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政府对基督教徒的作为。罗马皇帝们的态度。西普里安殉教始末。随时变换的迫害政策。戴克里先及其继承人治下的教会。伽勒里乌斯的宽容敕令。
如果我们严格地考虑到基督教教义的纯洁、它的道德律条的纯正以及在这一福音开始被人们接受的初期阶段大多数基督教徒所度过的纯真而艰苦的生活，我们必会很自然地认为：如此充满善意的一种教义，即使是教外人也必会对它十分推崇；那些有教养的上流社会人士，尽管他们可能会嘲笑关于奇迹的种种说法，也不免会对这一新教派的善行表示尊重；而且那些地方官员对这样一批虽不热心于战争和政治，却能够处处奉公守法的教徒也不但不会加以迫害，还定会尽力予以保护。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再回想一下，由于始终受到民众的信任，由于哲学家们缺乏宗教思想，以及罗马元老院和历代皇帝奉行的政策的支持而到处流行的多神教却普遍受到宽容，我们更会感到简直无法理解，基督教徒究竟犯下了什么新的罪行，他们有什么新的冒犯行为触怒了那古老的一切听之任之的温和政策，又有什么新的动机促使那些一直安闲地听任一千种形形色色的宗教在他们的温和统治下安然存在的罗马帝王们，使他们忽然一反常态，偏要对这选择了一种独特的但无害于任何人的宗教信仰的臣民严加惩处？
古代世界的宗教政策在制止基督教发展方面，似乎显得格外严厉和蛮横。大约在基督去世80年之后，一位素以温和、明智著称的总督竟然作出判决，将基督的几个无辜的信徒处死，而他所依据的更是一位一般认为施政贤明的皇帝所颁布的法令，那一次次向图拉真的继任者们一再提出的申述状中充满了悲惨的呼号，声称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无数臣民中，唯独遵守帝国法令、只不过是顺从良心的呼声谋求获得信仰的自由的基督教徒不能分沾贤良的政府普遍施与全民的恩泽。几位著名殉教者的死难情况的记载措词都十分谨慎；而从基督教执掌最高权力的那一天起，教会统治者们重演昔日他们的异教徒仇敌的故技，不惜充分显示出自己在做到残酷无情方面，也同样不遗余力。现在，本章的目的正是要从大堆未经整理、充满谬误和虚构的史料中，设法筛选出（如果有此可能的话）一些真实可信而且较为有趣的史料，力求清晰而合理地对首批基督教徒遭受迫害的原因、程度、持续的时间和一些最重要的情节重新作一番描述。
遭迫害的宗教的一些教派，由于恐惧感的压抑，由于愤怒情绪的刺澈，也许还由于狂热的信仰的激励，一般都很难心平气和地去调查，或者热情公正地去欣赏敌人的某些行为的动机；而对这个问题，甚至连那些安全地远离开迫害的烈火、较有头脑的公正的人们，也往往不能公平、清醒地对待。关于罗马皇帝为什么那样对待原始基督教徒的原因有一种说法似乎较为真实可信，因为这是从公认的多神教教义的精髓中推论出来的。人们早已注意到，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之所以能和平共处，主要由于古代各民族对各自的宗教传统和仪式都不言自明地表示认可和尊重。因此可以想象，某个教派或民族要把自己从这人类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声称唯有他们了解神的意旨，而且把该教派以外的一切宗教仪式都斥之为渎神活动和偶像崇拜，那它便必将触怒所有其它教派，使它们联合起来，群起而攻之；容忍的权利是靠彼此的宽容维持着的，如果谁拒绝履行这由来已久的义务，那这种权利也就会很自然地不复存在了。现在，那些犹太人，而且只有犹太人，毫不含糊地拒绝履行那种义务，那么仔细想一想，那些犹太人在罗马政府地方官员手中所受的待遇便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推论究竟有多少事实依据，从而也能引导我们去探明基督教所以遭受迫害的真实原因了。
关于罗马君主和总督们对耶路撒冷神庙的尊重前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再重复了，我们这里只想讲明，伴随着耶路撒冷的庙宇和城市的毁灭以及随后发生的许多情况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使那些征服者怒火中烧，并使他们能够以维护政治正义和公共安全一类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公开进行宗教迫害。从尼禄到安东尼·皮乌斯王朝，犹太人对罗马的统治一直显示出一种无法忍受的情绪，因而多次引发出近乎疯狂的屠杀和叛乱。在埃及、塞浦路斯和昔兰尼等城市里的犹太人一直不露声色、假装友好地和毫无戒备之心的当地人生活在一起，而他们在那里所进行的种种可怕的残暴活动使任何耳闻的人也不禁为之发指；我们因而不禁倾向于要对罗马军团严厉的报复拍手欢呼了。因为他们所惩罚的这个疯狂的民族的愚昧荒谬的迷信似乎已使他们不仅成为罗马政府的仇敌，而且成了全人类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了。犹太人之所以如此狂热，一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没有理由向一个崇拜偶像的统治者交纳税款，一是因为根据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谕，他们一厢情愿地相信有一位威力无边的救世主很快就将降临人间，他将解开他们的枷锁，并将为他们这些天之骄子建立一个地上王国。著名的巴柯齐巴①，正是通过宣称自己是犹太人盼望已久的救世主，号召全体亚伯拉罕的子孙起来实现以色列人的梦想，才终于能组织起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和哈德良皇帝浴血奋战达两年之久。
①公元2世纪初抗击罗马军队的一支起义军的犹太人领袖。——译者
尽管犹太人一再如此进行挑衅，罗马皇帝们的愤怒总会随着胜利的取得而平息；而且战争和危险时期一过，他们也便不再惶恐不安了。由于对多神教的普遍的宽容，也由于安东尼·皮乌斯的温和性格，犹太人很快又恢复了他们的各种古老的特权，并又可以对他们自己的婴儿施行割礼了，唯一的一条无关紧要的限制，只是不得把他们的那个希伯来种族的特殊标志加之于任何皈依犹太教的外族人。残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犹太人虽然被排除在耶路撒冷的城区之外，他们却仍可以在意大利和其它各省市建立和维持相当数量的定居点，获得罗马法令所规定的自由，享有市民的荣誉，同时还能免除掉担任那些费力费钱的社会公职的义务。由于罗马人的温和性格或厌恶情绪，这个被征服的教派所建立的教权制度的形式竟获得了法律的认可。固定驻在提比里亚斯的大教长有权委任下属教士和使徒。行使内部司法权力，并每年从分散在各地的同教弟兄手中收取一定数量的贡奉。在帝国各个主要城市里都有新的犹太教堂被建立起来；那些或是按摩西戒律的规定，或是按犹太教教士代代相传的惯例一直奉行的安息日、戒斋日以及其它节日庆祝活动全可以十分认真地公开举行。这样一些温和政策终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改变了犹太人的冷酷态度。他们终于从先知和征服的幻梦中清醒过来，逐渐也安于作驯良、勤劳的臣民了。他们原来的那种对整个人类的仇恨情绪，现在已不再发展为流血和暴乱行为，而是消融在无甚危害的发泄行为之中。他们在经商活动中不放过一切机会掠夺那些偶像崇拜者，暗暗念诵一些难以理解的咒语，诅咒那个傲慢的埃多姆王朝①。
①原指约公元前1200年建于死海西南地区的闪米特人王国。——译者
既然这些犹太人虽然十分厌恶并拒绝礼拜罗马皇帝和他的臣民所信奉的神灵，却仍能随意过着他们的不受欢迎的宗教生活，我们便不能不想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能幸免于遭受基督的门徒所遭受的苦难，其中必另有原因在。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十分简单和显而易见的，但是，从古代人的情感来看，这差别却极关重要。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基督教徒却只是一个教派；而如果说每一个集体都本应当尊重邻近的另一集体的神圣传统，他们却更有责任坚持他们的祖先建立的制度。神谕的声音、哲学家的教诲和法律的权威全都一致要求他们尽力完成这一民族义务。由于犹太人自视远比常人圣洁，他们有可能激怒多神教徒，认为他们是一个令人憎恶的下流种族。由于他们不屑与其他民族交往，他们这样遭人蔑视也许是罪有应得。摩西戒律的大部分内容可能都不过是信口开河，荒诞不经；然而，既然它许多世纪以来一直被一个庞大的社会所接受，他的信徒们当然也可以援例，因此一般人普遍认为他们有权奉行那些他们如果违背便将被视为犯罪的种种教规。但是，这一原则虽然可以保护犹太教堂，却对原始基督教会并无任何好处或保护作用。由于信仰了基督的福音，基督教徒便犯下了所谓的不合常情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割断了习俗和教育之间的神圣纽带，破坏了国家的宗教制度，并狂妄地诋毁了他们的先辈长期信仰和崇拜的神圣的一切。而且这种叛教行为（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还不仅是一个局部或限于某一地区的问题；因为这些虔诚的叛教者既然摒弃了埃及或叙利亚的神庙，自然同样会不屑于在雅典或迦太基的庙宇中去寻求庇护。每一个基督教徒都以厌恶的情绪抛弃了他的家族、他所在的城市和省区长期保有的迷信思想。全体基督教徒都无例外地拒绝再和罗马、帝国，乃至全人类所崇信的神灵发生任何关系。因此那些受压制的信徒们不论如何要求申张谁也不能剥夺的听从良心呼唤和自行判断的权利，也全然无济于事。他们的处境也许使人同情，但他们的申辩却始终不能被异教世界的有识之士或一般信徒所领会。按他们的理解，任何一个人竟然会这样对相沿已久、代代相传的信仰产生怀疑，这简直和有人会忽然对本乡本土的风尚、衣着或口音感到厌恶一样荒唐了。
异教徒的惊愕很快变成了憎恨，于是连那些最为虔诚的人都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带有危险性的不信神的恶名。怨毒之心和偏见相互为用，把那些基督教徒完全说成是一群无神论者，而由于他们胆敢攻击帝国的宗教制度，他们受到罗马地方官员的严厉指责完全是罪有应得。他们使自己和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多神教的神庙所奉行的迷信活动全都断绝了关系（他们得意地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别的人却始终不很明白他们自己究竟信奉什么神灵以及以何种形式的宗教来代替古老的神灵和神庙。他们对“最高的神灵”所怀有的纯洁而崇高的观念完全非异教徒芸芸众生的粗俗头脑所能理解。他们无法体会一个存在于信徒心灵之中的的孤零零的上帝，他既不具有任何可见的有形的形体，又不按照习惯做法为他举行祭奠和庆祝，为他设置祭坛、供奉牺牲。曾经超然物外对第一动因的存在和属性进行深刻思考的希腊和罗马的先贤们或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或是出于虚荣，总愿意为他们自己和他们少数得意门徒保留致力于这种哲理思维的特权。他们绝对不肯承认人类的偏见是真理的标准，但他们也认为偏见是人性的原始意向的自然流露；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敢于置感官于不顾的民众性的信仰和宗教，脱离迷信的程度愈远，便愈将无力阻止不着边际的想象和由狂热情绪产生的幻景。一些才智之士抛向基督教徒的上帝启示说的不屑一顾的目光，只不过使他们更加坚信他们匆匆得出的结论，使他们更认为他们很可能会十分尊重的神性统一观念却被新教派的狂野的激情所损毁，并被它的虚无缥缈的玄想所磨灭了。一篇据称出自琉善之手的著名对话录的作者，在他蓄意以嬉笑怒骂的笔调论述三位一体这个神秘的题目时，却充分暴露出他自己对人的理性的软弱和深不可测的神性的完美全然无知。
基督教的创始人不仅被他的信徒们尊为圣人和先知，而且被当作神来崇拜，也许就不那么让人感到惊奇了。多神教教徒对任何看来和民间流传的神话似乎稍有相似之处的神物，也不管这种相似是如何牵强附会，都会拿来当作崇拜的对象；而关于巴克斯、赫耳枯勒斯和埃斯库拉庇乌斯的各种传说则早已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相信上帝之子会一如常人降临人世的想象铺平了道路。但是，使他们感到吃惊的是，那些基督教徒竟然要抛弃掉那些供奉古代英雄的神庙，而正是这些英雄在世界的幼年时代发明了各种工艺，制订了各种法律，征服了在世界各处为害人民的暴君和妖魔；却宁愿去选择一个鲜为人知的教长作为唯一崇拜对象，而那个教长，近年来，在一个野蛮民族中，已成了本族同胞的怨毒之心或罗马政府的嫉妒心情的牺牲品。广大的异教徒民众只对尘世的眼前利益感兴趣，而对拿撒勒的耶稣赐与人类的赛过无价之宝的生命和不朽却并不在意。在这些贪恋红尘的人们看来，基督的那种于残酷的、自愿忍受的苦难之中保持的坚贞、博爱的胸怀以及他的人品举止的崇高和朴实，并不足以弥补他缺乏声望、没有一个帝国和无所建树的缺陷；在他们拒不承认基督在战胜黑暗势力和死亡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胜利的同时，更对基督教的这位神圣创始人的可疑的出身、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屈辱的死亡多方曲解或甚至多方加以污蔑。
基督教徒在这样坚持以个人情绪代替民族宗教的做法中所犯的每一件过失，都因犯罪人数众多和他们的联合行动而更加严重化了。众所周知，而且也早有人议论过，罗马当局对其臣民中的任何结社活动都极为仇视和十分猜疑；对那些即使全然无害或甚至抱着有益社会的目的而组成的团体，也很难得到政府的认可。那么这些脱离公共的敬神活动的基督教徒的宗教集会自然更显得令人可疑了：他们的组织原则是不合法的，最后完全可能成为具有危险性的组织，而那些罗马皇帝却没有想到，在他们以维护社会治安为理由禁止这些秘密的，有时在夜间举行的集会时，他们是违背了正义的法则。基督教徒由于信仰关系而表现的违拗更给他们的行为，或甚至他们的用心涂上了一层严重的犯罪色彩；而那些对于俯首听命的顺民或许会立即停止使用武力的罗马帝王却认为，他们的命令能否贯彻执行关系着他们自身的尊严，而这命令有时却正是要使用严厉的惩罚来压制那种胆敢认为世上还有一个凌骂于政府长官之上的权威的独立精神。带着这种精神的叛逆活动，其范围之广和持续时间之长都似乎使它一天比一天变得更有理由受到他们的咒诅了。我们已经看到，基督徒的积极的和卓有成效的宗教热情已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遍及帝国的每一个行省，甚至几乎每一个城市。新的皈依者为了使自己和一个其性质显然与众不同的特殊社会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系，似乎都不惜抛弃掉自己的家庭和国家。他们的阴沉、严峻的神态，他们对正当谋生活动和各种人生乐趣的厌恶，加上他们经常散布的大难即将临头的预言，使得异教徒们不免忧心忡忡，担心这个新教派定会带来某种危害，而由于对这一切完全感到玄妙莫测，因而也更加感到可怕。普林尼曾说过，“不管他们的行为的宗旨是什么，只凭他们的桀骜不驯的态度就理当受到惩罚。”
基督的门徒进行宗教活动时总尽量避开别人的耳目，这在最初是出于恐惧和必需，但后来却完全是有意为之。基督教徒极力模仿古希腊伊流欣努神秘派的那种极端诡秘的做法，自信这样就会使他们的神圣的组织在异教徒心目中更显得可尊可敬。可是正像许多事情都不能尽如人意一样，后来的结果却完全与他们的意愿相反。人们普遍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遮遮掩掩，只不过由于他们有些做法根本见不得人。他们的这种被曲解的小心谨慎只是为那些敌视他们的人提供了制造谣言的机会，也使那些怀疑的人更对那些可怕的谣传信以为真了，而在这些四处流传的故事中基督教徒被说成是人类中最邪恶的败类，说他们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干着最荒唐的下流勾当，并以人的一切尊严和道德品质作为牺牲以取悦于他们的那个不可知的神。有许多人假装着悔过自新的基督教徒，或者出面讲述自称亲眼所见的那个该死的教会举行拜神仪式的情景。他们肯定说，基督教徒作为入教的神秘象征，把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浑身裹着面粉，捧到一个手持匕首的新入会的教徒面前，由他闭着眼在这个代他赎罪的牺牲品身上胡乱砍杀；而在这一残酷行动完成以后，教徒们便大口大口喝干那婴儿的血，把那还在颤动的小肢体大块撕来吞食，同时通过这共同的犯罪意识以保证彼此永守秘密。更有人煞有介事地证明说，“在这种惨无人道的献祭仪式之后，紧接着是大家一起吃喝，这时全都以狂饮等等来刺激各自的兽欲；然后，到了某个预定时刻，灯火突然全部熄灭，于是羞耻之心全被抛弃，人的天性也全被遗忘；大家在黑暗之中全都不顾伦常，姊妹和兄弟，儿子和母亲也可以胡乱交配。”
然而，只要仔细地读一读古代基督教徒的那些申辩书，便足以使任何一个正直的反对派人物对这些说法的虚假性不再有丝毫的怀疑了。基督教徒坚决依仗自身的清白向罗马政府地方官员呼吁，要求查实那些谣言。他们宣布，只要有人能够为诽谤加之于他们的罪行提供任何证据，他们甘愿领受最严厉的惩罚。他们同时还反驳说，这也同样是十分真实和令人信服的，别人胡乱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不仅毫无证据，从情理上来推断也完全不可能。他们反问道：谁能认真地相信，既然福音书上一条条圣洁的戒律对于各种合法的享乐尚且要处处加以禁止，而今却会唆使教徒们去犯那些最值得咒诅的罪行，谁能相信如此庞大的一个宗教团体竟会这样在自己的信徒心目中彻底毁掉自己的声誉；甚至相信这人数众多、品质各异、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的人群对死亡或身败名裂的恐惧尚且无所畏惧，怎么倒会同意违背已被天性和教养深深印入脑中的做人的起码准则呢？这样一种无可辩驳的申辩，除了基督教的辩护士自身行为失当，为了发泄对教会内部敌人的切齿仇恨，不惜损伤共同的宗教事业的利益，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动摇其真实性或将它驳倒的。他们有时暗示，有时更直截了当地宣称：强加于正统基督教徒头上的那些血腥的献祭活动和**行为，事实上在马西昂派、卡勃克拉特派以及属于诺斯替派的几个小教派中是一直进行着的；而这些派别尽管有可能已成为异端，却仍然受着人之常情的驱使，并仍然遵循着基督教的戒律。其结果是，那些和基督教会脱离关系的分裂派也使用类似的罪名来指控基督教徒，而且在各个方面都有人声称，那种不堪入耳的最**的行径在大批自称为基督教徒的人中，一直普遍存在。一个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看清正统信仰和异端教派之间微妙的分界线的异教政府地方官们很容易会想象，这不同教派之间的仇恨迫使它们揭发出了彼此共同的罪行。政府的地方官员的温和、冷静的态度有时和他们的宗教狂热不相适应，在他们经过公正的慎重调查之后所作的报告中，总声称那些抛弃了正宗宗教信仰的派别所作的交待在他们看来是完全真诚的，他们的态度也是无可非议的，不管他们那种荒唐、过火的迷信如何会招致法律的惩处等等，这对首批基督教徒的安宁或至少对他们的名声来说，总是一件好事。
罗马皇帝们对待基督教徒的态度
历史学的责任应是如实记录过去的史实以供后世借鉴，如果它曲意为暴君的行为开脱罪责或者为迫害活动寻找借口，那它实际是自取屈辱。但我们也必须承认，那些看来对原始基督教徒毫无善意的罗马帝王，其罪恶程度和动辄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镇压任何不同宗教信仰的臣民的近代君主相比起来，仍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一个和查理五世或者路易十四相似的君王，从他们的思想情况或从他们的个人感情来说，完全应说能够理解不悖良心的权利、坚持信仰的责任以及过失不一定是犯罪的道理。但是古代的罗马帝王和各地政府官员对那些激励着基督教徒使他们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信仰的那些原则却一无所知，他们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发现任何可以促使他们拒绝合法地，甚至也可以说很自然地皈依本国的神圣宗教制度的动机。那有助于缓解他们的罪责的理由一定也同样有助于缓和他们进行迫害的激烈程度。由于他们的行为的动力不是出于来自偏见的狂热情绪，而是出于立法者的温和政策，他们在执行针对卑贱的基督教徒制订的那些法律时，必常会由于蔑视情绪而有所缓和，或甚至由于慈悲心肠而免予处理了。全面地看看他们的性格和动机，我们很自然会得出以下结论：Ⅰ．只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过去以后，他们才感到政府对这些新教派不能漠然视之。Ⅱ．在给任何被控犯有这类奇特罪行的臣民定罪的时候，他们始终都小心谨慎从事。Ⅲ．他们从来不滥施重刑。Ⅳ．受攻击的基督教堂也常有一段和平、安宁的时期。尽管那些不厌其烦写下长篇巨制作品的异教徒作家们对有关基督教徒的问题显得十分冷淡，全不在意，我们却仍然可以根据真实的史料来证明这四点可能符合事实的假设。
Ⅰ．靠上天的巧妙安排，一层神秘的面纱蒙住了幼小时期的基督教会，而且在基督教徒的信仰趋于成熟，人数大为增多之前，一直保护着他们，不但免遭恶意的攻击，甚至使他们完全躲开了异教徒的耳目。缓慢而循序渐进地抛开摩西所规定的种种礼拜仪式，为更早皈依福音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无害的伪装。由于他们大部分都和亚伯拉罕同族，有行过割礼作为他们的特殊标志，直到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以前，他们一直就在那里举行礼拜仪式，他们把摩西戒律和先知视为神的意旨的体现。那些在精神上接受以色列的天国之说的非犹太人，也被视作犹太人而受到咒诅；由于多神教徒们对于外表的礼拜仪式的重视更甚于实现信仰的内容，这个新教派原一直小心翼翼地掩盖着，或者说只是半吞半吐地吐露出，他们未来的伟大前景和期望，所以也能借助于，原来只给予罗马境内一个著名的古老民族的一般宽容政策，得到一定的保护。也许时隔不久，那些犹太人自己因受到某种狂热情绪和对异端的更大仇恨的刺激，慢慢觉查到他们的拿撒勒兄弟正在背弃犹太教堂的教义：于是他们十分乐意要把这些异端邪说淹没在它的信奉者的血泊之中。但是上天的意旨却已经解除了他们的这个恶毒念头的武装；虽然他们有时还能行使无法无天的煽动叛乱的特权，他们已不再拥有审判罪犯的司法权力：同时他们发现要在一个冷静的罗马政府地方官员的心中煽起他们自己的那种由狂热情绪和偏见引起的仇恨也确乎不易。各省总督曾宣布随时准备受理危害公共治安的案件，但当他们一听说问题的中心不是具体事实，而只是一些空话，只是关于某些犹太教的戒律和预言应如何解释的论争的时候，他们便觉得，认真地去研究在一些野蛮和迷信的人当中发生的不着边际的意见分歧，未免有损于罗马帝国的尊严。这样，第一批基督教徒的清白无辜倒是受到了无知和不屑过问的保护，异教徒地方官的法庭常常变成了他们躲避犹太教堂疯狂迫害的最安全的庇护所。确实，如果我们愿意接受那个过于轻信的从古代遗留下来的传说，我们也会在这里重述十二使徒漫游异邦的行程，他们的种种神奇业迹，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死难情景：但是，经过一番更细致的研究，却会使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些曾目睹基督创造各种奇迹的人，如何可能会被允许在巴勒斯坦境外，以自己的鲜血来证实他们所言不虚①。从一般人的正常寿命来判断，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在犹太人的不满爆发成为那场必以耶路撒冷的彻底毁灭告终的疯狂战斗之前，十二使徒中的大多数都应该已经死去了。从基督死去到那场令人难忘的暴乱之间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在整个这段时间中，除了在基督死后35年，那场大暴乱发生之前两年，尼禄曾对帝国首都的基督教徒突然进行过一次短暂而残酷的迫害之外，我们没有发现罗马政府改变宽容政策的任何迹象。我们所以能够知道这一独特事件的历史面貌，主要依靠了那位具有哲学头脑的历史学家，仅凭他的人品也足以使我们不能不对这段史料作一番最认真的思考。
①在德尔图良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斯时代，殉教者的荣誉仅只加之于圣彼得、圣保罗和圣雅各。只是到后来，较晚的希腊人才把这一荣誉逐步加到其余的使徒们身上、他们还谨慎地在罗马帝国疆域之外的某个遥远的国家，为这些使徒选定了传道和受难的场所。
尼禄当政的第10年，帝国首都遭到了一场声势空前、前所未有的大火灾。一座座希腊艺术和罗马业绩的丰碑，一件件布匿战争和高卢战争中俘获的战利品，最神圣的庙宇和最壮丽的建筑，全都在这一片火海中化为灰烬。罗马城所划分的十四个区或地段只有四个区侥幸保持完好，三个区完全被夷为平地，其余七个区经过一场烈火的焚烧之后呈现出一派断壁残坦的凄惨景象。看来政府也曾十分留心，不遗余力地缓和这场巨大灾难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所有的皇家花园都为受灾的民众敞开了大门，迅速搭起大批临时建筑供灾民栖身，同时还以较低廉的价格向灾民提供充足的粮食和其它必需品。关于重整市容和修筑民房的命令似乎体现了一种最宽厚的政策；而且，正如在昌盛时期通常会发生的情况一样，罗马大火，在经过数年之后，倒造就了一座比以前更加整齐和更加华丽的新城市。但是，在这期间尼禄极力装出谨慎小心和仁慈的态度也全都不足以消除民众对他的怀疑。任何罪行都可能会被加在这个杀妻弑母的凶手的身上；对于一个自甘下贱居然去登台献艺的国君，谁都会认为没有什么他不可能干的最荒唐的蠢事。因此当时谣言四起，竟说是这位皇帝本人放火烧毁了自己的都城；由于愈是荒诞不经的故事往往愈能为怒火中烧的民众所接受，当时更有一个耸人听闻，而且被人们坚决相信的说法，说是尼禄曾一面欣赏着由他亲手点燃的满城大火，一面弹着七弦琴，高唱着古代特洛伊城的毁灭。为了转移靠**权力也无法压制下去的这种疑心，这位皇帝决定抓出几个虚假的纵火犯以洗刷自己的罪行。“带着这种想法（塔西佗继续写道）他对那几个被斥为基督教徒，早已声名狼藉的人用尽各种奇妙的酷刑。基督是在提比略在位时被巡抚庞提厄斯·彼拉多下令处死的，基督教徒便是来之于他，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有害的迷信教派曾在短时期内遭到压制，但它后来又再度发作，而且不仅只出现在这个邪恶教派的发源地犹地亚境内，而且甚至蔓延到了一向能为最下流、最恶毒的活动提供保护的罪恶渊蔽罗马城。被抓的人供出了大批的同谋者，这些人最后全部被定罪，但并不是因为他们放火烧了罗马城，而是因为他们憎恨人类。他们在残酷折磨中被处死，同时还受到种种凌辱和嘲弄，有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的人给周身缝上兽皮给发狂的猎犬去撕咬，还有些人身上涂满易燃物质，点着了用作照亮黑夜的火把。尼禄的花园更是这惨无人道的景象的集中地点，届时还举行赛马活动，皇帝本人则往往打扮成驾车人模样，混杂在人群之中。基督教徒们所犯的罪真是应该受到严惩，由于人们感觉到，这些不幸的可怜人的牺牲并无益于公共福利，而只不过是满足了一个凶残成性的暴君的嫉妒心理，民众对他们的憎恶很快又变成了怜悯。”以好奇的眼光观察人类进化史的人或许会注意到，尼禄的那些曾经被首批基督教徒的鲜血污染，座落在梵蒂冈的御花园和竞技场，后来却由于这个被迫害的宗教的胜利和滥加处置而变得更加知名了。在同一块地方，一座比古代的太阳神神庙还更为壮丽的宫殿已经由历代基督教教皇修建起来，这些教皇已经从一个加利利的的卑贱的渔夫①的手中获得了统治全世界的权力。继承了罗马皇帝的宝座，为征服罗马的野蛮民族制订了法律，并把他们的精神统治的范围从波罗的海岸边一直扩展到大西洋岸边。
①指耶稣的第一个门徒彼得。——译者
但是，关于尼禄所进行的大迫害活动的记述还不能就此结束，我们还必须作出几点说明，以期解开有关此一问题的几个疑团，并为了解其后的教会的历史演变提供一些线索。
1．疑心最重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上述这一离奇事件的真实性，以及塔西佗这段著名记述的可靠性。前一点已经为勤奋和治学谨严的苏埃托尼乌斯所证实，他也提到过尼禄曾对一个新的罪恶的教派基督教徒进行过惩罚。可为后一点作证的则有：一些说法相同的古老的手稿；塔西佗的那无法模仿的独特风格；他的可以保证他的著作不致被狂热分子篡改的那崇高的声望；以及他那段记述的主要精神，虽曾指控第一批基督教徒罪恶滔天，却丝毫并未暗示他们有任何异乎常人的超凡的或甚至奇异的能力。2．尽管塔西佗有可能出生于罗马大火的前几年，他也只能通过阅读史料和从别人的谈话中了解到在他幼年时期发生的那一事件。但他却曾一直没没无闻地生活了许多年，直到他的天才已完全成熟之后，他才开始为公务献身，但当他由于对高尚的阿古利科拉的出于感激之情的怀念，写出使千载之后的人也将为之震奋，并受到教育的最早的一部分历史篇章时，他已是40多岁了。在以阿古利科拉的传记和日耳曼人简史一试身手之后，他开始设想，并最后完成了一部更加宏伟的巨著——自尼禄败亡至涅尔瓦即位的30卷本罗马史。涅尔瓦的治理迎来了一个公正和繁荣的时期，塔西佗的晚年便完全用以撰写这段时期的历史；但是当他更仔细地研究了他要写的题材之后，或许他感觉到从自己的荣誉和免遭人怨来考虑，与其颂扬在朝的**帝王的美德，倒不如去记述昔日的暴君的罪恶，因而他决定以编年史的形式描绘了奥古斯都前后相继的四代帝王的行迹。要将80年间的各种历史事实搜集起来，整理、剪裁和润色成一部不朽的著作，使这部史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真知灼见，并描绘得唯妙唯肖，这样一件工作甚至对像塔西佗这样的一位天才来说，也完全足以消耗掉他的大半生的时间了，在图拉真统治末期，当这位战功显赫的君王把罗马的势力扩展到它的旧的疆域之外的时候，这位历史学家却在他的编年史第二和第四两卷中描写了提比略的暴政；而当塔西佗按照预定的程序还没来得及写到首都大火和尼禄对不幸的基督教徒的残酷行径的时候，哈德良必是已经继承王位了。其间相距仅仅60年，作为编年史家他有责任接纳当代人的各种观点；但是，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在悉心研究那个新教派的起源、发展和性质的时候，却很自然地不得不抛弃尼禄时代的认识或偏见，而以哈德良时代的一般见解为依据。3．塔西佗常常信赖读者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他把许多中间环节的事实和观点，留给读者自己去补充，而由于过分注意文字简洁，自己也想着略去为好。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必有什么特殊原因导致了尼禄对基督教徒的残酷迫害，否则，按当时的基督教徒们的隐秘生活和他们的清白无辜来看，他们原不可能会触怒尼禄，甚至也不会引起他的注意的；在故乡备受压迫，那时大量聚居在首都的犹太人显然更容易引起皇帝和民众的怀疑：何况一个已经感到对罗马的压迫忍无可忍的被征服的民族，不惜采取最残酷的手段来报此深仇大恨，似乎并不是决不可能的事。但是，犹太人在皇宫里，甚至在暴君的心腹中都有很有权势的辩护人；尼禄的皇后和情妇，美丽的波培娅以及一个受宠的犹太族演员，已经在为这个惹人厌恶的民族说情。现在为了让犹太人不受惩罚，便必须另找到一些替罪羊，于是也就很可能马上有人提出，虽然真正的摩西信徒与罗马大火没有关系，他们当中却产生了一个有害的新教派加利利派，这个教派可是什么罪恶活动都干得出来的。在加利利派这个名称之下，有行为和信仰都截然相反的两类人被混为一谈了：一类是拿撒勒的耶稣的信奉者，一类是高卢人犹大的狂热信徒。前一类人是人类的朋友，后一类才是人类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唯一相似之处在于，在捍卫自己的信仰方面他们都从来决不让步，因而使得他们对死亡和残酷折磨全然无所畏惧。犹大的追随者在煽动起自己的同胞进行叛乱之后，很快全都葬身于耶路撒冷的废墟之中，而后来普遍被称为基督教徒的耶稣的信徒却遍布在整个罗马帝国各地。处在哈德良时代，塔西佗竟把这类原应更公正、更合理地归之于一个几乎已被人完全淡忘的邪恶教派的罪行和灾难归之于基督教徒，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4．不管人们对这种猜想（因为这实际只不过是一种猜想）抱着什么看法，非常显然，尼禄对基督教徒进行迫害所产生的后果，包括它的原因都仅限于罗马城的区域之内；加利利派或基督教徒所信奉的教义本身从来不曾成为惩罚或甚至加以追究的的罚证；以后，由于他们曾在较长时间内遭受苦难的观念一直和残暴和无理虐待的观念连系在一起，后来继位的几位较为温和的皇帝便都倾向于尽量宽容这个曾长期受到一个始终与善良和无辜的人为敌的暴君压迫的教派。
值得注意的是，耶路撒冷的庙宇和罗马的太阳神庙几乎是同时毁于战火之中；看来也同样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信徒们自愿向耶路撒冷神庙所作的捐献，竟然被一个横暴的征服者挪作修复和装饰太阳神庙之用。罗马帝王向犹太人普遍征收了人头税；虽然每个个人所缴税额十分有限，但这笔税款所派的用途以及征敛手段之严厉，却使人认为是一项让民众不堪其苦的苛政。由于税务官们对许多和犹太人既无血缘关系也无宗教关系的人都可以任意照样收税，那么那些原来借犹太教堂为庇护所的基督徒们自然不可能逃脱了那种贪婪的勒索。基督教徒一向就唯恐沾惹上偶像崇拜的嫌疑，他们的良心自然不容许他们去为一个以太阳神庙朱庇特的身份出现的魔鬼尽力。由于基督教徒中尽管数目日减，却仍有相当数目的人依旧信奉摩西的戒律，他们想掩饰自己的犹太人出身的努力是很容易被行过割礼的事实立即加以揭穿的；而罗马政府的地方官员也没有功夫去研究这两派教义上的差异。在被带到皇帝的，看来更有可能是犹太巡抚的，法庭上受审的基督教徒中，据说曾有两个人，以其出身论，甚至比那些最伟大的君主还要更高贵得多。他们是基督的亲兄弟使徒圣犹大的两个孙子。他们本来具有的继承大卫王位的资格也许很可能会引起民众的尊敬，从而招致巡抚的猜疑；但他们衣着的破旧和谈吐的平庸很快便使巡抚相信，他们既无意也全然无能扰乱罗马帝国的安宁。他们公开承认了自己的王室血统以及他们和救世主的近亲关系；但他们否认有任何世俗的想法，声称他们希望建立的王国是纯属精神世界的天国。当被问到他们的财产和职业的时候，他们伸出了那由于每日辛勤劳动而长满老茧的双手，说他们完全靠耕种为生，他们在科卡巴村庄附近有一块面积约24英亩的土地，价值约9000德拉克马，或约300英镑。于是，这两个圣犹大的孙子便被巡抚在既怜悯又鄙视的心情之中释放了。
但尽管大卫王室的衰落终使他们免遭暴君的怀疑，当时他的本家族的兴旺鼎盛却使得天性怯懦的图密善感到坐卧不安，而这种不安只能靠那些为他所恐惧、所憎恨或者所尊敬的罗马人的鲜血才能消除。他叔父弗拉维乌斯·萨比努斯的两个儿子，大的很快便以谋反意图被定罪，小的弗拉维乌斯·克莱门斯则只是由于自己怯弱、无能，才得以免于一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皇上对这个十分老实的亲属恩宠备至，把自己的侄女多米蒂娜嫁给他，把他们生的孩子收为嗣子，将来有希望继承王位，还赐与孩子们的父亲以保民官的荣誉。可是，这位保民官一年的任期还没有届满，他便被以一个微小的借口判刑处死；多米蒂娜也被放逐到坎帕利亚海岸边的一个荒岛上去；另外一大批被株连的人也或者被处死，或者财产被没收了。加之于他们的罪名是宣扬无神论和行同犹太人；按照当时的地方政府官员和作家对基督教徒模糊而片面的理解，由此二者离奇结合而成的罪名，除了基督教徒，加在任何人身上都是绝对不合适的。凭着这样一个似乎可能的解释，并由于过于迫切地希望拿一个暴君的多疑作为他们死得光荣的证据，于是教会便把克勒门斯和多米蒂娜都算在第一批殉教者的名单之中，并把图密善的暴虐行径称为第二次大迫害。但是，这一次迫害（如果可以这样称谓的话）延续的时间却不长。在克勒门斯被处决，多米蒂娜被流放数月之后，原属多米蒂娜的一名深得她的恩宠，但并未信奉她的宗教的已获得释放的奴隶斯梯芬便在皇宫里刺杀了图密善。元老院加于死去的皇帝种种恶名，他的一些敕令被废除；被他流放的人被赦回；在涅尔瓦温和的统治下不仅无辜的受害者恢复了原来的地位，发还了财产，就连一些罪恶极大的人也获得赦免，或者逃脱了惩罚。
Ⅱ．大约10年以后，在图拉真的统治之下，小普林尼被他的朋友和主子任命为比萨尼亚和本都地方的总督。他到任不久，很快就发现对于这样一个和他的仁慈心地完全不相容的差事，他完全不知道该根据何种司法准则或法律条文来进行工作。小普林尼从来不曾参与审理和惩治基督教徒的案件，对于基督教徒他仅只知道这个名称，至于他们的罪行的性质如何，该如何定罪，以及该给他们何种惩罚，他全然一无所知。在这种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小普林尼便按他惯常采取的策略，对这个新迷信教派的情况写下一篇公正的，有时甚至有些偏袒的奏章呈交给图拉真裁定，请求皇帝屈尊解开他的疑团，开导他的无知。小普林尼一生既热心于求知，也一直在官场中周旋。他从19岁开始便在罗马法庭上以出色的辩词一鸣惊人，在元老院占有一席之地，荣任过保民官，而且交游甚广，同意大利以及各行省的各阶层的人都有联系。因此从他的无知中，我们倒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信息。我们可以断定，当他担任比萨尼亚总督的时候，当时并不曾有任何有效的反基督教徒的法令或由元老院发布的训令；无论是皇帝图拉真或是在他以前的几位较公正的皇帝，他们的敕令都被收入在民事或刑事法典中，他们谁也没有公开表明过他们对这个新教派有何打算；而且，不论在法庭上曾进行过何种反对基督教徒的活动，其中却没有一件具有足够的影响和权威性，使它足以构成可供政府地方官员遵循的先例。
图拉真的批复，对比着他那套有关宗教政策的错误思想来看，也算表现了足够的公正和仁慈，因而其后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基督徒常据此来为自己辩护。图拉真皇帝并没有表现出宗教法庭审问官的那种热情，一定要查问出点滴的异端邪说，使被判罪的人数越多越好，与此相反，他更关心的倒是保护无辜者的安全，而不是防止犯罪者漏网。他承认要制订一套普遍适用的法律甚为困难；但他颁布的两项较为宽大的法令对一些受折磨的基督教徒倒起了支持和保护作用。他虽然也明令指示地方官员惩办那些已经依法定罪的基督教徒，但出于人道的考虑，又自相矛盾地禁止他们对假定的罪犯进行审讯。他同时还规定不要因有人告发便立即进行追究。对匿名指控，这位皇帝一律拒不受理，认为这种可鄙的做法有损于政府公道；因此他严格规定，如要以信奉基督教异端给人定罪，便必须有光明正大的控告人正式出庭作证。也还完全可能，任何充当告发人这样一个招怨的角色的人，都必须公开说明他产生怀疑的根据，具体指出被控告的基督教徒在何时何地参加过什么秘密集会，而且还要列举出一大批基督教徒对外界异教徒严格保密的种种内部情况。如果他们的指控奏效，他们将招致一个人数众多而又颇为活跃的集体的痛恨，遭到思想比较开明的一部人的谴责，并将一如在其它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一样，被视为卑鄙的告密者。反过来，如果最后证明他控告不实，按照哈德良皇帝颁布的一项反坐法，凡诬告自己的同胞犯有基督教异端罪者，将受到极为严厉，直至死刑的惩罚。个人之间或出于宗教考虑的仇恨，当然有时候也可能会压过了遭受侮辱和危害的极其自然的恐惧；但我们却也很难想象，对于如此冒险的一种指控，罗马帝国的异教徒们会不经意地轻易一试。
一种常被用来逃脱法网的计谋，颇足以证明他们常常如何有效地制止了一些出于私人仇恨，或出于迷信狂热而定下的害人的计谋。恐惧和羞耻之心只对个人具有强大的节制作用，但在一个盛大的、喧闹的集会上，它的作用便会丧失殆尽了。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有的希望获得，有的又力求逃避殉道的光荣，因而他们或是迫不及待，或者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按规定又将来临的节日庆典和竞技会的到来。一到了这种场合，帝国各大城市的居民全都会聚集到竞技场或者露天大剧场去，那地方的气氛以及在那里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全都能激发起他们的狂热情绪，而淹没掉他们的人性。当无数的观众头戴花环，满身经过香薰，用牺牲的鲜血净化过自己的灵魂，置身于他们的保护神的神像和祭坛之中，全部沉浸在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欢乐之中的时候，他们便会想起，只有基督教徒憎恶全人类共有的诸神，他们怀着阴暗心情拒不参加这庄严的集会，看来就是在对这公共的喜庆活动进行侮辱或表示厌恶。如果帝国最近遭到过任何灾难，比如一场瘟疫、一次饥荒，或一场战争失利；如果第伯河泛滥成灾，或者尼罗河水没有漫进地里；如果发生过地震或者季节的寒暑失调，那么迷信的非基督教徒便相信这全是基督教徒的过错，他们的罪孽和渎神活动，虽得到过分仁慈的政府的宽恕，上天却终于震怒了。在一大群狂乱的、被激怒的暴民中，诉讼案是不会按正当的法律程序进行的；在一个被野兽和格斗士的鲜血染污的露天剧场里是不可能听到怜悯的声音的。巨大人群的不耐烦的吼叫声指控基督教徒是所有的人和神的公敌，呼吁判处他们最残酷的刑罚，而且会在这个新教派中挑出一两个出头最多的人物，带着无比激愤的情绪呼喊着他们的名字，要求把他们立即抓来扔进狮子房去。主持这类集会的行省长官和地方官，一般都会满足民众的这种要求，牺牲几个最惹人恨的基督教徒，以平息他们的怒火。但是，一些罗马皇帝的明智保护了基督教徒，使他们免遭暴乱群众通过这种任意指控的办法给他们带来的伤害，而且还公正地谴责了这类做法，认为这既不符合他们的坚强统治的要求，也有损帝国政府的公道。哈德良和安东尼·皮乌斯的敕令都明确宣布，集会上民众的呼喊永远不能作为对热心信仰基督教的人定罪或进行惩罚的合理见证。
Ⅲ．定罪之后也不一定必将服刑，那些通过证人的证词，或甚至自愿招供，充分说明自己有罪的人也仍然自己掌握着选择生或死的权力。因为使地方政府官员最为忿恨并不是过去的罪行，而是目前的抗拒态度。他们自信对被定罪的人提出了非常宽大的赦免条件，因为他们只要同意在祭坛上敬几柱香，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在一片掌声之中当场被释放。一个仁慈的法官的责任，大家都认为，应该是竭力感化，而不是惩罚那些迷途的狂热分子。他们根据被告人的不同年龄、性别和具体处境而采取不同态度，常不惜屈尊为他们一一指出活着将如何如何充满乐趣，死亡是何等可怕；他们苦口婆心地劝说，有时甚至于请求他们要多少对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有几分同情之心。如果劝说和威胁都不起作用，他们还会使用暴力；于是皮鞭和刑架便会用来以补充劝说之不足。为了制服一个在异教徒看来如此顽固、如此怙恶不悛的罪犯，他们会不惜使用各式各样的酷刑。古代的基督教的辩护人多曾真实而严厉地指责过他们的迫害者的这种离奇的行为，他们违反一切原则和正当的法庭程序，使用酷刑的目的不是要强迫罪犯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却是要他否认自己的罪行。其后接连几代的修道士们孤寂无聊，竟以研究早期殉教者所受各种死刑和苦刑为乐，他们更挖空心思自己发明了许多想入非非的离奇的酷刑，特别是他们公然假想，狂热的罗马政府地方官置一切道德观念和公共廉耻于不顾，竟然对那些他们无法征服的人进行奸污，而且下令说对那些拒绝被奸的人可以使用最野蛮的暴力。据说那些视死如归的虔诚的妇女往往被迫受到更严酷的考验，要她们决定，在她们看来宗教信仰和自己的贞洁究竟何者更为重要。奉命前来奸污她们的淫荡的青年事先都曾受到法官庄严的告诫，要他们对那些不愿向维纳斯爱神的祭坛敬香的渎神的处女，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爱神的荣誉。可是，他们的强暴行为一般都不能得逞，总会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及时进行干预，使这些贞洁的女基督教徒终于免遭即便是身不由己的蹂躏。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讲明，在比较古老的，也比较更为可信的教会的记录中，却很少有这类夸大其词的污秽的笔墨①。
①杰罗姆，在他的有关保罗和隐士的传说中就讲了这么一个离奇的故事。说有一个年轻人，被捆绑在一张铺满鲜花的床上，忽然有一个美丽、淫荡的荡妇前来对他进行勾引。他为了抑制住自己越来越大的冲动，不得已咬掉了自己的舌头。
对早期殉教者所以会作出此种完全不顾事实真伪和有无可能性的描绘，主要是由一个很自然的误解引起的。四五世纪的教会作者妄加猜度，认为罗马政府地方官也必然像他们自己对他们那个时代的异教徒或偶像崇拜者一样，对这些人怀有势不两立的狂热仇恨。诚然，一些由普通人变为朝廷显贵的人也可能会沾染上了民众的偏见，另一些人出于贪欲或个人恩怨也可能会变得和别人一样残酷无情①。但是必须肯定，同时我们还可以以早期基督教徒的感激涕零的供状作为证明，绝大多数在各省代替皇帝或元老院行使权力并专被赋予生杀大权的地方官员都是些温文尔雅颇有教养的人，他们尊重法治精神，通晓各种哲理。他们往往拒绝执行可厌的迫害人的任务，对某些控告根本不予受理，或者向被控告的基督教徒指明一些逃脱法律罪责的办法，使他们免遭法律的惩处。每当他们被授与可以自行决断的权力的时候，他们总尽量运用这种权力去解救、去帮助一直遭受迫害的基督教徒，而不是利用它去进一步压迫他们。他们完全没有对被告到他们的法庭上来的基督教徒一个个全都判罪。更没有把那些狂热地坚持新信仰而被判罪的人全都处死。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一般都满足于给他们一些比较温和的处罚，如监禁、流放或者发配到矿山服苦役，让这些在他们手下遭到不幸的牺牲者存在一线希望，万一遇上新主即位、皇室婚姻或者某位皇帝战争得胜等国家庆典，大赦天下，他们也就很快可以恢复原来的处境了。被罗马政府地方官立即处死的殉教者，看来只是从两个极端中仔细挑选的少数人。他们或者是主教或长老，一些在基督教徒中最有地位和影响的人，处死他们对全体教徒可以有杀一儆百的作用；再不然就是些基督教徒中最卑贱的人，特别是那些处于被奴役地位的贫民，这些人的生命被看作不值一钱，他们的苦难在古代人看来，根本不值得在意。通过亲身经历和广泛阅读精通基督教史的学识渊博的奥利金，曾经十分明确地讲，真正殉道者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单凭奥利金的权威性实在已足以完全推翻所谓曾出现一支殉道者大军的说法，尽管从遍布罗马各地许多地下墓穴中搜寻到的殉教者遗骨和遗物塞满了许许多多的教堂①，他们的神奇业绩更成了连篇累牍的圣徒传奇的主题②。而且，奥利金的一般性论断还可以从他的朋友狄奥尼苏斯的具体证词中得到解释和证明，狄奥尼苏斯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那样一座大城市里，并一直受到狄奥尼西乌斯的严厉迫害，但按他估计因信奉基督教而被迫害至死的殉道者，大约仅只有十男七女。
①卡帕多西亚的总督克劳狄·赫尔米亚努斯就因为他自己的妻子信了基督教，而对基督教徒变得无比凶残。
①如果我们记得罗马的平民并不都是基督教徒，而所有的基督教徒并不都是圣徒或殉教者。我们便立即可以判断，把从一个公共坟场中挖出来的一块骸骨或一个骨灰罐随便尊之为神物，其正确性是多么微乎其微。在10个世纪的自由、公开贸易之后，一些最有学识的天主教徒也开始怀疑了。他们现在要求有B．M．字样，一小瓶被假定为血浆的红色液体或一棵棕梠形象，作为神物或殉教者的证据。但那前二者实际无足重轻，至于最后一项，有些批评家已经指出——1．那所谓的棕梠树的形象可能只不过是一棵柏树，或者只是一个句点，或在碑文中常用的一个逗号的花体。2．在异教徒中棕梠树一般被看作是胜利的象征。3．在基督教徒中，它也不仅用来作为殉道者的象征，常常还作为令人欢欣的复活的象征。
②作为这类传说的一个典型例证，我们只须想一想，有10000基督教士兵在同一天中被图拉真或哈德良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一事就完全够了。据说这里是由于有一个既可作一千解，又可作士兵解的缩写字Mil，于是引起了某种离奇的误会。
西普里安殉教始末
就在迫害正在进行的这同一时期，那位能言善辩、雄心勃勃的西普里安，不仅统治着迦太基，甚至还统治着整个阿非利加的教会。他具备着能使信徒们对他肃然起敬，而使异教徒地方官对他产生怀疑嫉恨的一切品质。这位主教的性格和地位，似乎使他注定要成为最显眼的引起嫉妒和招致危险的目标。然而西普里安一生的经历已足以证明，我们凭着想象过分夸大了这位基督教主教的危险的处境；他所遭到的危险比一些世俗的野心家，为追求富贵荣华而甘愿受到的风险，要小得多。在短短的10年当中，先后就有四位罗马皇帝随同他们的家族亲信和追随者死于刀刃之下，而在这期间这位迦太基主教却凭着自己的威望和辩才一直指导着阿非利加教士团的工作。只是在他就任主教3年后短短的数月内，他有理由时德基乌斯皇帝的严厉的赦令，对地方长官的猜疑，对在公共集会上要求把基督教徒的领袖西普里安扔进狮子窝的狂喊乱叫感到恐惧。出于谨慎考虑，他感到有必要暂时回避，最后也这样做了。他只身逃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偏远的地方隐藏起来，从那里他仍同迦太基的教士及民众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在那里他一直等到风暴过之，这样他不但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而且于自己的权力或声望也丝毫无损。不过，他这种过于谨慎的做法仍不免遭到一些更严厉的基督教徒的批评和惋惜，并受到一些私敌的辱骂，他们都认为他这种做法是公然放弃最神圣的职责的一种怯懦和犯罪行为。据说他为自己辩护提出的理由是，他认为暂时保存性命以便日后紧急时为教会效命并无不当之处，过去的几位主教已经有例在先，而且他自己还说，他经常受到神的启示，要他这样做。但他的最有效的辩护却是在大约八年之后他决定以身殉教时的视死如归的气概。关于他殉教的真实情况，已有人以高度的热情和公正态度记载下来。因此，这里只要摘录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情节便足以使我们对罗马当局迫害基督教徒的方式和精神有一个最清楚的了解了。
当瓦勒良第三次、伽利埃努斯第四次担任执政官的时候，阿非利加总督帕特努斯在自己的私人议事厅里招见了西普里安。他在那里向他传达了他刚刚收到的一道皇帝敕令，要求所有背弃罗马宗教的人立即重新参加自己的列祖列宗一向进行的宗教仪式。西普里安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并且是主教，只信仰唯一的真正的神，现在他每天都在这位真神面前为自己的合法君主，两位皇帝陛下祈祷。他以不卑不亢的态度申辩说，一个公民有权对总督提出的这类令人不快、甚至有些越出法律权限的问题拒绝回答。就这样，西普里安以抗上罪被判处流刑；他立即被遣送到库鲁比斯去，那是泽吉塔那的一个自由的海滨城市，气候宜人，土地肥沃，距离迦太基大约40英里。这位被流放的主教在那里过着舒适的生活，并以自己的坚贞不屈态度自负。他的声名传遍了阿非利加行省和意大利；为教导广大的基督教徒，他的事迹被编印成册，广为传播；他的闲居生活也常被基督教徒们的书信、来访，和表示祝贺的文书所打断。后来，来了一位新总督，有一段时间西普里安似乎生活得更好一些了。他被从流放地赦回，这时虽然仍不准许他重返迦太基，却让他在首府郊区原来属于他的一个花园里居住。
后来．就在西普里安第一次被捕整整1年之后，阿非利加总督加列里阿·马克西姆斯接到了皇帝关于处死一批基督教教父的敕令，迦太基主教意识到自己必将被挑选出作为第一批牺牲者之一，一开始脆弱的性格使他决定秘密潜逃，以躲开危险和回避殉教者的光荣；但很快他就又恢复了和他身份相称的坚强毅力，于是他又返回花园住地，静待死神的使者来临。奉命前来押解他的两名高级军官让他夹在他俩中间坐上了一辆马车，由于当时总督无有空闲，他们没有把他带往监狱，而把他带到属于他们二人之一的一所私宅里去。他们预备了一桌精美的晚餐来款待这位主教，并允许他的朋友们最后一次来和他相会。而同时，外面的街上已挤满了为自己的精神领袖面临的命运感到焦虑和恐惧的大群的信徒。第二天早晨，西普里安被带上了总督的法庭，总督先询问了他的姓名和案情之后，便命令他向罗马神献祭，并一再要他考虑拒绝献祭的后果。西普里安毫不含糊地断然拒绝了，于是，总督在和身边的陪审人员商量一番之后，便带着不得已的神态宣布了死刑判决。判决书是这样写的：“由于塔西乌斯·西普里安敌视罗马诸神，更由于他私自纠集犯罪集团，在他的诱导下，公然违抗二位至高无上的瓦勒良与伽利埃努斯皇帝陛下的法律，本法庭宣判，将他立即斩首。”处决他的方式，以其温和程度和力争减少死者痛苦的情况而论，可谓前所未有，另外也没有准许对这位迦太基主教动用酷刑逼迫他放弃自己的信仰或供出同谋。
判决一宣布，守候在总督府门口等信的大群基督教徒，立即爆发出一阵“我们愿同他一道死”的呼声。他们的这种强烈的热情的流露对西普里安没有任何帮助，对他们自己倒也不致招来任何危险。在几个保民官和百夫长的护卫下他既没有反抗，也没有受到任何侮辱，他被解往刑场去，那是近郊的一处宽敞的平地，在那里早已挤满看热闹的人群了。忠于他的他原来的执事和副主祭们获准陪伴着他们的主教。他们帮助他脱下上衣，在地面铺上亚麻布以便承接他的宝贵的圣血，并听取了让他们赠给刽子手25枚金币的命令。然后，这位殉教者用双手蒙住了自己的脸，于是一击之下，他的头颅便离开了他的躯体。他的尸体在原处存放了几个小时供好奇的异教徒观看，但是到了晚间便被一支高举着灯笼火把的壮观的队伍搬走，送往了基督教徒的墓地。公开举行的西普里安的葬礼没有受到政府地方官的任何干涉；那些参加送葬和祭奠活动的基督教徒也没有遭到审问或受到惩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阿非利加行省共有那么多的主教，却只有西普里安第一个被认定有资格获得殉教者的桂冠。
西普里安当时有权选择或者作为一个殉教者死去，或者作为一个叛教者活着，不过这种选择却关系着他死后的毁誉荣辱。即使我们假定这位迦太基主教当初从事基督教活动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或野心，他这时仍然不能不全力保持自己一直表现出来的面目，而且，如果他还具有一点最起码的男子汉气概，他也只能宁愿去忍受最残酷的折磨，而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置自己一生的名望于不顾，使自己从此遭受基督教徒弟兄的唾骂，并为异教徒所不齿。但如果西普里安的宗教热情的确曾得到了对他所宣讲的那些教义的信念的支持，那么那殉教者的桂冠对他便只会是一件求之不得的荣誉，而决不会使他感到恐惧。从前代教父们的一些振振有辞，但语义含糊的演说词里，我们很难弄清他们的确切思想，同时也无法确定，那些有幸为基督教事业献身的人们，对于生前十分肯定许诺给他们的不朽的光荣和幸福究竟体会到何种程度。他们不辞辛劳地反复对人们宣讲殉教的烈火将如何弥补人的一切过失，洗清一切罪愆；并说普通基督教徒的灵魂必须要经过一个缓慢而痛苦的净化过程，那经过了考验的受难者才会立即进入永远幸福的天国，在那里他们将跻身于众先知、使徒和大教长之中，与基督一同统治人世，并协助基督掌管审判全人类的职责。这种可以流芳百世的保证和一般人天生的虚荣心极易吻合，因而常常能给殉教者鼓起勇气。罗马或雅典授与那些为国捐躯的公民们的荣誉，和早期教会对壮烈的殉教者所表达的热烈的感激之情和崇敬相比，便显得只不过是冷冰冰、空洞洞地虚应故事而已。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神圣的仪式以纪念殉教者高尚品德和所受苦难，最后并以全体进行祈祷作为结束。在那些曾当众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基督教徒中，有些人被执法官从法庭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这是常有的事）。也会受到和他们殉教未成的行为和他们所表示的决心相应的荣耀。最虔诚的女教徒会纷纷请求亲吻他们曾戴过的镣铐和他们身上的伤口。他们的身体被视为神圣，他们的意见会受到额外的尊重，但他们也常常由于得意忘形、不自检点而滥用了他们靠宗教热情和坚韧精神给他们带来的尊荣①。这类殊荣一方面表彰了那些为信仰基督敬而受苦和献身的人的高尚美德，但也显示出这种人实在为数不多。
①由于后来采取了对自动忏悔的人也加以这种荣名的做法，假冒殉教者的人数便成倍增加了。
头脑清醒、较为谨慎的现代人，对早期基督教徒的狂热情绪可能只会指责而不会仰慕，也或者虽可能仰慕却决不会去摹仿，因为根据苏比西乌斯·塞维鲁的生动的描述，那时的基督教徒之渴望成为殉教者的急切心情更甚于后代人之渴求获得一个主教席位。依纳爵在戴着镣铐穿行于亚细亚各大城市之间时写下的一些书信所表现的情绪，实非普通人的天性所能容忍。他狂热地祈求罗马人，在他被投入露天斗兽场的时候，千万不要出于好心，但实际十分无理地进行干预，夺去他将获得的殉教者的光荣，并声称他已决心要挑逗或激怒那些可能成为他的解脱工具的野兽。也有些故事特别谈到了某些殉教者的勇气，他们真把依纳爵说他要做的事付诸实施了，他们故意引得狮子发怒，催促刽子手赶快行刑，或兴高采烈地往专为他们预备的烈火中跳去，并且在那剧烈的痛苦折磨中表现出无比欢欣的神态。有些故事还讲到有的狂热分子对罗马皇帝为保护基督教徒的安全而颁布的一些限制性法令表示不能忍耐。有些基督教徒有时因为没有人告发他们，就主动坦白自己的信仰，粗暴地去搅扰异教徒公开的宗教仪式，或成群结队地涌到罗马地方官的法庭周围，大喊大叫要求官府拿他们去治罪。基督教徒的这类做法实在太露骨，不可能会不引起早期哲学家们的注意，但他们的反应似乎只是感到惊讶，而很少钦佩之意。他们无法理解，有时候有些基督教徒的坚毅精神竟是那样超出常态，不合常情，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因而把这种急于求死的激情看成是极度绝望，过于愚顽，或狂热的迷信所造成的离奇结果。“不幸的人们！”总督安托尼努斯对亚细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