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讨论现在已将结束，那么，你们必定有一种期望，但可不要因此而产生一种误会。你们或许以为我讨论了精神分析所有复杂的难题之后，决不至于在结束时竟没有一句话讲到治疗，因为精神分析的工作究竟以治疗为归宿。其实，这一层我决不能略而不述；因为与治疗的现象相联系，还要告诉你们一个新事实。假使没有关于这个新事实的知识，则对于前已研究过的疾病，必不能有深刻的了解。
我知道你们决不希望我告诉你们实施分析治疗的技术：你们只是要知道精神分析的治疗法及其成就的大概。要知道此事，是你们应有的权利，谁也不能否认；可是我不愿告诉你们——最好请你们自己摸索！
请你们想一想吧，从引起疾病的条件直到病人内心起作用的因素，凡属重要的事实，你们都已知道了。究竟在哪一点上可以接受治疗的影响呢？第一，是遗传的倾向——我不常提到遗传，因为这个问题在旁的科学中已很为人所强调，我们也没有新的话可说。但是你们不要因此而以为我们轻视了它；我们从事分析，当然很知道它的势力。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使遗传有所改变；这是本问题中一个预定的材料，可以限制我们努力的范围。其次，是幼时经验的影响，在分析中，往往是最重要的材料；它们属于过去，当然也使我们无用武之地。再其次是人生所有一切的不幸，即现实幸福的被剥夺，由此而引起生活中一切爱的成分的丧失——例如穷乏，家庭的不睦，婚姻的失败，社会处境的不良，道德的过度压迫等。这方面固然大有进行有效治疗的可能；但也须仿照维也纳传奇中的约瑟王（KaiserJoseph）施恩降祸的办法才行——以一有权势者的仁慈的**，才可使人尽顺从，而困难尽行消灭；然而我们是何等样人，也能广施治疗法的恩惠给大家吗？我们在社会上无钱无势，只靠医术谋生，当然不能象他种医生施术于贫苦无告的人们；因为我们的治疗是要花许多时间和劳力的。然而你们也许仍坚持前述许多因素中必有一种有受治疗的可能。假使社会传统的道德起了剥夺病人快乐的作用，那么治疗时可鼓励并劝告他们去打破这些障碍，以牺牲理想为代价去换取满足和健康，这种理想虽为人推崇备至，然而世上弃而不顾的也正不乏人哩。但健康的获得既由于“自由的生活”（freeliving），肯定要使分析沾上违反一般道德这个污点：因为它使个人受其利，社会则蒙其害了。
关于分析的这个错误印象究竟是谁给你们的呢？分析的治疗当然有一部分包括对于生活要自由些的劝告——假使没有他种理由，那就是因为病人在里比多的**与性的压抑，或肉欲的趋势与禁欲的趋势之间感有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不是用帮助一方面来压服他方面所能解决的。就神经病人而言，固然是禁欲主义操胜一时；结果是被压抑的性的冲动在症候中求得发泄。假使我们转使肉欲方面有胜利之可能，那么被忽视的压抑性生活的势力，便不得不到症候中去求补偿。这两种办法都不能制止内心的矛盾；总有一方面不能得到满足。至于矛盾不很激烈，以致于医生的劝告也能收效的例子则为数很少，而且这些例子就用不着分析的治疗了。凡是易于感受医生影响的人们，虽无这个影响也必能自求解决。其实，你们总知道一个绝欲的男人若决意要作非法的**，或者一个不满足的妻子若要找一个情人求得补偿，那么他们决不至于要先求得医生或分析家的允许，然后才遂心所欲的。
人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常易忽略了整个问题的要点——即神经病人致病的矛盾有别于矛盾着的各个冲动的常态争衡，因为常态争衡的两种冲动存在于同一的心理领域之中，至就致病的矛盾而言，则两种势力中的一种进入前意识和意识的平面之上，另一种则被禁闭于潜意识的区域之内。因此，其矛盾必不能有最后的结局；两种势力见面之难，实无异于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若要解决，必须使二者相遇于同一场所之内。我以为这便是精神分析的主要工作。
除此之外，你们在想象中若以为分析法也以劝导人生或指示行为为要点，那么你们又未免错误了。其实，我们在力求避免扮演导师的角色时；我们只希望病人能够自己解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乃劝告他在受治疗时，暂时不要对于生活作出重要的决断，如关于事业，婚姻的选择，或离婚等，待治疗完成之后再说。这也许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吧。我们只对于年轻或不能自立的人们才不坚持这种限制。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只得兼为医生及教育家；我们深知自己那时的责任重大，遂不得不慎重从事了。
我虽力辩分析的治疗决不鼓励自由的生活，但是你们却不要因此以为我们提倡传统的道德。二者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改良家，只是观察家；然而既要观察，便离不开批判，因此，我们不可能拥护传统的性道德，或赞许社会对于性的问题的处置。我们不难证明人世间的所谓道德律所要求的牺牲，常常超出它本身的价值；所谓道德的行为既不免于虚伪，也难免于呆板。我们对于病人决不隐瞒这些批判；务使他们对于性的问题，也象他种问题一样，都能习惯于作不带偏见的考虑；假使他们在治疗完成之后，能在性的放纵和无条件的禁欲之间选取适中的解决，那么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不必受良心的责备了。无论何人，只须完成了训练，认识了真理，便都能增加抵抗不道德危险的力量，尽管他的道德标准在某方面与一般人不同。至于禁欲在引致神经病上的重要性，我们也不要估价过高；只有少数因剥夺作用及里比多储积而致病的病症，才可用不难引致的**而收治疗之效。
因此，你们就不能假定，要解释精神分析的疗效，一定是由于允许病人实行放纵的性生活了；你们须得求他种的解释。我记得我在驳斥你们的这一推想时，曾说过一句话，或许可以使你们走上正路。我们之所以收效，或许是由于用某种意识的东西代替了某种潜意识的东西，把潜意识的思想改造成意识的思想。你们要是这样，那就击中要害了。潜意识既扩大而入意识，于是压抑遂被打消，症候遂被消灭，而致病的矛盾乃变成一种迟早总得解决的常态的矛盾。我们的工作只是使病人能有这种心理的改造，此事能有何种程度的成就，他们也就可以得到何种程度的利益。假使没有压抑或类似于压抑的心理历程等待解除，那么我们的治疗便算完事了。
我们努力的目的可表达为不同的公式——使潜意识成为意识，消除压抑作用，或填补记忆的缺失；它们统统是指同一件事。你们也许不满足于这句话；以为神经病人的恢复可大不相同，他既受了精神分析的治疗，或许要变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而你只听说，整个的经过只是使潜意识的材料较前稍减，而意识的材料只较前稍增而已。你们也许不懂得这种内心改造的重要。一个受了治疗的神经病人虽然在骨子里依然故我，但也确变成一个不同的人物——那就是说，他已经变成了可以在最优良的环境下所能养成的最优良的人格。这就不是一件无足轻重之事了。假使你们能知道我们的一切成就，能知道我们用最大的努力以引起这种心理中貌似琐屑的改造，那便更可了解各种心理平面的差异的重要了。
我现在暂时离开本题，问你们是否知道所谓“原因治疗”（aca－usaltherapy）的意义。一种治疗术若丢开疾病的表现形式，寻求突破点以根除其病因，就叫做原因治疗。精神分析是否为一种原因治疗呢？要答复这个问题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然而我们由此却可深信这类问题之不切实际。精神分析的治疗当不以消除症候为直接目的时，则和原因治疗的进行大致相似。至于其他方面则不相同，因为我们追求原因，要远远超过压抑作用直至本能的倾向及其结构中的相当强度，直至这些本能的发展的失常等。现在假使我们可用某种化学的方法来改造心理的机制，或随时增减里比多的分量，或牺牲了某一冲动而增大另一冲动的势力——那就会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原因治疗，而我们的分析也就成为侦察原因时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工作了。可是现在尚未有这种影响可以达到里比多的历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我们的精神治疗术是向另一点上进攻，不在症候之上，而是比较地远在症候的下层，这个处所只在很奇特的情形之下，才可为我们所接近。
那么，我们究竟要做些什么工作才可使病人的潜意识进入意识呢？从前我们以为这事很简单；只须寻出这种潜意识的材料告诉病人便算完事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知道这是一个目光短浅的谬误。我们知道他的潜意识，与他知道自己的潜意识二者并不是同一回事。我们将所知道的事告诉了他，他可不能达成同化，以代替自己的潜意识的思想，只是兼容并蓄，事实上很少变动。我们因此不得不仍以形势的观点对待潜意识的材料；而应在他的记忆中最初产生压抑的那一点上去寻求。必须先消除这种压抑，然后以意识思想代替潜意识思想的工作才可立即完成。但是这种压抑又如何加以消除呢？于是我们的工作遂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一是发现压抑，其次是消除这种压抑所赖以维持的抗力。
这个抗力如何才能消除呢？依然是：先找出抗力的所在，然后告诉病人。抗力或者起于我们力求消除的压抑，或者起于更早活动过的压抑；都是为了抵抗不适意的冲动。因此我们目前要做的工作正和以前一样；即加以解释，验明而告诉病人；但此时是做对了的。抵拒或抗力不属于潜意识，而属于自我，自我则必和我们合作，即使它不是意识的，也无妨碍。我们知道“潜意识”一词在这里似有两个含义，一方面是一种现象，一方面是一种系统。这听起来虽然好象模糊难解，但究竟只是前次所说的话的重述。可不是吗？我们以前早已说到这一点了——假使我们能因解释而能辨认出抗力的所在，那么我们原可望这种抗力和抵拒便因此而消灭。但是我们有何种本能的动力供我们支配而使此事有成功的可能呢？第一，乃是病人求恢复健康的**，使他愿和我们合作，第二，是他的理智的帮助，这种理智是因我们的解释而增强的。假使我们能给他一点提示，那么病人当然较容易用理智辨认出抗力，而在潜意识中求得与这个抗力相当的观念。假使我告诉你：“仰头看天，就会看见一个轻气球，”或者假使我只请你抬头看天，问你能看见什么，那当然是在前一种条件下，较易看见轻气球。学生初次看显微镜，教师必须告诉他要看什么，否则镜下虽然有物可见，而他却看不出什么东西。
现在请讲事实吧！就神经病的种种形式，如癔病，焦虑现象，强迫性神经病等而言，我们的假说都很可靠。我们如用此法求得压抑，抗力，及被压抑观念的所在，那么就可克服抵抗，打破压抑，而将潜意识的材料变为意识的材料。我们这样做时，便明白觉得正当每一抗力被战胜的时候，病人的心灵内就有一种激烈的决斗在进行着——两种趋势在同一区域内作常态的心理斗争，一种是要援助抗力的动机，一种是要打消抗力的动机。第一种是原来建立起压抑作用的老动机；第二种则为新近引起的动机，可望用来帮助我们解决矛盾。我们因此乃将前已因压抑作用而暂时和解的斗争重复引起，用来作为对于此事的新贡献，第一，向病人表明旧解决足以致病，而新解决可以恢复健康，第二，告诉他自从那些冲动原先遭拒斥之后，情形已大不相同。因为那时的自我柔弱幼稚，深惧里比多压迫的危险，力图退缩，而现在的自我既较强大，又富有经验，而且又能获得医生的援助。因此，我们可希望再度引起的矛盾，比压抑作用有更完满的结果；你们如不相信，请证以我们在癔病、焦虑性神经病，及强迫性神经病中的治疗的成功。
但是此外尚有他种疾病，情形虽都相似，但我们的治疗法未能收效。就这些病症而言，其自我和里比多之间发生一种矛盾，从而造成压抑——虽然这个矛盾和移情神经病的冲突有形势上的差异；此外，我们也可在病人的生活中追溯到压抑所发生之点；我们便也用同样的方法，有同样的把握，给他以同样的帮助，告诉他以所要求得之事；而且现在和压抑成立时的时距，也有利于使矛盾有较好的结局。然而我们毕竟未能克服一种抗力，而消除一种压抑。这些病人如妄想狂者，抑郁症者，及患早发性痴呆者大概不受精神分析治疗的影响。这个原因在哪里呢？这不是因为智力的缺乏；要受分析自然要有某种程度的智力，但是譬如就最聪明而能演绎的妄想狂者而言，难道是智力不及他人吗？其他任何推动的力量也并不欠缺；譬如抑郁症者和妄想狂者不同，他们也深知自己的病痛之苦；但并不因此而有较易受影响的可能。我们在此又遇到一种愧未能懂的事实，所以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真正具有了解他种神经病的治疗能力了。
现在若专门讨论癔病和强迫性神经病，又会立即遇到第二个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实。病人略受治疗之后，对于我们便有一种特殊的行为。我们原以为已将一切可以影响治疗的动机力都曾加以相当的注意，而且充分估计到了我们自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