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后次序

    经济的发展对各个层次的教育设施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对初等教育的需求增大了，最终要求每个学龄儿童都接受义务教育。还需要办更多的中等学校，这一方面是为中等教育本身的发展提供人才，另一方面为各个大学提供人才，或者进行进一步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为秘书、教师或技术助理。

    需要一整套教育设施来培养手艺人、农业助理员、教师、护士、秘书、技师。除了这些学校之外，尚有成人教育，从扫盲或推广农业技术直到文学写作班次。而居于整个体系顶端的是需要在几乎每一个知识领域培养具有大学水平的人才。

    “适当”提供所有这些服务的费用是任何低收入国家的预算担负不了的。所以必须加以选择。那么是让少数人得到良好培训，还是让多得多的人受到半培训呢？在技术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成人教育和初等教育之间，人文教育和技术教育之间，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呢？先说先后次序问题。教育提出的困难是，它既是消费项目，又是投资项目。作为一项投资，教育直接为增加生产作出贡献。有些国家对一切教育都抱怀疑态度，因为教育可能损害当前的权威，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种族的还是种姓的权威。但是大部分国家决定一切直接增加生产的教育设施都值得最大限度地加以扩充是毫无困难的，就是说花在这些设施上的钱就像花在灌溉方面的钱一样是一种资本投资。困难在于对那些有助于欣赏而不是有助于生产的教育——譬如扫盲，界限划在哪里。有些社会成员必须断文识字，否则他们就不能工作。但是如果大多数农民、搬运工、理发匠或佣人是有文化的，他们的生产率将会大大提高，以致补足他们受教育的经费还有余。我们希望让所有这些人受教育不是作为一项投资，而是作为一项生活资料，因为我们认为教育将帮助他们享受更多的东西（书籍、报纸），或者更好地理解一些事情（他们并不一定因此增加任何乐趣；他们仅仅变得更加通情达理）。从经济观点来说，这部分教育不是有利可图的投资，而是同其他消费品，如衣服、房屋或留声机一样的消费品。国民收入没有多到足以使社会的每个人都得到温饱。

    在实行免费、义务和国有化教育之前的时代，每个家庭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按照家庭收入、投资计划和其他需要，尽可能地承受从私人教师那里接受教育的负担。由于没受过教育的人实在无法正确判断教育的优点和缺点，作出的决定都是错误的，大概错在低估教育的价值——总而言之，在这样的社会中，就全体居民来说，对教育的需求是极小的。然而，现今教育是一项公用事业，因此必须作出的大部分决定都是政治上具有争议的问题。

    关于教育应放在什么样的优先地位的政治见解正在起变化。５０年以前，大部分民族主义政治家都提倡教育；据认为教育政策的最高目标是要让所有儿童都进学校受教育。重点基本上是把教育当作一项消费事业来办；有的教育也会产生增加生产的效果，但是社会应是有文化的，这是一个民族自豪感的问题，不管对生产的影响如何。现在先后次序正在变化，投资型教育正在受到重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譬如，许多国家为推广农业技术和开办技术院校的财政拨款在迅速增加。成人教育已走向前列。甚至有些教育理论家说，在这一阶段，教育父母比教育孩子更有价值。其论据是，孩子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在他们回家见到他们无知的父母时就会忘得一干二净，或者根本不当一回事。许多孩子在经过五、六年义务教育学习看书之后，离开学校三年之内就忘记怎样看书了。反之，如果教父母看书写字，他们的孩子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跟着学习，而且父母还能在他们自己的工厂或农场学习怎样改进他们的生产技术。甚至有些持极端看法的人说，为断文识字提出的要求太多；人们应当学习让环境生产更多的东西——学习增加亩产的办法，学手艺、照看孩子、做衣服，这些事情大部分用不着教断文识字就能做到，而且更有用处。

    同类的争论已影响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基本上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一种投资，是确保取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优厚收入的一种手段。律师的地位就是这样，最有成就的律师的收入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学这一专业的人多得不成比例。这是大部分低收入国家律师太多的一个原因，也是人们认为有些律师为了生计而落入圈套的一个原因。在大专院校开设广泛的国家，律师人数明显过多，使得许多学生不得不转到其它系就读。如果同时社会不发展经济，那么工程师、科学家或医生就没有日益扩大的市场，国家到处是文科毕业生，由于他们拿不到薪水，甚至得不到他们认为他们所受的优越教育应得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做他们能够得到的任何工作，他们都极为不满意，他们是进行政治鼓动的头等人才。

    从社会观点来看，大学教育是一种消费还是一种投资的问题，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在那些每年培养大批找不到职业的文科毕业生的低收入国家，大学教育基本上是一种消费，难以维持。所以说难以维持是因为培养一名大学毕业生的费用非常之高，如果教育仅仅是一种消费，那倒不如把纳税人的钱花在开办更多的小学，或者让更多的儿童受中等教育上要好得多，而不是把钱花在让为数较少的人受高等教育上。但是在经济发展得相当快的社会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地方，对医生、工程师、生物学家、行政人员和大学培养的其他各方面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甚至由于需要开办更多的小学，也给大学增加了负担；因为要增加小学生人数，你就必须增加小学教师，更多的小学教师意味着更多的中学生；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中学教师；更多的中学教师就意味着更多的大学生；小学、中学、大学构成一座金字塔，各个层次必须同步发展。一个穷国在其儿童仅有１０％的人接受初级教育的时候，却花费许多钱去开办一所大学，这种“反常现象”是一点也不反常的。

    舆论改变的一般效果就是改变教育预算的重点。５０年前，主要重点放在初等教育上，但是今天许多国家的预算中大大强调高等教育、技术教育或成人教育（包括推广农业技术）。趋势是赞同把这类教育看作是投资开支并把它们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而让扩大初等教育去与公路、卫生和政府必须提供的所有其他服务争政府开支。

    除了不同类型的教育的先后次序问题之外，还有每一类教育的质量问题。初等教育是让全体儿童都上５年学呢，还是让半数儿童上１０年学？所有小学教师都必须在中学毕业后再受两年专门训练——这样的教师人数不会多——呢？还是靠短期训练班使教师人数迅速成倍增加呢？这种教师本身除了读写算之外，对其他所知甚少，但是可以用他们来使初等教育迅速扩大。苏联曾经只顾数量而不顾质量，着手使受过半截子训练的教师、农业助理员、牙医助理、医务助理之类的人员迅速成倍增加。他们这样做有两点理由。使人无可反驳的理由就是快速。培训人员达到技艺的最高标准需要很长时间和花费大量的金钱。所以，如果只允许完全合格的人才能参加实践，那么大多数居民就没有治牙、医疗、农业或教育设施了，而他们如果能得到受过半截子训练的人员的服务，他们的生活条件就会好得多。另一个理由是，由受过充分训练的人所做的大部分工作，由受过一半训练的人来做也能做得一样好。因此，坚持认为只有熟练的人才能做是一种浪费技术的主张。另一方面，反对“稀释”技术的主要政治论据是民族自豪感。在好几个国家已有人提出这种建议，但遭到报界和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政界人物的拒绝，理由是民族自豪感要求“我们的医生（教师等等）应同英国的医生一样好”——或者说凡是先进的国家都是当地的样板。还有一些专业协会进行抵制，但是要是不能也用民族自豪感来支持，这种抵制也许不会起什么作用。

    在教授一门技术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上，意见也在发生变化。在专业协会和工会的影响下，迄今一直强调长期学徒和培训。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速度成为取得成功的要素时，人们承认，有时学会一件工作的要领只需迄今所需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快速培训的新技术研究出来了，在扫盲和教授外国语方面取得的成果或许最为突出，但是在缩短培训工匠和技工所需要的时间方面也取得特别有益的成效。在那些由于缺乏技术人员而使发展停顿的地方，这些方法能起重大的作用。

    打破培训计划由专业人员把持的局面的另一成果是，实现了教育基本上不必依靠专业人员来办。“群众教育”计划是按照每个人既是学员又是教员的原则执行的，为大批成年人扫盲运动研究出了以学生传授他们的知识为基础的新技术，从而以较少受过训练的教员取得惊人成果确实成为可能。任何成人教育运动——无论是在扫盲、农业、儿童保育方面，还是在中国文学方面——取得成功的秘诀是要激发学生们的热情，因此他们不仅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而且还以他们的热情感染别人并把他们学得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只要计划把学生考虑在内，使他们不仅当学生，而且也当先生，而不是在师生之间设置专业障碍，那么这种热情就愈加可能迸发出来。

    技艺的稀释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为技术的进步总是使公认的技艺失去作用并创造新的技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但是由于每种公认的技艺开始为拟订界限守则和学徒规则的人们所垄断，他们想用限制获准使用这种技艺的人数的办法来为他们靠这种技艺获取优越的地位和报酬，情况就尤其是这样。垄断永远是对新发明的挑战，所以新发明的损失得以逃避。因此每种技艺都有一部生活史；那就是产生，承认自己，成为许许多多规定的课题，引起敌视和回避，对侵入其领域的新技术打一场后卫战，取得妥协要不就消亡；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说不尽的自豪、愤怒、汗水和眼泪。

    现在有一些国家（如黄金海岸）因为缺乏所需技术，可以用于发展的资金不能全部派上用场。在这种情况下是使增长率停下来以保证质量和适度呢，还是迅速增加部分受过培训的人，这要由政治因素来决定。

    （二）　农业技术的推广

    农业教育将非常清楚地说明我们刚刚论述过的几点，即先后次序的问题，受过部分培训的人员的作用和热情的重要意义。

    以先后次序来说，在任何较为贫穷的农业经济国家中，把经费用在向农民传授新知识上，也许是能够做的最富有成果的投资。因为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在大部分地方是现在可资利用的大大增加国民收入的最有把握和最便捷的办法。譬如，有些农业专家断言，应用现在众所周知的技术，印度每亩地的农业收成可翻一番——最重要的增产措施是选育良种、多施人造肥、多用农药以及改善水源的保护和利用。这种明摆着的可能性并非到处可见，因为专家们懂得的事情和农民所干的事情之间的差距并非到处都是这样大。不过，在许多地方，这仅仅是因为对粮食生产未作必要的研究。由于上述原因，热带地区的农业研究已集中在经济作物方面，这些作物都是向工业国家出口的（食糖、可可、橡胶、茶叶等等），差不多完全忽视了为国内消费的产品（甘薯、木薯、高粱之类），虽然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中，用于生产粮食的人力和土地为用于经济作物的人力和土地的四倍或者更多。

    研究是推广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在基础研究尚待进行的地方，没有推广农业技术的余地可言。不过，一旦掌握了知识，推广这种知识的工作人员就非常之需要了。如果我们设想，自耕农付酬雇用的每１０００个人中有一名推广工作人员，三分之二的人口受雇用，维持一名推广工作人员的费用为一名农民收入的四五倍，那么这笔包括管理人员的服务费总数将达国民收入的０．２５％以上。除此之外，还要加上适当的农业研究费（本章第１节（二）），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农业部用于研究和教育的费用大约为国民收入的０．７５％到１％之间。美国的推广开支和农业收入大致保持这一比率；美国每７００名靠农业为生的人有一名推广工作人员，它花在农业技术推广和研究上的钱约为农业纯产出的０．７５％。英国的比例也是１比７００，但是在世界上较为贫穷的国家中间，只有日本在农业服务方面花费那么多的钱（日本也是农民生产力有惊人提高的唯一国家）。

    如果每年的开支占年度国民收入１％就能使农业生产率每年提高１％（等于国民收入的０．５％）的话，这将是一笔效益极高的投资，因为它相当于每年得利５０％。生产率的提高不能完全归功于推广农业知识，因为还要为水利、工具、肥料等等提供资金。不过，即使扣除其他需要，这种综合投资是农业国能办得到的最有利的投资。我们使用的比率完全是在可能范围之内的。日本从１８８０年到１９２０年，每英亩土地的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１．３％。英国和美国的生产率也达到了１％。那些在起步时知识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大得多的国家，要从它们在农业服务方面的开支中取得可观的收获不应有什么困难。

    为了照这种比率提供农业服务，农业官员的人数必须大大扩充，需要许多受过非常好的训练的人来从事研究工作和监督推广服务工作，但是扩充得最多的是推广工作人员本身，因为每５—１０个村庄就需要一名推广工作人员。如果每个人都要受过大学本科的农业教育，那么要提供这样多的人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大学毕业生从事这一工作也是不必要的和不可取的。说不必要是因为推广工作人员的任务仅仅是把别处经过充分试验的技术传授给农民。他要保持机警，对农业实践要懂得甚多，因为不这样他对农民就没有作用。在这方面，最好的训练就是亲自下地干活，所有的农活都要干一干，然后再受一年至多两年的新技术训练。由大学毕业生负责农业工作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他的主要问题是同农场主打交道，而且还得使农场主乐于同他接触，这对一个大学毕业生要比对一个经历与农场主本人差不多的人困难得多。

    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主要问题是打交道；不光是社会接触，这在农村社会中非常之容易，而是要做到心心相印，这样农场主就会模仿。譬如，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主要工作一度常在农业服务部门所属和经营的示范农场进行。这些农场都是用最有效的方式种植最优良的作物，请农场主来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所取得的成果。哪怕产量很高，农场主也并不总是照着他们看到的样子去做。他们争辩说，示范农场取得的成果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不一定能取得。农场的士壤和其他质素说不定都是精选的，也许使用了设备，这种设备一般农场主是没有的；农场的工人或许受过特别训练，要不就是接受特别监督，而这在农民的土地上是做不到的。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推广现代技术除办示范农场之外，还要说服几个农场主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亲自试一试革新成果。于是其余的人就明白了，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农场主，在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土地上获得了好收成。成绩再也不是某个受遥控的机构取得的成绩，而是他们邻居取得的成绩，于是引起街谈巷议、兴趣、调查、讨论和模仿。现在新来的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要弄清哪些农场主在本地区最受尊敬和最有可能为他人仿效，并在他准备开展的运动中设法得到他们的合作。

    在一个农场主不大习惯于改革技术的观念的社会做推广工作，和在一个农场主很自然地指望科学家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环境中做推广工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像英国或美国那样的先进社会中，农场主们知道遗传学家在培育良种，植物学家和病理学家在研究控制病虫害的方法，机械制造商们在不断推出经过改良的设备。他们非常想听到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订阅农业报刊，收听为农场主准备的广播节目，他们参加农场主俱乐部的会议。通过这些渠道，新的观念迅速传播。落后地区推广工作的问题就是要创造类似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农场主把农业官员看成是农业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让农民生活好过一些。要做到这一点，一部分秘诀是让农场主组织农业协会，以便进行讨论、相互观摩农场和作示范。另一部分秘诀是确实有东西可以往外拿。如果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解决了一直使农场主发愁的某个问题——譬如某种病虫害——他将获得他们的信任；而如果从他的建议中一无所获，农场主就会把他看成无所谓的人。

    农场主产生热情的背景有时是具有政治性的。在农场主世世代代受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盘剥的社会里，他们很难对新技术产生热情，如果他们怀疑主要的成果也许是增加压迫他们的人的收入，就尤譬如此。因此，土地改革往往是成功地推广农业技术的必要前提。如果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确实开始关心农场主的问题——而他们往往是不关心的——而且他们不但用言语而且用行动表明他们一心想帮助农场主，那么农场主是有可能作出响应的。推广农业技术要是不具备它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和政治热情，可能会完全失败。

    我们前面已经说明，推广新技术要求进行许许多多的变革，不仅在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进行变革，而且还要在提供资金和获得新技艺方面进行变革。因此，必须把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仅仅看作是范围更加广泛的农业改良计划的一个部分，这种计划还包括诸如修路、农业信贷、供水、卓有成效的销售、土地改革、开发新产业吸收剩余劳力、办合作社等其他事情。经济增长总是涉及范围广泛的改革，没有哪一个部门比农村生活涉及更广泛的改革了。

    （三）　工业的能力倾向

    经济的增长导致农业的重要性同其他就业门路相比呈不断下降趋势。所以其他工业部门不断从农业部门招收劳动力（如果人口稳定，这种情况是绝对的，如果人口增长得快，这种情况是相对的）。

    普遍的经验是，当劳工最初从农村来到工业（或采矿）部门时，起生产率同已在工业部门劳动很长时间的工人相比是很低的。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工业生活方式与农业生活方式完全两样。一个人干农活在种植或收获季节要有几阵子从早忙到晚的紧张活动，然后在不利于种植的季节，则有长期的农闲或进行闲暇活动的时间。另一方面，在工业部门，人们长年每天劳动**个小时，一星期要劳动五六天，忙闲均匀。再譬如，自耕农为自己干活，努力经营生来就熟悉的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