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把教会和国家的苦难全抛到了九霄云外；并且一心要消灭猎物，对侯爵或管理人员的正当抱怨完全不予理采。与此同时，他的不幸的希腊人民正遭受着背井离乡和贫困的煎熬；为这些外来人提供的每月三四金弗罗林的生活费，尽管这笔钱总数还不足700弗罗林，但由于罗马朝廷的贫穷或政策，却被一再拖欠①。他们渴望早日获得解脱，可是已有三重锁链挡住了他们逃走的出路；要出弗拉拉的城门必须有上司发给的通行证；威尼斯政府已安排好捕捉和遣返一切出逃的人，而在君士坦丁堡等待他们的是无法逃脱的惩罚；逐出教会、罚款和不问圣职高低一律判处当众剥光衣服严厉鞭打。希腊人只有在除了饥饿和争吵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可能甘愿召开那第一次会议，而他们更是极不情愿从弗拉拉赶往佛罗伦萨去参加一次正在溃逃中的会议。这一新的转移实出于绝对的必要：该城受到了鼠疫的袭击；侯爵的忠诚已十分可疑；米兰公爵的雇佣兵已把守住城门，而由于他们已占领了罗马尼阿，教皇、皇帝和主教们要想探索一条穿过亚平宁行人稀少的通道并非是没有困难和危险的。
①希腊人经过多方努力才得到，不再是实物，而是一定数量的现金：有身份的人每月可分到4弗罗林，他们的仆人3弗罗林，皇帝外加30，大主教外加25，亲王或霸主德米特里乌斯另加20.第一个月支付的款子总数为619弗罗林，这个数目使我们可以推算出不同身份的领款的希腊人总共不过200人。在1438年的10月20日应支付的款子被拖欠了4个月；在1439年4月拖欠了3个月；而在6月，在那联盟时期，则拖欠了5个半月。
然而，所有这些障碍全被时间和策略征服了。巴塞尔的神甫的骚乱对尤金尼厄斯的事业，非但无所损害，反倒起了促进作用：欧洲各民族都厌恶分裂，并不承认被选举出的先后曾作过萨伏伊的公爵、隐士和教皇的费利克斯五世；而那些大君主们已逐渐被他的竞争者改造成一个有利的中立派或坚定的拥护者了。而那些使节，其中也有几位值得尊敬的人士，全逃到数量和声望都在无形中日益增长的罗马军队中去；巴塞尔议会参加的人数减少到了39名主教和300名下级教士；而佛罗伦萨的拉丁人却可以拿出一个包括教皇本人在内的8位红衣主教、2位大主教长、8位大主教、52位主教和45位寺院住持或宗教首领的名单来。在经过9个月的努力和25次会议的辩论之后，他们终于再度达成了希腊人的有利而光荣的大联合。有4个问题在两教会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在以基督身体为主的圣餐礼上使用未经发酵的面包问题。2．炼狱的性质。3．教皇的至高无上的权力。4．圣灵的单一性或双重性问题。两民族的立场各由15位神学辩护士负责主要发言：拉丁人一方由口才永不枯竭的红衣主教尤利安主持，而以弗所的马尔可和尼斯的贝萨里翁则是希腊军营的勇敢而强有力的旗手。看到其中的第一个问题现在已成为因一时、一地的风尚不同而无端有所变异的无足重轻的礼仪问题，我们不免会赞扬人类的理性确有一些进步了。至于第二个问题，双方都一致认为，为了清除掉信徒们的可以清除的罪恶，应该有一个过渡的清洗过程；但他们的灵魂是否能被真火净化却是个可疑的问题，这问题可以在几年之内由争论的双方即时予以解决。至高无上的权力问题看来是个更重大、更关键的问题，然而，罗马主教一向被东方尊为五大主教中的第一位；他们毫不怀疑地承认，他的司法权力可以与神圣的教规并行而不悖：其间只有一个可以因一时的方便而加以划定或回避的伸缩性。圣灵究竟是单独生自圣父还是出自圣父与圣子，是一个更使人深思的信仰问题；而在弗拉拉和佛罗伦萨的会议上，拉丁人所增加的和子字样又被划分成了两个问题，它是否合法和它是否合乎正统。我也许没有必要在这里多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不偏不倚，无动于衷的态度：但我却不能不想到，卡尔西顿宗教会议反对，在尼斯信条，或可干脆说，在君士坦丁堡信条之外，再加上任何条款的禁令，却会大大增强了希腊人的地位①。在人世的事务中很难想象一批立法者如何能管住下一代被授予和他们同等权力的立法者，使他们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然而神的启示的作用必然是真实的，不可改易的；一个主教个人或一个省级宗教会议，也不得擅自作主改变正统教会的裁决。在教义的实质问题上，对立双方旗鼓相当，永远难分胜负；一个神的参与搅乱了人的理性；而躺在圣坛上的福音书是沉默无言的；前代人留下的各种不同文本可能有人弄虚作假，加以篡改或随意进行改动；而希腊人对拉丁圣徒的为人和作品均一无所知①。关于这一点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他们中任何一方都可能被对方的论点说服。偏见可以被理性之光所照亮，表面的一瞥也可能会得到我们的各种感官所获得的更全面的观察的认可。但是那些主教和僧侣却从很小便只学会反复背诵一套神秘的言词：他们的民族的和个人的荣誉都依赖于他们那不断念念有词，他们的狭隘的头脑更因一场公开辩论中的恶言恶语变得僵化和狂乱。
①对这一联合并不喜欢的希腊人不愿从这个坚固的堡垒中出击。拉丁人所展示的一份第二次尼斯会议的，有和子字样的尼斯信条的旧手稿，增加了他们的羞辱。那是一份显而易见的伪作！
①“我在进入一个拉丁教堂时，我不向那里的圣徒行礼，因为对他们我一个也不认识。”［吉本所引叙罗普斯语原为希腊文］。
而当他们还迷失在一派纷争的乌烟瘴气中的时候，教皇却正极力谋求一个表面上的联合，非此亦无能达到他们彼此相会的目的；公开辩论的顽固性在私下面对面的交谈中，也有所缓解。年迈和虚弱的大主教约瑟夫已显得力不能支，他的临终之言使会谈增添了一些仁爱与和谐的气氛，而他即将空出的职位可能在一些有野心的教士心中引起一番希望。俄罗斯和尼斯，伊西多尔和贝萨里翁的大主教们的积极而无条件的服从态度，都很快得到了荣升为红衣主教的鼓励和报偿。贝萨里翁在最初的辩论中一直是希腊教会的最热烈、最有口才的辩护人；而如果这个背教者，这个杂种，被他的国家所指责，那么在宗教的传说中，他便似乎是一个少有的爱国志士的典范。他只是不得不始而大声反对，继而顺从以赢得好感。在两位宗教事务副手的帮助下，皇帝使自己的论点既适合当时的总的情况，又适用于主教们的个人特点，他们也便一个接一个被他的权威和榜样的作用所感动了。他们的税收操在土耳其人手中，而他们自身又被抓在拉丁人手里；一笔教会的财产、3件长袍和40块金币，很快就耗尽了；他们返回的希望仍寄托在威尼斯的船只和罗马的施舍上；他们已经贫困到了如此地步，以致他们的欠款，应支付的一笔欠款，都会作为一件恩赐而被人接受，因为它可以作为一种贿赂。君士坦丁堡的危难和获得解救，可以为某种谨慎而虔诚的作伪活动进行开脱；当时已曾暗示，阻碍东、西部达成协议的顽固的异端分子将被抛弃在一片敌对的土地上，任凭罗马教皇去进行报复或加以审判。在希腊人的第一次私下会议上，那一形式上的联合计划受到代表中24人赞同、12人反对；但那企图代表大主教的5位圣索菲亚的十字架旗手却因不合古老的纪律失去了资格，他们的选举权转移到了一帮谀佞的僧人、语法学家和不信教的俗人手中。君主的意志形成了一种虚假的、充满奴性的一致赞同，仅只有一、两个爱国者敢于站出来讲出他们自己和本地区人们的观点。皇帝的弟弟德米特里乌斯为了不致成为联合的见证人躲到威尼斯去；以弗所的马尔克可能误把自己的傲气当作了自己良心的呼声，断绝和拉丁异教徒的一切交往，并自称为正统信条的辩护人和信仰者①。在两民族的和约中提出了好些既能满足拉丁人的愿望又不至贬低希腊人的和解的方式；他们再三字斟句酌，直至最后那天平的横杆只是微微偏向梵蒂冈一边才作罢。大家一致同意（我必须提请读者注意）圣灵是出自于圣父和圣子，也就是出自同一原则和同一物质；同意是由性质和本质都相同的圣子生出；并同意他是在同一次呼吸和创造中由圣父和圣子生出的。要理解条约草案中的条款还不是那么困难：教皇应支付给希腊人返回家园的一切费用；他每年得保证维持为保卫君士坦丁堡所需的2艘战舰和300名士兵的费用；所有运送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的船只都必须在那一港口停靠；只要一提出要求，教皇就应每年供应10艘，或半年供应20艘战舰；以及，如果需要陆军，他应可以请求欧洲各君王给与强有力的支持。
①我还忘记了另一位知名的正统教维护者：一条经常安静地伏于皇帝宝座下的地毯上的受宠的猎狗，但在宣读联合决议时它却异常暴躁地狂吠不止，如没有皇帝内侍的呼喝和鞭打它会总也不肯安静下来的。
在同一年，几乎是在同一天里，出现了尤金尼厄斯在巴塞尔和在佛罗伦萨，由于他完成了希腊人和拉丁人的重新联合而同时被免职的事。在前一宗教大会上（他说那是一伙魔鬼的集会）教皇被定为犯有买卖圣职、伪证、残暴、信奉异端邪说和分裂之罪；并被当众宣布为已不可救药，不配担任任何官职，更无能承担任何圣职。而在后一次会议上，他却被尊为基督的真正的神圣的代理人，他使东方、西方的正统基督教徒在分裂了600年之后重新在一个羊圈、一位牧羊人的领导之下统一起来。联合的决议得到了教皇、皇帝以及两教会中的主要人物的批准；甚至也得到那些像叙罗普鲁斯一样被剥夺选举权的人的同意。为了让东、西两方各执一份，本来有2份就可以了；但尤金尼厄斯坚持要准备下4份同样的、真正的文本，让大家都签上字，以作为他的胜利的里程碑。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7月6日那天，圣彼得和君士坦丁堡的继承人双双登上了宝座；两族人民在佛罗伦萨的大教堂里集会；他们的代表，红衣主教尤利安和尼斯大主教贝萨里翁出现在讲坛上，在各自用自己的语言宣读完联合议案的条文之后，便在各自纵情欢呼的弟兄们的面前，并以他们的名义，相互拥抱。然后，教皇和他的使臣们开始按照罗马的礼拜仪式行使职权；所唱颂歌加有和子字样；希腊人的默认，由于他们对那音调铿锵但不知所云的唱词全然无知，也便无人十分在意；比较谨慎的拉丁人则拒绝公开参与这种拜占廷庆祝仪式。然而，皇帝和他的教士们却也并非全然不关心他们的民族的荣誉。和约是经他们同意议定的：不言而喻双方已同意不再对他们的教规或宗教仪式作任何修改；对以弗所的马尔克的无私的坚定立场，他们不加深究，而且还暗中赞赏，而在这位大主教去世之后，除非仍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他们拒绝选举他的继承人。在分配给公众和个人奖品时，这位慷慨的教皇的做法使他们喜出望外，也超出了他自己原来的许诺：不再那么高傲和嚣张的希腊人仍从弗拉拉和威尼斯的原路返回；他们在君士坦丁堡所受欢迎的情况将在下一章中有所描述。第一次尝试成功鼓舞着尤金尼厄斯企图重温旧梦，亚美尼亚、马龙派、叙利亚和埃及的詹姆斯二世党人、聂斯托利派和埃塞俄比亚人的代表都相继被介绍亲吻了罗马教皇的脚，并公开宣称承认并服从东部教会的正统性。这些在他们自称所代表的地区无人知晓的东部使节们在西部到处为尤利安扬名、鼓吹；并到处扬起一片反对那唯一阻挠基督教世界全面合谐的，在瑞士和萨伏伊残存的分裂主义的呼声。随着激烈反对而来的却是绝望的厌倦情绪；巴塞尔的会议在无声无息中解散了；拒绝接受三重冕的费利克斯再次虔诚地或惬意地退隐到里佩勒的隐士生活中去。广泛的和平就这样在互相忘怀和互相补偿的作用下得到了保持：所有改革的思想都平息下去；教皇们继续行使并滥用他们的独断专行的权利；此后罗马再也不曾受到恶作剧的竞选活动的困扰。
希腊学术在意大利的复兴
三位皇帝的出访对于挽救他们的世俗利益，或甚至宗教利益，都无济于事；但它却也产生了一项有益的成果，使希腊的学术在意大利得以复兴，并从那里一直传播到西部和北部的各个民族中去。处于压迫和奴役的最底层的拜占廷臣民仍然拥有一把能打开古代宝藏大门的金钥匙，那宝藏属于一种音乐般的、丰富多采的语言，它给与感知的事物以灵魂，并赋予抽象的哲学观念以实体。自从君主国的障碍，甚至资本的障碍已被踩在脚下以来，各种各样的野蛮人无疑曾从形式和实质方面破坏了原来的民族语言；为了解释大堆原出于阿拉伯、土耳其、斯拉沃尼亚、拉丁或法兰西语的词汇，不得不制造出大批的新词。然而，宫廷所用和学院所学的却是一种更为纯正的语言；一位因长期居住和与名门结亲在土耳其人入侵之前已在君士坦丁堡滞留约30年的意大利学者，对这种语言的发展情况作过一番描述，他也可能过于加以美化了。“那粗俗的语言，”菲勒普斯说，“受到了人们的鄙弃，也受到那每天云集于城中，与居民混处的大批异邦人和商人的污染。正是从那么一个学派的门徒们手中拉丁语才接受了含义是那样含混、精神是那样贫乏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式的拉丁语。但我们所追随的却是那些摆脱了这种污染的希腊人，也只有他们才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对象。在日常的谈论中，他们仍然使用阿里斯托芬和幼里披底斯的语言，使用雅典的历史学家的语言；他们写作的风格也仍然更为精确和整洁。那些因出身和职位关系而与拜占廷朝廷发生联系的人一般都能毫不混杂地保持着古代语言的高雅和纯正；而这种语言的天生的美则非常显著地保存在那些从不与外国人交往的贵妇人的谈吐之中。我说的是外国人吗？她们躲开邻舍的眼目，住在深闺之中。很少人能在街头看到她们；她们出门去教堂或拜访亲属的时间，总是在傍晚天黑之后。这时她们总是骑在马上，戴着面纱，并由她们的父母、丈夫或仆人围绕着。
希腊人中有相当数量的富有的教士致力于宗教工作；他们之中的僧侣和主教随时都摆出一副庄重、严肃的神态，显得与众不同，他们也从不像拉丁教士们那样因追逐世俗的、甚至军人生活的欢乐而分心。在把大量的时间和才智都消耗于教堂与修道院的礼神活动、无所事事的懒散和争吵之外，某些勤学和有所抱负的人则会致力于探索他们的本族语言中的神圣的、世俗的深奥学问。教士们掌管年轻一代的教育工作：教授哲学和辩才的学校直至帝国灭亡一直维持不衰；聚集在君士坦丁堡的四墙之内的书籍和知识，比可能散布在西部的广阔地区的还要多。但是，有一点重要的区别已早有人注意到了：希腊人好静，常向后看，而拉丁人则以勇猛之势、积极进取。这些民族都为独立与争胜的精神所激励；甚至那只是属于意大利城邦的小小的世界，人口和手工业也大大超过了日益缩小的拜占廷帝国。在欧洲，社会底层的人群已摆脱了封建奴役制的压迫；而自由是通向好学和学识的第一步。对拉丁语的使用，不管是多么粗糙和不够精确，总算通过迷信活动保存下来；从波洛尼亚到牛津的各大学①都聚集着数以千计的学生；而他们的被错误引导的热情完全可以导向对更自由、更合乎人的需要的学问的研究。在科学复兴的时代，意大利第一个抛开了它的陈旧的尸衣；口才出众的彼特拉克，通过他的讲学和自身的榜样作用，使他完全无愧于带来光明的第一先驱的称号。通过对古罗马作家的研究和模仿，一种更为纯正的写作风格和更为豪放、更合乎理性的情调自然形成；而西塞罗和维吉尔的门徒们，则以崇敬和爱戴的心情走近了希腊大师们的圣坛。在洗劫君士坦丁堡的过程中，法兰西人，甚至威尼斯人都看不上利西波斯和荷马的作品，而对它们加以破坏；艺术的丰碑可以被一锤砸烂，但它的不朽的思想却在传抄者的笔下，得到了更新和繁殖，而彼特拉克和他的朋友一心想占有和理解的正是这类抄本。土耳其的武力无疑曾迫使缪斯逃匿：但我们一想到希腊，连同它的许多学院和图书馆，有可能在欧洲从野蛮人的洪流中露出头来以前便已被彻底消灭，一想到在意大利的土地尚未准备好养育那科学的种子之前，它可能便已被那狂风吹散，真不免不寒而栗。
①在15世纪末欧洲共有大约50所大学，其中有10到20所是在1300年以前建立的。从它们的匮乏情况看，它们全都超员。波洛尼亚大学当时有1万名学生，主要学习民法。1357年，牛津大学的学生由3万名锐减到了6千名。但就是这减少的数字也高于这所学校目前的在校人数。
15世纪意大利的那位有学问的人曾承认并高度评价的希腊文学，在被人遗忘已达好几百年之后又得到了复兴。然而，在那片国土上，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有一些人名曾被人提起；其中有一些学问高深的学者，他们在那黑暗时期，却以其在希腊语问题上的渊博的学识而受到特殊的尊敬；而民族的自尊也一直对他们少有的博学的典范大加赞扬。无须深入研究某一个人的成就，真理也会昭示我们，他们的科学是既无因也无果的；昭示我们，他们是很容易使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较无知的同代人得到满足的；同时也昭示我们，他们如此神妙地加以掌握的语言，只见之于极少几份手稿中，在西部的任何大学中都不曾讲授过。在意大利的一个角落，它被作为一种群众的，或至少是宗教的方言，曾隐约存在。多利安和爱奥尼亚殖民地留下的最初印象始终未被彻底抹去；卡拉市里亚各教会在长期中一直归属于君士坦丁堡的皇权；而圣巴西尔的僧侣们则在阿索斯山和东部的学校里求学。卡拉布里亚是巴尔拉阿姆的故乡，他早已以分裂派成员和使臣的面貌出现；而巴尔拉阿姆是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使人记起荷马的英名，或至少是使人重读他的作品的第一人。他被彼特拉克和玻卡斯描绘为一个身材十分矮小的人，尽管以他的学识和天才论，他可谓高大无比：他能调察入微，尽管拙于口才，不善词令。在许多代希腊人中（如他们所确信）再也未曾出现过在历史学、语言学和哲学上能与他媲美的学者；他的才能已得到君士坦丁堡的君主和学者们的正式的推崇。这类表示推崇的文件至今尚存；他的教敌的保护者坎塔库泽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位渊博而思想严密的罗辑学家对欧几里德、亚里土多德和柏拉图都十分熟悉。在阿维尼翁的朝廷里，他与第一位拉丁学者彼特拉克建立了亲密的联系；而他们相互切磋的主要目的是互学互教。这位图斯卡纳人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希腊语，他在不辞辛劳、突破十分枯躁和艰难的第一关之后，立即着手探索那些思想与自己相投的诗人和哲学家的智慧，体会他们的精神。但他也很快就失去了这位极有用的助手的合作和教益，巴尔拉姆放弃了他的毫无结果的使臣职务，而且，在他将返回希腊的时候，他企图以人的奇想代替理智之光，从而无故惹怒了一大群狂热的僧侣。在分别3年之后，这两位朋友再次在那不勒斯宫廷里相见；但是那位慷慨的学生却拒绝了这千载难逢的改进关系的机遇；经过他的推荐，巴尔拉阿姆最后在他的家乡卡拉布里亚的一个小主教管区定居下来。彼特拉克的多种职务、他的仁爱和友谊活动、各种信件来往和经常出门、罗马的桂冠以及用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写作的含义深远的散文作品与诗作，都使他不能专心于一种外语的学习；而在他年事已高的时候，精通希腊语已不只是他的希望，而是他的一种愿望了。在他50岁时，一位拜占廷使节，他的朋友，精通两种语言的大师，送给他一本荷马作品的抄本，而彼特拉克的回答同时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口才、谢意和遗憾。在对赠与者的慷慨大加赞扬并盛赞这是一份，在他看来，比金子和宝石更为珍贵的礼物之后，他接着说道：——“你所赠送的这位神圣诗人的真正的原作，这一切想象的源泉，于你于我都当之无愧；在你是履行了你的诺言，在我，则是满足了我的渴求。然而，你的慷慨尚不够完美：你在送给我荷马的同时还应献出你自己；因为你是能引导我走进那光明的天地，并使我的迷惘的眼睛能看清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无限神奇的向导。但是可叹呵，荷马是哑吧，或者是聋子；我完全没有能力欣赏我所拥有的美。我已把他置于柏拉图的身边，让这位诗圣紧靠哲圣，我则以自己能见到这些四海扬名的客人为荣。对于他们的不朽的作品，凡已译诚拉丁文的我都已经十分熟悉；但是，看着这些可敬的希腊人按他们正常的民族习惯写成的作品，即使没有什么实际好处，也给我带来某种乐趣。荷马作品的外貌也使我看着高兴；每当我捧起这本无声的巨著都禁不住慨叹一声，了不得的诗人！如果我的听觉不是因我的一个朋友的去世，另一个又十分遗憾地远离开我而受阻和丧失，我将会以何种的喜悦来倾听你的歌声！但我现在还并不感到失望，加图的榜样给我带来了安慰和希望，因为他就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才掌握希腊语的知识的。”
彼特拉克多方努力但未能达到的目标，却被他的幸运而勤奋的朋友，图斯卡纳的散文之父薄伽丘得到了。这位以其（十日谈）中一百篇有趣的爱情小说而得名的群众作家似乎还应因他在意大利恢复了对希腊语的研究而获得更大的荣誉。在1360年，一位名叫利奥或莱昂提乌斯的巴尔拉阿姆的门徒，在前往阿维尼翁的途中被好客的薄伽丘婉言留了下来，他让这位客人住在自己家里，说服弗罗伦萨当局每年给他一笔固定的俸金，并把自己空闲时间全用来陪伴这第一位原在欧洲西部各国教授希腊语的第一位希腊语教授。利奥的外表可能使他的最热心的门徒都十分反感：他身穿一件哲学家或乞丐的披风；相貌奇丑；脸上长满黑毛；胡须又长又乱；他举止粗俗；情绪低沉而多变；他甚至也不能用拉丁语的长篇大论来装饰或点缀他的演说。然而，他的头脑中却装满了有关希腊知识的财富：历史和寓言，哲学和语法他全都同样精通；他还在弗罗伦萨各学校中朗诵荷马的诗篇。正是通过他的解释，薄伽丘才编写和翻译出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较自由的散文本，满足了他的朋友彼特拉克的渴望，并可能在下一世纪里被拉丁文翻译家劳伦蒂乌斯·瓦拉暗中加以利用。正是从他的叙述中，仍是这位薄伽丘为自己撰写多神教众神的出处搜集了足够的素材，这部书，在当时堪称学识渊博的巨著，在其中他有意装点了许多希腊的人物和篇章以激起他的一些较为无知的读者的惊奇和赞赏。获得学识的第一步是进展缓慢和艰苦的；在整个意大利我们也找不出10位荷马的忠实信徒来；而在罗马、威尼斯或那不勒斯更找不出一个人，他的名字可以增加到这个名单中去。但是，如果脾性多变的利奥不曾在第三年放弃了这一光荣而颇有收益的职位，那他们的人数必会增加，他们进步的速度也定会加快了。在他路过帕迪阿的时候，彼得拉克在那里款待了他几天；他很赏识这位学者，但对这个人的阴沉、孤僻的性格也颇为反感。由于对世界和对自身都极为不满，利奥看不起眼前可以享受的一切，而不在眼前的人和事物却都在他的想象之中显得美好无比。在意大利，他是个色萨利人，而在希腊，他是地道的卡拉布里亚人；和拉丁人在一起，他厌恶他们的语言、宗教和习俗：但他刚一在君士坦丁堡上岸，他又深深怀念威尼斯的富饶和佛罗伦萨的典雅。他的意大利朋友们都对他的请求不加理采：依靠他们的好奇心和宽容，他再次登舟航行；但在进入亚得里亚海以后，他的船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这位不幸的教师像尤利西斯一样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却被一阵雷电击中而死。善良的彼特拉克为他的不幸洒下了伤心之泪；但他最急切想知道的，是从那些水手的手中，是否可以救下一些有关幼里披底斯或索福克利斯的作品的手稿。
但是，彼特拉克曾加以鼓励，薄伽丘亲自培植的希腊文学的幼苗，很快就枯萎和死去了。下一代人对流畅的拉丁语所取得的进步暂时还颇为满意；一直到14世纪结束之后，才又有一场新的永不熄灭的烈火在意大利燃烧起来。皇帝曼纽尔在他自己出行之前派出了他的使节和说客，乞求西部各君主的同情。在这些使节中，最引人注目的、学识最渊博的是曼纽尔·克吕索罗腊斯，他出身高贵，他的罗马祖先据说是与君士坦丁大帝一同迁来的。那位使节访问了法兰西和英格兰朝廷，并于得到一些捐赠和更多的许诺之后，被邀请担任教授职务；而佛罗伦萨又享有这第二次邀请的荣誉。克吕索罗腊斯不仅依靠其希腊语，而且依靠其拉丁语的知识使他完全无愧于他所领取的年俸，而且还大大超过了公众的期望。经常有大批各阶层的不同年龄的学子到他的学院来拜访；其中一位在一本普通传记中描述了他的动机和取得的成就。“那时候”伦那德·阿雷廷说，“我是一个学民法的学生；但是我的内心充满了对文学的热爱，因而我拿出一些时间钻研逻辑学和修辞学。在曼纽尔到来的时候，我开始犹豫我是应该放弃对法律的学习，还是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样，我满怀年轻人的热情，自己心问口、口问心——你愿意对不起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前途吗？你打算拒绝使你能够和荷马、柏拉图和德谟斯提尼亲切交谈的机会吗？拒绝与这些充满了神奇的传说、在各个时代都被作为人文科学的大师万般推崇的诗人、哲学家和演说家进行交谈的机会吗？民法方面的教授和学者在我们的各个大学里，哪里都能找到许许多多；但是这样一位教授希腊语的教师，如果容许他一旦离开，便可能再也无法将他找回了。这番道理使我完全信服了，我于是把自己全交给了克吕索罗腊斯，并且，我的热情是如此高涨，以至于我每日白天所学到的知识到夜晚都变成了梦中的内容。”与此同时，也在同一学校，彼特拉克的私塾弟子，拉文纳的约翰，还讲授拉丁古典课程：这些显示出他们自己的时代和国土的意大利人，在这所双重民族的学校中，形成一派，而佛罗伦萨也成为传播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卓有成效的学院。皇帝的来临把克吕索罗腊斯从学院召到了宫廷；但后来他又以同样的热情在帕维亚和罗马教学，并得到了同样的好评。他最后的大约15年时光则分给了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分给了使臣工作和授课。在这个教化一个异族的崇高使命中，这位语法家并未忘记他对自己的君主和国家应尽的神圣职责；曼纽尔·克吕索罗腊斯在一次被皇帝派往议会执行公务时死于康斯坦茨。
在他的榜样的作用下，一批批手头拮据但学识渊博，或至少精通语言的移民，来到意大利推动复兴希腊文化的工作。出于对土耳其军队的恐惧或迫于其压力，塞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的居民纷纷逃往一个自由、神奇和富足的地区。宗教会议更为佛罗伦萨带来了希腊教会之光和柏拉图哲学的至理名言；而坚持统一的难民更有，不仅为了基督教，也为了天主教的利益，而抛弃他们的国家的双重理由。一个在恩宠的诱惑下背叛自己党派和良心的爱国者仍可能会具有私人的和社会的美德：他不再听到奴隶或变节分子一类指责的言词，而他在自己新结交的人群中所得到的地位，却会使他在他自己的眼中恢复了尊严。贝萨里翁谨慎地遵奉国教的态度使他终于赢得了罗马的紫袍：他定居于意大利，而那位君士坦丁堡的名誉上的大主教，希腊的红衣主教，则被尊为他的民族的首领和保护人：他在出使波洛尼亚、威尼斯、日耳曼和法兰西时显示了他的才能。使他得以登上圣彼得宝座的选举活动，在一次秘密会议的不可捉摸的气氛中，曾一度始终摇摆不定①。他的宗教方面的荣誉为他的文学成就和工作蒙上了一层非同一般的辉煌的色彩：他的宅邸也是一所学校；每当这位红衣主教出访梵蒂冈时，总有一大队由两族学者组成的侍从陪伴着他；这些人互相标榜，也受公众的赞扬，他们的今天已被尘封的作品在他们自己的那个时代却很受欢迎，也很有用。我不打算一一列举出在15世纪时恢复希腊文化的人的名字；这里也许只需满怀敬意地提出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学校里教授他们的本族语言的提奥多尔·加沙、特雷比藏德的乔治、约翰·阿尔吉罗普洛斯和德米特里乌斯·卡孔底勒斯的名字就完全够了。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一点也不比其紫袍受到他们的尊敬，其幸运使他们暗中为之羡慕的贝萨里翁的努力有所逊色。然而，这些语法学家的一生却显得十分平庸而鲜为人知：他们拒绝了靠教会致富的道路；他们的穿着和神态使他们被排出于商业世界之外，而且，既然他们的能力只限于在学识方面，那他们也应该满足于从这方面可能得到的报偿。但在这个问题上，雅努斯·拉斯卡里斯却可算得是个例外。他的口才、文雅以及皇族的出身，都使他颇受法兰西君主们的重视；就在这些城市里他常被一会儿请去教学，一会儿请去谈判。职责与兴趣促使他们进一步扶植对拉丁语的研究，其中学得最好的人则达到了具备用一种外语自由、流畅地写和说的能力。但他们却一直保持着他们对自己的国土所抱有的虚荣；他们的赞美之词，或至少是他们的敬意，都仅只限于对待他们本民族的，曾为他们带来名声或实利的作家们；他们有时以肆无忌惮的批评或嘲笑，表明他们对维吉尔的诗篇和西塞罗的雄辩术的轻蔑。这些大师们的优越性来自于亲切使用一种活的语言；而他们的最初的一些门徒都无能发现他们在知识，甚至在实践方面，已从他们祖先后退有多远了。他们所教授的不正确的声音①在这些学院中被明理的下一代所取缔了。他们完全不了解希腊重音的份量；而那些出自古希腊人之口，在古希腊人听来有如音乐般的发音符号，必然曾经是和谐的秘密的精髓，而后来却在他们眼中一如今天在我们看来一样，不过是一堆无声、无意义的符号，在散文中显得多余，在诗歌中徒添一些麻烦而已。他们的确掌握了语法的艺术；阿波罗尼和希罗底的极有价值的片言只语渗透在他们的课堂讲演之中；他们的关于句法和词源学的论文，尽管缺乏整体概念，直到今天对学习希腊语的学生却仍然有用。在拜占廷的图书遭劫的时候，每位逃生者都从那财宝中抓了一把，抓着某位作家的一部书，而这位作家要是没有他的这点努力，也许就会被从此埋没了。他们的手稿通过辛勤的，有时甚至是高雅的笔下的传抄而得以增多，其中的错误得到了改正，并通过他们自己的或一些年老的古典评论家的评论而加以解释。虽不全得其精神，希腊古典作品的含义已被介绍到了拉丁世界：风格的美在新本子中消失了；但是提奥多尔·加沙的正确判断使他选择了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更有份量的作品，而他们的有关动植物的自然史，则为真正的实验科学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①几位红衣主教敲打他的房门，但他的参加秘密会议的代表拒绝中断对贝萨里翁的研究，“尼古拉”他说，“你的恭敬使你损失了一顶帽子，却使我失去了三重冕”。
①曼纽尔·克吕索罗腊斯和他的同事们受到无知、嫉妒或贪婪的指控。现代希腊人发β的音近于辅音Ⅴ，同时混淆了三个元音（ηιF）和若干双元音的发音。这就是严厉的加德纳在剑桥大学用惩罚条例加以维护的粗俗的发音；但单音节的βη在古希腊人听来像羊的咩叫，因而一只头羊比一个主教或一个校长是更好的见证。这些学者，特别是坚持古典发音学的伊拉斯谟，所写的论文，全都收在哈维尔卡姆的《三段论》一书中：但我们很难用文字来描述声音；至于它们和今天常用的音的关系，那也只有使用它们的不同国家的人才能理解。我们也许可以说，我们对θ，th的特殊发音法曾得到伊拉斯谟的认可。
然而，人们却以更大的好奇心和热情追逐着飞驰而过的形而上学的影子。柏拉图在长时间被人遗忘之后，又通过一位在科西谟的美第奇家中教学的可尊敬的希腊人①的努力，在意大利复兴起来。在佛罗伦萨的宗教会议正陷于神学问题的争论中的时候，从对他的典雅哲学的研究中，可能产生出某些有益的结果：他的风格以最纯正的古希腊语作为标准，他的崇高思想有时适合于十分亲切的交谈，有时又装点着最瑰丽的诗歌和雄辩的色彩。柏拉图的对话是对一位圣哲的生与死的富有戏剧性的描绘；而且，每当他从云端下来的时候，他的道德体系总着意于培养对真理、对我们的国家和对全人类的爱。苏格拉底的观念和榜样使人对一切都有所怀疑和进行实地探索；而如果柏拉图主义者，出于盲目崇拜，对他们这位老师的幻觉和错误也无比崇拜，那他们的热情也可能对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的枯燥、固执的教学方法有所改正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是那么不相上下，又是那么对立，以致他们可以在数不清的论点上相持不下；但相对立的奴隶制度的相互撞击也可能会产生出几星自由的火花。现代希腊人分成了两大派：他们在各自的领袖的旗帜之下一味狂怒，但不知该如何着手战斗，而交战的战场也在他们交战之中从君士坦丁堡移到了罗马。但这场哲学上的论战很快堕落成了一群语法学家个人之间的愤怒的争吵；而贝萨里翁，尽管始终为柏拉图辩护，却通过提出一位中间人的建议和裁决，保卫了民族的荣誉。在美第奇的花园里，文雅、饱学的人士敬奉着这学院的学说；但他们这个哲学社团很快便解散了；而如果这位古希腊哲人的作品还有人躲在房中研究，更有力量的亚里士多德却继续统治着教会与学校的方针大计。
①即一位多产的涉及方面很多的作家乔治·哲密斯图斯·普列托，他是贝萨里翁和当时所有柏拉图主义者的老师。他在老年时期访问了意大利，很快就回到伯罗奔尼撒结束了他的一生。
教皇尼古拉五世
我已较详细地描述了希腊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然而，必须承认他们却被充满热情的拉丁人赶上和超过了，意大利已分为许多独立的城邦；那时候，各个君主和共和国都在奖掖文学方面彼此进行的激烈的斗争。教皇尼古拉五世的成就实际远远超过了他的名声。出身于平民家庭，他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学识使自己地位日高：他把作人的品德放在作为教皇的利益之上，他同时磨快了很快便将对准罗马教会刺去的兵器。他曾是当时最知名的学者们的朋友：后来更成了他们的保护人；但由于他为人十分谦和，这种变化不论是他们还是他自己都无所觉察。如果强使别人接收他的一份慷慨的礼品，他并非是用它奖赏一个人的功劳，而只是用它表示自己的一份善意；当对方出于谦虚拒不接受他的慷慨赠与的时候，他会不忘自己高贵的身份说，“拿着，不会老有一个尼古拉在你身边的。”这位神圣的教长的影响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而他利用这种影响所追求的是书籍，而不是名利。从拜占廷图书馆的废墟中，从最阴暗的日耳曼和不列颠的修道院中，他收集到许多古代作家的积满尘土的手稿；凡在他不能拿走原稿的地方，他都要请人忠实地抄录下一本留给他自用。在梵蒂冈这个教皇训令和各种传说、迷信和伪作聚集的库房里，每天都要补充一些更珍贵的设备；由于尼古拉是如此勤奋，他在自己在任的8年时间里建成了一座有5000册藏书的图书馆。完全是出于他的慷慨，拉丁世界才拥有了色诺芬、狄奥多罗斯、波利比乌斯、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和阿庇安的作品；才拥有了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伊利亚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最有价值的著作，托勒密和泰奥弗拉斯托斯以及希腊教会的前辈们的著作。这位罗马教皇的行为规范曾得到一位佛罗伦萨商人的推行或模仿，他在没有军队也没有头衔的情况下统治了该共和国。美第奇的科西谟是几代王子的第一个父亲，他们的名字和所处时代几乎使他们成了学识复兴的同义语：他的声誉逐渐变成了他的高贵的名声；他的财富全被用以为人类造福；他同时和开罗和伦敦通信；印度的调味品和希腊的书籍常装在同一条货船上一同进港。他的孙儿洛伦佐的天才和所受教育使他不仅成为文人学士的保护人，而且成为他们中的评判官和候选人。在他的宫廷里，不幸有权得到帮助，才能必然得到奖赏：他把空闲时间全愉快地用在柏拉图学院里；他鼓励德米特里乌斯·卡孔底勒斯与安吉罗·波利提安的竞争；他的积极工作的使者雅努斯·拉斯卡里斯从东部回来时带回了200部珍贵的手稿，其中有80部都在欧洲的图书馆中从未见过。意大利的其他地区也都为类似的精神所鼓舞，而整个民族的进步则报答了它的君主们的慷慨作风。拉丁人仅仅只拥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财富；而这些希腊的门徒很快便能完全接受和改进他们所学的课程了。外国老师接踵而来的情况很快过去，移民的浪潮也便平息了；但君士坦丁堡的语言却传过了阿尔卑斯山，而出生于法兰西、日耳曼和英格兰的一些人①把他们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学校中点燃的圣火又引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土。思想结出果实，和土壤结出果实一样，人的勤劳与技巧的作用永远胜过自然的天赋：那些在伊利苏斯河畔被遗忘的希腊作家们却闻名于易北河和泰晤士河畔；贝萨里翁或加沙对这些野蛮人出众的科学成就、布代乌斯的精密、伊拉斯谟的风趣、斯蒂芬斯的铺张文体、斯卡利杰的学识、赖斯克或本特利的洞察力，可能都羡慕不已。在拉丁人这边，发明印刷术的好处不过是随手得来；但这项有用的技术却被阿尔杜斯和他的不计其数的继承者们用来永久保存和大量复制古代作品。①从希腊引进的一部手稿产生出了不止1万本，而且每一本都比原本更精致。在这种情况下，荷马和柏拉图将会更满意地阅读他们自己的作品；而他们的作品的评注者必须把最大的功劳归之于我们西方的编辑。
①希腊语是在15世纪末年由均曾在佛罗伦萨师从德米特里乌斯·卡孔底勒斯的格罗辛、利纳克和拉蒂默引入牛津大学的。见奈特博士的极为有趣的伊拉斯谟评传。尽管他是一位坚定的学院的卫士，他也不得不承认，伊拉斯谟是同时在牛津大学学习希腊语，并在剑桥大学讲授。
①罗马人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的印刷厂大约在1494年在威尼斯建立起来：他印刷了60多部希腊文献中的重要著作，几乎全都是首次印刷；其中有几部包括了多种论文和多个作家，还有几位作家印了二版、三版或四版。然而这段光荣历史却又不应使我们忘记了，第一部希腊语书，君士坦丁·拉斯卡里斯的语法，是于1476年在米兰印刷的，而且1488年在佛罗伦萨印刷的荷马作品已展现出了印刷术的无比精美的成就。见麦太里印刷术编年史和巴黎的知识渊博的书商德·布雷的图书指南。
对古典学识的利用与滥用
在古典文学复兴之前，欧洲的野蛮人还处于无知状态中；他们的粗俗的语言也明显透露出他们举止方面的粗野和贫穷。那些学习更为完美的罗马习语和希腊语的学生则被引进了一个更光明和科学的新世界；引进了自由而文明的古代民族的社会；并使他们得以和那些操着崇高的雄辩和理性的语言的不朽的伟人们亲切交谈。这样一种交流必然将净化现代人的情操，提高他们的智慧；然而，从最初的经验看，这种对古人的研究似乎只是给人类的思想增添了镣铐，而非插上了翅膀。不论多么值得称道，这种模仿的精神毕竟充满了奴性；而第一批希腊人和罗马人的门徒，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国土上，完全是一伙独自生活的陌生人。对远古时代的探索所付出的细致、勤奋的努力，可能对现今的社会状况发生了促进或美化的作用；批评学家和形而上学派都是亚里士多德的奴隶；那些诗人、历史学家和演说家都以能重复奥古斯都时代的思想与言论为荣：自然的作品全被以普林尼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眼光对待；有些异教的信徒更暗中崇拜荷马和柏拉图笔下的神灵①。意大利人受着在力量和数量上都超过他们的古代相助者的压迫：在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去世后的那个世纪里，到处充斥着以我们自己为正当依靠的拉丁人的模仿者；但是在那个知识大发展的时代，在这片国土的群众语言中，却很难找到一项真正的科学发现，一件真正的发明，或充满辩才的作品。但是，一片土壤一旦吸足了上天的雨露，便立即会充满生机和生命力；现代的语言已越来越高雅；雅典与罗马的古典文化激发了一种纯正的风格和大胆的模仿；而在意大利，一如后来在法兰西和英格兰一样，诗歌和小说的令人愉快的统治，终于被沉思的试验性的哲学所代替。天才可能会出现于成熟的季节来临之前；但是教育一个民族，也和教育一个个人一样，在扩展推理能力与想象力之前先必须尽量运用记忆力：一个艺术家在未学会模仿他的先辈的作品之前，休想达到或超过他的水平。
①对这种时待古典作品的狂热情绪，我想举出3个非同一般的例子。1．在佛罗伦萨宗教会议上，哲密斯托斯·普列托在随便交谈中对特雷比藏德的乔治说，不要多久人类便将会抛弃《福音书》和《古兰经》，而同去接受一个类似犹太人所奉行的宗教。2．保罗二世曾迫害由蓬波尼乌斯·莱塔斯建立的罗马学院；并指控其主要成员为异端分子、不敬神的人和异教徒。3．在下一个世纪，一些学者和诗人在法兰西以酒神节的形式庆贺若代尔的悲剧克娄巴特拉大获成功，并且据说，还宰了一头山羊作为牺牲。当然，态度偏执的人，从任何一部出于想象或由于博学而写出的游戏剧中，都能看出严重的亵渎神明的倾向。
在佛罗伦萨宗教会议上所达成的教会的统一很快便让位于希腊教会的永久分裂（1440—1448）。波兰和匈牙利的国王位迪斯劳斯的行动以及约翰·胡尼阿德斯和斯坎德贝格的叛乱，都对土耳其人起了一些遏制作用，但并不能制止问题的最后发生。事实上，君士坦丁·佩利奥洛格斯成为在君士坦丁堡当政的最后一位罗马皇帝，时间从1448到1453年。吉本在第67章中描写了这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