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章中，我们首先探讨资源、人口和产出之间的关系，第二步探讨资源、人口和人与商品进出国际边界的流动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人口和产出
（一） 人口的增长
经济的增长对人口的增长有什么影响？马尔萨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从他在世的时候到现在一直使人们争论不休。他说，第一，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将引起人口增长。第二，人口的增长将超过粮食产量增长的速率。所以，第三，人口的增长总是为生活资料的限度所制约。第四，因此他的主张概括起来就是，粮食增产能力的增长，必将使人口增长到这种能力的极限。不管怎样，这些都曾是马尔萨斯原来对这个问题作出的答案。在后来的说法中，他比较强调，只要人类有意节制生育，就有可能打破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联系。
更确切地说，这种退步有损于他的理论的光辉，从那以后，追随他的一些人已不大愿意接受他的理论了。另一方面，原来的说法也从来没有为人们完全接受，因为始终有人怀疑这种论点所依据的每一个论据。
让我们首先探讨一下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对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分别探讨对出生率的影响和对死亡率的影响。
在世界史的大部分进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两者几乎相等。确切的统计数字在时间上距今不很远。在当代最原始的国家中，死亡率高达４％，在这些国家里，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医疗方面的进步都尚未发生重大作用。这一数字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儿童大量死亡造成的；在原始的条件下，近半数的儿童活不到十岁就死了，这几乎占死亡率的一半。我们从这一数字推算不出历史上死亡率有多高。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体质强一些（如不大容易患疟疾），而且饥荒、战争和传染病的发生也一定使每年的死亡率很不一样。尽管如此，在漫长的历史上，死亡率必定平均在３—４％左右。因为人口增长得非常之慢，出生率也必定是在差不多同样的水平上。据认为，公元１年到１５００年，世界人口递增率每年不超过１％，所以出生率只比死亡率高一点点，因为要考虑到突发性灾害会造成死亡率大起大落。
国与国之间的出生率也不一样。在西欧国家，从有记载的时候起，出生率很少超过３５D的，而在亚洲或拉丁美洲，出生率超过４０D则十分普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结婚比较早。
在以只有两三个孩子为时尚的社会里，晚婚对出生率可能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在不实行节育的社会里，晚婚必定有重要意义，因为生育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另一种解释是单身妇女的百分比各有不同，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成年人口的两性比率各有不同，另一部分原因是婚姻风俗不同。印度和爱尔兰是当前的两个极端；在印度，年到４５岁尚未结婚的妇女只占１％，而爱尔兰的相应数字是２６％。在西欧大部分国家，１５—２０岁的妇女从来没有结过婚，其部分原因是因为成年妇女的人数超过成年男人的人数；虽然这个数字并非总是这样高，但是看来总比亚洲和非洲的相应数字高出许多。如两国已婚妇女的生育率相同，要是一国的所有妇女都结了婚，出生率是４０D，而另一国有２０％的妇女没有结婚，后者的出生率将比较接近３２D。人们必须考虑到单身妇女非法生孩子，还要考虑到未婚妇女如果结婚的话，其生育率比那些实际上结了婚的妇女的生育率低这种可能性；尽管如此，单身妇女多，再加上晚婚，就足以说明欧洲的出生率为什么不超过３５D的原因。
没有表明出生率随着经济增长而日益提高的证据；倒是有表明出生率下降的证据。在马尔萨斯的时代，有些作者倾向于认为出生率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的看法，没有实行节育的社会的情况大概是结婚年龄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而下降。
结婚率确实随着经济周期而有起有伏的，但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没有表明结婚年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下降的证据。
这种论点对１８世纪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情况是适用的，但是拿不出证据来支持这种论点，而且正像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那样，爱尔兰人口的变动情况很容易解释，无需援用出生率的变化。按目前我们的认识，最合理的结论看来是，在发展的最初阶段，一切影响都集中在死亡率方面。
死亡率看来在三个阶段有所下降，或者换句话说由于三组因素而有所下降。第一，死亡率下降是因为粮食供应得到改善，这或者是由于产量增加了，要不就是由于分配改善了。
以爱尔兰为例，那里的人口从１７００年到１８４０年增加了三倍，主要因素是由于种植马铃薯而使粮食产量增加，每英亩马铃薯提供的粮食要比以往从谷物中获取的粮食多得多。在另一些国家，主要因素则是分配得到改善，这是由于战争停止了，粮食贸易开展起来了，建设了比较好的交通网。如果不进行贸易，交通不便，每个地区所需要的粮食要靠本地区自己供应，如果当地作物歉收，那就可能意味着饥荒和死亡，哪怕本国其他地区的粮食充足也无济于事。所以，在那些全国每个地区的雨量年年变化很大的国家，要是交通不发达，就可能发生严重饥荒，单是建设了交通网，即使这些国家的粮食产量没有什么变化，也可能使死亡率大大下降。
经过了这一阶段的国家可能使它的死亡率降低１０点多。
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的出生率不变，它的人口将开始每年上升１％，７０年内将增加一倍，１４０年内将增加三倍。爱尔兰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爱尔兰的情况是由于结婚年龄非常之低还是由于生育率非常之高，就没有必要去说明了。那里的情况完全符合３５D左右的出生率，同由于普遍食用马铃薯而使死亡率下降到２５D有关。同样，印度和非洲人口的增长完全是由于贸易、交通和消除当地的饥荒所致。印度和非洲某些国家的人口在过去５０年里以１％的年率增长，这同４０D的出生率和３０D的死亡率是一致的。这些国家的死亡率仍然很高，因为它们进入医疗改善的阶段还不久。
医疗阶段有两个，这两个阶段在欧洲是相继出现的，但是这两个阶段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往往是同时出现的。其中一个阶段是采取公共卫生措施，消除传染病。另一个阶段是把医疗方便广泛普及到家家户户。推广有疗效的药品所需的时间比普及公共卫生工作所花的时间要长，因为它所需的资源要多得多；要建设医院，要训练和向全国派出开业医生。欠发达国家进入这一使它们的死亡率下降的最后阶段的还很少很少。但是很多国家已进入第二或者说公共卫生阶段，在这阶段中，严重的传染病——瘟疫、天花、斑疹伤寒、霍乱、伤寒、疟疾、黄热病（以及最后还有结核病）——已被消灭。在这第二阶段中，死亡率再下降１０点。如果出生率还是４０，人口每年将增加２％，每３５年增加一倍。斯里兰卡、埃及、毛里求斯、西印度群岛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已经经过了这个阶段。印度才刚刚进入这一阶段，这就是它的人口为什么现在每年仅增加大约１．２５％的原因；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由于公共卫生设施的扩大，预料印度将消灭霍乱和疟疾以及现在那里流行的其它传染病，如果印度的出生率不下降，那么它的人口每年将增加２％左右。
到第三个阶段，死亡率将下降到１０左右，是多还是少，取决于人口的年龄结构。这是由于人人都能得到医疗照顾的结果。如果出生率还是４０，人口每年将增加３％，在２５年中将增加一倍。有些社会已达到这一阶段，如波多黎各，另一些社会已接近于这阶段，如斯里兰卡。
我们从这一分析中可以看出，首先把人口增长直接同粮食供应联系起来未免太武断。粮食供应对人口增长可能起制约作用，但是粮食供应的改善不是死亡率下降的唯一原因。粮食供应的改善仅仅在最低生活水平时期作用，而且在这种水平上，粮食供应的改善不过使人口每年增加１％。如果这就是要解决的全部问题，那么粮食供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赶上人口的增长。然而事实是，死亡率由于医疗改善而下降的那一部分甚至比由于粮食供应改善而下降的那一部分还要大。
但是，不管人口是因为粮食供应还是因为医疗改善而增长，马尔萨斯断言，这种增加到时候必定由于粮食供应不能增长得那样快而告结束。１９世纪发生的事件已经证明他的这一部分分析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估计数字说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世界粮食供应量的增长率每年略低于２％，而世界人口每年仅增长０．７％左右。据我们所知，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工人阶级的饮食有了很大的改善，畜产品的消耗量相应地大大增加了。马尔萨斯过高估计了粮食供应的改善会引起人口增长的速率（他说是３％，但任何欧洲国家都没有接近过这样的速率）。他曾考虑到了不断增长的人口只有用开垦新土地的办法才能养活自己这种可能性，但是他没有预见到这在１９世纪将以多快的速度办到；而且他还低估了每英亩土地产量可能的年度增长率。然而，这样说决不是贬低他提请人们注意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果说在１９世纪没有哪个国家达到了３％的人口增长率，那么在２０世纪有好几个国家达到了这样的增长率，而且新土地并不是开垦不尽的。
有人认为，如果死亡率从４０下降到１０，世界将很快陷入一起混乱，除非出生率也下降到同样的程度。对于这种论点，没有必要详加论证。这种论点并不完全取决于关于粮食供应的种种论据。关于粮食供应的论据现在具有重要意义，可是在往后的世纪里可能不成其为问题。世界目前的承担能力有多大，无人知晓。按照对饮食和生育力的不同假设，所做的估算也不同。目前人口大约有２５亿，最低的估计是，在使用目前农业技术的条件下，这是能够为之提供一份适当饮食的最大人口数目了；这就是说，如果把现在尚未开垦的一切可耕地都耕种起来，结果是仅仅够把各地的饮食标准提高到欧洲的水平。另外的估计是，假设按目前饮食的平均水平，则有供应多达１００亿人的能力。作这种估计的困难有一部分在于对比如说位于北纬３０度和南纬３０度之间的世界热带地区灌溉不是那么充足的土地的最后承担能力有多大不能肯定。这一地区有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可耕地，年降雨量为２５到４０英寸，大部分集中在一年的几个月里，旱季很长，在这期间，植物枯死，土地龟裂。１９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农业技术革命，适用于终年有雨、从来没有受过酷热篴e烤的土地。在欧洲和北美富有成果的技术，在热带地区并不全能直接应用，而且照样搬用反而会造成损害，譬如机械化会使水土流失。由于人口增加，人类可能不得不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怎样最有效地利用现在人烟非常稀少的这几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现在我们没有把握，这些土地是否很快就会证明是产量很高的呢，还是继续长期对世界的粮食供应作用甚微。
哪怕对当前世界的能力作最充足的估计，余地也不大，因为按目前的增长率，世界人口在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内将达到１００亿。不过，世界的承担能力也时时在增长。在最先进的农业国家，每英亩的产量长起来一直在增加，每年增长的幅度从０．７％到１．５％不等（最落后的国家具有最大的技术可能性）。对今后３０年世界供养自己的能力感到担忧是理所当然的，在这３０年中，人口和粮食可能是你追我赶地竞赛，看来这是十分可能的。但是，人人都在猜测，我们生产粮食的技术在３０年以后将发生怎样的情况。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不仅懂得利用植物的果实而且懂得利用植物的叶子，世界提供食物的能力将不知增加多少倍。又如，１９５４年曾报道过光合作用已在实验室完成，如果这在经济上是大规模可行的，粮食将足以养活任何可以想象的人口。
因此，关于粮食的论据同对空间的探讨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可以学会用氢原子制造食物，生产出几乎是无限量的食物，但是我们对空间准备怎么办呢？地球陆地总面积，包括沙漠、冰层和山脉，只有５６００万平方英里。假设我们分配给每个人仅仅一平方码作为容身之地。那么，如果世界人口每年增加的幅度小到１％，从现在起也只有在１１２０年内还有容身之地。也许１１２０年以后，人类将再一次寄生海洋，或者用摩天大楼把地面覆盖起来，或者从氢原子中合成更多的土地，或者把别的星球变成殖民地。对这个问题不予理会是可以的，其理由或者是将来会发生某种新情况，或者是我们无需为后代烦恼。但是如果对这两种遁词一个都不接受，甚至连我们当中那些最喜欢由我们的同胞作伴的人都会认为，世界人口在今后１０００年每年以１％的速率增长是不可取的。一旦死亡率降下来，那么如果人类要在由我们目前的星球的陆地面积所限定的范围内舒舒服服地生活下去，出生率必须下降到同样的程度，这一点是必然的。
除了这些全球性的考虑之外，那些正经历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个别国家，必须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首先要负担抚养儿童的费用。１５岁以下的儿童仅占英国人口的２０％左右，而１５岁以下的儿童却占波多黎各人口的４０％左右。英国的比例确实太小了一点，以致难于保持人口的稳定。另一方面，波多黎各的比例却是加在成年人口身上的相当大的负担，它因此不得不把本来可以用来提高成人的生活水准的时间和资源投到抚养孩子身上。我们将会看到，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一种负担大概是说明为什么在死亡率下降之后出生率往往早晚也会跟着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出生率和死亡率不平衡的另一个代价是人口不断增长对人均产出的影响。有少数几个国家仍处在利润不断增加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口越多，对制造业来说就意味着公用事业的设备和设施利用得越好。这些国家主要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见本章第一节（二））。不过，这些国家为数很少。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人口增加必然使人均产出减少，除非为新手从事劳动提供额外的资源而把资金花光。这种资本本来可以用于筹集资金和提高现有人口人均产出的。我们没有把握，到底需要多大的资本才能防止生活水平下降而不管人口增加多少。如果我们按４∶１的资本—产出比率，那么，一国的人口如果增长１％，这个国家为此需要的纯投资占国民收入的４％，人口如果增长２％，纯投资占８％，人口如果增长３％，纯投资占１２％。
如果我们记住最不发达国家每年只能安排５％的国民收入作为投资，那么可以清楚地看出，要是这些国家放手让它们的人口每年以２％或３％的速度增加，它们的生活水准必定下降。
幸运的是，现有的证据说明，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的时候将使出生率也下降。我们对这一点还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我们确实不像我们了解死亡率下降的原因那样了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在过去的１００年中，有些欧洲国家的出生率已从３５D左右下降到１５D。这种下降有些是由于未婚妇女数量增加，有些甚至可能是由于晚婚，但是最大部分是由于不愿意生孩子。我们不知道造成这种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推想并且认为，这是在出现经济增长过程以后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的现象，因此在一切国家经历同样的过程时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我们不能肯定事情一定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
设想出生率下降是由于对生孩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由于有了节育新方法，这种看法还是相当有把握的。这种看法之所以有把握有两个原因。第一，出生率下降在使用新方法之前就开始了。法国的出生率在１９世纪一开始就已开始下降，其他欧洲国家的出生率从１９世纪中叶开始下降，而新的节育用品到那个世纪末才有。第二，甚至到今天，很大一部分成功地实施节育的人并没有使用现代用品。他们使用的方法是圣经上记载的方法，是经过久远的年代为人类所熟知的方法。如果说节制生育在两个世纪之前没有实施，其原因并不是人们不知道怎样去做，而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当然，一旦改变了态度，有这种经过改良而且比较方便的新方法可供使用就能使更多的人们愿意实施节育，但是如果不改变对生育孩子的态度，这些方法肯定不会推广得这么迅速。
是什么原因使得态度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死亡率下降了。在一个出生的孩子有６０％活不到成人的社会里，如果一个普通家庭希望有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它必须生八个小孩，其中平均有五个要在孩提时代死去。
现在，当生孩子没有限制的时候，每个母亲平均生八个孩子差不多就达到了人类生育力的极限，所以照这样的死亡率水平，不加限制的生育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有两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就足够了。不加限制的生育不会使出生率大大超出４０D。所以，如果死亡率在４０D左右，即使让妇女能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人口亦只能勉强保持。这样，生孩子就成为了传宗接代的一种宗教义务，生育力最强的妇女享有崇高的荣誉，受到高度的尊重，而不生育却为人所不齿。到死亡率下降的时候，这种态度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因为儿童成活的多了，生这样多的孩子就没有必要了。就人口的稳定性来说，如果一生能活到６８岁，出生率和死亡率只要保持在１５D左右，人口就能保持稳定，这相当于平均每个家庭只有两个多一点的孩子。人口迅速增长的坏处迟早会使国家的领导人看清楚，主张生孩子越多越好的宗教戒条被抛弃了。许多原始的社会非常之幸运，它们的死亡率在４０D以下，它们采用种种措施控制人口，包括生孩子之后两年内禁止**、打胎，甚至溺婴。（爱尔兰采用很晚结婚的办法，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妇女根本不婚嫁。）父母也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如果有人希望有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再也不需要生八个孩子了。早先，能把这么多的儿女抚养好似乎是了不起的，但是由于能够生养１０个孩子的人数迅速增加，对这种成绩的新奇感和荣誉感消失了，如果粮食供应不上、工作难找或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土地的话，就尤譬如此。人们开始感到，养这么多孩子很不利，对节育方法逐渐关心起来。如果这样分析不错的话，那么可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率下降以后，出生率会自然而然下降。人口每年增长３％只是暂时的现象——但是暂时仅仅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大家庭的坏处明显到使社会改变态度也许要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
还有别的因素在起类似的作用。妇女的地位有所改善，这是由于妇女受教育和妇女在家庭以外就业机会扩大的结果；这使得一些妇女把生孩子看成是她们一生中的一个临时阶段，她们很快就能自由地把时间用于做别的事情。然后其他事情增加，要人们有时间去做。经济增长意味着有更多的收入用在享受方面，这样的享受要花时间。特别是家庭以外的娱乐活动增多了，如看电影和到海滨旅游。１９世纪有些属于低收入集团的妇女，要是没有佣工帮助料理家务，除了上教堂以外很难离开家门一步；而现在，她们要求有多得多的行动自由。有时有人说，节育的秘诀是给家家户户装上电礎E，以便让一家子人在晚上有许多事情可干，而不是天一黑就上床睡觉，但是不要把这种说法当真了。人们利用时间的方式增加，其意义并不是使生孩子的机会减少，而在于使抚育孩子更加成为一种负担。另一个变化是，养育孩子的花费更多了；再不能在七、八岁时就把他们送出去劳动了，而必须让他们上学读书，读到十五岁或更晚些时候。在西方世界，对孩子的态度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也起了变化，对儿童时代的关怀备至盛行起来。在１７世纪或１７世纪以前，对孩子并不那么高度重视，他们能长多大就算多大，不多加照顾。然而，在现在，在儿童时代培养个性被看作是最重要的。父母们感到为每个孩子尽心尽力是一种本分，照应不过来就不要有那么多的孩子则是一种相应的义务。经济增长也促进社会流动。随着社会流动，有些父母渴望让他们的孩子受到他们负担得了的最良好的教育，使他们的生活有一个尽可能好的开端，以便孩子们将来能够爬到社会的上层；这也使抚养孩子的费用增加并使生育孩子的数目减少。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的人比那些社会地位没有上升的人养育的孩子要少；虽然很难说这是因为那些希望自己的地位上升的人发现“轻装快步”容易呢，还是因为那些孩子比较少的人上升更容易呢？这一切的原因是人类的行为更有理智了；人们不再把孩子们看成是“上帝的恩赐”；他们认为他们有权为他们自身的享受来计划自己的生活，不要超过计划的孩子。曾是宗教和道德的一个课题的问题，变成为寻求方便和要深谋远虑的问题。这些因素中的许多因素都同城市化——妇女受教育的人多了，在家庭之外就业的人多了，利用闲暇的机会多了，儿童的就业机会受到限制，社会流动性增大了，生活方式更加理智——有关，所以农村的出生率往往高于城镇是不足为奇的。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说得出经济增长使出生率下降并使原来为经济增长所破坏的平衡得以恢复，这样的结论看来是合乎道理的。这一分析同使人口政策制订者发生分歧的一个争议有关。一派的意见认为，如果你希望使出生率下降，就要集中宣传新的节育方法。另一派意见则认为，除非首先改变对生孩子的态度，否则这些方法不会得到采用。态度的这种改变是由经济增长引起的。因此，降低出生率的办法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这显然是一场虚伪的争论。人们需要把所有佐料都放入这个馅饼：要使社会领袖们转而相信高出生率的种种危险，这样各种清规戒律和宗教法令就会反对高出生率，而不是赞成高出生率；要迅速提高生活和教育水准，这样妇女们就会发现孩子少一些就是方便；要对节育方法作广泛的宣传。需要在各条战线上同时采取行动。
这当中哪一件事要办都不容易。劝说社会领袖们给予正确指导也许是最容易的任务了。如果人口每年只以１％的速度增长，一千年后将仅有立足之地。这一事实是容易理解的，特别会为近一二十年在欠发达国家掌权的人们所理解，他们多半具有西方唯理主义的观点。神职人员比政界人士要更困难一些，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的唯一教会是罗马天主教会，即使这个教会也赞同对家庭有所限制，条件是不得使用现代的节育用品。东正教各大教派关于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教义，在每一个教派中，都有一些宗教领袖表示赞成节制生育。任何出生率最高的国家都还没有节育的紧迫感，但是这种紧迫感可能到来。不管怎样，节育运动风行全欧洲，宗教界和官方都未提供赞助。
在不开化的社会开展宣传就不像在西欧那样容易了，有些社会的妇女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此外，西欧使用的用品，与较为贫穷的国家的人民收入相比是昂贵的，从居住条件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说也不方便。因此最好发明一些价钱比较便宜或使用比较方便的节育形式。这就是从事节育工作的人士目前非常关心能不能制造一种没有副作用的避孕丸的原因。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正在积极进行中。
提高生活水平是一切任务中最困难的任务。如果人口每年增长１．５％，我们能够确定的最低目标就得是使总产量每年提高２％。这样只有在１４０年以后才能使生活水平提高一倍，而西欧和美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倍仅用了４０年到８０年的时间。但是总产量每年提高２％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要求把大量资金用在教育和其他公共事业上，目前的资本形成增加一倍，并在信仰和制度方面要有许多变化。人口如果增加２—２．５％，产量就得增加３％，这甚至更难于达到。产量每年增加４％是美国从１８７０年到１９３０年达到的极限，这是由于它有唯物主义的眼光和制度，把巨额经费用在了资本和教育方面。没有迹象表明铁幕这一边的欠发达国家开始采取量每年提高２—３％所要求的那种果敢措施。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比较发达的国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致愿意为解决这问题作出适当的贡献。如果提高生活水平是使出生率下降的一个必要条件，看来人口问题还要存在一段漫长的时间。
欠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比欧洲曾经存在过的问题更加尖锐，因为欧洲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从未接近过３％。（在马尔萨斯的时代，美国人口的年自然增长率可能如他所说为３％，相当于约５０D的出生率，２０D的死亡率；但是５０D的出生率要求每个母亲平均生８个以上的孩子，而这是人类生育能力的极限。）欧洲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比较低，其部分原因是变化开始时这些国家的出生率是３５D左右，而不是４０D到４５D左右。另一部分原因是欧洲国家的死亡率下降得非常缓慢，以致在死亡率下降到最低水平之前，出生率已开始下降了。欧洲把死亡率降低２０点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近来有些其它国家在４０年或不到４０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这一目标。因为在出生率对不断下降的死亡率作出反应之前需要经过一些时间——在欧洲，死亡率下降了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之后，出生率才开始下降——死亡率迅速下降可能使它下降到１０D，而出生率仍为４０D，因而可能造成人口的大量增加。增加越多，要抑制这种增加就越费力，因为为提高生活水平所需的总产量的增长率也越大。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开始下降时，将像死亡率那样比西欧的出生率下降得快，这不是不可能的。出生率下降１０D在法国用了７０年时间才完成，瑞典和瑞士用了４０年，英国和丹麦用了３０年，而在从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３６年的１２年间，保加利亚的出生率从４０D下降到２６D，波兰从３５D下降到２６D，捷克斯洛伐克从２６D下降到１７D，日本从３５D下降到２７D。在这些年代里，什么事情都比１９世纪发生得快。
虽然鉴于上述原因，有些比较贫困的国家的人口问题确实非常严重，但是认为人口的增长，无论是实际的增长还是潜在的增长，是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提不高的主要原因则是不确实的。譬如，印度的人口目前每年增长１．２５％。这一增长率比美国目前的人口增长率还要低，而美国的人均产量却每４０年增长一倍；而且这一增长率并不比１９世纪欧洲的人口增长率高，当时欧洲的生活水平却大大提高了。如果说日本从１８８０年起，能使人均产量每２５年增加一倍，那么尽管人口增长，亚洲或非洲的其他国家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日本的自然资源并不特别丰富；正相反，它的煤炭和矿砂比印度要少。今后二三十年内的人口增长率对于经济的增长可能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人口每年增长２％的情况下，要提高人均增量，比之人口每年增长１％时更为困难，但是这些国家提高人均产量的主要障碍不是人口的增长率，而是这些国家的资本形成率低得太多，仅为５％左右。如果这些国家每年投资１０—１２％，它们的人均产量就会提高，这种情况本身就会使出生率下降，从而使人口增长率降低。
限制家庭人口的做法一旦流行，它就会像其他的时尚一样不胫而走；这就是说，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最先采取这种做法，然后下层也跟着采取这种做法。所以，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始终表现出生育力回收入和文化程度成反比。从论证“随着人们收入（或文化程度）的提高，他们的生育力下降”这个意义来说，上述说法有时候被解释为对马尔萨斯的某种回答，这是不正确的。除了过渡期间之外，这种相互关系是否存在是令人怀疑的。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在稳定的社会中，富人的孩子比穷人的孩子要少，无论是在出生率很高的时候——如在１８世纪的欧洲和当代的印度——还是在出生率很低的时候——如在当代的法国。虽然必须承认，有某些证据证明，升入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的人往往是生育较少的社会成员。
属于过渡时期的和由生育的阶层差异造成的另一个现象是害怕智力下降。如果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有最高的智力，而且生育的孩子比较低的阶级要少，那么就可以说社会的平均智力必定下降。那些否认较高的社会阶级有较高的智力的人对这种论点提出非议，他们比较多的财富为他们受比较好的教育提供了保证，但是他们的天赋并不一定优异。这一争议由于缺乏可以接受的证据而一直没有深入下去。除了阶级差异之外，有证据证明，在每个社会阶级里，大家庭的孩子的智力测验成绩不如小家庭的孩子好。有人解释说，这种情况意味着，智力比较发达的社会成员最可能限制他们家庭的人口，这种解释再一次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平均智力必定下降的担心。然而，也许同样说得通的是，家庭人口少的孩子比较聪明，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能给予他们每一个人以更多的个别照料，并且因为他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模仿他们的双亲和同他们的双亲斗智。而大家庭的孩子们却多是同其它孩子玩耍。
不管人口是继续增加还是下降，使得一些优生学家同样感到不安的是他们预料由于死亡率下降而出现的问题。这些优生学家争辩说，死亡率高的时候，那些没能活到生儿育女年龄的人或没有来得及有个大家庭就死去的人，从生物学上来说在更大程度上比在死亡率低的时候死去的人要低劣；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死亡率低，连续几代人的平均生物学素质就不如死亡率高时连续几代人的平均生物学素质高。有人认为死亡率高时活下来的青年人从生物学上来讲一般比死亡率低时活下来的青年人优秀。这种论点并非人人都同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死亡率高同近半数的孩子出生后活不到１０岁就死去有关，这些死去的孩子占了死亡率大约一半。有没有理由认为，死去的一半在体质上一般不如活着的一半健康，在智力上不如活着的一半机敏，或者说他们的死亡是由于生活条件恶劣、照顾不周或偶然发生流行病等有关因素造成的呢？现代的社会千方百计地使许多成年人活下来，否则他们会在竞争性的斗争中死去，因为他们临时生病或身体不适、因为他们患精神病或神经错乱，或者因为他们懒惰、没有责任心或愚笨使得他们没有谋生的能力，这肯定是事实。这些特点有些是生物学上遗传的，有些则不是。关于这些问题的可靠结论有待于对素质的优劣下更明确的定义，以及更明确地了解每一种素质对生物学遗传所依靠的程度。
死亡率的下降还引起其他更富有过渡性的问题。死亡率下降的一方面影响是活到６０岁以上的人的比例提高很多。如果６０岁是正常的退休年龄，这就意味着分享年轻人产出的老年人人数增加。提高退休年龄只能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哪怕把退休年龄提高到７０岁，７０岁和７０岁以上的人数在平均估计寿命为６８岁的稳定人口中也是非常多的。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通常被夸大了。因为虽然老年人人数由于死亡率下降而增加，但是我们必须估计到由于出生率下降，儿童人数下降得更多。譬如，英国１５岁到６４岁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已从６０％左右上升到７０％左右；这是由于儿童人数下降了，但是比之过去出生率高的年代，所占比例仍将高出许多。这些变化仅仅是过渡性的，因为如果人口和死亡率稳定下来，所占的比例也将稳定下来。如果人口稳定，人人都活到７５岁，那么１５岁到６４岁的年龄组将占总人口的６７％。只有出生率急剧上升，年龄为１５岁到６４岁的人口才可能再度降到占６０％的水平以下。
除了同增长率暂时有关的困难以外，也还存在着同人口数字的稳定有关的担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预言长期停滞的人们担心，在人口稳定的情况下，经济可能变得不那么灵活了，投资机会可能出现不足（第五章第三节（四））。除了经济上的这些担心，还必须加上有些人在政治上的担心，这些人渴望他们的国家，无论是为了防御还是为了侵略的目的，拥有大量的、越来越多的人口。
出生率一旦开始下降，就会正好下降到使人口保持稳定的水平，这不是不可避免的。西欧有几个国家，出生率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曾下降到这一水平之下，虽然此后在其中大部分国家已上升到稳定率并超过稳定率。同样，我们不能肯定，出生率在欠发达国家是否会下降到在欧洲已经达到的那样的低水平。如果要在死亡率低的情况下稳定人口，那么孩子不少于两个不多于三个必须成为风尚。在２０年代的欧洲，只要一个孩子曾经成为风尚（按这样的水平，人口必定下降），但是现在这不再流行了。亚洲、非洲或欧洲的风尚可能已变为有三个或四个孩子亦未可知（按这样的水平，人口将在大约一个世纪内翻一番）。目前，这些风尚看来主要是由关于个人方便的想法决定的，其特点一方面是爱孩子和家庭生活，另一方面是养育孩子花钱多，很麻烦。当前讨论人口问题的一大好处是，这种讨论可能使得父母们把社会问题考虑进去，因为如果养育少于两个或者多于三个的孩子成为流行的风尚，就会引起社会问题。我们或许应在教育妇女和未婚少女方面做多得多的工作，让她们意识到存在这个社会问题。
总之，我们能够看到马尔萨斯修正他原来的理论是多么正确。认为生活如何决定人口增长率是不符合实情的。在处于人类历史上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高的阶段的社会中，这种认识是完全符合实情的，但是一旦人类懂得要控制出生率和死亡率，这种认识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人类的历史随之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的命运已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人类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孩子而绝种，要不人类也可能由于生存条件容许而使自己繁衍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要是我们还是局限于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话，我们将仅仅有立锥之地。我们将朝着这种方向中的哪个方向走，谁也不知道。
（二） 规模和产出
我们讨论经济增长对人口多寡的影响，将直接导致人们有时提出的下一个问题，即按国家的资源有多少人口才算合适？这基本上不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譬如，也许有人会问，要使人均产出提高到最大限度人口有多少才算合适。对这个问题，没有多大希望找出确切的答案，因为产出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但是这个问题是有根据的，有意义的。然而，不能设想，适度的人口是使人均产出达到最大限度的人口。一个国家也许宁可要比这更少的人口；其原因据说是作为一个小国有种种好处，人民精悍，全国较容易团结，没有对外的政治责任；要不就是因为不喜欢人口赖以增长的过程——移民或者要有许许多多的孩子。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国家也许希望有超过达到最大人均产出所需的人口，因为人口多对防御或侵略都有价值；或因为想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或因为愿意收容移民，特别是逃避宗教或政治迫害的难民；或因为喜欢同其他民族一起相处，特别喜欢同大量的孩子相处。
因此，人口多少才算适度的问题所引起的问题，远远超出经济分析的范围。
我们只限于从经济方面来考察有时候使用“人口过剩”这个词的四种不同的意义。第一，如果一个国家人口较少而人均产出较高，这个国家可说人口过剩。第二，有时候这个词只不过意味着，要是没有进口的粮食，就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口。第三，这个词在某种极端意义上是用来表示，国家的人口同国家拥有的资源相比，国家人口太多，以致人口的变化不会对总产出产生任何影响。最后，这个词还有某种含混的意义用来表示，一个国家正以超速度消耗无法补偿的资源。
让我们先来解释这最后一个意义，因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不会使人们得出积极的结论。
其他情况如果都一样，人口的多少将决定矿物资源消耗的速度。我们消费的石油、煤炭、铁、锡或其他矿产品越多，地球表面留下来供将来使用的东西越少。我们能不能定出这些资源消耗的“适当”的速度呢？保护资源引起三个不同的问题。第一，在耗尽一种资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创造另一种具有同等价值的资源？第二，为了慢一些耗尽这种资源，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第三，同我们自己的消费要求相比，我们对后代的消费要求要重视到什么程度？此外，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分清任何一个国家的情况和整个世界的情况，因为一方面随随便便耗尽自己的矿产资源，同时又希望将来能从别处进口，这样做对一个国家行得通，但是目前对整个世界行不通。
我们先以耗尽一种资源以便创造另一种资源这种情况为例，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国家的情况，我们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一个生活水平低的国家，如北罗得西亚或马来亚或特立尼达，可能发现自己拥有在世界其他地方极为珍贵的某种矿产资源。如果它不肯耗尽这一资源，它的生活水平就仍要保持很低。另一方面，如果它开发这一资源，它就有可动用的资金来改善它在其它方面的资本设备。有更多的钱可以花在教育、改良农田、灌溉设施、公用事业，研究以及勘探新资源或为其他资源找新用途等方面。因此，一个国家的矿产资源用光以后，这个国家将来在求生存方面反而可能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一种资源已被转换成另一种资源。当然，情况并非永远是这样。收益往往被浪费掉，或主要用在经常性的消费上，所以一旦资源枯竭，一无成绩可言，而且经济陷入停滞；这是以前的矿业城镇和本来矿产丰富的某些国家的一种通病。收益也常常归某个其它国家所有；外国股东们可能在采矿收益中占最大份额，并利用这些资金来改善他们本国的资本设备，而不去改善矿产品产国的资本设备；开采工作也许由移民来做，他们一涌而进，开采他们能够开采的一切，到矿产枯竭的时候，他们就移居国外，留下一堆烂摊子。有些资源正在枯竭，开矿可创造与这些资源具有同样价值的资源，但是除非国家坚持把很大一部分收益用于投资新资源（包括教育），否则上述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同样，新资源并不总是代替得了老资源。拿一个发现自己拥有煤炭或铁矿砂的原始国家作例子。这些资源都是建立大工业的基础。这个原始国家也许没有能力建立这样的工业，因为它的人民缺乏必要的教育与资本。所以它可能暂时决定出口它的矿石或煤炭，作为赚取用来增强它的生产能力的资金的手段。但是，如果它出口矿石和煤炭，那么到它能够在这些基础上建立工业的时候，可能就没有矿石和煤炭了。特别是有了这两种矿产品，要作出以下决定并不总是容易的，是应当把它们作为资金的来源现在就出口呢，还是把它们作为本地工业的基础保存到将来不知什么时候。
当我们从个别国家的水平谈到全世界的水平时，也出现了非常相似的困难。在耗尽一种资源之后，人们可以创造具有同等价值的另一种资源，这种情况只有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虽然矿产资源迅速消耗，但是我们的知识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如果我们把地下的矿藏留给后代而没有留给他们如何利用这些矿藏的知识或他们将要继承的一切其他科学知识的话，他们是不会受益的，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同时得到可以应用这些知识的资源，大量的知识对他们有什么用呢？这种知识也可能使他们能发现新资源或者为以前被认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找到新用途（直到不久前铝矾土和铀还只不过是两种“石头”而已）。知识甚至可能使得他们能用空气合成他们所需的一切，用氢原子来制造。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耗尽资源如果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做了什么坏事的话，那么很难估计这种坏事有多么严重。他们可能情况较好，因为作为交换我们能把知识和其他资本留给他们；要不他们可能咒骂我们没没有远见，就像有些中东和北非国家的人民现在可能想咒骂他们的祖先那样，因为他们的祖先毁掉了那里曾经存在过的森林，由于没有森林，沙漠的面积扩大了。
我们消耗资源的速率也是由比较审慎地使用资源的代价所决定的。譬如，在采矿时，有各种纯度的矿石。用同时开采低品位矿石的办法，从某一片土地中获得更多矿石始终是可能的。同样，采伐森林时可以破坏得多些，也可以破坏得少些，复种时可以细心一些，也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