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见之于最古老的钱币上。他们对尘世的统治现在已经过1000年的实行而加以肯定了；他们的最高贵的头衔乃是一个被他们从奴役状态中拯救出来的人民的自由选择。
伦巴第人攻占了拉文纳，永远结束了大主教制，并进而进攻罗马。罗马由法兰克人的国王不平所解放，而伦巴第人终于于774年向他的儿子查理大帝投降。
丕平和查理大帝与教皇的关系
教皇和卡洛温吉亚家族的相互依赖形成了古代和现代，民政和宗教历史之间的重要连系。在意大利被征服期间，罗马教会的卫士们暂时处于较为有利的情况之中，并获得一个华丽的头衔，人民的愿望，教士团的祷告词和计谋。但教皇给与卡洛温吉亚家族的最重要的礼物是法国国王和罗马大主教的崇高职位。Ⅰ．在圣彼得的僧侣王国的统治下，这些民族又开始在第伯河畔，尽力寻找他们的国王、法律，以及关于他们的命运的神谕。法兰克人对他们的政府的名称和实质之间的差异感到迷惑不解。一切皇家权力都掌握在宫廷的长官丕平的手中；对他的野心来说，所缺的仅只剩下皇帝的头衔了。他的敌人已被他的英勇所消灭；他的朋友由于他的慷慨已成倍增加；他的父亲原是基督教世界的救星；个人的功绩四代以来不断重复并愈益高贵。皇族的名称和形象仍保存在克洛维家的最后一代，虚弱的希尔德里克身上，但他的已过时的权力则只能用作叛乱的工具：全国人民都希望恢复原来的简单的制度；而既是一个臣民又是一位王子的丕平却急于想肯定自己的地位和他的家族的命运。这位宫廷长官和贵族们都曾宣誓忠于傀儡皇帝：在他们眼里，克洛维家族的血液是纯洁而神圣的；而他们的共同使臣写信给罗马教皇以消除他们的疑虑或解除他们原来作出的许诺。两格雷戈里的继承人扎加利主教却敦促他决定偏向他们：他宣称，整个民族可以合法的，在同一个人身上，把国王的头衔和权威结合起来；而那个不幸的希尔德里克，这公共安全的牺牲品，则应免去职务、剃光头发，关进某个寺庙，到那里去度过他的余生。这一正中下怀的回答，立即被法兰西人看作是智者的意见，法官的判决，和先知的神谕而愉快地接受了：墨洛温家族从此从地球上消失；而丕平则被习惯于服从他的法令，在他的旗帜下大踏步前进的人民的自由选举推上了高位。在教皇们的批准了，他的加冕礼接连举行了两次，全由他们的最忠实的仆人圣卜尼法斯主持，而由感恩戴德的斯蒂芬三世，在圣丹尼斯寺院里，将王冠加在他的恩主的头上。以色列国王的皇家涂油礼也被巧加应用：这位圣彼得的继承人变成了神圣的使臣：一个日耳曼人首领变成了救世主；犹太人的宗教仪式，由于现代欧洲人的迷信和虚荣得以传播和被接纳。法兰克人的古老的誓约已被解除；但是，如果他们敢于重新恢复过去的选择的自由，不在神圣、功绩卓著的卡洛温吉亚家族中，而去另选一位国王，那可怕的革出教会的命运就会威胁着要降落在他们及其子孙后代的头上。这些帝王后代，无视未来的危险，一味沉溺于目前的安逸生活之中：查理大帝的国务大臣认定法兰克国王的权杖完全为教皇的权势所左右；而他们在他们最大胆的活动中，仍充满信心地坚持这一重大的、成功的世俗司法的行动。
Ⅱ．罗马贵族由于习俗和语言方面的改变已经远离开罗慕洛的元老院，或君士坦丁的宫廷——远离开共和国的自由贵族，或皇帝的虚构的父母。在查士丁尼武力收回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之后，这些遥远省份的重要地位和危险处境部要求派去一位最高级行政官员；这官员被随便叫作总主教或大主教；而那些在皇室的资历表上占有一角地位的拉文纳的总督们却把自己的权限扩大到这罗马城中来。自从意大利进行叛乱、大主教制被取消以后，罗马人的苦难迫使他们不得不在独立性方面做出一定的牺牲。然而，即使在这一行动中，他们也行使了对自己自行处理的权利；元老院的文件和人民相继加给查尔斯·马泰尔和他的后代以罗马贵族的荣誉。一个强大民族的领袖定会鄙视一个带有奴役意味的头衔和从属于人的职位；但希腊皇帝们的统治本身也在飘摇之中；而在帝国的权力空虚之中，他们从教皇和共和国那里得到一项更为光荣的使命。罗马使臣把圣彼得教堂的钥匙交给了这些贵族，作为他们握有统治权的保证和象征；同时还交给他们一面他们有权利和义务，为保卫教会和该城市而高举的旗帜。在查尔斯·马泰尔和丕平时代，伦巴第王国的干预掩盖住了罗马的自由，同时也威胁着它的安全；而那贵族地位不过是那些遥远的保护者加之于他们的一个虚名、一些义务和一种同盟关系而已。查理大帝的权力和政策消灭了一个敌人，却安置了一个主子。他第一次拜访这个都城的时候，受到了从前大主教作为皇帝代表所曾受到的一切仪式的欢迎；而这种荣誉由于阿德里安一世教皇的欣喜和感激而更为增色不少。他刚一得知国王忽然驾临的消息，便马上派遣行政官员和贵族们，举着那旗帜，离城约30英里前往迎接。在弗拉米尼亚大道上，在1英里长的道路两旁，站满了希腊人、伦巴第人、撒克逊人等等的大队人群或民族分队：罗马青年高起着武器；年龄更小的孩子，手执棕榈或橄榄枝，为他们的伟大的救星唱赞歌。在一排神圣的十字架和使徒们的徽章前面，他从马上下来，领着他的贵族队伍走向梵蒂冈，而当他走下那里的阶梯的时候，他虔诚地亲吻着使徒们进出的通道中的每一步台阶。在门廊上，阿德里安率领他的教士团在那里恭候：他们作为朋友和弟兄互相拥抱；但当他们走向圣坛时，国王或行政长官却挽住了教皇的右手。也并不是这个法兰克人真对这种徒有排场的空虚的礼节感到满意。在他征服伦巴第和他被加冕的26年中，用宝剑解放出来归他自己所有的罗马却隶属于查理大帝。人民发誓对他本人和他的家族效忠：以他的名义发行钱币，申张正义：对教皇的选举要由他审定和通过。除了原有的生来便可继承的王权，再没有任何一项特权还可以由皇帝的称号加在这罗马行政官的头上了。
卡洛温吉亚家族的感激之情已足以报答这些恩惠了，他们的名字被尊为罗马教会的救星和恩人。教会的古老的遗产，一些田庄和房屋都由他们慷慨地转移到城市和行省的世俗政府的名下；大主教的捐赠是丕平的征服活动的第一批战果。阿斯托丹斯在一声叹息声中放弃了到手的猎物；各主要城市的钥匙和人质都被送给了法兰西的使臣；而他，在他主子的名义下，又将它们呈献到圣彼得的墓前。大主教区的宽广的范围原可以包括原来听命于皇帝和他的代理人的所有意大利行省；但它的严格的正当的疆界却仅限于拉文纳、波洛尼亚和弗拉拉的领土：它的不可分割的属地则是彭塔波利斯，沿亚得里亚海由里米尼到安科那，向前直通到亚平宁山脉的中部地区。在这一交易中，教皇的野心和贪婪遭到了严厉的谴责。也许一个基督教教士出于谦恭便应拒绝接受一个尘世的王国，因为他如不抛弃掉他的职业所要求于他的品德；他便不能对它进行统治。也许一个忠诚的子民，或甚至一个慷慨的敌人，也会不那么急于要分割那些野蛮人的战利品；而如果皇帝曾委托斯蒂芬，以他的名义，请求重新恢复大主教的职位，我将不会不认为教皇犯有欺骗和弄虚作假的过失。但按照对法律的严格解释，任何人都可以接受他的恩人可以公正地赐与他的任何东西，而不受任何伤害。这位希腊皇帝把他的权力让给了，或输给了那位大主教；阿斯托弗斯的剑被卡洛温吉亚的更锋利的剑斩断了。丕平在一次兼程远征行动中，使自己和所率队伍出现在阿尔卑斯山边，是不符合偶像破坏者的心意的：他占有，同时也可以合法的让出，他征战的成果：对希腊的请求他诚恳地回答说，任何人世间的考虑也不可能促使他收回他为了清偿自己的罪过和拯救自己的灵魂而呈献给罗马教皇的礼物。那份辉煌的捐赠同时附加最高的、绝对的所有权，全世界的人第一次看到一个基督教主教被赋与尘世人主的一切权利——选派行政官员、行使诉讼判决权、征收赋税，以及占有拉文纳皇宫的一切财富。在伦巴第王国崩溃以后，斯波莱托公国的居民纷纷寻找地方，躲避那风暴，于是学着罗马人的样子剃光脑袋，自称是圣彼得的子民和奴仆，这样通过自愿投降，终于完成了现在的这基督教国家的范围。这神秘的范围由于查理大帝口头或书面的捐助已无限扩大，他在胜利的狂喜中，把原来划归那个大主教区的城市和岛屿都从他自己和希腊皇帝的手中给剥夺掉了。但在平心静气地思考问题的较冷静时刻，他又怀着羡慕和嫉妒的心情观望着他的基督教同盟国新近的发展和壮大。他自己的和他父亲的诺言的兑现问题现在全都客气地加以回避：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国王都强调帝国的不可转移的权利；而在他活着的时候和死后，拉文纳，以及罗马，都一直列在他的大主教教区城市的名单之中。大主教教区的主权在教皇们的手中逐渐消失了；他们发现拉文纳的总主教是他们的危险的内部竞争者：贵族和人民都蔑视一个教士加之于他们的约束；而在那混乱时期，他们只能保留住，那在社会更为繁荣的时代，他们曾使之恢复并得以实现的古老权力的记忆而已。
欺骗是虚弱和奸诈的应急手段；虽无知却强悍的野蛮人常常会陷于教会的圈套之中。梵蒂冈和拉特兰教堂是一个仓库和制造业机构，它们会视情况需要，生产出或隐藏起许许多多真的或假的、破烂的或令人可疑的计谋，目的只在于推进罗马教会的利益。在8世纪结束以前，有某个忠心于使徒的作家，也许就是远近知名的伊西多尔，编纂了教皇法令和君士坦丁的捐赠，这精神和世俗的教皇王国的两大神奇的支柱。这笔巨大的捐赠是通过阿德里安一世的一封信向世人宣布的，他敦促查理大帝摹仿伟大的君士坦丁的榜样，并使他的名字再度为人所重视。据传说，最初一些基督教皇帝曾由罗马主教圣西尔维斯特治好了麻疯病，并在施洗礼用的水中得到了净化；从来也没有一位医生受到过比他更为光荣的报偿。他的皇家改教者退出圣彼得的宝座和遗产；宣称他决心到东部去兴建一所新医院；向教皇辞去了他对罗马、意大利和西部诸省的自由、永久的统治权。这一神话故事产生了极为有用的效果。希腊的皇帝们记被定篡夺罪；而格雷戈里的反叛是要求追回他的合法的遗产。教皇们从此解脱了欠人的情份；卡洛温吉亚家族的名义上的礼物也只不过是公正地和一劳永逸地重新恢复了那个基督教国家的极小的一部分。罗马统治权已不再依靠靠不住的人民随意做出选择了；圣彼得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已全都拥有恺撒的紫袍和各种特权。当时的无知和轻信是那么深沉，荒唐已极的传说在希腊和在法国都同样受到重视，而且至今还被收纳在书面的正式条令中。那些皇帝和罗马人全都无能识别出意在损害他们的权利和自由的伪造的谎言；唯一的一个反对意见出自一座萨宾人的寺院，该寺院在20世纪初曾对君士坦丁捐赠的真实性和可能性提出反驳。在文字和自由获得复兴的时候，这一杜撰的事件被劳伦蒂乌斯·瓦拉，一位能言善辩的批评家和罗马的爱国人士的笔，给戳穿了。15世纪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对他敢于如此冒犯神灵的大胆行为甚为惊愕；然而理性的无声的进步是如此不可抗拒，不等到下一个时代结束，这个神话便已被历史学家和诗人们的轻蔑，以及被对罗马教会支持这一说法的人的含畜、客气的批评，加以抛弃了。教皇们自己也纵容人们对无知人民的轻信加以耻笑；但是一个虚伪、过时的称号却仍然维护着他们的统治；完全靠支持着教皇教会和西比林神谕的同样的幸运，在基础已经完全被挖空以后，那上层建筑却还继续存在。
神像在东部的复兴
当教皇们在意大利建立起他们的自由和统治的时候，神像，他们造反的第一动因，在东部又被恢复了。在君士坦丁五世的统治下，民政和教会的联合力量已推倒了迷信的大树，但并没有拔除它的老根。一切图像现在已被看成是神的化身，一直被最虔诚的教士和女性暗中所尊崇；僧侣和女性的自愿联合战胜了男子的理性和权威而获得最后胜利。利奥四世在维护他的父亲和祖父的宗教方面不是那么卖力；但他的妻子，漂亮、好胜的艾琳感染上了偶像崇拜的继承者雅典人的热情，却不甚留心于他们的祖先的哲学。640在她丈夫在世时期，这种情绪虽不免因受到危险和伪装的刺激而更为加剧，她也只能尽力去保护和提升那些她从他们的洞穴里请出，安置在东部主教宝座上的她所喜爱的一些僧人。但当她一开始以她自己和她儿子的名义进行统治，艾琳便严厉地致力于消灭偶像破坏者；而她为将来的迫害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则是普遍发布一项信教自由的敕令。在恢复僧侣地位的活动中，陈列出数以千计的图像供公众膜拜；散布了数以千计的关于他们的苦难和奇迹的神话。由于死亡或被免职而空出的主教职位都由他们合法地补充进去；对世俗和教会职位最急切的争夺者预先估计到统治者的决定而尽力对她讨好；对她的大臣塔拉西乌斯的提升使得艾琳获得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职位和东部教会的统治权。但是，全国会议的法令只能由同样性质的会议予以推翻：她召集开会的那些偶像破坏者虽在争权夺利方面一个个十分出色，对辩论问题却极为反感；而主教们的微弱的声音却被君士坦丁堡的士兵和人民的呼声所增强。一年的拖延和阴谋活动、心怀不满的军队的分离和选定尼斯作为召开第二次正统基督教会的地点，排除了这些障碍；于是主教派教会的信仰，又一次按照希腊人的方式掌握在国君的手中了。留给完成这一重大工作的时间还不满18天：那些偶像破坏者现在不是作为法官，却是作为罪犯和悔罪的人出现了：使那个场面大为生色的则是教皇和东部主教们派来的使节；大会决议，由主席塔提西乌斯拟定，而由350位主教通过和签署。他们一致宣称图像崇拜完全符合圣书和理性的要求，也符合先辈和教会会议的愿望：但他们却不敢肯定那种崇拜是直接的，还是只是象征性的；也不能肯定神灵和基督的形象是否有权接受同样的礼拜。关于这第二次会议的议程现在都还存在；它可说是迷信和无知、虚假和愚昧的一件离奇的纪念品。我这里只打算谈谈主教们关于偶像崇拜和道德修养相比较，各自的优劣。一个僧人，以中断每日的祷告去礼拜挂在他僧房中的一幅图片为条件，和**的魔鬼达成停战协议。他后来由于深感良心不安便去求教长老。“你宁可从此不再去礼拜基督和他母亲的圣像，”那位为他决疑的人说，“而每天到妓院儿去会见本市的每一位妓女，那对你会更好得多。”从正统的荣誉，至少是从罗马教会的正统派来说，多少有些不幸的是，召开尼斯会议的两位皇帝手上都沾有他们自己的儿子的血。这两次会议中的第二次是得到**的艾琳的赞同和热烈赞助的，她对她的对手拒绝了她最初曾给予她的朋友的宽容。在历时38年接连五代的统治中，这争斗一直激烈地进行着，偶像崇拜者和破坏者双方互有胜败；但我这里却无意不惮烦地细致描述那些事件的经过。尼斯福鲁斯普遍容许言论自由并予以实行；他统治期间的这唯一一项美德却被僧侣们指为他终于遭到尘世和永恒毁灭的根本原因。迷信和软弱组成米哈伊尔一世的全部性格，但那些圣徒和圣像也都无能保护他们的王座上的信徒。利奥五世穿上紫袍后，肯定了一个亚美尼亚人的名称和宗教；而那些偶像，连同它们的叛乱的追随者，第二次被判处流刑了。他们的欢呼声实际是批准对一个不信神的暴君的杀害，但杀害他的凶手和他的继承人米哈伊尔二世却从娘胎里带来弗里吉亚人的异端邪说。他试图在竞争的双方之间进行调停；而正统基督教的倔强使他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对方一派之中。由于胆小怯懦使他总处处采取温和态度：但他的同样不知道害怕和怜悯的儿子提奥菲卢斯却是最后一个，也是最残酷的一个偶像破坏者。当时的狂热情绪处处与他们作对；那些力图挽狂澜的皇帝为公众的仇恨所激怒并受到了惩罚。在提奥菲卢斯死后，另一个女性，他留下守国的他的遗孀提奥多拉，终于为神像赢得了最后胜利。她所采取的步骤是大胆而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那他曾最后表示悔罪的谎言为他死去的丈夫清洗了名声和灵魂；偶像破坏派主教判定的处罚，也由挖去双眼变成了鞭打200皮鞭：那些主教发抖了，僧人们大声叫喊，正统派的节日保存了，偶像终于取得胜利的、一年一度的纪念。现在剩下的仅只有一个问题了，它们是否真具有正当的固有的神圣性；11世纪的希腊人曾一再提出这个问题；而由于这一意见最易引向荒谬的结论，我甚感奇怪，当时为什么没有更明确地作出肯定的答复。在西部，阿得里安一世教皇接受并宣告了，现在被正统基督教尊为第7次全国会议的尼斯会议的决议。罗马和意大利对于他们的父亲的声音总是顺从的；但大部分拉丁基督教徒在迷信的大赛中却远远落在后面。法兰西、日耳曼、英格兰和西班牙的教会则采取中间路线，处于对偶像的崇拜和消灭两种极端的做法之间；在他们的庙宇里也陈列有各种图像，但却并不拿它们当作崇拜对象，而只是作为生动、有用的信念和历史纪念物。一部充满忿怒的论争的书以查理大帝的名义编写出版：在他的批准下，一次有3万名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在法兰克福召开了：他们斥责偶像破坏者的疯狂行为，但他们却更为严肃地批评希腊人的迷信，以及他们的早已被西部的野蛮人百般鄙视的妄自尊大的会议发布的教令。在他们之中，偶像崇拜以无声的难以觉察的速度发展着；但改革之前，在欧洲和美洲仍然沉浸于迷信的阴云中的国家中流行的粗鄙的偶像崇拜，却大大被偿了他们犹豫和拖延的过失。
教皇和东部帝国的最后分离
教皇们在尼斯会议之后，在虔诚的艾琳的统治下，才终于通过把帝国转移到不那么正统的查理大帝手中，完成了罗马和意大利的分离。他们被迫在敌对的民族间进行选择：而宗教却并不是他们进行选择的唯一考虑：当他们极力掩盖他们的朋友的失误的时候，他们极不乐意和疑信参半地看到了他们的敌人的正统基督教的美德。语言和习俗的不同使得两个首都的仇恨永无消解之日；它们更由于70年的敌对状态而彼此疏远。在那种分裂状态中，罗马人尝到了自由的味道，教皇们更知道了统治的威风：现在他们如果顺从势将使自己被置于一个忌妒的暴君的报复之下；意大利的革命已经暴露了拜占廷的无能和残暴。希腊皇帝已恢复了偶像，但他们并没有恢复偶像破坏者从圣彼得的继承人手中夺去的卡拉布里亚的产业和伊利里亚的教区；教皇阿德里安还威胁他们，如果他们不尽快放弃这一异教的做法，便将除去他们的教籍。希腊人现在已都属于正统派；但他们的宗教却可能受到在位国君的气息的污染；法兰克人现在一味自行其是，不过明眼人也可以看出，他们正慢慢从利用图像转变到崇拜图像了。查理大帝的名声受到了他的书记们在论争中态度刻毒的污损；但这位征服者自己却能以一位政治家的气质，使自己适应法兰西和意大利的多种不同的做法。在他四次到梵蒂冈朝拜或拜访的时候，他在拥抱那些教皇时都表现了诚挚的友情和虔诚；他跪在那坟墓，实际也就是跪在那使徒的图像前面，毫无难色地参加了罗马礼拜仪式的祷告和各种活动。明智的考虑和感激之情能容许这些教皇抛弃他们的恩主吗？他们能有权利转移大主教区的赠与？他们有力量消灭罗马政府吗？贵族的头衔论功绩和伟大都在查理大帝之下；他们只能通过重新恢复西部帝国才能报答所受恩惠或保住自己的位置。依靠这些决定性的步骤他们终于消除了希腊人的特权：从一个省区城市的低下地位，罗马的声威将得到恢复；拉丁基督教徒，将会在一个最高领导之下，在他们的古代都城，团结起来；这位西部的征服者将会从圣彼得的继承人的手中接过他们的王冠。罗马教会将会有一个充满热情的可敬的辩护人；那么这位主教在查理大帝的权势的庇护之下，便可以光荣而安全地行使该市政府的权力。
在罗马的异教被彻底消灭以前，争夺富有的主教管区的活动常常会引起骚乱和流血斗争。当时人口较少，但人们却更为野蛮，争夺得手与否更至关重要，那些渴望居于统领地位的教会中的头面人物，对圣彼得的宝座的争夺更是十分激烈。阿德里安一世的统治范围比他的前代和后代都更广阔；罗马城墙、神圣的遗产、伦巴第人的毁灭，以及查理大帝的友情，都是他的名声所获得的战利品：他暗中启迪了他的皇位继承人，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展示了一位伟大皇帝的品德。他死后仍受人尊重；但在紧接着的一次选举中，拉特兰的一位教士，利奥第三却被选中，被阿德里安提升到教会最高官职的他心爱的侄子却落选了。他们在4年多的时间里假装着默许或愧悔，借以掩盖着最为阴险的报复的决心，直到有一天大队人马游行时，一帮疯狂的反叛分子驱散了手无寸铁的群众，直接对神圣的教皇进行攻击和伤害。但他们企图杀害他或使他失去自由的打算也许由于他们自身的混乱或犹豫却没有得逞。利奥被认为已死给抛在路边：他只是由于失血过多而昏迷过去，在他醒过来后，他完全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和视力；这一自然事件更被用来增加了他恢复说话能力和视力的神奇性，因为他已两次被刺客的刀夺去这方面的能力了。他从监狱中逃到了梵蒂冈；斯波莱托公爵赶去救他，查理大帝对他受伤颇感同情，因而在他在威斯特伐里亚的帕德本的营帐里，接受或召见了这位罗马教皇。利奥带着一个由伯爵和主教组成的委员会，他们是他安全的保证和他无辜的见证，返回阿尔卑斯山；撒克逊的征服者一直拖到第2年才亲自来完成这一神圣的职责，完全不是出于他的本意。在他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进香活动中，他在罗马受到了一个皇帝和教皇应受到的荣誉的接待：利奥获准通过宣誓来清洗自己被控告的罪行：他的敌人不再有什么话说，原来想置他于死地的邪恶行为只受到温和的远远不够的流放的处分。在8世纪的最后1年的圣诞节，查理大帝出现在圣彼得教堂；为满足罗马的虚荣，他把他本国的简单服饰换成了贵族服装。而在那神圣的神秘仪式过去之后，利奥忽然将一顶贵重的王冠蒙在自己头上，于是所有的人发出震耳的呼声，“查理万岁并永远胜利，你最虔诚的奥古斯都由上帝加冕为伟大、和平的罗马皇帝！”查理大帝的头和身体被隆重地涂上御用的油膏：仿照恺撒的先例，他受到教皇的礼拜或拜见；他加冕的誓言表明他许诺将维持教会的信仰和特权；这件事的首批成果是他向这位使徒的神坛供献的一笔丰厚的礼物。皇帝在他的亲切会谈中，强调自己对利奥的预谋全不知道，不然在那事关重要的一天，他一定设法躲开，以挫败他的计谋。但是，那套仪式的准备工作其实已泄露其天机，查理大帝的行动也透露出他早知其事，并早有准备：他过去已承认，他有抱负要夺回皇帝头衔，而有一次罗马会议也曾宣称，只有这个头衔才足以报偿他的功勋和劳绩。
查理大帝的统治和人品
大帝这个称号常常被加在某些名字的后面，其中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唯独查理大帝的名号，这头衔是和他的名字永不可分地连接在一起的。那个名字，再加上圣这个美称，已被载入罗马历书中；这个圣，以人间少有的幸运，受尽了一个开明时代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加之于他的多种赞誉。他的真正的功绩无疑为那个民族的野蛮性以及他从中产生的时代所加强：但一件物体的外观大小同样会由于一种不相称的对比而予以放大；帕尔米拉的废墟由于四周的荒凉的衬托也会显出几分壮观。决无意损伤他的名声，我这里却将在这位西部帝国复国者的神圣和伟大中寻找出几点瑕疵。从道德品质方面讲，不近女色的问题在他不是十分突出①：但他的9个妻子或姨太太、许许多多更下流短暂的爱情活动、他送进教堂去的大量私生子、他的女儿们的长期不嫁①却一个个无比妖艳而与其父亲的亲密关系令人可疑等等，并不会严重影响人民的幸福。我恐怕甚至不应该指责一位征服者的野心；但是，在一个冤冤相报的日子里，他的弟兄卡洛曼的儿子们，阿基坦的墨洛温王朝的王子们，以及在同一个地点被砍头的4500名撒克逊人，必会对查理大帝的公正与仁德有所指责。他对被征服的撒克逊人的处理完全滥用了征服者的权利；他的法律完全和他的武力一样充满血腥味，如谈到他的动机，凡不能归之于其顽固天性的必只能归之于他的脾气。惯于久坐的读者必会对他在身心两方面无时或停的活动感到惊奇；他的臣民和敌人也同样会因为，在他们深信他必然正在帝国某一最遥远的边陲，而他却会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情景感到万分惊讶；不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不论是夏季还是冬季，全都不是他休息的时间；我们的想像几乎没有办法在他统治的大事年表中完全列入他远征足迹所到的地点。但这种活动倒是民族的，而非个人的品德所致：法兰克的游荡生活一般都是消磨在狩猎、进香和军事冒险中；查理大帝的奔波与众不同之处不过在于随员众多及为了更重大的目标而已。他的军威必须受到他的部队、他的敌人和他的行动的严格考验。亚历山大用腓力的武力进行征服，但这生活在查理大帝之前的两个英雄却为他留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榜样和他们的胜利的伙伴。亲自率领着他的富有经验的、盖世无双的军队，他制服了那些不知道为了共同安全联合起来的野蛮的或落后的民族；他也从没遇到过在数量、训练或装备上和他势均力敌的敌人。战争的科学已经消失并又和和平的技艺一同复活了；但他的战役不是用任何特殊困难或取得大胜的一次围攻，或进攻来表明的；他可能带着妒忌的眼光观看着他祖父从萨拉逊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在他进行了对西班牙的远征之后，他在比利牛斯山区的后卫遭到了失败；那些已处于绝境并已完全无用武之地的士兵们，在临终之前也可能会指责他们的总指挥的无能和冒失。对于查理大帝的曾受到一位可敬的法官高度赞誉的法令，我不禁肃然起敬。它们不成一个体系，却包含了一系列零碎、细致的如何纠正过失、改善品行、增加农田收益、照看鸡鸭，甚至如何卖出蛋品之类的条例。他希望能改进他的法律和法兰克人的性格；他的努力，不论如何微弱和不够完备，却是值得赞美的：那个时代的许多长期存在的恶习，在他的治理之下都暂时得到遏制或减缓；但在他的体制中，我很少能看到那可以留在他身后以利后人的一位立法家的统一的观点和不朽的气质。他的帝国的团结和稳定完全以一个人的生命为依靠：他仿行了把国土分封给自己的儿子们的危险做法；在多次改组议会之后；整个制度变成长期摇摆于无政府主义和**主义的混乱之间。他对教士的虔诚和对知识所表示的尊重，诱使他希望靠尘世的统治和民政法令来求得理想的秩序；他的儿子刘易斯，在受到主教们的侮弄和屈辱的时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指责他父亲的愚蠢。他的法令决定强行征收什一税，因为魔鬼已在空中宣告，赋税不过是最近一次饥荒的根源。查理大帝在文教方面的功绩有他兴建的众多学校为证，他更提倡艺术，用他的名字发表了许多作品，以及他请进宫中以教育他的王子和人民的臣民和外乡人保持亲密关系。他自己的学习开始时间很晚，虽很用功却无大成就；尽管他能讲拉丁语，并能听懂希腊语，他的一点基本知识却是来之于和人交谈，而非得之于书本；这位皇帝在成年以后，力求做到能自己写字，而今天每一个农民在很幼小的时候便要练习写字了。在当时，语法和罗辑、音乐和天文的学习仅仅为了服务于迷信罢了；但人类思想的好奇心最后总会导致它自身的进步，对追求学问的鼓励无疑反映出查理大帝性格方面的最纯洁、最可喜的光泽。他为人的威严、他统治时间的长久、他强大的武力、他的活跃的政府以及他对遥远的民族的尊重，都使他完全不同于其他许多皇帝；欧洲自他恢复西部帝国又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①在查理大帝死后11年由一个僧人撰写的维尔廷幻境中，他被描写为和一只秃鹰一同处在炼狱中，那鹰一直不停地啄咬他那有罪的一物，而作为他的品德象征的身体的其余部分却都安然无恙。
①查理大帝的女儿伊玛和埃京赫德的婚事，使这些漂亮小姐，包括他自己的妻子在内名声扫地的那些可耻的行为和可疑迹象，在我看来已完全足以否定其事了。这位丈夫必定是势力太大一般历史家都不敢轻易触及。
962年日耳曼国王奥托征服意大利，占有了西部帝国。这皇冠现在已归日耳曼民族所拥有并改用其名称。
皇帝查理四世
到了14世纪，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看清日耳曼罗马帝国的真实状况和对比情况，它现在，除了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一些边界地区之外，已不再拥有图拉真或君士坦丁的任何省份了。他们的无能的继承人是哈布斯堡、拿骚、卢森堡和斯瓦岭贝格的伯爵：皇帝七世为他的儿子买下了波希米亚的王冠，而他的孙子查理四世则是，按日耳曼人自己的看法，在一群离奇的野蛮人中诞生的。在他把巴伐利亚的刘易斯革出教会之后，他从罗马教皇那里得到了那个无君的帝国的统治权或是类似的许诺，这位教皇，在阿维尼翁被流放和拘留期间，自认为统治了全世界。他的竞争者的死亡使得选举团团结起来，查理被一致同意推为罗马国王和未来的皇帝；这头衔在同一个时期也曾贱卖给日耳曼和希腊的恺撒。日耳曼皇帝仅仅不过是皇子皇孙的贵族政治统治下被选举出的一位重要的行政官员，他们连一个他可以称为属自己所有的村子也没有给他。他的最有用的特权是他可以召开，并由他主持和提出建议的，国家元老院会议；他的还不如邻近的卢森堡城富庶的出生地波希米亚王国，是他的权力的最牢固的基地和他的收入的最富足的财源。他带领着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军队共有300匹马。在圣安布罗斯大教堂里，查理被以一顶按传统说法一直认为是伦巴第王国经长使用的铁冠加过冕了；但他只容许带着一群和平的侍从入宫；城门是对他关着的；而意大利的国王则被由他赋与他米兰统治权的维斯孔帝给关押起来。在梵帝冈，他再次被以帝国的金冠加冕；但是，遵照一项秘密协议的约定，这位罗马皇帝在罗马城中一夜也没有停留，便立即撤出了。长于辩才的彼得拉克，他的丰富的想像力重新复活了太阳神庙的光辉，怜悯并斥责了波希米亚人的屈辱的逃跑；甚至他的同代人也可以看出，他唯一可以行使的权利是可以高价出卖官爵和头衔。意大利的黄金保证他儿子可以当选，但这位罗马皇帝实在穷得可怜，以致有一天在沃尔姆斯街头竟被一个屠夫当众将他扣押在一所酒馆里，逼他还清欠帐。
从这个丢人现眼的插曲，我们将转而谈谈同样这个查理在帝国议会中的威风。确定日耳曼体制的教皇敕令是以统治者和立法者的权威发布的。有100名王子王孙在他的宝座前行礼，通过自愿向他们的首领和总管让出一部分荣誉而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在御宴上，世袭的大官员，那在地位和权力方面与国王相等的七位选举人，带头举行他们的庄严的内宫仪式。美因茨、科隆和特里尔的大主教，那日耳曼、意大利和阿尔的永久的**官，庄严地高捧着三王国玉玺。大元帅骑在马上，用一个银器装满燕麦行使他的职能，他把燕麦倒在地上，然后立即下马调整宾客的秩序。大总管，那在莱茵地区享有王权的伯爵把菜肴端上桌来。饭吃完后则由勃兰登堡的侯爵内侍长端上洗手用的金壶和金盆。作为大举杯人的波希米亚国王，由皇帝的弟兄，卢森堡和布拉斑特的公爵代表；走在整个队伍最后的是几个伟大的猎手，他们在一阵响亮的号角声和犬吠声中带进一只熊和一只鹿来。皇帝的最高权利也不仅限于对待日耳曼人；这位世袭的欧洲国王明确表示，自己拥有超越一切的地位和权力：他属于第一批基督教皇帝，是伟大的西部共和国的世俗的首领：皇帝的头衔许久以来便归之于他；他和教皇争夺决定国王和召集议会的最高特权。民法的泰斗，学问渊博的巴尔托鲁是查理手中的囚徒；在学校中到处可以听到，罗马皇帝是从日出到日落处整个地球的合法统治者的理论。任何相反的意见都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将作为异端邪说而加以惩处，因为甚至福音书也宣称，“恺撒·奥古斯都早已有明令，全世界的人都应当交纳税款。”
查理四世和奥古斯都的比较
如果我们抽去奥古斯都和查理四世两人之间的时间与空间距离，我们发现，这两位恺撒将形成极为引人注目的强烈对比：那波希米亚人是尽力装模做样，以掩饰自己的虚弱，而那位罗马人却是在谦虚的伪装下隐藏着自己的强大。作为他的胜利的军团的首领，统治着自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至大西洋的海面和陆地，奥古斯都却自称是他的国家的仆人，和他的同胞们完全平等。而那位罗马和它所属省份的征服者，却要在人民中和法律上保留户籍官、执政官和**官的形式。他的意志实际是全人类的法令，但在宣布那些法令的时候，他却借用元老院和人民的声音；是在他们的命令下，他们的主子才接受和再接受了治理共和国的委托。在他的穿着、他的家庭生活、他的头衔和他的全部社会生活职能上，奥古斯都始终维持着一个普通罗马人的形象；而他的最乖巧的谄媚者却始终不会忘记他的那个在**统治下的永远不变的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