国主义显然不一定是经济需要产生的。驱使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的原因可能是人口的增长和对饥荒的恐惧，但是也可能不是。进攻者同样很可能是人口并不怎么多的民族，期望人们像奶牛产奶那样为他们劳动。同样，进攻欠发达国家的也并不总是较为发达的国家。
妒忌心驱使不开化的人去掠夺一个富裕而和平的文明国家同样是很可能的。公元前约４０００年，当时伟大的城市文明已经开创，欧亚大陆从那时以来的历史表明，骑马的游牧民族时常从草原大举出动掠夺较为富庶的农业居民。游牧民这种定期的进攻直到近代才结束，当时由于技术的发展，城市文明具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类似的紧张局面在非洲、在苏丹西部一直延续到１９世纪末。如果经济增长诱使一个民族以牺牲别的民族的利益来施展它的实力，那么它往往也同样使爱好和平的民族面临其他情不自禁地要掠夺他人财富的民族的威胁。
除了移民和纳贡之外，解决人口过剩的第三个办法是发展制成品对外贸易，专门从事运输业，或以其他形式出口劳务。在一个开明的世界里，这样做不会发生战争，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开明的世界。其他国家也许不想购买制成品，也许执意保护它们自己的海运业，所以可能发动战争来迫使不开明的国家开放贸易。这在１６和１７世纪曾是欧洲国家在拉丁美洲同西班牙打仗的一个借口。这种借口在１９世纪曾支配欧洲、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也是欧洲国家要在非洲占一席之地的理由。发动一场“开明的”战争可能是为了开辟贸易，而发动一场“不开明的”战争则是为了确保贸易的某些特殊优惠。帝国的作用之一就是迫使臣属的民族用高价购买帝国的产品，以低于他们在别的地方可能得到的价格把他们的产品出售给宗主国。大英帝国从１８４６年到１９１９年放弃了这种做法，但是它这样做是非常特别的。不得不靠海运业或靠出口制成品为生的国家，几乎无一不是推向战争，不论是“开明”战争还是“不开明”战争。最近的例子就是德国和日本；毫无疑问以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例子，除非世界能够创建消除战争的新的政治制度。
开拓市场、追逐外国货币和寻觅粮食与原料来源是同一现象的各个方面。切不可将这一点与下面这种论点混淆起来，那就是一个从事制造业的国家因为它消费不掉它自己的产品，必须到国外找出路。我们必须把下面两种出口区别开来，一种出口是为了带动进口，另一种出口是为了维持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差距。一个从事制造业的国家为了能进口粮食，可能为制成品找出路。如果这个国家的人口比其国土能够养活的人口还要多，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难于避免的。或者说它可能谋求出口，因为它是个小国，无法享有大规模生产的经济，除非它专门从事几个行业，每个行业生产的产品都多于它国内的需要量，把多余的产品出口。这些出口商品还要以进口品多少为度，因为进口品可能同样是制成品或初级产品。一切经营制造业的小国（如荷兰和瑞典）都是因为这个道理才出口的。这也是从事制造业的国家本身又是制成品大进口国的原因；譬如荷兰和瑞典，粮食能自给自足，出口制成品是为了交换其他制成品和原料。所有这一切同因为国内市场存在着消费需求量的净亏现象而出口制成品完全是两码事。如果存在着这种净亏现象，就无法承受同出口商平等值的进口商品。
认为先进的工业国因为国内需求量的净亏而不得不输出资本的论点，又使我们回到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四）探讨过的长期性经济停滞的命题。如果储蓄额比消费增长得快，如果投资主要受消费的制约，国内可利用的投资机会可能不足以吸收一切可利用的储蓄，或者至少吸收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资本回收率的储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大部分经济学家期望到经济发展的“较后期”阶段，由于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利润率会下降。我们还看到，如果新的发明以适当的速度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这一进程中没有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这将保持对资本的需求量。在经济发展方兴未艾的时候，投资率并非不可避免地要下降。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有许多理由说明有些外国投资可能证明是有利可图的（第五章第二节（三）），也有许多理由说明国际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为什么从一国转到另一国（本章第二节（一））。因此，虽然比较发达的经济允现在欠发达国家进行一些投资并非一定有利可图，但是它们进行投资是并不奇怪的。
不能由此认为，因为一个国家想进行对外投资，它就必须实行帝国主义和发动战争。事实上，大部分对外投资并不是投在殖民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都是最大的借款国——在任何情况下，它们的政府都是独立自主的。外国投资不一定挑起战争，但是如果外国人希望在那里投资的国家不肯为此给予特许权，或在放款国之间有所歧视，或者试图拒绝履行义务，就可能挑起战争。任何这样的行动都可能导致一场“开明”战争，目的是维护门户开放、待遇均等和履行契约。欠发达国家十分容易发现自己卷入了这种战争，因为它们对外国人常有怀疑，或者不肯给予特许权，或者不严格履行它们的义务；埃及或许是个典型的例子。观点、文化和法律制度相类似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放款不一定导致战争，而先进工业国的资本家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对欠发达国家的关税和制度失去耐心，从而不在这种国家投资，要不就是想使它们受帝国的统治。同样可能发生“不开明”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一国试图为本国的投资者取得特殊的有利条件，不是把其他外国人排除在外，就是牺牲当地人民的利益。帝国的有利条件之一就是能采取措施保证为矿山和种植园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保证在外国资本最需要公路和港口的地方修建公路和海港，等等。许多强国总是情不自禁地利用弱小国家的人民。
因此，出现帝国主义和爆发战争有许许多多经济上的理由，从“需要”——饥荒，需要土地、市场和初级产品——到“贪婪”——妒忌，渴望剥削或寻求更加有利可图的出路。
那些认为经济原因是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的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同这些原因是一致的。因此，“开明的”看法认为，如果一切国家都采取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战争的危险就会消失；当然，这样一来，保持帝国也就不是那么有利可图了，因为这样一来，人们用不给其它外国人移民、进行贸易或投资机会的办法就不能得到好处，并且没有必要为了防止自己被别人排除在外，而去获得殖民地了；但是谁能肯定其他人都坚持门户开放呢？于是就有了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只要形形色色的剥削是可能的，有些国家就想要统治别的国家。所以有一派意见希望减少爆发战争的危险，办法是让一切帝国都受国际监督，甚至把一切殖民地都转为国际托管。又是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要求一切帝国花很多钱来开发它们的殖民地而无利可得，帝国主义就不会那么盛行了。所以有一派意见认为，消除战争的唯一途径是使欠发达国家迅速发展起来，这样它们就不再软弱可欺，不再受剥削。还有一点也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如果弱国成了强国，强国就不会那么情不自禁地去进攻弱国了。于是就有了现在为列宁主义者所采纳的霍布森观点，认为战争起因于外国投资，外国投资起因于国内的利润率不断下降，而利润率下降又起因于消费不足。如果在资本主义范畴内，这可以用通过税收结构提高消费的办法，或者用增加政府开支的办法来解决；如果是在社会主义范畴内，既可以用同样的办法，也可以用使投资率同消费水平脱钩的办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对于防止战争既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也不是一个充足的条件。如果战争是由于人口过剩，由于需要粮食和原料，或者由于渴望剥削其他种族而爆发的，所有这些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地起作用；斯巴达就原来斯巴达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曾是一个近似**的社会。
毫无疑问，发生战争的有些原因是经济原因，针对这些原因而采取的行动会消弭战争。但是单用经济政策并不能消除战争，因为战争就其根源来说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经济方面的。亚历山大并没有征服东方，凯撒也没有征服西方，因为这些先生们主要是从贸易、投资或土地方面来思考问题的。经济因素在发动战争方面起了什么作用是很难估计的。如果我们把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列出单子，就会看到其中大多数战争同市场或者同人口的压力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战争就其根源来说主要是王朝战争、宗教战争或意识形态战争，要不就是由军事冒险或纯粹为了建立帝国的愿望而鼓动起来的。
即使这些战争也有经济因素，但是经济因素很少是占支配地位的因素。如果取得经济成就以后产生了建立伟大帝国的愿望，经济增长可能就起作用了。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有所成就，比其他国家富有，它在经济上的优势可能使它产生成为政治大国的念头，这种念头会使它走上军事道路。但是这种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在历史上富国往往是和平的贸易国，比较贫穷但军国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忌妒它们过奢侈生活，于是就向它们发动进攻。
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国家以崇尚武力为荣，这是全人类没有解开的谜之一。阶级的结构稍稍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这种国家通常是受一个贵族军事特权阶级统治的，这个阶级使一切其他阶级——包括各商人阶级，这些阶级从整体来说惧怕战争并反对军国主义分子——处于相对的被统治地位。总有一些企业家赞成战争——军火或军队其他供应品的制造商以及其他希望在征服之后取得特许权或在战争中发财的人——但是这些人同其他企业家相比通常是少数，其他企业家懂得战争会增加税收，打断他们同国外商界朋友的关系，而且会给军事贵族以凌驾一切的权力，企业界整个来说并不信任军事贵族。由企业家统治的社会发动战争的愿望比由军事特权阶级统治的社会低得多。不过，驱使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并不总是军事特权阶级。偶尔也有对权力和荣誉以及帝国梦寐以求的大军事冒险家——诸如亚历山大王朝和苏莱曼王朝的王子们，或者墨索里尼和拿破仑等新贵。但是如果我们要深究为什么有些国家不沉迷于军事，而另一些国家却在军事特权阶级的统治下进行军事冒险，我们不得不承认，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在荣誉梦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人们发现那是在经济增长的“中期”阶段。最富的国家往往是爱好和平的，享受它们已有的一切，不妒忌任何国家；最穷的国家太死气沉沉，一盘散沙无法发动战争。正是那种胜于其邻国一筹的富于进取性的国家，才时常产生进行侵略性的愿望，希望为自己争得显要的地位。同比较老的和比较富有的国家进行争夺市场和原料的日益剧烈的竞争，可能把它们引向同一个方向。对世界和平具有危险性的国家经常是那些认为自己前途似锦的国家，而不是那些能以光辉历史为荣的国家。因此，世界上的军事领先地位也像国际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一样，可能因为同样的理由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见本章第二节（一））。
分析所有的战争起因不属本书论述的范围。我们的目的是很有限的，只想说明经济增长和战争的联系。因为战争的根源不完全是，或者甚至主要不是经济的，从经济方面分析弄不大清楚引起战争的根本原因。对战争的解释是心理学、外交、法学、宗教和人类学学者们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
我们从帝国主义的起因经过谈谈它对经济的影响。帝国主义对于被统治人民的影响，按他们所受的待遇来说，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各有不同。一个极端是他们可能统统被消灭。另一个极端是他们可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取得比他们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为迅速的进步。甚至同一个帝国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民；英国人在中部非洲在就业方面实行严格的肤色障碍，而他们在西部非洲则奉行同非洲人几乎完全社会平等的政策。最好的帝国大大增进了人们的幸福；它们在广大地区建立了和平、修建了公路、改善了公共卫生、鼓励了发展贸易、带来了完善的法制、推广了新的技术知识，等等。而最坏的帝国却带来掠夺、屠杀和奴役。
对帝国的影响还取决于它如何作为。一切帝国都必须承担帝国的代价。有些帝国得大于失，但另一些帝国到一定时候被它们本身的帝国主义所毁掉。
帝国要付出许多代价。有它应付的发动战争的直接代价。
必须征召和供应军队，即使有大量征召的殖民地部队，战争对宗主国的资源仍是沉重的负担。和平时期也必需维持大量军队，守卫帝国，帝国越大，消耗于这方面的宗主国人力越多。帝国还必须得到治理，这可能要占用它一些最优秀的人才。总是不由自主地派出第二等人才去统治帝国，但是如果这样办了，这个帝国就可能垮下来。另一方面，如果派出最优秀的人才，宗主帝国的事务就可能因此遭受损失。一方面宗主国的第二等人才在帝国称王称霸，另一方面殖民地的头等人才在宗主国得以发迹，这种情况在一些帝国中并非不常见。帝国还有助于维护特权制度；士兵在一个帝国里十分重要，军事特权阶级享有一种威望，这种威望是为了履行其职责才保持的。那样多的最大的帝国（如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是在它们的士兵的摆布下灭亡的，这并非出于偶然。
经济的增长使得有可能进行比过去任何时候规模更大，代价更高的战争。在原始社会，单是为了提供粮食就需要７０％或更多的人口从事农业，能够参加军队的人数很少。打仗局限于从收获到播种的时期。要不就是军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它在战役中能够掠夺的粮食。要是用２０％的人口就能提供足够的粮食，那就不一样了；那时军队就能大量增加，能从国内的基地得到粮食供应。同时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制造武器，科学的发展使得这些武器越发令人恐惧。因此战争对原始国家人民的生活影响不大，而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战争可能消耗掉５０％或更多的资源。
有时有人认为，战争刺激经济增长。在有限的限度上情况可能如此。战争可能产生某些有益的发明，但是根据内夫教授的研究，由于战争而产生的有益的发明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战争可能促进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取的——如举英国为例，在对拿破仑作战期间，促进了钢铁工业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促进了化学工业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促进了电子技术和喷气推进的发展；但是战争往往也同样造成专门供应战争的工业部门的过度发展和持续几年的失业。战争还使企业家能因通货膨胀而获得利润，其中有些用于固定资本形成，但是战争对资本形成的净影响通常是使资本形成在战争期间减少。还有对外投资和黄金的损失，不得不用它们从中立国购买供应品。财产遭到破坏并不总像可能预计的损失那样大；因为财产不管怎样总是要折旧的，或早或晚总得更新，所以主要的代价是那种加速折旧的财产。如果在战争期间能够利用闲散资源或在战后补偿折旧，战争的代价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大。美国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历时１０年的停滞局面，产出增加得那样快，以致能打这场战争而不降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即便不爆发战争，美国的经济大概迟早也会复苏，因为美国住房和其他资本的折旧或早或晚会引起新的投资景气。打一场战争可能是为了得到市场，但是，同样可能导致失去市场。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市场的主要是美国，它在第一次大战期间额外得到了世界制成品贸易额的８％，在第二次大战期间额外得到了９％，持久地保持了它的收益。最后，由于在战场上损失了年轻一代中的一些最优秀的人才，经济也可能受到损失。法国人就是这样解释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缺乏活力的，这可能有些道理。
战争的经济代价无疑是很高的。为补偿这些代价，可能要用从征服当中获得的任何好处。当代的反战宣传认为这些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并非总是这样。征服者可以得到富饶的土地，或者奴隶，或者受益匪浅的通商特权。即使他们不过在先前一片混乱的地方恢复秩序，他们和任何其他人也能从随之而来的贸易发展中得到利益，他们所得利益要比战争的代价多得多。近乎势均力敌的双方之间在集权主义基础上所打的现代战争，其代价肯定比每一方所得的利益都大，但是并非打所有的战争都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或者都是这样一无所获。富有进取精神的国家打一场短促的速决战（１８７０年的德国，１８９８年的美国，１８９４年的日本），可能干出看来是用相当少的代价取得重大收获的事情。
最后，那些挥舞战刀的人终将死在战刀之下。实行帝国主义可能在两三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内使你在奴隶、贡赋或贸易方面得到很大的利益，但是它将为自己带来复仇者。在帝国内部，被统治的各国人民迟早要起来反抗——如果他们受到的待遇好一点，起来反抗就更早，因为那时他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会大大受益，并且会更快地对他们所处劣等地位感到不满。在最开明的帝国内，劣等地位多少消失一些，人们会看到来自远方属国的人在宗主国一些最高的职位上任职，但是即使这样也从来不足以把一个帝国的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地方民族主义的离心力总是要把帝国弄得四分五裂。
然后长起来习惯于以行政管理、商业、旅游业和宗主国生活中其他职业谋生的宗主国各族人民，发现很难使自己适应一个工农业的新世界。或者，甚至在附属国人民脱离之前，帝国可能已被外部敌人毁灭了。帝国愈大、愈富裕，一无所有的国家对它愈妒忌。它们联合起来对付它，从各个方面把它围困起来。帝国的防务费用越来越增加。帝国的战争次数越来越多，到头来一无所获，因为战争纯粹是防御性战争，即便取得胜利，也得不到新的土地或特权来抵销战争的代价。帝国的人民会失去信心，甚至会对他们自己有没有权利统治这么辽阔的一片地区提出疑问。这时帝国由于屈服于内外压力而解体就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有些人怀疑一个帝国在经济上是纯受益者，他们有时也认为最幸福和最繁荣的国家是那些背后有帝国作后盾的国家。它们是幸福的，因为它们有过去的荣誉可以回忆，知道这比在展望光荣的未来时感到心恢意冷要好一些。但是它们不一定更加繁荣。瑞典是繁荣的，西班牙则不是。土耳其在失去它的帝国并开始照顾它自己的事务的时候，它得到了新的生机。荷兰是加入前帝国行列最晚的一个国家，谁能够说它将枯萎下去呢，还是将在经验中找到新的活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