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年之后，又看到你们来继续听讲，我非常高兴。去年演讲的主题是用精神分析解释过失和梦；今年我想要使你们约略懂得神经病的现象，这种现象和梦及过失有很多相同之处，那是你们不久可以明白的。但在没有开讲之前，不得不声明今年演讲的态度须与去年有所不同。去年我每进一步，总先求得你们的同意；故意多和你们辩论，听任你们诘难，总之，以你们“健康的常识”为取决的要素。现在可不能如此了，理由很简单。过失和梦是大家所熟悉的现象；你们对于这些经验的丰富不亚于我，或者即使没有这种经验，得到也不很难。至于神经病的现象就不是你们所熟悉的了；你们不是医生，除了听我报告之外，别无可以和这些现象接触的机会；对于讨论的主题既一无所知，你们即使善于判断，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可不要因为有此声明，就以为我将以权威者的态度演讲，只许你们无条件地接受。假使你们有此误会，那就太冤枉我了。我决不要你们迷信——我的目的是要引起研究的兴趣而打消成见。你们如果因为对于神经病尚无所知，还没有判断的能力，那么你们暂可不必相信，也不必抗辩。你们只须静听，使我所讲的话逐渐在你们心里产生效果。信仰是不易求得的，否则不劳而获，也必很快失去价值。你们对于神经病不像我有多年的研究而有新奇的发现，所以没有对这些问题表示信仰的权利。然而我们在学问上不必易于相信，轻于评判，而妄持异议。你们岂不知道那种“一见倾心”的爱都起源于一种很不同的感情的心理作用吗？我们也不需要病人信仰精神分析而加以拥护。因为过度的信仰反而使我们产生疑虑。我们最喜欢你们抱着合理的怀疑主义。因此，我希望你们也让精神分析的概念静静地在你们心内发展起来，寻找机会与一般的或精神病学的见解互相影响，以组成一种坚定不移的意见。

    反过来说，你们可不要假定我所讲的精神分析的观点是一组仅凭玄想的观念。其实，这个观点是经验的结晶，或根据于直接的观察，或根据于因观察而得的结论。至于这些结论是否妥适可靠，那就要看这个学科将来的发展而定；我既经过了二十五年的研究，现在也算上了年纪，可以不客气地说，这些观察的工作都是特别艰难，困苦，而专心致志的。我常常觉得，我们的批评家不愿讨论我们理论的基础，好像这个理论都仅由主观而得，所以大家可以任意指摘。这个批评的态度，我可不能谅解。这或者是由于医生对于神经病人不加注意，也不留心倾听他们的诉述，所以不能作周密的观察而有所发现。我想乘此机会告诉你们，在这些演讲里，我将不提起个人的批评。有人说：“辩论是真理之源”，我还不能以此话为然。我以为此话源出于希腊诡辩派的哲学，而诡辩派则错在过分夸张辩论术的价值。我以为所谓科学的论辩大概没有多大效果，更不要说论辩时几乎总是纯持私见的。我生平也曾作过一次正式的科学辩论，对手是慕尼黑大学的洛温费尔德，结果我们结成好友，直到今天。这许多年来，我却不敢再作这种尝试，因为谁能保证辩论之后能有同样的结局呢？

    我既然这么公开地拒绝讨论，你们必定以为我太固执而不虚心了。如果你们有此见解，我可以答辩如下：假使你们由于苦心的研究而得到一个信仰，你们也必定因此有作坚决主张的权利。在我则还可以说，自从开始研究以来，我已屡次修改了我的见解的要点，或删或增，无不照实刊布。这种坦白的态度换得了什么结果呢？有些人不管我自己已否修正，今天仍然根据我的已往见解，无的放矢。有些人则讥评我善于变化，且诋毁我不足信赖。屡改其说的人自然不值得信赖，因为他最后修正过的学说也许仍不免于错误；然而坚持己见，不愿让步的人，又难免被认为固执而不虚心，难道不是这种情况吗？面对这种矛盾的批评，只好自行心之所安，此外别无良法。这就是我所决定的态度；我决定仍根据后来的经验，不断地修正我的学说。但是我的基本观点，现在还不觉得有改变的必要，希望将来也是如此。

    因此，我现在必须细述精神分析对于神经病症候的理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且为了便于类推和对比，最简单的办法是举一个类似于过失和梦的现象的例子。神经病中有一种动作可名为“症候性动作”（“symptomaticact”），在我的访问室（consulting－room）里是常常看见的。病人在访问室内诉述他多年的病苦之后，分析家照例不作表示。别人或可表示意见，以为那些人本来没有什么病，不如稍微用点水疗法（hydrotherapy）；至于分析家则见闻较博，不能有这种表示。有人问我的一位同事如何处理那些访问的病人，他耸着肩说，要“罚他们不少钱来赔偿时间的损失”。因此，你们听说即使最忙的精神分析家都很少有病人专来访问，也就不足为怪了。我在待诊室和访问室之间设一门，而访问室又有一门，室内且铺上地毯。所以如此布置的理由则显而易见。当我允许病人由待诊室进来时，他们往往忘记关门，有时让两扇门都开着。我要是看见这种情形，便老实不客气，请他或她回去将门关好，不管他是怎样的一个绅士，也不管她是怎样的一个时髦女子。我这种举动当然是傲慢的；有时我也知道是出于误会。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我的确是不错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将医生的访问室和待诊室之间的门开着不关，他便算是下等人，应该被我们轻视。你们在没有听完我的话之前，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一个病人只有当待诊室没有他人共同候诊的时候，才走进访问室而忘记了关门；假使有一生客也在等着，则决不至于如此疏忽。因为那时，他很明白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好和医生谈话时不要为第三者听见；因此他总是慎重地将两扇门都关好的。

    因此，病人的忘记关门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意义的，更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由此泄露了访问者对医生的态度。他正像世上有些人，去谒见地位较高的人，要瞻仰他的声势；他也许先用电话问何时可被接见，同时又渴望访问者丛集，好像欧战时杂货店内所看见的那样。不料，他进来看见一个空房间，而且布置又很朴素，于是不免深感失望了。他以为医生既如此失敬，便不得不予以惩戒；因此，他将待诊室和访问室之间的两扇门开着。他的意思是：“呸！这里现在没有别人，无论我在这里坐多少时候，我敢说也没有第二个人来的。”假使他这个想法开始时不受到打击，他或许在谈话时也会表示一种傲慢无礼的态度。

    对于这种小小的症候性动作的分析，不外有下面几点：（一）这种动作不是偶然的，各有其动机、意义和目的；（二）这种动作所属的心理背景是可以一一指出的；（三）由这种小动作出发，可以推知一种更重要的心理历程。但是此外还有一点，就是作这种动作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因为将那两扇门开着不关的人们决不肯承认自己有意借此表示对于我的侮蔑。有许多人也许记得自己因待诊室空着而有失望之感，然而这个印象和其后发生的症候性动作之间的关系，的确在他们的意识之外。

    我们现在将这种症候性动作的小小分析和关于某一病人的观察作一个比较的研究。我想举一个新近发生的例子，我所以选择这个例子，是因为它简单而便于叙述。然而在这种叙述上，也有许多细节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位年轻的军官，请短假回家，要我去治疗他的岳母。这个老太太，论家庭的环境原很幸福，但因有一种无聊的观念，使她自己和家里人都很苦恼。我看见她，年纪五十三岁，体格健全，性情也很和善诚实。她毫不迟疑，细述其病状如下：她的婚姻非常幸福，和丈夫同住乡间，丈夫是某大工厂的经理。她说丈夫对她恩爱备至，不能尽述，他们自从恋爱结婚以来已有三十年，从来没有暗潮，口角，或一分钟的嫉妒。她有两个儿子都已好好结婚，但是她的丈夫富于义务心，仍继续供职。一年前，忽然发生一件她所不能相信或了解的事情。她接到一封匿名信，信内说她的丈夫正和一少女私通，她当场信以为真——自此以后，她的幸福便被毁坏了。其详情大致如下：她有一个女仆，很受她的信任。还有一个女子，出身虽和这年轻的女仆不相上下，但是在生活上较为幸运。她曾受过一种商业的训练，进工厂内服务，因为男职员服兵役去了，她便升任待遇较优厚的职务。她住在工厂里，所有男职员都和她认识，并且称她为“女士”。因此，那失意的女仆对她非常厌恶，只等有机会，便准备加以种种可能的罪状。有一天，那位老太太和女仆正在评论一个来访的老先生。据说他没有和妻子同居，却养了一个姘妇。那老太太说，“他的妻子怎么不知道呢？”忽然又继续说：“我要是听说我的丈夫也养有姘妇，那简直是太可怕了。”第二天，她便接到一封匿名信，字迹是伪造的，信内告诉的正是她最怕的事。她断定——或许是对的——此信是不怀好意的女仆的手迹，因为信内所说的自己丈夫姘识的女人就是那女仆所痛恨的女人。那老太太虽立知其诈而不信，然终于因此信而得病。她深受刺激，立即把她的丈夫喊来大加责备。她的丈夫大笑，否认此事，而且对付得很好。他把家庭医生（也是工厂里的医生）请来诊视，尽力安慰他的妻子。他们的第二件事也很合理。被辞退的是女仆，而不是那假定的姘妇。自此以后，那老太太自以为已经一再考虑了这件事，对于信的内容已不再相信；但仍不免一触即发。只要听见那少妇的姓名，或在路上遇见那少妇，就会引起怀疑、忧虑和怨骂。

    那老太太的病状略如上述。我们不必有精神病学的许多经验，也可以知道（一）她在叙述症候时太心平气和了，或太有所隐瞒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