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细心。确切地说，对农业也是一样。在大部分国家，一定必须保持土壤的肥力已成为一条道德法律（有时候甚至使用法律制裁）。这决不是普遍的态度。恰恰相反，在许多国家，轮作仍然过于普遍，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耗尽这块土地的肥力，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明年我们可以转到另一块土地上去种；如果土地在休耕时能够复壮，那么情况同矿产是稍有不同的，但是事实上，用这种办法使用的许多土地已失去它们所含的矿物质，甚至失去了它再造腐殖质的能力。在所有这些事例中，付出一些代价，是能够使自然资源得以保护的，无论是绝对的还是仅仅在比较大的程度上加以保护。商业用户用收益来衡量这种代价；用低品位矿石的价格来衡量开采这些矿石的成本；衡量复种森林，或较为有选择地砍伐木材的成本；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的成本。如果社会不接受这种判断，它要有诱导或实行比较谨慎地利用资源的办法。诱导主要是采取补贴方法的形式，促使比较完全地使用资源；现在南非政府使用的对金矿征收矿区使用费的办法；或对植树给予补贴；对耕种低产土地给予补贴：对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给予补贴等措施就起这种作用。另外的办法就是制订法律规定比较仔细地使用资源，规定复植或水土保持标准，对破坏这些标准的行为予以惩罚。

    所有这一切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为未来做些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应当利用我们所想要的一切，让子孙后代自己去谋生呢？为什么认为他们未来的幸福比我们现在的幸福更为重要呢？譬如，就说人口问题吧。假设一个国家有足够供１００亿人口一年消耗的煤，为什么让２０００万人消耗５００年倒比让５０００万人消费２００年要好呢？或拿水土保持的情况来说，如果我们现在为此目的投入足够的劳动力，那么我们留给后代的土地的条件不仅像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好，而且还要好得多。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他们付出这些代价呢？或者说，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对我们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能充分享受其成果的项目投资——例如为了获得水电对拦河筑坝进行投资呢？这些问题是无从回答的，除非从我们尊重人类传宗接代的延续性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大部分人都有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是一种固有的本能，还是我们学到的某种东西，这不好说——这就是我们社会的未来是重要的，具体说我们每个人，笼统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应当为了子孙后代牺牲一些眼前的舒适。这种牺牲应当多大并没有衡量的尺度，因此对“什么是消耗资源的适度速度？”这个问题没有客观的答案。每个社会都必须由自己对这些问题作出决定。

    在我们对当前的产量和当前的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以后，我们所处的地位就更加安全了。人口和人均产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一方面有专业化优势和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另一方面比较集中和大量使用自然资源的不经济问题。人口越多，实行专业化的机会也越多，不仅对人员，而且对厂家和工业部门都是这样。“劳动分工受市场大小的限制。”诚然，不论国家大小，国际贸易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使专业化成为可能——实际上，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国家越小，专业化的程度通常越高。但是由于有许多活动是对外贸易无法提供的——住房、个人服务、国内运输等等——所以将来国内专业化越扩大，国内市场也越大，这仍然是符合实际的。此外，对外贸易有它自身的不利条件和不稳定性，使它同国内贸易相比较时削弱了吸引力。所有这一系列论证同样地适用于大规模生产的经济。这种经济有时候可以通过生产出口产品而得到保证，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有些公用事业），产品是不能出口的；而且无论如何，因为对外贸易的风险比较大，对国内市场实行规模经济的可能性比在投资者不得不依靠国外市场来销售其大部分产品的条件下更大。

    从一个大市场得益最多的工业部门是公用事业和一些用金属进行生产的工厂，在金属生产的初期阶段尤譬如此。公用事业——运输、电力、煤气、自来水——在人口变得稠密起来时，其经济性显示得非常明显，因为公路、管道和传输线，比过去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总起来说，除了装配厂之外，制造消费品和机器的工厂企业很快就达到最佳的规模。享有最大的规模经济的工厂主要是从事金属矿石加工的工厂和那些制造基本化学品的工厂。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大得足以支持一系列的其他工业部门，哪怕一般的工厂规模不大，大部分工业部门也能从在这个国家的经营中获利，因为各企业无论是作为原材料、部件和劳务的来源，还是作为中间产品或副产品的买主，都是互相依赖的。另一方面，在农业和采矿业中最快出现规模不经济。随着人口的增加，有必要耕种不那么肥沃的土地，或对肥沃的土地更加进行精耕细作，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结果都是收益减少。

    因此，一个国家在不减少收益的情况下所能负担的人口，要看它的自然资源是否适合它成为一个金属制品和重化学产品的制造国，或者取决于它们是否基本上适合于它从事农业生产。如果属于前者，这个国家可能继续得到越来越多的收益，不怕人口大量增加，而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出现收益越来越少的日子就会早得多。我们也看到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一个国家的人口与它的农业资源相比，可能是人口过剩，但是与它发展工业的能力相比，人口又不足。有些很小的国家，像牙买加和毛里求斯，它们面临的问题是，与农业相比，它们的人口实在是太多了，而同时要支持范围广泛的工业发展又太少。

    因此，也不能单单因为一个国家靠它自己的土地养活不了它的全部人口，就说它人口过剩。这是有时使用这个词的另一种意义。如果国际粮食贸易不可能进行或非常费钱，或者如果人们主要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这的确是一种有益的意义。在西欧，如果我们把每个儿童作为一个单位包括在内，如果我们把三英亩草地大致折算成一英亩可耕地，那么养活一口人大概要一英亩土地。在美利坚合众国，饮食标准大致相同，但土地的生产力低得多，因此养活一口人要两英亩多土地。其他国家的状况一方面取决于它们的饮食标准，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力。所消费的畜产品（肉类、奶、黄油等等）数量的多少起很大作用，因为从土地来说，这些产品的成本是很高的。譬如，印度消耗的热量不到欧洲人均消耗热量的三分之二，摄取的蛋白质只有一点点，但是这被土地的生产力比较低抵销了；因此印度大约用五分之四英亩土地就能养活一个人。

    如果有进口粮食的可能性，那么农地的负担能力在确定人口的最大限度应是多少时将不再是决定性的。一个国家也许能够用集中力量发展其他更有价值的技术和资源的办法来增加它的收入，并且可能有意撂荒土地和进口粮食，虽然它如果必须养活自己的话也能养活自己。一个没有足够的土地养活自己的人口的国家，如果它有其他的资源和技术，也可能人口不足，因为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会使人均产出增加。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能够从事制造业或一些别的活动，人口就不会过剩，因为如果比较少的人口显示人均产出比较大，在制造业和农业或别的活动中人口过剩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一段要说明的问题仅仅是，在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人口过剩的时候，人们必须把一切活动考虑进去，而不只是考虑农业资源。

    然而，个别国家仅仅因为它不能养活自己，确实不一定就是人口过剩，而同样的论点并不适用于整个世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世界当前的承担能力的估计在２５亿人到１００亿人之间，按目前的增长率（每年１．２５％），世界人口在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将达到１００亿人的最高数字。另一方面，我们生产粮食的技术时时在改进。农业先进的国家每英亩土地的产出过去已经证明大大增加了，而要预见未来技术进步的速度是极不可能的。世界人口比全世界每英亩土地的产出增长得快，这一事实使得许多人更加重视这样一个论点，即对任何国家来说，依靠进口粮食都是危险的。譬如，他们认为，如果英国的人口不超过２５００万，英国的前途会稳固得多，理由是，以这样的水平，人口将多得足以实际上耗尽公用事业和制造业的所有大规模经济，同时又少得足以将对外部粮食供应的依赖减少到很小的比例。不过，所有这些论点必定是以对极其捉摸不定的未来所作的推测为依据的。

    还有必要说明，即便我们能够确定，如果人口减少譬如说２０％，人均产出会增加，也不能因此认为，如果２０％的人口移居国外或出生率下降，人均产出将会提高。对人口所作的这些比较是以假设人口的结构不变为基础的，就是说老人和青年的比例、男女比例、熟练和非熟练人口的比例都保持原样。但是，由于人口发生变化，人口的结构也将改变，而且并不是总是往好里变。我们已在本章第一节（一）中讨论过过渡问题。

    人口过剩这个词的其余意义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国家的人口已经很多了，如果再增多，产出也不会增大了。这个词的第一个意义的极端形式就是这样。按第一个意义来讲，人均产出因人口增加而下降，但总产出增加；这样说来，总产出也并没有增加。天啊，人口过剩的这种极端状况，人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从依附于某些经济部门的人数过多，特别是当佣人、小商贩、打短工和从事农业的人数过多这种情况是能够认识到的。佣人的人数膨胀是因为这种经济随每个人的需要而调整，使他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社会风气要求每个人如有可能就雇仆人，比较富有的社会成员的家庭必须雇用大批侍从，这些侍从的地位同一条看门狗差不多。这种情况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巴巴多斯岛，据人口普查记录，那里１６％的人是当佣人的。经营小商贩的人数也很多；市场上摆满货摊，每个商贩做不了几件生意，在闲聊中几乎不知不觉就把时间消磨掉了。此外，还有成批的看门人、临时园艺工人和其他只要可能就打零工的人，一般也许一星期干一天，或者干不到一天。在农业方面，种种现象表明农场的规模都不大；一般家庭耕种的地块很小，家庭成员用不着把全部时间花在土地上。人口过多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呢，还是主要表现在当佣工、做买卖和打短工方面呢，这要看农业是由雇工经营还是由农民经营。如果是用雇工经营（如在巴巴多斯），受雇人数不会多于耕种所需的人数，多余下来的人必须要在农业以外的行业谋生。但是如果由农民经营，多余的人就要靠家庭农场生活，从事其他职业的多余人员可能为数很少。人口过剩国家的一般趋势是大地主把他们的土地租给农民收地租，而不是雇用农业工人耕种。他们这样做收入多，因为他们付给工人的工钱，比农民交租之后留下来的还要多。

    已做过各种尝试来衡量这种绝对意义的人口过剩。衡量农村的多余人口，要看在作物、技术和所使用的设备一定的情况下，耕种一英亩土地估计需要多少从事农业有利可图的人员。有些作物比另一些作物费力得多；种植稻谷比种植小麦费力得多，种植甘蔗或茶叶比种植玉蜀黍、可可或橡胶费劳力。设备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别，因为一个家庭使用锄头种地至多种三、四英亩地，如果使用耕畜和犁，可耕种１０到１５英亩地，使用拖拉机能种３０英亩土地或者还要多。还要记住，对劳动力的需要因活路不同而不一样；有些作物犁地时需要劳力最多，而另一些作物收获时需要劳力最多。因此，人口过剩的程度不能用一刀切的办法来估算，而必须按地区分别计算。在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作这种计算时，用犁和耕畜种植１００英亩谷物（不包括稻谷）所需要的劳力大约为１４到２０人。印度目前每耕种１００英亩土地，有偿从事农业的人约为２７人，经过这样详细的计算，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印度的农业人口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力超过需要。这等于约有２０００万人长期失业；所以这种现象时常被称作“隐蔽的失业”。这种现象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少见，而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埃及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却屡见不鲜。

    这种人口过剩，除经常浪费劳动力以外，还会使土地的肥力下降。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牲畜吃得太多，人们养活不起牲畜，所以土地得不到厩肥。（印度农民养活不其他们现在所养的那么多的牲畜，但是因为宗教原因还是要饲养，不过土地并没有因此而受益，因为牲口粪有一半当作燃料烧掉了。）另一个原因是要使每一寸土地都得到利用的压力；本应留在森林中或应留下来用于水土保持的土地，现在都开垦了。

    还有情不自禁地要过量种植使土地贫瘠；一年当中收成太多，要不就缩短土地的休耕期。收益递减律说明，如果太多的人耕种太少的土地，劳动的边际产品将是负数，人们对人口过剩国家的这一特点太熟悉了。

    既然有这样多的人口，明摆着的政策就是尽可能多地开辟土地以外的就业门路。这不仅是增加非农业产出的明显手段，而且也可能是设法增加土地肥力的必要步骤。如果能让一些人离开土地，使一些土地重新成为森林，再用一些土地来控制侵蚀和延长休耕期，农业产量肯定会增加，虽然不一定会马上增加。扩大一般的农场主的土地面积也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一定会使农业产量增加，因为亩产最高的多在最小的农场；不过，如果现在情况较好的农场能够多储蓄一些钱来投资改良他们的土地，农业产出可能增加。但是，要迅速扩大非农业就业机会来解决人口增加的问题，甚至使农业多余人口有所减少，也绝非易事。假设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７０％，人口每年以１．５％的速率增加。那么，如果要减少农村的多余人口，非农业就业机会每年必须扩大５％以上。经济欠发达国家能以迅速工业化来使它们的农业人口绝对减少的，为数并不多。日本和苏联已设法这样做了，但是它们的工业发展速度同比如美国或德国比较，已经是了不起的了。

    让更多的人离开土地去就业提供不了粮食；正相反，与供应相比，这将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因此，任何这种政策都必须伴之以实施增加亩产的有力方案，办法是建立广泛的农业教学网，增加肥料的使用量，繁殖和分配良种，加强保持和分配用水以及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能够迅速增加农业产量的一切其它办法。但是这种政策还牵涉比这多得多的问题。在生活水平低的时候，家庭对制成品的需求量不大——按制造业产生的收入（即不包括所使用的原材料的价值）来计算，不到国民收入的１５％，按雇佣人数来说，甚至比这个百分比还要低。因此如果雇佣人员生产制成品，很快就会达到许多制成品在国内市场出售无利可图的地步，所以如果要达到充分就业，多余的制成品必须出口。这是一切按其农业资源来说人口过剩的国家——英国、日本、埃及、德国、印度或其他国家——的共同命运，它们只有出口制成品换回粮食和原料，它们的全体人民才能谋生。所有这类国家的发展计划都必须规定努力占领制成品的国外市场（如德国、日本），要不（像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们就不得不放慢工业化的速度，让农村的多余人口照样留在那里。

    要在世界制成品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并非易事。金属商品和工程产品的市场一般说稳步扩大，但是其他商品的市场扩大得很缓慢，或在某些情况下（如纺织品），市场绝对缩小了。因此，煤炭和矿砂蕴藏量丰富的国家如想增加它们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是比较易于办到的。另一方面，那些煤炭或金属矿砂很少而人口过多的国家，只能在销售越来越困难的商品（纺织品、皮革制品、制成小商品）方面进行有效的竞争。不过，这样说仅仅是为了说明，一个国家同它的自然资源相比，如果让它的人口过份增长，这个国家要为它的人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保证他们有过得去的生活水平，就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如此说来，能不能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国家当前人口不足或过多的程度得出结论呢？这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课题，因为各个国家的资源不清楚，因为所知道的东西的潜在可能性随着新技术和新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对于各洲的情况，我们妄作如下猜测也许是值得的。从非洲大陆还有渺无人烟的可耕地来说，从它由于当前人口稀少使得提供公用事业非常费钱来说，非洲是人口不足的；如果非洲有较多的人口，那么公路、电力、供水、铁路、医院和其他服务设施的人均费用将会下降，同时质量也能得以改善。非洲也有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如尼日利亚东部、肯尼亚的部分地区和在南非联邦的部分地区，但是从整体来讲，撒哈拉以南地区人口不足。

    拉丁美洲和澳洲在同样的意义上说或许都是人口不足的，虽然对它们的渺无人烟可耕地的范围有多大更加没有把握。另一极端是亚洲人口严重过剩，虽然东南亚的有些地区并不是这样。时间也许会改变亚洲的天然资源的价值，新技术也许会使亚洲的土地生产出比我们目前能够想象的要多得多的东西，或者还有现在不为人们所知的新的大矿藏可供开发。然而，就当前所知，张着口要吃饭的人数使亚洲的生活水平很低，这是无可怀疑的。欧洲和北美的经济状况则处在这两者之间。这些地区的情况是能互为补充的，应当一起加以探讨。

    如果欧洲能像１９３９年以前的情况那样从北美得到廉价的粮食和原料，那么欧洲的人口并不过剩。考虑到加拿大新发现的资源，该国的人口可能是不足的。人们对美国的情况非常没有把握，大概它的人口既非过剩亦非不足。对欧洲和北美的判断颇费踌躇，这着重说明，要在一边是人口众多，从粮食和原料方面来说是不经济的，而另一边从制造业、公用事业和其他服务业来说又是经济的来进行衡量是多么困难。

    （三）　职业人口的职业结构是随着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力资源的性质、人口多少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变化而变化的。

    从人口普查这个意义上来说，“从事有报酬的职业”或“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一部分取决于年龄结构，一部分取决于妇女就业的范围。要在国际上可比较的基础上计算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是困难的，因为要弄明白把农妇划在那一类不太容易。因此，对人口普查的结果始终要有所保留。不过，这些数字只要经过调整，接近于可比的程度，看来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口比例约在３３％到４５％之间，较贫穷的国家处在这个比例的下限，较富裕的国家处于上限。

    年龄结构很重要。１５岁以下的儿童占人口的２０％、还是占４０％，６５岁以上的成人是占人口的５％、还是占１５％关系甚大。所以青年人和老年人有工作还是没有工作关系也很大。

    随着经济的增长，在校儿童的比例和上学受教育的年数也增加了。退休年龄也趋于下降，因为保险和养老金计划扩大了。

    不过，尽管有这些因素，儿童的比例不断下降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如果我们只考虑男性，那么富国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差不多全都比穷国要高出许多。

    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的比例，部分取决于成年人口中男女的比例，部分取决于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程度。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造成巨大的差别。在联合王国，从事有报酬职业的妇女人数相当于男人的４７％，而在成年男女人数几乎相等的美国，类似的数字仅为３３％，在妇女的机会受到很大限制的埃及，这一数字仅仅为１７％。

    人口中男女人数的差异是由战争、移民、出生的男孩比女孩多和妇女的寿命比男人长等因素造成的。在联合王国，２０—６４岁的年龄组中男人比妇女多１１％，这就是从事有报酬职业的妇女对男人的比例为什么比美国要高得多的主要原因。（儿童死亡率下降对男孩的影响大于对女孩的影响，正使得妇女的多余人数降下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拿发达国家同不发达国家比较，妇女就业比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妇女从事家务以外的劳动的机会多。

    妇女离开家庭去就业达到什么程度，主要要看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什么阶段。经济增长使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她们一直在家里做的许多工作效率不高而且单调乏味，现已转到外单位去了，那里专业分工细，资本多，这些工作是向家庭运水、碾谷物、做午饭、纺纱、织布和做衣服、教育儿童、照顾病人，等等。因而妇女从家务劳动中摆脱出来，转到这些外面的企业去工作，她们在那里干同样的工作，要不就是到办公室、商店、工厂去工作，到以前不向她们开放的各单位去做专业工作。所以，在类似的基础上所作的大部分歧查表明，由于经济的增长，在家庭以外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大。（如果人口迅速增加而经济得不到发展，就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在争夺就业机会的斗争中，男人取代妇女，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比例下降。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人口普查中有一些这样的证据，但是由于定义发生变化，难于信心十足地对这些统计数字作出解释。）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比例的增大，并不都能使产量增加，因为在家里干的工作相应地减少了。但是没有理由怀疑，这代表一个净增数，因为在外面的企业里，由于更加专业化、资本多和机械动力大，所做的工作具有优越的生产率。在提高妇女地位和增加对妇女开放的机会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了不起的。

    妇女就业的程度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的。譬如在１９３９年，兰开夏郡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男人和妇女的比例为１００∶５２，而在南威尔士只有１００∶１５。

    这种差别首先是由于每个社会的基本工业不同造成的，妇女在轻工业集中地区的就业机会比在重工业、采矿业、农业或其他历来不雇佣妇女的职业集中的地区要多。这就是说，在后一类的各个地区，有一大批可以雇佣的妇女劳动力后备军，如果某个有事业心的雇主要在那里兴办新的轻工业，她们将进入劳动力市场。事实上，自１９３９年以来，英国就业机会的扩大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在这种地区建立了新工厂，为妇女劳动力创造了新的机会。这是欠发达国家增加国民收入最可靠的途径之一。在许多这类国家中，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男劳动力短缺，只要更好地使用妇女劳动力，就可弥补男劳动力的不足。在那些男劳动力无论如何有剩余的亚洲国家，问题没有这么重要，但是即使在那些亚洲国家，扶持一些特别适合于妇女干活的工厂，收入就能增加。像英国那样的高度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虽然存在着一种私营企业向没有充分利用妇女劳动力的地区转移的自然趋势，但是私人采取主动步骤其作用是缓慢的——否则兰开夏和南威尔士的数字之间就不会有那样悬殊的差别了。这是各个劳动部和其他关心劳动力市场供求调节的人极须牢记的问题之一。

    决定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在人口中占多大比例的因素就讲那么多。下面我们研究一下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在不同的活动之间的分布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资源，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调查这一分科要归功于科林·克拉克博士，他的名著《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曾是近代研究这一课题的起点。

    人口普查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原料，但是在作进一步论述之前，要对这些我们一定会提到的普查结果进行解释是有困难的。

    第一个困难是由随着经济的增长分工越来越专业化造成的。例如，在发展的低水平上，一个人可盖他自己的住房，生产粮食，把粮食运到市场上去销售，买回纺织品，给自己做衣服。在人口普查中他是作为一个农民出现的。到了一个晚得多的发展阶段，这些活动中的每一项活动都由专业人员来做——由建筑工人、农民、运输工人、代理商和制造商来做——所以普查结果显示这些行业大大发展了，农民所占的比例下降了。普查结果显示的是专业化程度，而不是所做工作的工种。要说明家务活动转化为各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存在着同样的困难，因为家庭主妇不再自己提水了，不自己碾谷了，不自己照护病人了，等等，普查结果表明专门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数急剧增加，大大超出社会实际上消费的这类服务量的净增数。还有一个困难是，在人口普查数字中缩小的某些行业，并不是因为这些行业所做的工作量下降而缩小，而仅仅是因为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工作更忙了。在人口过剩的国家中，农民、小商贩、佣人和各种临时工并不是整天都有工作做。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型的就业门路，而且“隐蔽的失业”的减少在原来一直承担多余人口的行业的相对收缩中显现出来。这其中的教训是，人口普查数字只是间接地反映了对种种服务的需求，所以在我们对连续的普查结果加以比较时，我们应当严格地只谈记录在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数中的变化，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变化看作反应需求的变化。

    在把富国的人口普查结果同穷国的人口普查结果作比较时，我们观察到，不管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还是不同时期的同一国家，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我们由穷变富时，经营农业的人口比例急剧下降。最穷的国家经营农业的人口占７０％或７０％以上，而最富的国家只用１２—１５％的人口经营农业就能养活两倍于他们自己的人口。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这７０％或７０％以上的比例把所做的农活工作量估计过高——这样多的农民除干农活外要做多得多的事情，可能存在着某些“隐蔽的”失业，而且很难把农民的妻子们划到哪一类。同样，需求和供应方面的实际力量也使所做的实际农活减少了。

    在需求方面，事实是对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少于统一性；那就是说，在人均实际收入增加的时候，对粮食的需求量并不增加得那样快。在供应方面，由于用在农业上的资本增加，使得每个农业工人有可能耕种的土地亩数越来越多；由于技术知识多了，使得每亩土地提高了生产力。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的升降，完全要看对粮食的人均需求量是比农业的人均生产率增加得快还是慢。如果这两个速度是一样的，那么农业所需的人口比例是不变的，举例来说，如果人均需求量每年增加０．８％，而人均生产率每年提高１．３％，那么５０年后，农业所需的人口比例将下降２２％（比如说从６０％下降到４７％）。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从事农业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均农业生产率比人均消费量提高得快。

    实际上，人们可能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并且可以说，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是农业生产率应迅速提高。因为如果生产率不如需求量提高得快，农业就不会腾出为发展其他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这些工业的发展也会被逐渐对它们不利的贸易条件拖后腿（即粮食价格与一切其他商品价格相比不断上涨）。甚至在一个开放的经济里，要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没有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将使粮食进口额增加，由于这会打乱贸易平衡，除非其他商品的进口额能够削减或者除非出口额能同步增长，否则经济的增长到那时就会变得取决于出口额增长的快慢了。此外，如果农业生产率提高得非常快，农民被迫的或者自愿的积蓄就可用作在其他经济部门投资的资金。经营农业的人口比例和农业生产率增长速度之所以是经济增长的程度和速度的两个最说明问题的指数，原因就在于此。

    几乎与农业人口比例下降同样可观的是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上升。在这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对数字打点折扣，要知道上升的比例有一部分不过是从无记录的家务劳动转到有记录的工厂劳动。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制造活动的比例大大提高是因人均收入增加了。普查数字显示，在最贫穷的国家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只占５—１０％，这要看家庭手工业是多多少少保留下来了（如在印度），还是在早期被廉价的工厂进口品破坏了（如在斯里兰卡）。在最富有的国家，如果相对来说它们不进行什么制成品贸易，这个比例上升到２５％左右（如美国），如这些国家靠在对外贸易中出口比如说三分之一制成起来赚钱维持生计，这个比例就提高到３５％或更多（如英国、比利时）。制成品所占比例提高是因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制成品的需求量比生产率提高得快得多，在人口过剩的国家还因为出口制成品是提供充分就业和粮食的唯一出路。因此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像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一样，是表明经济增长程度的最明确的指数之一。

    在制造业领域内，正如霍夫曼博士所指出的，在不同的制造业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变化。在经济发展的最初日子里，人均资本不大，对机器的投资和机器的更换的需求都不大。所以，消费品生产在制造业的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最大——特别是服装生产。然而，在发展的以后各个阶段，总投资增大了——可能从比如说占国民收入的６％提高到占２０％，而且生产钢、机器、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的工业部门，比之消费品工业都有了相应的发展。这种变化的速度是可以加快的。从理论上说，在积累大笔资本之前推迟扩大消费的同时经过巨额投资的阶段，使经济得到增长，这是可能的，这是３０年代苏联制订计划的基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生产资料工业部门首先会大发展，然后才是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这种进程的主要障碍当然是在实际收入仍然很低的时候，要为庞大的资本投资计划筹措资金。生产资料工业方面的开支将引起消费者的需求，其结果是，如果生产资料工业比消费品生产发展得快，国家除非有日益浓厚的储蓄风气，否则必定会遇到通货膨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的种种结果。大部分国家发现用发展消费品工业的办法来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较为容易一些，因为它们完全靠储蓄或提高税收来为高水平的投资筹措资金有困难。

    消费品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的相对重要性还取决于自然资源以及对外贸易的可能性。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工业是以廉价燃料和金属矿石为基础的，那些没有这种燃料和矿石的国家无法建立很多这样的工业。我们能用多种多样的指数来检验金属的重要性。譬如，加纳需要的制成品大部分是进口的，它进口的制成品（不包括矿物油）中，大约有４０％是金属制品。或者以联合王国为例，从事制造业的人中有４７％的人是从事冶金或使用金属的工业。再以世界制成品贸易为例，其中５６％是金属制成品。因为燃料和金属矿石的分布并不很广，有些国家必须比另外一些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专事金属工业。有些国家进口金属商品，另一些国家则出口金属商品。所以，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些与农业资源相比人口过剩的国家，如果燃料和矿产也贫乏，就会处在十分不利的境地，因为它们不得不为了出口专事生产那种每个国家都可为本国制造的制成品；譬如日本，１９３６年只有２８％的工业人口从事金属工业，出口的制成其中只有２０％是金属产品。

    农业人口所占比例的下降并不能被制造业人口所占比例的提高所完全抵销。如果我们举最富有的国家为例，虽然农业可能已下降比如说５５点（如从６７％下降到１２％），制造业可能只增加２５点（如从５％增加到３０％），其余的３０点则为其他各类就业机会的扩大。政府活动、教学、医疗服务、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以及商务和金融发展通常很迅速。这种活动有多少算是国民收入的净增部分（如用于旅游的那部分交通运输），有多少作为使国民产出可资利用的成本（如载运货物或者载运职工去上班的那部分交通运输），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些试图计算国民产出实际增加部分的人会把这些服务性行业的大部分排除在外。他们计算农场、矿山和工厂的产出指数，为住宅建筑、教育、卫生和娱乐只留出有限的余地，从而把公共行政、交通运输和商业部门的增加部分大部分排除在外。我们在这里不需要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因为讨论国民收入应如何计算不属本书的目的（见第一章）。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口普查记录表明，既不从事农业也不从事制造的人口比例，在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口中从占２５％左右或不到２５％上升到５０％或多于５０％，对于我们当前的目的，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有些最近的人口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埃及

    日本

    意大利

    英国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７

    １９３６

    １９３１

    农业、采矿业

    ７１

    ５６

    ４９

    １２

    制造业

    ８

    １７

    ２２

    ３５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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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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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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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服务性职业扩大的一个后果是，为挣工资而劳动的人口比例下降了——无论如何在城市地区是如此，独立经营者和业主的比例增大了。这是因为在服务业中挣工资的人所占的比例比较低。这一结果同卡尔·马克思的预言正好相反。

    因为经济增长使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经济增长就必然同城市化联系在一起。居住在人口不到２０００的城镇的人口比例，从８０％或８０％以上下降到３０％或不到３０％。这是因为在做那种在城镇做的事情——制造、批发、公用事业、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戏剧娱乐等——时实行规模经济。Ｈ．Ｗ．辛格博士已经表明，在任何国家，大小城镇的数目都遵循特定的统计分布（帕累托定律），就是说城镇的大小和数目之间有一种简单的倒对数关系。不过，这并不是说，人均实际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所有国家都已城市化到同样程度，或者需要城市化到同样程度。

    不把农村人口降到８０％以下的水平，期望人均实际收入增长是没有用的，道理很简单，只有２０００或者不到２０００居民的城镇不允许规模经济发挥作用。如果农业需要的人口比例下降到１２％，即便大力奉行把那种不要求非常集中的制造业保持在农村地区的政策，也阻止不了２０００或不到２０００居民的城镇人口下降到３０％以下的水平。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城市化就是不可取的。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看到的，许多人认为，我们极为珍视的一切——科学、宗教、艺术等等都是来自城镇。在产量或文化价值不受重大损失，而且在其他方面或许还有相当大的益处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要压缩人口超过１０００００人的城镇数目。建立一些“鲁尔”区将永远有其必要，那里出产的燃料和矿石，供拥有大量人口的广阔工业地区使用。危险在于这种地区往往会把那些在别的地方发展也不会有重大损失的其他工业吸引过来。

    所以，如果人们希望防止过于城市化的话，就有必要对工业的布局有所控制，就是对在那些被认为规模已达到适量水平的地区进行建设要严加控制。

    在经济刚刚开始增长的所有国家，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就是一个问题。在这些国家里，人口通常增长得十分迅速。农村地区也许还存在就业严重不足的现象，人们的倾向是逐渐涌入城市去当临时工。大城镇也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大城镇首先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有电影院、电礎E、自来水、运输系统，等等；而且大城镇的社会服务应有尽有，有保健服务、学校、住房补贴、穷人救济之类。因此，即便经济没有什么大发展，城市人口在２０年内增加一倍也是很平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积极奉行工业化政策的政府必须决定，它们是鼓励在几个大城镇建立工厂呢，还是把新工厂尽可能广泛地分散，甚至就建立在农村。这个问题引起非常广泛的问题。有政治性问题；在有些地区，为了平息失业者的愤怒，工业必须放在大城市，而在另一些国家，边远省份可能的不满使人们更有理由感到关切。还有喜欢大城市生活方式的人和另外一些认为大城市是地球表面污移之地的人之间的争论。

    所有那种经济分析能对这种争论作出的贡献是，把工厂集中起来——布在一个点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的。由此可得出结论，从经济观点来看，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最好是集中力量建设少数一体化程度很高的工业中心。在这些工业中心牢牢确立和工业化已经度过早期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困难之后，其他的中心可用差不多同样的办法开始兴建。

    我们已经指出的职业结构的变化——从农业到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受报酬的差别的影响。因为农业正在衰落和城市的职业正在增加，在农业的人均收入和工业的人均收入之间通常有很大的差别。货币收入的某些差别是人们的错觉；农村工人的有些收入是以实物形式，他们购买的许多东西花钱较少（特别是食品和住房），有些生活和享受的其他费用（如交通）不必像城市人花得那样多。尽管如此，如果把这一点考虑进去，那么在农业与其他职业相比正在衰落的国家，农业的人均实际收入还是低于制造业的人均实际收入，这仍然是实情。条件是重要的，因为如果出现经济增长而农业生产率不提高，那么与工业收入相比，农业收入将会提高；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一般只不过意味着对粮食的需求并不像农业生产率提高得那样快。

    人们如果把除了农业和制造业以外的一切服务行业归在一起，就会发现其他服务行业的人均收入超过制造业的人均收入，正如后者超过农业的人均收入一样。然而，人均收入是一个使人误解的整体概念。实际情况并不是赚工资的人在这些其他服务行业所得比他们在制造业所得的要多。看来认为这些服务行业的独立工人、拿工资的工人和熟练工人合在一起所占的比例比在制造业所占的比例为高倒是真实情况。

    这个集团包括店主、理发师、卡车车主、专业人员阶层和其他靠自己本事谋生的人。这个集团的所得比较高，这也许主要是由于它的阶层结构所致。

    n因为农业、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人均收入各不相同，所以这些部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多少同有职业的人口的分布不完全成比例。农业的人均收入为平均人均收入的５０％到７５％，其结果是，即使农业人口占８０％，农业收入超过国民收入６０％的情况也非常罕见。（据统计学家们计算，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有很大的差别，要看他们计算农场消费的粮食是按批发价格计算还是按零售价格计算。）制造业的人均收入从大致的平均人均收入，到或许超过平均数５０％不等，从事其他活动的人均收入可高到平均数的两倍。

    从这些平均人均收入的差别中偶尔会得出非常令人误解的结论。制造业的人均收入低于“其他活动”的人均收入，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增加实际国民收入的办法就是迅速从制造业转到零售业、政府部门或其他人均收入比较高的服务行业。仅仅把人员从农业转到制造业，实际收入也是不会提高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从农业转到其他职业是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增长的原因。要使这种转移顺利进行，农业生产率必须不断提高，要不非农业商品的出口额不断增加。如果不首先提高农业生产率就实现这种转移，结果将是农产品短缺，这会使国际收支出现逆差，要不就造成生活费用增加，由于工资不断提高，使得经营制造业的新企业难于维持。如果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而生产率不提高，他们必定转到那些不是用减少进口就是用增加出口的办法赚取购买粮食的外汇的工业部门，而这样做是否有利可图则完全取决于国内和国外的比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