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崇拜。偶像破坏者利奥。意大利叛乱。丕平和查理大帝与教皇的关系。神像在东部的复兴。教皇和东部帝国的最后分离。查理大帝的统治和人品。查理四世的统治及其与奥古斯都的比较。

    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我一直认为前者仅是从属于，依附于后者；这是一个健康的原则，但愿在事实上，以及在叙述中，它确曾始终被视为神圣。诺斯替派的东方哲学，那宿命论和天恩的黑暗的无底深渊，以及圣餐由符号变作基督的实际圣体的奇异变化等等，我有意留待充满好奇心并善于深思的神职人员们去思索。但我却勤奋地并高兴地概述了和罗马帝国的衰亡息息相关的宗教史中的大事、基督教的发展过程、正统基督教会的组织形式、异教的没落，以及从神秘的有关三位一体和化身问题的争论中产生出来的多种教派。在这些问题中，首要的当推偶像崇拜这个在八、九两个世纪曾如此激烈争论的题目；既然这么一个有关群众迷信的问题曾引起意大利叛乱、形成教皇的世俗权力，并使罗马帝国在西部得以复兴。

    原始基督教徒对于使用或滥用偶像怀有刻骨的仇恨；而这种强烈的反感可能由于他们来源于犹太人，以及他们对希腊人的敌对情绪。摩西戒律严格禁止采用任何形式的神像；这一观念在上帝的选民的宗教原则和实践中早已牢固地建立起来。基督教的辩护士们不停地嘲笑那些对着自己用手制作出来的玩艺儿礼拜的愚蠢的偶像崇拜者；那些用铜或石头做成的神像，如果它们真的具有灵性和力量，倒应该从自己的座位上爬下来，对那些艺术家的创造才能膜拜。也许某些新近入教的不完备的诺斯替派教徒可以加与那些基督和圣保罗的神像他们曾加于亚里士多德和毕达哥拉斯头上的世俗的荣誉；但正统基督教的公开宗教活动却始终都是十分简单、重在精神的；第一次提到使用图像的问题是在基督纪元300年后对伊利贝里斯会议的批评之中。在君士坦丁的后继者的统治下，在兴盛的教会的和平和奢华的气氛之中，一些更明智的主教，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不惜放宽了一些显而易见的迷信活动；而在异教教派被彻底消灭以后，由于害怕引起类似的事件，对他们也未加限制。最早兴起的形象崇拜是对十字架和圣徒遗骨的礼拜。常被请来作为居中调解人的圣徒和殉教者坐在上帝的右手边；但那仁慈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恩，人们都相信，却不停地如雨露般降落在他们的坟墓上，并会无可怀疑地对那些前来拜访、触摸和亲吻这些代表着他们的品德和苦难的无生气的遗骨的虔诚的朝拜者赐福。但是比死去的贤人的头骨或草鞋更为有趣的纪念物，显然是按照他们的形状和外貌经画家或雕刻家的手制成的逼真的形象。这类形象，是那样适合人的感情的需要，在每一个时代都被私下的友情或公开的尊崇所珍视；罗马皇帝的图像便一直受着人民政治上，几乎也是宗教上的崇拜；一种不那么显眼，却更为真诚的崇敬也被加之于圣哲和爱国主义者的形象；那些非宗教的品德，那些辉煌的罪孽，在这些为他们的永恒的天国死去的神圣人物的面前便会立即消失了。在一开头，这种实验还只是小心谨慎地进行着；这些可敬的图像被容许谨慎地用于教导无知的人，唤醒麻木不仁的人，并满足由异教入教的人的偏见。通过一段缓慢而必然的发展，对原身的崇拜转移到了对复制品的崇拜：虔诚的基督教徒都在圣徒的形象前祷告；于是异教的跪拜、燃烛、烧香等仪式也偷偷进入了正统基督教的教堂之中。理智或虔诚的慎重被绘声绘色的显圣和奇迹的传闻所压倒；那些会说话，会动，能流血的神像必然具有神力，当然也可以当作正当的宗教崇拜的对象。最大胆的笔，在冒失地试图用形态和颜色描绘出弥漫宇宙并支撑着宇宙的无限的精神、永恒之父的时候也免不了发抖。但是，迷信的头脑却极容易接受画出的和人相似的神像，特别是上帝的儿子的图像，因为他们屈尊变作人的形象来到人间，而加以崇拜。三位一体的第二身原来曾以一个真实的普通肉身出现；但那一肉身已经上登天国：要不是他的门徒们曾亲眼见到一些他的可见的形象，那么对基督的精神崇拜很有可能会被可见的遗骨和圣徒们的描绘所埋没了。同样的一种宽纵对圣母玛丽也是必需的和大有好处的：她被葬的地点无人知道；她的灵魂连同肉身一同进入天堂的说法，轻信的希腊人和拉丁人都完全相信。使用，甚至崇拜神像的做法，在6世纪结束之前已牢固确立起来：充满热情的幻想的希腊人和亚洲人对这类神像更是异常喜爱：万神庙和梵蒂冈到处装点着这种新的迷信的标志；但是，对这种近似偶像崇拜的做法粗鲁的野蛮人和西部的阿里乌斯派的教士却十分冷漠。遍布古代寺庙的用铜或大理石制作的更为大胆的形象，则非希腊基督教徒的想象或良心所能接受；平面的彩色图一直被看作是更规矩、更无害的仿真图形。

    一件复制品的价值和效果在于它和原物的唯妙唯肖；但原始基督教徒却完全不了解上帝的儿子、他的母亲和他的使徒们的真正的形象：巴勒斯坦的帕涅斯的基督像很可能是某个尘世的救星的形貌；诺斯替派和他们的渎神的纪念物已遭到了谴责，基督教艺术家们只能靠偷偷模仿某些异教的神像而从中得到启发。在这种痛苦的过程中，一个大胆的巧妙的发明立即会被视为十分逼真，从而肯定完全可以对它进行崇拜。一个关于基督曾和阿伯加鲁斯通信的叙利亚的传说，在优西比乌斯时代，曾广为流传，到了近代才被一些宗教辩护士忍痛抛弃，而就在这一传闻的群众基础上，一种新的神话的上层建筑却建立起来了。恺撒里亚的主教记录下了那封信，但他却非常奇怪地忘掉了基督的图像——一张完美地印在亚麻布上的基督的脸，就是使用它，他坚定了曾求他治病，并为他提供埃德萨这个坚固的城市，以使他不受犹太人恶意的伤害的那个外来皇帝的信仰。这张画像曾被长期封闭在一面墙壁的神龛之中，这就可以说明原始基督教徒对此事实一无所知，这画像直至被遗忘了500年之后，才由一位明智的主教把它从那个神龛中及时拿出来供当时热情的信徒们瞻仰。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光辉的业绩是它将该城从科斯洛埃斯·努西尔万的武装占领下解放出来；而且很快它便被尊为将永远不让外敌攻入埃德萨的神的许诺的保证。诚然，普罗科皮乌斯的原文把埃德萨的两次获救都归功于它的公民的富有和勇气，他们买通波斯国王，赶走了进攻的部队。这个不信神的历史学家对于他被迫在埃瓦格里乌斯阐明教义的书页上提出的证词说，雅典娜的神像被展示在壁垒上，浇洒在那神圣的脸上的水，不但不曾熄灭掉，却反而在被围城中的火焰上火上加油云云，完全一无所知。那幅埃德萨神像自从立下这一重要的功劳之后，便被满怀感激之情，恭敬地保存起来；如果亚美尼亚人拒不承认这一传说，更为轻信的希腊人却对这非经任何人的手笔画成，而是由原来的神灵创造的肖像甚为崇拜。一首拜占廷赞美诗的风格和情调将表明，他们的这种崇拜和最粗鄙的偶像崇拜是如何不可同日而语。“这形象的光辉的神威，天上诸神尚不敢大胆张望，我们怎能用我们的凡胎俗眼任意观瞧？居住在天上的神今天屈尊以他的可敬的神像来到我们中间了；坐在天使之中的神今天通过他的一幅画像来到我们中间了，这幅像是天父用他那无瑕的手画出，他使它尽善尽美，我们通过怀着恐惧和热爱的情绪对它膜拜而清洗掉自己的罪孽。”在6世纪告终以前，这些无手制作（在希腊文中就只是一个字）的神像在东部帝国的军营和城市中到处流传，它们是崇拜的目标，是创造奇迹的工具；在发生危险或骚乱的时候，它们的倍受尊敬的存在便能重新唤起希望，激发勇气，或抑止住罗马军团的怒火。在这些图画中，经过人手复制的那些绝大部分只能说是大致相似，也不能正名；但也有些出身较高，它们通过和原型的直接接触而获得相似之处，也因此而拥有神奇、多样的神力。最富有野心的人希望使自己对埃德萨神像的子女关系变成朋友关系；这便是基督在满身血和汗的痛苦中按在自己脸上，后来交给一位神圣的妇女的罗马的，或西班牙的，或耶路撒冷的婆婆纳属的植物。这个颇有成果的先例很快就传给了圣母玛丽、圣徒和殉教者。在巴勒斯坦的迪奥斯波利斯的教堂里，上帝的母亲的形象被深深刻在一根大理石的柱子上：东部和西部一直都用圣路加的笔墨加以装点；而那个福音教教士，他也许是一位医生被迫从事画家职业，在原始基督教徒眼里显得是那么渎神和可厌。由荷马的缪斯创造而由菲迪亚斯的凿子雕成的奥林匹克山上的约夫，有可能会在一个富于哲学思想的头脑中唤起暂时的虔诚之心；而这些正统基督教的神像却是在文彩和天才的最后没落时期，由僧侣艺术家们胡乱勾画而成的。①

    ①“你的可恶的神像简直要从画布上走下来了：它们和雕塑出来的偶像一样要不得！”一个无知和顽固的希腊教士曾这样赞扬他让提香制作但又拒绝接受的一些画像。

    偶像破坏者利奥

    图像崇拜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偷偷进入了教会，而其中每进一小步都被那些迷信的头脑看作是可喜而无罪的做法，欣然加以接受。但在，8世纪初，更为胆怯的希腊人已经有些担心，这样在基督教的外衣之下，他们已经又重新恢复了他们的父辈的宗教：他们带着悲哀和不耐烦的心情听到了偶像崇拜的名称——这始终不断被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用以加在别人头上的罪名，因为他们的法令和古兰经使他们对雕刻的神像和对正神以外的神灵的崇拜已养成了永不可调和的仇恨。犹太人的被奴役状态可能会降低了他们的热情，削弱了他们的权威；但在大马士革进行统治、威胁着君士坦丁堡的胜利的穆苏尔曼人却在谴责的砝码上又加上了真理和胜利积累下来的重量。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城市早已用基督、他的母亲和他的圣徒们的画像武装起来；每个城市，出于希望或出于许诺，都自信能得到奇迹般的保护，阿拉伯人在10年迅速地攻城掠地的过程中，征服了这些城市和这些神像；在他们看来，对这些无言的没有生气的偶像究竟应该崇拜还是鄙视，万民之主已经作出了决定性的判断。埃德萨在一般时间中曾抗拒住波斯的进攻；但那被选定的城市，那基督的配偶，也被卷入了共同的毁灭之中；他的神圣的形貌也就变成了不信神的人们的奴隶和战利品。在经过300年的奴役之后，雅典娜神像终于以2万磅白银、200个穆苏尔曼人俘虏和在埃德萨的领土上长期休战为条件让给了虔诚的君士坦丁堡。在这个痛苦和令人惊愕的时刻，僧侣们全用尽他们的辩才为神像辩护；他们试图证明，绝大部分东部人的罪过和分裂行为打消了这些宝贵的象征物的圣恩，消灭掉了它们的威力。但他们现在却遭到了那些力求在经文、事实和原始基督教时代中去寻找证据的更为简单和更有理性，并暗中渴望进行教会改革的基督教徒的反对。由于从来也没有一次通行的、措词明确的法令肯定对图像的崇拜，它在东部地区的进展常因人的不同、习俗的不同，当时文化修养的不同，以及主教性格的不同，而有所延缓或加快。轻快的首都人民和具有发明天才的拜占廷教士全都对这种辉煌的崇拜十分珍视；而亚细亚的荒凉，边远地区却对这种神圣的奢侈的新花招全然一无所知。诺斯替派和阿里乌斯派的许多人数众多的教会，在他们改信基督教以后，一直维持着他们分裂出来以前所信奉的简单的宗教仪式；罗马人中最好战的部分臣民，亚美尼亚人，在12世纪时，对绘制的图像还完全不能容忍。这些对人的各种不同的称谓提供了无穷尽的成见和仇恨的源泉，这在安那托利亚或色雷斯的村庄中还无关紧要，但是，在一个士兵、高级教士，或一个太监的命运中，却可能常和教会和国家的权力联系在一起。

    在这此冒险活动中，最为幸运的要数皇帝利奥三世，他从伊索利亚山区一步登上了东部的皇帝宝座。他不知道什么叫神圣，什么叫渎神；但他的教育、他的理智，也许还有他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交往使这个好战的农民养成了对图像的仇恨；而在当时都认为一个皇帝有责任把他自己的宗教思想强加于他的臣民。但是，在一个不稳定的统治的初期，在那10年的艰险岁月中，不惜卑鄙地作伪的利奥，却公开跪拜在他所厌恶的偶像面前，一年一度公开重申他的正统基督教信仰和热忱，以满足罗马教皇的愿望。在进行宗教改革的过程中，他一开始所采用的步骤是温和而谨慎的：他召集了一次由元老和主教参加的盛大的会议，在他们的同意下发布命令，把所有的图像全从至圣所和圣坛上移出，放置到教会中更高的位置上去，这样人民的眼睛可以看见它们，却不能用它们进行迷信活动。但是，要想遏止住，虽然敌对却迅速发展的，尊敬和厌恶情绪在哪方面都是不可能的：那神圣的图像，在它们的高上的位置上，仍然感化着它们的会众，并对暴君进行谴责。他自己也止不住被抗拒和斥责所激怒；而且他自己的一举砸碎那庙中铜蛇的犹太国王的榜样。通过第二道敕令，他禁止了保留和利用任何宗教图像；君士坦丁堡和各省的教堂都清除了一切偶像崇拜活动；基督、圣母和圣徒的画像全被消灭，或用一层薄薄的灰浆把建筑物墙上的图像盖住。这个偶像取缔派受到了6位皇帝的独裁和热情的支持，东部和西部并因此陷入了长达120年的吵吵闹闹的冲突之中。这个伊索里亚人利奥的计划是要，以一次全国会议的名义公开宣称，否定图像是表明信仰的一个条件：但是，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事却只能留给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去做了；而尽管获得胜利的顽固派把那次会议称作傻瓜和无神论者的会议，他们自己的怀有偏心的支离破碎的议案却也透露出许多理性和虔敬的迹象。许多省宗教会议在辩论和条例中都录用了，在君士坦丁堡郊区召开，由欧洲和安那托利亚的不可否认的多数338名主教组成的，全国会议的演说词的内容；因为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大主教全是哈里发的奴隶，而罗马教皇又把意大利和西部的教会全从希腊教区中撤离出来了。这个拜占廷会议自称拥有第七次全国会议的权力和地位；但就是这个称号也实际是对辛劳地建立起正统基督教信仰的前6次会议的承认。经过了6个月的严肃的争论，这338位主教一致签署了一项条文，宣称，除了在圣餐面包等物上，一切有形的基督的形象都是渎神的或异端邪说的产物；图像崇拜是对基督教的败坏，也是异教的复活；一切这类有关偶像崇拜的物件都应打碎和涂抹掉；以及任何人如拒不交出他私自进行迷信活动的物件便是犯了拒不服从教会和皇帝法令的罪行。在他们的忠诚的呼叫声中，他们盛赞他们的尘世大救星的功德；他们把消除他们的宗教上的不满的工作交托给他，凭着他的热情和正义感去做。在君士坦丁堡，也和在前几次会议上一样，皇帝的意愿仅是主教们的信仰的准绳；可是这一次，我倒有些怀疑，恐怕大多数的高级教士，都在希望和恐惧的诱惑下，牺牲了自己内心的宗教思想。在充满迷信的长夜中，基督教徒们的思想越来越远离了简单的福音教义：而且他们已很不容易找到回去的路，沿着它走出那杂乱的迷宫了。对图像的崇拜，至少对一个虔诚的人来说，是不可分割地和十字架、圣母、圣徒以及他们的遗骨混淆在一起的；那片圣地上弥漫着奇迹和神人显灵的迷雾；头脑、好奇和怀疑的神经，都因习惯于服从和信念而变得麻木了。君士坦丁自己也被指责过份放纵自己的思想去怀疑，或否认，或讥笑正统基督教的神秘仪式，而它们却是公开记录在他的主教的信条中的；这个最大胆的偶像破坏者，可能心中暗怀恐惧，攻击那奉献给他的在天的保护神的人民崇拜的对象。在16世纪的改革中，自由和知识扩展了人的智能：对革新的渴求代替了对古代的尊崇；充满活力的欧洲可以蔑视曾使病态的充满奴性的希腊人为之恐惧的各种幻像。

    一种抽象的异端邪说的消息只能靠基督教会的号角声向人民发布；但最无知的人却可以体会，最冷漠的人必定会感觉到，他们的可见的神灵的败落和对他们的亵渎。利奥的最初的仇恨情绪是直接向皇宫高居前厅宫门之上的基督发出的。为了便于攻击，那里已经竖起了一张梯子，但是一群宗教狂热分子和妇女却疯狂地摇晃着那梯子：他们在他们虔信的恍惚中，看到那些冒犯神灵的大臣们一个个从高处摔下，砸在砖地上；而古代殉教者的荣誉全被这些因谋杀和造反而罪有应得的罪犯们给玷污了。在君士坦丁堡和各省市不断发生的骚乱抵制住了皇帝敕令的执行：利奥本身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他的官员被杀害，人民的狂热情绪，经过行政和军队的极大努力，才给扑灭下去。爱琴海或圣海群岛中的许许多多岛屿上都到处是图像和僧侣：他们的信徒毫无顾忌地放弃了基督，他的母亲，和那些圣徒的敌人；他们武装起一支由大小船只组成的船队，扬起他们的神圣的旗帜，大胆地直指君士坦丁堡的海港，要在那里的皇座上另行安置一位为上帝和人民所喜爱的新人。他们依靠着出现奇迹来给他们帮助：但是在一场希腊大火前面，他们的奇迹无能为力；在他们的船队遭到失败或陷入大火之中之后，那些光秃秃的海岛便完全留给那征服者去处置或安排了。利奥的儿子，在他统治的第一年，曾发动一次对萨拉逊人的远征：在他不在的时候，他的一个本家，正统基督教信仰的卫士，野心家阿尔塔瓦斯德斯占领了首都、皇宫和皇座。对图像的崇拜又大张旗鼓地恢复了：大主教抛弃了他的伪装，或掩盖住了自己的真实面目；篡位者的正当权利在新罗马区和旧罗马区都得到了承认。君士坦丁逃到了他的父辈所在的山区；不过，从那里他又带领着一支勇猛、热情的伊索里亚人组成的军队下山了；他的最后胜利使得那些狂热分子惊惶失措，也使他们的预言完全破产。他的长时间的统治充满了骚动、叛乱、阴谋、互相仇恨和血腥报复：对图像的迫害只不过是他的对手的动机或借口；而且，如果他们失去了人世的王冠，他们却得到了希腊人加在他们头上的殉教者的桂冠。在一切公开或暗中进行的叛乱活动中，皇帝都感觉到僧侣们，这些靠迷信获得财富和力量的迷信的忠实的奴隶们的无法缓解的仇恨。他们祷告，他们传道，他们赎罪，他们狂热，他们密谋叛乱；从巴勒斯坦的孤寂之中，咒骂、谴责之词如急流般泻来；圣约翰·达马森努斯①，希腊的最后一位神父的笔，在这个和另一个世界中，都一直指向那暴君的头颅。我没有工夫去仔细研究，这些僧人在多大程度上挑起，又在多大程度上夸张了，他们的真实的和伪装的苦难，他们中有多少人由于皇帝的残酷，丢掉了性命或变成了残废，多少人失去了眼睛或胡须。从一些个别人受到的惩罚来看，他已开始废除那个命令；由于它是那么充分而又无用，他的仇恨可能是为贪婪所挑起，并以爱国主义为其正当借口。他的检察长的可怕的巨龙的名称和使命挑起了那黑色民族的厌恶和恐惧：宗教团体被解散，原来的建筑被改作了军火库和兵营；土地、动产和牛群全被没收；我们现代人做出的先例也将支持这种控告，说他们对寺院里的圣物，甚至书籍进行了恣意的、恶毒的破坏。由于僧侣们的习惯和职业的关系，对图像的公开和私下的崇拜都遭到严厉的禁止；看来似乎曾强迫东部帝国的臣民，或至少是教士们，严肃地表明将放弃偶像崇拜。

    ①约翰，或曼塞尔是大马士革的一个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基督教徒，他在哈里发手下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他对图像事业的热忱使他遭到了希腊皇帝的仇恨和暗中伤害；由于一封叛国信件的嫌疑，他被砍掉了右手，但这只手却又被圣母神奇地给他接上了。在他获释以后，他辞去了教职，散掉自己的财产，埋身于位于耶路撒冷和死海之间的圣撒巴斯教堂。关于他的传说，当时几乎尽人皆知；但他的饱学的传记编者勒奎恩神父不幸地证实，圣约翰·达马森努斯，在关于打破偶像的争端开始以前，便已经是一个僧人了。

    意大利叛乱

    素有耐心的东部勉强抛弃了它的神圣的图像；它们一直被意大利人独自抱有的热忱所百般珍视和热烈保卫。在教会的地位和法律地位中，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身份几乎和罗马教皇是平等的。但希腊的高级教士不过是受着主人监视的一个家用奴仆，听他一声呼嚇，就要一会儿从修道院跑到皇座前，一会儿又从皇座前跑到修道院。处于西部野蛮人之中的遥远而危险的地位激起了拉丁主教们的奋发精神和自由要求。由于他们出自民选，因而颇能得到罗马人的欢心：他们每年有一定的较丰厚的收入，使得他们在公私两方面的贫穷都得到了缓解；被皇帝所忽视的不良处境，迫使他们，不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都必须关心本市人民的安全。在逆境的磨炼中，这位教士在不知不觉中为一位皇帝的品德和抱负所感染；那登上圣彼得宝座的意大利人、希腊人或叙利亚人全都具有同样的性格，采取同样的策略；在罗马失去它的军团和诸多省份之后，教皇们凭着自己的天才和财富，又重新恢复了罗马的最高统治权。大家都一致同意，8世纪时期，他们的统治权建立在叛乱的基础之上，而那叛乱却是由偶像破坏者的异端邪说所引起和支持着的；但在这个令人难忘的竞争中，第二个和第三个格雷戈里的行为却被他们的朋友和敌人，任凭自己的意愿，作出多种各不相同的解释。拜占廷的作家们异口同声地宣称，经过一段无结果的规劝之后，他们正式宣布东部和西部分治，并剥夺掉那冒犯神灵的暴君全部意大利的岁收和主权。希腊人看到了教皇的胜利所取得的成就更清楚地宣布了他们的将他革除出教的主张；而由于他们更牢固地依附于他们的宗教，而非他们的国家，他们对这些变教人的热忱和正统性非但不加指责，反倒大加赞赏。现代的罗马卫士全都迫不及待地接收了这种赞扬和先例：这个伟大、光荣的免去皇家异端派职位的做法颇受红衣主教巴罗尼乌斯和贝勒明的称道；如果有人问他们，同样的雷霆之怒为什么没有降临在古代的尼禄和尤利安的头上？他们回答说，原始教会的软弱无力是她一味顺从、忠心的唯一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爱和恨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而那些力图烧起皇帝和行政官员们的怒火，挑起他们的恐惧的狂热的新教徒，则大谈两格雷戈里对他们的合法君王的傲慢和不轨行为。在大多数高卢教会中，他们仅只受到温和的天主教派的保护，他们尊重那些圣徒，可并不同意那些罪过。这些普通的皇冠和主教冠的维护者以公正、圣书和传统为准则确定事物的真实性，并求助于拉丁人的证据和教皇本人的传记和书信。

    格雷戈里二世写给利奥皇帝的两封信的原件现在还能找到；如果我们不能说它们是雄辩和逻辑推理的最完美的典范，它们却无疑如实展现了罗马教廷的创始人的形态，或至少是他的伪装的面貌。“在纯净、幸运的10年中，”格雷戈里对皇帝说，“我们每年都享受到您亲手用御笔签署的，保证忠于我们祖先的天主教信条的圣谕，所带来的巨大恩惠。但现在，这是何等可悲的变化！多么骇人听闻的无理行径！您现在指责正统基督教搞偶像崇拜；而在这种指控中，您更完全暴露了您自身的渎神和无知。对您这种无知，我们不得不采用我们的粗鲁的风格和辩论方式：神圣书信的最初几节便已经足以使您思想混乱了；而且，如果您进入一所文法学校，自称是我们的宗教的敌人，那么那些天真和虔诚的孩子们也会在大怒下把他们的破旧的课本全砸在您的头上的。”在这段很得体的开场白之后，这位教皇便尽力采用一般说法，试图把古代的偶像和基督教的图像区分开来。前者是假想的幻像或魔鬼，因为那时真正的上帝还不曾以任何可见的方式显露出他的真容。后者则是基督、他的母亲和他的圣徒们的真实形貌，他们已通过众多的奇迹，表明这种间接的崇拜是无罪和有益的。他必然真是非常信赖利奥的无知，因为他原可以从使徒时代起便肯定对图像的永久使用，并允许它们的可敬的形象出现在正统基督教教会的6次会议上。一个似乎更为可信的论据是从目前占有的一切和最近的实践中抽绎出来的：基督教世界的和谐已免去了召集全国会议的需要；而格雷戈里承认，这类会议只有在一位正统基督教皇帝的统治下才会有用。他向那罪不止于倡导异端邪说的无耻残暴的利奥推荐和平、沉默、老老实实地接受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的精神领导的政策。民政和教会的权限由教皇划定。他把**归于前者；把灵魂归于后者：正义的剑掌握在行政官员的手中：开除教会这更为凶狠的武器则由教士团掌管；而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时，一个狂热的儿子将不会饶恕他们的有罪的父亲；圣彼得的继承人可以合法地谴责人世的帝王。“你用你血腥、残暴的手，哦，暴君！攻击我们：而我们这些赤手空拳的人则只能恳求万众之王基督给你派来一个魔鬼，以毁坏你的**，拯救你的灵魂。你凭着你的愚昧和无知公开宣称，我要给罗马下命令：我要把圣彼得的图像砸得粉碎；格雷戈里也将像他的前任一样，被用流放的锁链绑捆着带到皇帝的御座前来。只盼上帝开恩，允许我踏着神圣的马丁的足迹前进！但也唯愿君士坦斯的命运会对教会里执行迫害政策的人形成一种警告！那暴君在受到西西里主教公正的谴责之后，也是恶贯满盈，很快被一个家奴杀死：而那圣徒却至今仍受到西徐亚人的崇拜，他在他们之间结束了他的流放生活和生命。但我们有责任为教育和支持笃信的人民而活着；我们也决不应轻易在战斗中冒生命的危险。你既然无能保卫罗马臣民，该城的海上情况也许会使它暴露在你的掳掠之下；但我们可以迁移到24斯塔迪巴①以外的伦巴第人的城堡里去，到那时——你就去扑风捉影吧。你难道不知道教皇是团结的纽带，是东部和西部维持和平的调停人吗？许多民族都盼着看到我们谦和待人；他们像对待人间的上帝一样尊崇圣徒彼得，而你却威胁着要销毁他的圣像。西部遥远的内部的诸王国都对基督和他的代理人十分崇拜；我们现在正准备去拜访他们的最有力量，极希望从我们手中接受神圣的洗礼仪式的国君。那些野蛮人已经顺从了福音教的管制，唯独你却听不见牧人的声音。这些野蛮人已被激怒了：他们渴望对东部的迫害进行报复。快抛弃你的冒失的致命的活动；沉思、发抖和悔罪巴。如果你坚持下去，我们对斗争中将来流失的鲜血没有任何责任；但愿它将撒落在你的头上！”

    ①古罗马长度单位，约600英尺。——译者

    利奥第一次对君士坦丁堡圣像的攻击，为一大群从意大利和西部来的外地人亲眼所见，他们悲伤而忿怒地讲述了皇帝渎神的罪行。可是在他们收到他的禁令的时候，他们却在他们的神像面前发抖；基督和圣母的圣像，天使、殉教者和圣徒们的圣像，在所有意大利教堂中全部被毁掉；对罗马教皇提出的强硬的交换条件是：顺从将能得到皇帝的恩宠，违抗便将遭到免职和流放的惩罚。不论从热情还是从政策方向考虑，都不容许他再有所犹豫了；格雷戈里给皇帝写信时的傲慢口气表明他坚信自己的学说正确，或完全有力量反抗。不依靠祷告或奇迹，他大胆武装起来以抗拒这公开的敌人，他的致教区教友们的信也明确告诉了意大利人他们的危险处境和他们的职责。在这个信号的感召下，拉文纳、威尼斯、埃泽里提斯和彭塔波利斯的一些城市都坚决忠心于宗教事业；他们的海上和陆上的军事力量，绝大部分由本地人组成；这些雇用的外地人也都感染上了爱国主义精神和热忱。意大利人发誓要全力保卫教皇和那些神圣的图像，并与之共存亡；罗马人民全效忠于他们的父亲，甚至伦巴第人也野心勃勃，希望分享他的神圣战争的功劳和利益。最为大逆不道的行为，但也是最显然的报复行动，是打碎利奥本人的雕像：最有效和讨人喜欢的造反行动是意大利停止缴纳赋税，并剥夺掉他最近通过征收新的人头税而加以滥用的权力。一种行政形式由行政官员和总督的选举保存下来；公众的怒火是如此强烈，使得意大利人竟准备自立一位正统派皇帝，并派一支海军和一队陆军将他送往君士坦丁堡。在那个宫廷里罗马主教格雷戈里二世和三世被斥为那次叛乱的罪魁祸首，并曾用尽一切欺骗或强迫的手段试图将他们抓住，置于死地。该城接连不断受到卫兵队长、高职位或是负有秘密使命的公爵和大主教的进攻或访问；他们带着一些外**队和他们一同登陆，他们得到一些本地人的援助，那不勒斯的迷信思想，可能会因看到它的父辈热心于异端邪说的事业而为之羞愧。但是，这种暗中或公开的攻击却被罗马人的英勇和警惕击退了；希腊人被打倒和屠杀，他们的领袖人物都死得极不光荣，而那些教皇，不管如何心存怜悯，却始终拒绝为这些有罪的牺牲品说几句求饶的话。在拉文纳，该城的好些地区早已笼罩着充满血腥的传统的宿怨；在宗教争论中，他们为分裂找到了新的养份：但是信奉图像的信徒，在人数和精神上都居于优势地位，那试图堵塞住那股激流的大主教却在群众叛乱中丧失了性命。皇帝为了惩罚这种重大的罪行，恢复他在意大利的统治，派遣了一支船队和一批军队进入亚得里亚海海湾。尽管在狂风巨浪中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一路多有耽搁，这批希腊人却从拉文纳附近的山区下来：他们威胁着要血洗这座有罪的都城，摹仿，也许还要超过，查士丁尼二世在惩治前一次叛乱时将该市主要居民处死过半的榜样。那些穿着丧服被谋害的妇女和教士，全都扒在地上祈祷；男人则为保卫他们的国家拿起了武器，共同的危险使得不同的派别联合起来，他们宁愿决一死战，也不愿遭受被围困城中之苦。在一个艰苦战斗的日子里，这时两军拉锯战已有多日，忽然间人们看到一个幻像，并听到了一个声音，拉文纳因已得到胜利的保证而万分欣喜了。外来的军队退回到他们的船上去，但从人烟稠密的海岸边忽然冒出来许多船只，波河的水中流着大量的鲜血，以致在6年之中人们出于成见始终不肯吃波河中的鱼；一种一年一度的庆典的建立更使对图像的崇拜和对希腊暴君的怨恨永久化了。在正统基督教的胜利声中，罗马教皇召开了一个有93位主教参加反对偶像破坏者的大会。在他们的同意下，伦宣告将一切在语言或行动上攻击先辈的传统和圣徒图像者一律革出教会：在这一判决中，皇帝也不言而喻包括在内，不过最后一次近于绝望的谴责又似乎表明革出的决定还没有完全落到她的有罪的头上。不等他们自身的安全、对图像的崇拜，以及罗马和意大利的自由完全得到保证，那些教皇们似乎便放松了原来的态度，宽恕了拜占廷朝廷的残余力量。他们的温和的会议推迟和阻止了对新皇帝的选举，他们并规劝意大利人不要从罗马王国中分裂出去。大主教们被允许进入拉文纳城居住，但只是作为俘虏，而非作为主人；而直到查理大帝正式加冕以前，罗马和意大利政府始终以君士坦丁的继承人的名义行使职权。

    曾遭受奥古斯都的武力和手腕压迫的罗马自由，在经历过750多年的奴役之后，终于从伊索里亚人利奥的迫害中给拯救出来。执政官的胜利完全被恺撒大帝给消灭了：在帝国衰亡的过程中，护界神，原来的神圣的边界，于不知不觉中从海边、从莱茵河、从多脑河、从幼发拉底河后撤了；罗马又回到了从维泰博到特拉契纳、从那尔尼到第伯河口的古代疆域。在那些国王被放逐以后，共和国仍然栖息在依靠他们的智慧和品德建立起来的坚固的基础之上。他们原来的永久性的统治权现在分别由两个任期一年的行政官员掌管：元老院继续行使着行政和咨询权力；立法权则分由公正合理他按财产和功绩分设的各种人民会议的手中。原始的罗马人对奢侈生活所需的技能一无所知，却大大增进了政治和战争的技能：全社会的意愿是至高无上的：个人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13万公民被武装起来，以抵抗外来侵略；土匪和犯罪分子尽量给改造成应该获得自由、一心向善的人民。在希腊皇帝的统治权被消灭之后，罗马的废墟上呈现出一派人烟断绝、毁败不堪的凄凉景象：它的奴役行为是一种习惯，它的自由是一种偶然现象；是迷信的结果以及它自己的警惕和恐惧的目标。那整个制度的残存的物质的甚至形式上的遗迹，早已被从罗马人的实际行动和记忆中抹去；他们已再没有足够的知识和品德再次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共和国了。他们这残存的贫乏的后代，一个奴隶和外乡人的子孙，在胜利的野蛮人的眼中十分可鄙。完全像法兰克人或伦巴第人常以无比轻蔑的口气对待一个敌人一样，他们称他是一个罗马人；“而在这个名称中，”利乌特普兰德主教说，“我们包括了一切最下流、最猥琐、最无信义、极端贪婪和奢侈的东西，以及一切致人性于堕落的罪恶。”由于情况的必需，罗马居民被置于一种粗糙的共和国政府的模式之中：他们被迫在和平年月选举法官，在战争时期选举领导：贵族们聚集在一起商议，而他们的决议没有群众的团结一致和同意便无法执行。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共管的形式倒是恢复了，但那精神却已不复存在；而且他们的新的独立更遭到了胡作非为和高压政策的喧嚣的矛盾和冲突的毁损。法制的缺乏只能靠宗教影响予以辅助，他们的对外和本国事务的会议又因主教的权威而多所牵制。他的施舍、他的布道演说、他和西部国王和高级教士的来往信件、他近期的功绩、他们的感激之情和宣誓，都使得罗马人习惯于把他看作是本市的最高行政官或皇帝。教皇的基督教的谦虚并不因为Dominus，或“君主”的称呼而受到伤害；他们的面容和铭文，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