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之间的情境，因而得出一个最可靠的结论；但是在我们所已估计的以外，好象有什么没有估计到的东西忽然侵入。这个意外的新现象，本身就异常复杂；我先举较常见而简单者略述如下。

    病人本来只应当注意自己的精神矛盾的解决，可是忽然渐渐对于医生本人发生一种特殊的兴趣。凡与医生有关之事，似乎比他自己的事都更重要，他因此不再集中注意于自己的疾病。他和医生的关系，也一时变得很为和善；他特别顺从医生的意旨，极力表示感激，而且表现出出人意外的美德。分析家因此对于病人也很有好感；深庆能有治疗这样和善人品的幸运。医生若有机会看见病人的亲属，也会听到病人对他的尊重而感到高兴；病人在家赞美分析者不绝于口，以为他有种种美德。亲属们说：“他对于你异常钦佩；异常信任；你说的话，由他看来，竟好象是天启的真理。”此时也许有明眼人插进一句话：“他除你外，不说任何其他的事，老是引你的话，实太有些令人生厌了。”

    医生那时当然很谦逊，以为病人所以尊重他，一是因为希望他能恢复他的健康，二是因为治疗的影响，使病人闻所未闻，增加了知识。在这些条件之下，分析也有惊人的进步，病人了解医生的暗示，集中注意于治疗的工作，于是分析时所需要的材料——如他的回忆及联想——都随处可得；他的解释之正确可信，即分析者也感到惊奇，以为这些新的心理学观念本来深为外界健康人所驳斥，而病人竟如此愿意接受，这不能不令人高兴了。分析中既有这种和睦共处的关系，于是病人的情形在实际上也渐有进步。

    然而这种好天气是不会持久的，总有黑云掩蔽的一天。因此，分析开始出现困难，病人说自己再说不出更多的东西了。我们无疑地觉得他对于这种工作不再感兴趣了，有时你若叫他说出他随时想到的事，而不必加以批驳，他也听而不闻了。他的行为不受治疗情境的支配；好象他从来没有和医生有过表示合作的契约似的；就从表面看来，也显然可见他现已因其他秘不告人的事情而分散注意了。这便是治疗不易进行的情境。原因是又产生了一种强有力的抗力。这事的经过如何呢？

    这种事情假使有了解的可能，那么这个扰乱的原因即在于病人所移施于医生的一种强烈的友爱感情，而这种感情又不是医生的行为和治疗的关系所可解释的。这种感情所表示的方式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当然随两人之间的情形而有所不同。假使一个是少女，另一个是年青的男子，则给人的印象当为常态的；一个女子既单独和一个男人常相见面，又谈及心腹之事，而这个男人又占有指导者的地位，那么她对他爱慕，似亦出于自然——但一个神经病女子的爱的能力必不免略有变态，这一事实可暂置不论。两人之间的情境若愈和这个假定的例子不同，则其倾慕之情也愈不可解。假使一个年青的女人遇人不淑，而医生则尚未有所爱，那么她若对他有热烈的情感，愿离婚而委身于他，或此事如不可能，则和他私相恋爱，这仍然是可令人理解的。这种事情，在精神分析以外，也属常见。但在此种情境之下，女子和妇人们常作出这种惊人的自供，可见她们对于治疗的问题持有一特殊的态度：她们已知道，除爱情之外，别无可以治疗她们的方法，而且在治疗的开始，她们就已期望从这种关系，最终可以获得实际生活中所缺乏的安慰。只是因为有这种希望，她们才忍受分析的麻烦而不惜披露自己的思想。我们可以补说一句：“所以才如此容易了解那些常难接受的事。”然而这种自供状确实使我们感到骇异，我们所有一切的估计都化为乌有了。我们能在整个问题中竟忽略了这一最重要的元素吗？

    事实确是如此；我们的经验愈多，这一新元素也愈不易否认，这个元素改变了整个的问题，也羞煞了我们科学的估计。就头几次而言，我们或以为分析的治疗那时不过是遇到一个意外的障碍。但是这种对于医生的垂爱，就是在最不适宜或竟最可笑的情境之内——如老年的女人和白头的医生之间，事实上根本没有所谓引诱可言——也不可免，那我们便不得再视此事为意外，而必须承认它和疾病的性质确有密切的关系了。

    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新事实名叫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意思就是说病人移情于医生，因为受治疗时的情境不能用来解释这种情感的起源。我们更怀疑这个情感起源于另一方面；即已先形成于病人心内，然后乘治疗的机会而移施于医生。移情的表示可为一种热情的求爱，也可取较为缓和的方式；假使一个是少妇，一个是老翁，则她虽不想成为他的妻子或情妇，却也想作他的爱女，里比多的**稍加改变而成一种理想的柏拉图式的友谊愿望。F有些妇人知道如何升华自己的移情作用，使其有不得不存在的理由；有些则仅能表现为粗陋的，原始的而几不可能的形式。但在基本上总是相同的，其起源之相同，为有目者所共见。

    若要问这个新事实的范围，便得再加上一点说明。譬如男性的病人究竟有如何的经过呢？这里，我们至少可望没有性别及性的吸引的麻烦。但其根本情形则与妇人一样；他同样地倾慕医生，也同样地夸大他的品质，也同样地顺从他的意旨，也同样地嫉妒着一切与他有关的人们。移情的升华较多见于男人和男人之间，直接的**则为数较少，正好象病人所表现的同**倾向都可表现而成他种方式。又分析家更常见男性的病人有另一种表现方式，这种方式初看起来似与刚才所说过的适得其反——那就是反抗的或消极的移情作用。

    移情作用在治疗的开始即发生于病人心内，暂时是最强大的动力。这种动力的结果，若可引起病人的合作，而有利于治疗的进行，当然没有人看见它或注意它。反之，一旦变为抗力，那便不得不引人注目了；那时改变病人对于治疗的态度的，有两种不同而相反的心理：（1）爱的引力已太强大，已露出**的意味，所以不得不引起内心对自身的反抗；（2）友爱之感一变而为敌视之感。敌视情感的发生，大概地说，常较后于友爱情感，且以友爱情感作为掩饰；假使二者起于同时，那便可作为情绪矛盾的好例，这种情绪矛盾支配着人与人之间所有最亲密的关系。所以敌视的感情和友爱的感情同表示一种依恋之感，正好象反抗和服从虽然相反，其实都有赖于他人的存在。病人对于分析家的敌视，当然也可称为移情，因为治疗的情境不是引起这种情感的原因；所以用这个观点来看消极的移情作用，也符合上面所说的积极的移情作用的观点。

    移情作用究竟起源在哪里？它给我们造成何种困难？我们如何才能克服这些困难？又因此而可得何种便利？这些问题只是对于分析法作专门的说明时，才可加以论列；这里仅能约略一提。病人因受移情作用的影响而有所要求于我们，我们当然要顺从这些要求；不然，若怒加拒斥，便未免太愚蠢了。要克服他的移情作用，不如告诉他，说他的情感并不起源于目前的情境，也与医生本人无关，只不过是重复呈现了他已往的某种经过而已。因此，我们乃请他将重演（repetition）化作回忆（recollection）。那时，则常似为治疗的大障碍的移情作用，不论是友爱的或敌视的，都可变成治疗的最便利的工具，而用来揭露心灵的隐事。然而这种意外的现象总不免使你们惊异，因此，我还得略说几句以消除你们因此而生的不愉快印象。我们要记得我们所分析的病人的病情究竟还不能算是已告终结，也象生物体那样在继续发展着。治疗的开始还不足以制止这个发展，但当病人一受治疗之后，整个病的进程似立即集中于一个方向——即集中于对医生的关系。因此，移情作用正好比一株树的木材层和树皮层之间的新生层，由此乃有新组织的形成和树干半径的扩大。移情作用一旦发展到这个程度，那么对于病人回忆的工作便退居次要的地位。那时我们便可说已不再是诊治旧症，而是在诊治代之而起的新创立而改造过的神经病了。对于这旧症的新版，分析者可追溯到它的起始，如何发展和变化的，他特别熟悉这个经过，因为他本人就是它的中心目标。病人的一切症候都丢掉了原来的意义，以适应新起的意义；这个新意义即包含在症候对移情作用的关系之内；不然，也只有那些可作为这种适应的症候才留存而不消灭。我们假使能治愈这个新得的神经病，就等于治愈了原有的病，换句话说，就是完成了治疗的工作。病人若能与医生有常态的关系，摆脱了被压抑的本能倾向的影响，则在离开了医生之后，也仍能保持其健康。

    移情作用对于癔病、焦虑性癔病及强迫性神经病等的治疗，既如此的绝对重要，因此这些神经病都可同属于“移情的神经病”。无论何人，若能由分析的经验对移情的事实获得一个真确的印象，便决不会再怀疑那些在症候中求发泄的被压抑的冲动的性质了；这些冲动带有里比多的意味，再找不出更强有力的证据了。我们可以说，只是在研究了移情的现象之后，我们才更深信症候的意义乃是里比多的代替的满足。

    可是我们现在觉得应该要更正从前对于治疗作用的动的概念，以求得与这一新发现的互相一致了。当我们利用分析而发现用抗力解决常态的冲突时，他需要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帮助他达到我们所期望的解决，从而恢复健康。否则他也许会再蹈覆辙，而使已入意识的观念又降落到压抑之下。这个斗争的结果不取决于他的理解力——因为他的理解力既不强，也不自由，不足以有此成就——而仅取决于他与医生的关系。假使他的移情作用是积极的，他便认为医生有权威，深信他的研究和观点。假使没有这种移情，或移情是消极的，那么医生及其论点便很难引起病人的倾听了。信仰起源于爱，最初不需要任何理由。假使理由是被爱者提出的，那么只是到了后来，才加以批判的审查。没有爱作后盾的理由，则不足以使病人或一般人受其影响。所以一个人即就理智的方面而言，也只有当里比多投资于客体时，才有受人影响的可能；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有自恋倾向的人们，虽有最优良的分析术，也恐不易有用武之地。

    投射自己的里比多于他人身上的能力当然为一般常态人所共有；神经病人的移情作用的倾向不过是这一通性的变本加厉而已。以如此重要而普遍的通性，竟没有人加以注意和利用，岂不是非常奇怪吗？其实已经有人注意和利用了。伯恩海姆以他的敏锐思想，确曾以人类的受暗示性为其催眠说的根据。其实，他的所谓“暗示感受性”也就是移情作用的倾向，只是因为他太缩小了这种倾向的范围，以致没有把消极的移情包括在内。然而伯恩海姆从未说过暗示是什么，是如何起源的；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没有解释的可能。他不知道暗示感受性有赖于性或里比多的活动。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方法中所以要放弃催眠术，只是想在移情作用中发现暗示的性质。

    但是现在我可要暂停一下，让你们有考虑的余地。我知道你们这时思想上已有一种激烈的抗议，如不允许你们有发表的机会，就不免剥夺你们的注意力了。我想你们一定会认为：“你终于也承认自己象催眠术者那样利用暗示的帮助了。我们一直就是这样想的。然而你却为什么迂回曲折地去追求过去的经验，发明潜意识的材料，解释种种化装，消磨了无限时间，劳力和金钱，结果还不过是用暗示为有效的助力呢？你为什么也象那些忠实的催眠术者，以暗示来治疗症候呢？假使你仍以为用这种迂回曲折方法的援助，可使隐藏在直接暗示之后的许多重要的心理学事实显露出来，那又有谁来证明这些事实的可信呢？它们不也是暗示或无意暗示的产物吗？你难道不能使病人接受你的想法而有利于你的意见吗？”

    你们的抗议非常有味，不得不予以答复。但是今天不能；因为时间已迟。等下一次再说。你们要知道，我决计遵命作答。今天则必须将我所开始说的话作一结束。我曾允许你们，说将借助于移情作用，来解释我们对自恋神经病为什么不能收治疗之效的原因。

    我对于这个解释仅用几句话就够了；你们就会知道这个谜是如何地易于猜透，各个事实又是如何地贯串一气。经验证明：自恋的神经病人没有移情的能力，就是有，也是具体而微。他们离开医生，不是由于敌视，而是由于不感兴趣。所以，他们不受医生的影响；医生说的话他只是冷淡对待，没有印象，因此，对他人可以收效的治疗，如起于压抑的致病冲突的重复引起以及对抗力的克服，对他们却都不生效力。他们总是固步自封，常自动地作恢复健康的企图，而引起病态的结果；我们只是爱莫能助。

    根据有关这些病人的临床观察，我们曾说过，他们一定是放弃了里比多在客体上的投资，而将客体的里比多转化成了自我里比多。因此，这些神经病便有别于第一组（如癔病，焦虑症及强迫性神经病。）他们受治疗时的行为也适足证明了这个揣测。他们因为没有移情作用，所以不能受我们治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