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梦的讨论之前，我们不得不将这个新学说所引起的最普遍的疑难之点加以讨论。你们留心地听了这几次的讲演之后，或不免有下面的种种批评。

    （一）你们也许觉得，我们释梦的工作，纵使坚持一贯的技术，然遇有两歧之义也难决定其何去何从。所以显梦译为隐念，很难正确。你们必定以为，第一，梦里的某一成分究竟取其表面的意义或取其象征的意义，必无从揣测，因为事物被用为象征之后，仍不失为原来的事物。这个问题的断定如果没有客观的证据，则关于某一特点的解释就会由释梦者任意决定了。第二，两个相反的事物在梦的工作中本可混而为一，于是就任何实例而言，对某一梦的成分究竟采用正面的意义或反面的意义，便不易决定——这又是释梦者任意取舍的一个机会了。第三，梦内屡有颠倒的事例，是释梦者又可任意假定其有或无。第四，你们或已听人讲过，一个已有的解释是否为唯一可能的解释，谁也不敢武断，而且谁也不免有忽视他种完全可以允许的解释的可能。在这些情形之下，你们或将以为释梦者既可以自由取决，则其结果在客观上似难信赖。或者你们更以为这种过错不在于梦，只是因为我们的概念和前提有所错误，所以我们对于梦的解释就不容易令人满足了。

    你们所说的话，自然是不可否认的，然而我以为这仍不足以证明你们下面的两个结论：（1）我们的释梦工作是由释梦者任意取决的；（2）结果既不完满，则研究的手续或不免也欠正确。假使你们不责备释梦者的任意取决，而指责他的技术，经验和理解，那么我便和你们一致了。这种个人的因素自然是难免的。尤其是解释特别困难的问题的时候。即就他种科学的研究而言，也莫不如此；同是一种技术，这个人应用起来，或较劣于他人，或较优于他人，那是没有办法的。譬如象征的解释，看来好象武断，但是只要你们想一想梦念的彼此关系，梦和梦者及梦时的整个心境的关系，只许我们作一种解释，其他解释统归于无用，你们也就可以更正原来错误的印象了。你们以为解释的不完全乃由于假说的谬误，但是你们若知道两歧性或不确定性乃是梦所应有的性质，这个结论也就没有力量了。

    你们要记得，我曾说过，梦的工作是将梦念译为和象形文字相类似的原始的表示方式。这种原始的语言都不能不有两歧性或不确定性；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怀疑它们在实际上应用的价值。又相反的字在梦的工作内混而为一正和最古文字中“原始语言”（primalwords）的意义互相类似，这也是你们已经知道的。此种知识是语言学家阿倍尔供给我们的。他著书于1884年，以为古人虽用这种双关语互相通话，但并不至于彼此误会。说话者心内的意义，究竟是正是反，都可由说话的声调姿势，及整个前后关系揣测而定。写字时，看不出姿势，乃代以小小图画，例如象形文字的ken一字，如附以一屈膝者的图，则为“弱”，附以一直立者的图，则其意为“强”。因此，字音字符虽双关而不至于令人误解。

    最古老的语言所常有的各种不确定的意义，现代文字是不肯加以容纳的。譬如，塞姆族的文字（Semiticwritings）多仅存子音：而省去的母音须由读者据其所知和上下文加以补充。象形文字也采用大同小异的原则；所以埃及文字的发音无从揣测。在埃及的神圣的文字中，还有其他种种不确定性：譬如，图画究竟自右向左读，或自左向右读，都由作者任意决定。若要读懂，须看图上的人脸，或鸟，或其他的方向而定。作者又可任意把图画排成直行，假使题词在较小的物品之上，作者更可根据自己的嗜好和物品的地位，改变符号排列的次序。埃及字还有一个最令人怀疑之点，就是文字和文字之间不留地位。每页上的图画之间的距离相等，我们很不易决定某一符号究竟是前面字的煞尾或新句的起头。反之，在波斯，楔形的文字，两字之间便有一根斜线以为隔离的符号。

    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是最古老的。但仍为四万万人所通用。你们不要假定我懂中文；我因为希望在中文内求得和梦相类似的种种不确定性，所以才得到一点关于中文的知识；我并未失望，因为中文确有许多不确定性，足以使人吃惊。你们知道这个文字有种种表示音节的音，或为单音，或为复音。有一种主要方言约共有四百个音，因为这个方言约共有四千字，可见每一个音平均约有十种不同的意义——有些较少，有些较多。因此，为了避免误会，就想出了种种方法，因为仅据上下文，还不足以决定说话者要传达给听者的、究竟是这十种可能的意义中的哪一种。在这些方法之中，一是合两音而成一字，一是四“声”的应用。为了我们的比较起见，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事实，就是这个语言在实际上是没有文法的：这些单个音节的字究竟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谁也不能确定；而且语尾又没有变化，以表明性（gender），数（number），格（case），时（tense），或式（mood）等等。我们或者可以说这个语言仅有原料而已；正好象我们用以表示思想的语言因梦的工作还原而为原料，而不表示其相互间的关系。中文一遇有不确定之处，便由听者根据上下文就自己的意思加以裁决。譬如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少见多怪”。这都是很容易了解的。其意可译为：“一个人所见愈少，则其所怪愈多，”也可译为：“见识少的人便不免多所惊怪。”这两种翻译仅在文法构造上略有不同，我们自然不必对此二者加以选择。然而中文虽有这些不确定性，却仍不失为传达思想的一个很便利的工具，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不确定性未必即为误会的起因。

    我们当然要承认，梦的地位更难比得上这些古代的语言和文字；因为，后者原来是作为传达思想的工具的；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其目的都是求为人人所了解。至于梦，则不然了；梦的目的在于隐瞒；所以决不是传达思想的工具，重要的是不要为人所了解。因此，假使梦内有许多疑难之点无从决定，我们就不必吃惊或感到惶惑。我们由比较研究的结果，可深信这一不确定性（人们往往以此否认我们释梦的正确性），应该被认为是各种原始的文字语言的通性。

    实际上，我们对梦的了解，究竟达到何种限度，那只有实践和经验才可决定。由我看来，这个限度很大；如果将这些善于分析者所得到的结果加以比较研究，也足以证明我的这个意见了。一般人遇到科学上的疑难之点，往往好持怀疑的态度，借以表示自己的优越，甚至科学家也不例外；我想他们这样做是错的。你们也许不知道巴比伦和亚述的碑文初被近人译成今文的时候，也曾有过这种现象。一般人的意见以为这些楔形文字的翻译者都仅凭幻想作出判断，而他们的整个研究都不外为欺人之谈。但是“皇家亚细亚学会”（TheRoyalAsiaticSociety）在1857年曾作过一种判别是非的测验。该会要四个最著名的从事这种研究的人——罗林森，欣克斯，福克斯·塔尔波特和奥佩特——将新发现的碑文，各自译就，封寄到会。会中人员将这四篇译文互相比较后，乃公布其判决书，以为各译文大致相同，所以已有的成绩既可相信，而未来的进步也大可预卜。于是不懂此道的学者就渐渐不再妄加讥诮了，而那些楔形文件的翻译也从此更加明确了。

    （二）有些人觉得我们释梦所得的结果，多是硬拉杂凑的，或竟滑稽得可笑，所以对于精神分析大加驳斥，想来你们也未能免此。这种性质的批评很多，我姑且将最近所听到的举以为例。瑞士号称自由的国家，可是，近来某校校长因为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以致被迫解职。他虽曾抗议，然而伯伦某报登载教育当局对于此事的决议案。文内讲到精神分析的几句，略如下述：“苏黎世大学费斯特尔教授的书内所举出的例子多强词夺理，令人惊愕。……这种理论和这种证据竟使一个师范学院的校长深信不疑，真正出人意料之外。”据说这几句是他们冷静判断的结果。在我则宁以为这个所谓“冷静”是自欺欺人，现在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加以更精密的研究，我想加上一点考虑和知识，总不至于有伤“冷静”的判断吧。

    一个人对于心理学较为深奥的重要问题，仅根据他第一次所得到的印象，就能立即发表正确的意见，这确使我们精神振奋，我们的解释在他看来似乎是强词夺理的，不足为训的，因此，解释是错误的，而这整个的研究也都是无价值的废物。这些批评家可从来没有想到这些解释之所以令人有这种印象，也许是因为相当的好理由——他们若想到这一层，也许会更进而探求是一些什么好理由了。

    这种批评的起因，主要和移置作用效果有关。这个作用乃是梦的检查作用的最有力的工具，那是你们已经知道了的。因为有移置作用，所以我们称之为暗喻的代替物乃随而形成；这些暗喻本身不大容易被辨认出来，也不大容易由此而追溯到它背后的隐念本身。因为隐念与暗喻是用一种最奇特的非本质的联想而结成关系的。整个问题在于想把隐念隐匿起来；这就是梦的检查作用的目的。可是我们要搜寻这已被隐匿的隐念，可不能求之于它平常所属的场所。近来边境的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