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的某些制度

    古希腊人深信在乎民政治下的人民接受品德培养的必要性。为了启迪人民，他们建立了某些奇特的制度。当您在莱喀古士的传记里看到他为拉栖弟梦人制定的法律时，您会觉得是在浏览西瓦楠布人的历史。克里特的法律是以拉栖弟梦的法律为蓝本。柏拉图制定的法律也仅仅是在其基础之上的修订而已。

    我请求人们略加注意：这些立法者的才能该是何等的广阔!可以看到他们触犯了人们约定俗成的习惯，把所有的品德混合起来，向全世界显示他们的智慧。

    莱喀古士把偷窃和公允精神混合起来，把最为苦难的奴役和极端的自由混合起来，把最残忍的感情和最大限度的节制混合起来，借以巩固他的城围。他似乎剥夺了这个城市的一切财源、艺术、商业、金钱和城围；人们虽有野心，却断绝了发财的**，虽然具有天然的感情，却丧失了孩子、丈夫和父亲；甚至贞操也被剥夺了。斯巴达就是通过这些方法获得了强盛和荣耀。这些制度经久不衰。如果不能推翻他的政体，即使在某些战役中取胜也毫无意义。

    克里特和拉科尼亚运用这种类型的法律统治国家。拉栖弟梦最后被马其顿人所吞并，克里特[2]也是最后才灭亡于罗马人。撒姆尼特人实行同样的制度，罗马人获得了二十四次胜利后才最终消灭了它。

    人们从希腊法律制度中所看到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民族个性，在我们时代的渣滓和**之中也能看到。一个贤明的立法者曾经造就了一国的人民；那里的人民把正直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就如同斯巴达人视勇敢为当然的事一样。贝恩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莱喀古士。虽然他是以和平为本，然而莱喀古士则是以战争为目的；但是，两者在促使人民走单一道路，在自由人中提高自己威望，在克服偏见，克制自我感情方面都是极为相似的。

    巴拉圭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例证，曾有人把宣教会以指挥命令作为人生惟一快乐的行径视为一种罪恶。然而，用集权统治民众能给人民带来更多幸福的话，将永远是一件幸事。

    宣教会的荣耀在于，首先在这些地区将宗教和人道结合起来。恢复那些被西班牙人摧毁的地区，并开始医治了人类遭受的重大创伤中的一种。

    宣教会对它称之为荣誉的所有事物都怀有美好的感情，对它信奉的宗教虔诚不已。这个宗教的信徒地位卑微，远不如布道者高贵。这种感情和虔诚能使宣教会从事宏伟的事业，并获得成功。它把散居在丛林中的人民召唤出来，给予他们稳定的生计和衣食。当他们以此促进了人类的生产的话，其功绩是不可限量的。

    如果有人试图建立同样的法律制度，就得首先建立如同柏拉图式的共和国里所描述的那种财产共有制的社会。树立起他所倡导的那种对神明的敬重，与异邦人隔绝而保存自己的习俗；由城市当局进行贸易，公民则不得经商；他们有着同我一样的艺术品，却没有我们一样的奢华，有着我们一样的需要，却没有像我们一样的欲念。

    他们还应该摈弃金钱。因为金钱的效力使人的财富日益膨胀，甚至超越了自然所限定的界限；并且使人们学会毫无意义地保存那些毫无意义地积聚起来的东西；近而使人的**毫无节制地滋生。大自然原本给予我们非常有限的手段去刺激**，并促使人们相互腐化，然而金钱却弥补了其不足。

    爱比淡尼安人觉得他们的习俗在与野蛮人的交往中逐渐被败坏，于是便选举了一位专职官吏，他代表城市而且只代表城市从事所有的贸易活动。因此，贸易不会败坏政体，而政体也不能剥夺社会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

    第七节

    这些奇特的法制适用于何处

    这种种制度或许适用于共和国，因为政治品德是共和国的原则。然而在君主国里为了标榜荣誉，为了唤起恐怖，就不必花费心思了。

    这些独特的法律制度只能在小国实行。在那里可以实行普遍的教育，可以像培养一个家庭中的孩子一样培养全体人民。

    米诺斯、莱喀古士和柏拉图的法律，要求全体公民彼此之间以一种独特的关注方式来维系。一个拥有众多民众的国家，其事物错综复杂、门类繁多，便不可能拥有这种关注了。

    如上所述，这些法律应当排斥金钱。然而在大型社会里，由于大量的事物、繁多的社会现象、频发的困境和事件的重要性，以及购买活动的便利，交换手段的迟缓，呼唤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如果要使这一标准在各地都具有权威，或普遍得到拥护，就应该使各地与之相关的人们认可这个权威的实质所在。

    第八节

    对古人有关风俗的一个悖论所做的解释

    明智的波利比乌斯告诉我们，音乐对于柔化亚加底人的风俗至关重要，他们居住的国家里，空气凄怆而寒冷；西内特人忽视音乐，所以成为所有希腊人中最残忍的民族；他们犯罪之多，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柏拉图直言不讳地说，要改变音乐就一定要首先改变国家的政治体制。亚里士多德撰写《政治学》一书的目的似乎就是在于运用自己的观点去驳斥柏拉图的意见，但是在音乐对风俗的影响力方面，他与柏拉图的观点是一致的。西奥弗腊斯塔斯、普卢塔克、斯特拉波以及所有的古人的想法都是如此。这绝对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产生的观点；而这也是他们政治观点中的原则之一。他们就是这样制定法律，并且这样要求人们去治理城邦。

    我认为我能解释这一观点。首先应该了解，在希腊的城市中，尤其是在那些以战争为主要目的的城市中其精神实质所在，一切能够以赚取金钱为驱动力的工作和职业都被认为是一个自由人所不应该做的。色诺芬说过，“大多数的工艺劳动会使工人毁坏身体；他们不得不坐在阴暗的或是靠近火的地方。他们既没有时间与朋友相聚，也无暇去顾及国家。”就是因为某些民主国家腐化的结果，所以手工艺人才得以成为自由的公民。我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知道这一观点，他主张一个良好的共和国绝不应该将城邦的权力给予手工艺人[3]。

    农业在当时仍然是一种奴隶性的职业，通常是由被征服地某些民族从事操作的，例如拉栖弟梦人使用伊洛底人，克里特人使用珀里埃人，帖撒利亚人使用珀内斯特人，即异族人在异邦沦为奴隶[4]。

    总之，各种低级的商业活动对于希腊人而言都是不名誉的。商业活动使公民不能不伺候奴隶、房客和外国人。这是与希腊的自由精神相抵触的。因此，柏拉图在他的《法律》一书中主张惩罚经商的公民。

    因此，在希腊各共和国里，人们陷入非常为难的境地，公民不得经商和从事农业、工艺生产。但又不许他们闲着，所以他们的职业只能是体育和军事操练[5]，国家的法制不容许他们做其他的事情。因此，不能不把希腊视为一个运动员与战士的社会。然而，这些训练极易使人变得冷酷而野蛮[6]，所以需要运用其他训练手段激发他们的柔和性情。而通过身体的感官陶冶心灵的音乐则是最合适的方式。肌体的锻炼使人冷酷；推理的科学使人孤僻。音乐则是两者的折衷。我们不能说音乐会激发品德，这难以使人相信；但是它却有防止法律的凶恶性的效果，并且使心灵受到一种只有通过音乐的帮助才有可能受到的教育。

    假设有这样一个社会，那里的人们热衷于狩猎，并且以此为业。他们无疑由此养成某种程度的粗暴性格。如果这些人又偶然沾上了音乐的嗜好的话，我们很快就能看到他们的举止和性格上会有所不同。总之，希腊人的训练只能使人们养成一种粗暴、易怒、残忍的感情。音乐不但能刺激所有这些感情，而且能使心灵感知柔和、怜悯、仁慈和温情似水的情感。我们时代的道德作家如此激烈的反对戏剧，足以使我们感受到音乐对于我们心灵的影响力。

    如果上述社会的人们只是打鼓吹号的话，不就比柔和的音乐更难以达到其目的吗?因此，为了陶冶人们的性格，古人在某种情况下对音乐的形式加以更替是有其道理的。

    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偏偏要选择音乐呢?这是因为所有的感官娱乐中，只有音乐最不会败坏人的心灵。在普卢塔克的著作中，我们不无羞怯地读到，梯柏人为了使年轻人的性格趋于温和，竟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一种世界各国都应该禁止的爱情方式。

    [1]

    这里所说的是事实，并非理应如此，所谓荣誉只是一种成见，宗教有时企图消灭它，有时企图限制它。

    [2]

    克里特保卫它的法律和自由达三年之久。它比某些伟大的帝王进行了更多的抵抗。

    [3]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狄欧范梯斯曾经在雅典制定了一条法律，规定手艺人为共和国的奴隶。

    [4]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要奴隶耕种土地。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由奴隶从事农业生产。然而据亚里士多德说，当时最好的共和国是由公民从事农业的共和国，不过这是在古代的政府转化为民主政府之后才有的事，因为最初的希腊城市是贵族政体。

    [5]

    亚里士多德指出，希腊有锻炼身体的艺术，即体育，以及德兰多的各种格斗。

    [6]

    亚里士多德说，拉栖弟梦人幼年的时候就开始这些锻炼，因而养成了十分凶悍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