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省的基督徒叫喊着说，“不幸的人们！如果你们真要是对生活如此厌倦了，找一根绳子或一处悬崖不是再容易不过吗？”对于那些除了自己说，另外无人告发的人，在判刑时他极为谨慎（一位博学而虔诚的历史学家曾特别提到这一点），而对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帝国的法律又没有做出任何具体规定；因此他只挑选出少数几个人来定罪，借以警告他们的教友，对其他大多数的教徒他总是带着气愤和鄙夷的情绪全给打发走。但是，不管这种厌恶情绪是真是假，信徒们的这种始终不屈的表现对那些天性易于接受宗教真理的人却颇有正面影响。每到那种可悲的时刻，总会有许多人，出于怜悯，由于敬佩，最后皈依了基督教。悲壮的激情往往从受难者身上传染给旁观者，可是，正像早已有人说过的，殉教者的鲜血变成了基督教发展的种子。
随时变换的迫害政策
但是，尽管这种献身精神曾经大大提高，动听的说教仍在继续煽动这种狂热情绪，它却仍然不知不觉地逐渐为正常人性的希望和恐惧、对生的留恋、对痛苦的害怕和对死亡的恐惧的情感所代替。更加谨慎的教会负责人也慢慢体会到，有必要对徒众的那种不顾一切后果的狂热情绪加以限制，也不再轻信那种常会在生死关头全然丧失理性的坚毅精神。随着信徒们的生活日益变得不再那样刻苦和严峻，他们慢慢也便不再热中于追求殉教者的光荣了；基督的士兵常不肯自愿去干一番英雄业绩以求扬名于世，却往往在他们有责任抵抗的敌人面前狼狈逃窜。不过，他们有三种可以逃避迫害的烈火的方法，其罪行的严重程度也各自不同：第一种是公认为完全无罪的；第二种性质可疑，或至少属于有罪范围；第三种则被视为是具有对基督教信仰直接背叛的罪行。
Ⅰ．每当罗马地方官遇到有人告发他的管区内某人信基督教时，他总会把有关情况通知被告本人，给他一定的时间，让他可以先料理好自己的家务，并准备好为他被控告的条款作出答复，所有这些情况，显然会使得后世的宗教法庭的审判官感到无比惊奇。如果被告对自己的坚韧精神把握不大，那在这段宽出的时间里，他就可以有机会即时逃跑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荣誉，可以躲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偏僻地方或外省去，在那里耐心地等待风头过去，以便再获得平静和安全。这种如此合乎人情的办法，很快便为最神圣的高级教士们的建议和行动所肯定，而且似乎很少受到人们的非议，只除了由于要一丝不苟，顽固坚持古代教规而沦为异端的蒙特鲁派①。Ⅱ．其宗教热忱远不及其贪欲强大的行省总督们，往往对出卖证书（一般称之为“免罪证”）的做法采取放任的态度，它可以证明证书持有者奉公守法，并曾向罗马神祈奉献牺牲。凭着这份假证书，那些富裕而胆小的基督教徒就可以让恶毒的告密者无法开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安全地维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渎神的做法只要有一点小小的赎罪行动就可以抵销了。Ⅲ．在每一次迫害活动中，总有不少不肖的基督教徒公开否认或实际放弃自己原来的信仰；他们以法定的焚香或奉献牺牲的做法来证明他们改邪归正的诚意。有些叛教者刚一受到政府地方官的虚声恫吓就屈服了，而另一些较有耐力的人则常在长时间反复受刑之后才停止反抗。有些人惊恐的面容流露出他们内心的痛苦，而另有些人却若无其事愉快地走向罗马诸神的祭坛。但是，只要眼前的危险一过去，这些因恐惧而假作的姿态便也宣告结束。一旦严酷的迫害有所缓和，教堂的门前就又挤满了回来悔过的人群，他们对自己对偶像崇拜的屈服表示十分痛心，一个个以同样的热情请求允准他们重新加入基督教会，但并不一定人人都能获得成功。
①德尔图良认为因惧怕遭受迫害而逃走，实是有意抗拒上帝意旨，因而虽不能说是完全的，但仍属极有限的，背叛行为等等。他曾写过一篇专门讨论此一问题的文章，文中充满了最荒诞的说教和语无伦次的叫嚣。但值得注意的是，德尔图良自己并没有亲尝殉教者的痛苦。
Ⅳ．尽管对基督教徒判决和惩罚的一般原则早有明确规定，但处在这么一个疆域辽阔、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的统治之下，这一教派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以及最高统治者和他的下属各级官吏的一时的心情。一时的宗教狂热有时便会激起异教徒出于迷信而产生的疯狂情绪，而慎重的思考却又常会压下或减轻这种情绪。各种各样的动机都会驱使行省总督们严格执行法律，也可以使他们放宽尺度；而在这些动机之中，最强有力的一项莫过于他们不仅要注意已公布的敕令，而且更要揣摸皇帝秘而不宣的意向，他的一个眼色就足以点燃或熄灭掉那一次迫害的烈火。每当帝国各地偶然采取一些严厉措施，早期基督教徒就会鸣冤叫屈，甚而至于夸大自己的苦难；但所谓“十大迫害”这个人人皆知的数字却是由5世纪的教会作家议定的。他们对于从尼禄到戴克里先时代教会的兴衰祸福应看得更为清晰一些。埃及发生十大瘟役和《圣径·启示录》提到的怪兽十角等先例首先启发他们也想到十这个数字；而在他们把对预言的信仰应用于历史事实的时候，他们却十分小心只选择了那对基督教事业最为仇恨的朝代。可是，那几次短暂的迫害活动仅足以复活信徒们的热忱和强化他们对教规的信念而已；每一次异常严厉的时刻倒总会有长时间的和平与安宁时期作为补偿。一些君主的漠不关心和另一些君主的宽容态度，使得基督教徒的信仰完全能得到了，也许并不合法，但实际存在的公众的容忍。
德尔图良的《护教论》里举了两个非常古老，非常奇特，但同时也是十分可疑的皇帝大开恩的例子；那就是提比略和马尔库斯·安东尼所颁布的一些敕令，那些敕令不仅要保护基督教徒的清白无辜，甚至还完全肯定了那些可以证明基督教的教义的真实性的伟大奇迹。这两个例子中的第一个显然有若干可能使不肯轻信的人大惑不解的疑团。它要求我们相信，彼拉多本人曾禀告皇帝，说他自己曾把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而且似乎还是一个圣人，极不公正地判处了死刑；因而，他自己虽无其德，却遭到了有可能成为基督教殉教者的危险；相信那个曾公开表示蔑视一切宗教的提比略却忽然想到要把犹太人的救世主算入罗马的诸神之列；相信那个一向对他唯命是从的元老院居然敢违抗主子的命令；相信提比略不但没有对元老院的抗拒态度生气，反倒很乐意在保护基督教徒的法令得以实施，并在该教会有个明确名称并实际存在以前的许多年，由他来保护基督教徒免受严刑峻法的伤害；最后还相信，关于这样一项异常事件的记载虽然保存在完全公开和绝对可信的文卷之中，却居然没有被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所发现，却只显现在这个在提比略死后160年撰写《护教论》的阿非利加基督教徒的眼前了。马尔库斯·安东尼敕令的发布据说是出于感激之情，因为在和马科曼人的一次战争中，由于他向上帝祈祷，竟使他神奇地获救了。好几位异教徒作家都曾连篇累牍地记述过当罗马军团如何陷于困境，暴风雨和冰雹如何及时来临，一时间如何雷电文加，以致蛮族军队如何在恐惧中望风逃窜等等。如果当时军中有些基督教徒，他们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功于，在危急关头，他们为了自身以及全军的安全而作的祷告。但是，黄铜和大理石的纪念碑、帝国的奖章以及安东尼的纪功柱却都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无论是君主还是民众谁也没有注意到基督教徒的这种重大贡献，因为他们毫无例外把他们的获救归功于天神朱庇特的护卫和天神墨丘利的干预。在马尔库斯临朝的整个那段时间，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始终鄙视基督教徒，而作为一个统治者，他随时在对他们进行惩罚。
命运无常，基督教徒在这位有德之君的治理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等到一位暴君即位反倒立即终止了；由于除了他们再没有任何其他人身受过马尔库斯暴政的残害，所以也只有他们受到了康茂德宽容政策的保护。康茂德最宠爱的妃嫔，也就是那个最终策划谋害她的皇帝情人的著名的马西娅，对于受迫害的基督教会一直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偏爱；尽管她不可能让罪恶行为和福音书的戒律彼此调和起来，但是她可能希望通过宣布自己是基督教徒的保护者而为自己的女性的脆弱带来的不正当行为赎罪。在马西娅仁慈的保护下，基督教徒安然度过了残酷暴政的统治下的13年；等到塞维鲁家族建立起对帝国的统治的时候，基督教徒和新的朝廷已建立起了一种从属的但更为体面的联系。皇帝被说得终于相信，在他一次身患重病的时候，一个奴仆献给他让他涂身的圣油，对他的身体或精神产生了极有效的作用。因而对宫里的几个信奉新教的男女，他总另眼看待。卡拉卡拉的乳母和侍读都是基督教徒；如果说那位年轻的君主也曾显露过仁慈心怀，那便是他在一个偶然事件中的表现；这件事虽然微不足道，却和基督教事业不无关系。在塞维鲁统治下，民众的愤怒情绪已有所控制；严峻的古老法律也暂时搁置起来；各行省的对督们满足于每年从管区内的基督教会那里收取一份礼物，以作为他们奉行温和政策的代价或报酬。为确定庆祝复活节的具体时间而引起的争论，使小亚细亚和意大利的主教们互以武力相向，这被看作是这个较为闲暇和安静时期的最重大的事件。直到后来改信新教的人日益增多，似乎终于引起塞维鲁的注意，并使他心怀疑虑之前，教会的安宁一直也并没有受到干扰。为了抑制基督教的发展，他颁布了一道敕令，这敕令虽然只是针对新入教的人而发，但如严格执行起来，那些最热情的布道者和传教士使不可能不遇到危险，遭到惩罚。在这次不甚严厉的迫害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罗马和多神教的宽容精神，根据这种精神，为了保护那些奉行祖先宗教仪式的人差不多任何借口都可以被接受。
但是，塞维鲁制订的法律很快就随同那位皇帝的权威一起结束了；而基督教徒在经过这样一段忽然袭来的暴风雨之后，一连享受了38年的安宁。在这以前，他们通常只是在私人住宅和什么隐蔽地方举行集会。现在他们却可以修建为举行礼拜仪式用的专设的馆所；甚至可以在罗马城内购置供教会使用的土地，还可以公开选举神职人员，选举的方式也堪称楷模，颇得非基督教徒的钦敬。这一段较长时期的平静也使教会的声威日增。那些出身于亚细亚各行省的君主的政府显然都对基督教徒最为温和；这时这个教派的杰出人士不但没有不得不去哀求一个奴隶或一个情妇的保护，却常被体面地作为教士或作为哲学家请进宫去；而他们的那一套早已在人民中传播的神秘的教义，现在也不知不觉引起了他们的君主的好奇心。在马梅亚女王途经安条克的时候，她表示愿意与知名的奥利金谈谈，这个人的虔诚和学识早已闻名东方了。奥利金当然接受了这一殊荣，他虽然不能奢望使这样一个通权达变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改信基督教，但她却也愉快地听完了他的娓娓动听的劝导，最后并体面地打发他返回了他在巴勒斯坦的退隐住所。马梅亚的这种情绪后来被她的儿子亚历山大所承袭，那位皇帝对基督教所表现的十分奇特和不够明智的偏爱，说明了他在思想上的虔敬。他在宫内小教堂里供奉了亚伯拉罕、奥尔甫斯、阿波洛尼和基督的神像，以示对他们的恰如其份的崇敬，因为正是这些圣者曾以种种方式教导人类向无处不在的至高无上的神顶礼膜拜。在他的家属中，有人公开表示信奉一种更为纯洁的信仰，并实际遵守其仪式。在宫廷里，也许是第一次，也有主教来往；而在亚历山大逝世以后，当惨无人性的马克西明对他那个不幸的恩主遗留下的宠信和奴仆发泄自己的愤恨的时候，一大批各种身份的男男女女的基督教徒便被卷入一次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之中，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缘故，这场杀戮便被不恰当地称作“迫害”。
不管马克西明生性如何残忍，他对基督教徒的愤恨所产生的实际作用范围有限，时间也很短，而且那位虔诚的一直被公认为一心向主的牺牲品的奥利金还仍然保留下来，继续向**君主们的耳朵里灌输福音书的真理。他给菲利普皇帝、他的妻子和母亲写了好几封劝善的信；等到那位出生于巴勒斯坦一带的君王篡夺了王位，他却立即成了基督教徒的朋友和保护人。菲利普对这个新教派公开表示的好感，甚至偏爱，他对教堂祭司一贯表示的尊敬，使得当时已在流行，说皇帝本人已改信新教的怀疑更显得有声有色了；而且后来还有人据此编造一套故事，说他因为谋害无辜的前代皇帝而犯下了罪行，不得不向上帝忏悔并以苦行赎罪了。菲利普的统治的结束随着新主子即位立即出现了一个对基督教徒进行残酷压迫的新政府，其残酷的程度使得他们，如果和他们在短促的德基乌斯统治下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图密善时代以来的处境简直可以称之为完全自由和绝对安全的。从这位君主的道德品质来看，我们几乎难以相信，他所以那么干只是出于他对前代皇帝的宠信怀着卑劣的仇恨情绪；而更为可信的是，为了执行他的恢复罗马纯朴旧俗的总计划，他渴望把帝国从他斥之为新近出现的罪恶迷信中解救出来。一些最重要的城市的主教或者被流放，或者被处死：地方官的警惕在长达16个月的时间内阻止了罗马教士团进行一轮新的选举；当时的基督教徒都认为，皇帝宁愿遇到一位皇位竞争者，也不能容忍在首都有一个主教。如果我们可以假定，德基乌斯的洞察力已发现在谦恭的伪装之下隐藏着骄傲，或者他能够预见到，世俗的统治权可以不知不觉由精神统治权中产生，那么，他这样把圣彼得的继承者看作是奥古斯都的继承者的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我们也不会感到那么惊奇了。
瓦勒良的治理显得是那么轻率和反复无常，这是和罗马监察官的威严极不相称的。在他的统治前期，他的宽容态度甚至超过了那些被怀疑暗奉基督教信仰的君主们。在最后三年半时间中，他接受一个醉心于埃及迷信的大臣的诱导，采用了他的前代皇帝德基乌斯的论点，并模仿他实行严厉统治。伽利埃努斯的执政增加了帝国的灾难，却恢复了教会的安宁；发给主教的一道按其精神似乎承认了主教的可以公开的职位，因而也就使得基督教徒完全可以自由进行宗教活动了。过去的法令虽未被正式废除，却渐渐听其湮没了；这样（除了被归之于奥勒良皇帝的某些敌意做法外），基督教徒一连气度过了40多年的繁荣时期，这对于他们的品德来说，可是较之最为严峻的迫害时期，还要更为危险得多。
当东方被掌握在奥登纳图斯和芝诺比娅手中的时候，萨摩萨塔的保罗担任了安条克大主教的职位，关于他的故事也许可以让我们明了那个时代的状况和特征。那位高级教士的巨大财富本身就足以证明他有罪，因为这财产既非祖先的遗产，也非依靠诚实的劳动所得。但是，保罗把为教会工作看作是一种极为有利可图的职业。他手中的教权成了他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的工具；他经常向最富有的信徒敲诈勒索，并把很大一部分公共收入据为己用。由于他的阔绰和奢侈生活，在异教徒眼中，基督教变得丑恶不堪了。他的议事厅和他的宝座、他公开露面时的豪华气派、恳求他接见的盈门的人群、由他口述复信的大量来信和请愿书，以及使他永远忙乱不堪的事务等等，都显然更符合于一个民政长官的职位①，而与一个早期主教的卑微地位极不相称。每当保罗登坛滔滔不绝向他的教民讲道的时候，他总采取一些形象的说法，像一个亚洲的诡辩家打着戏剧性的手势，这时大教堂里便会响起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喝彩声，以示为他的神奇的口才欢呼。对那些胆敢抗拒他的权势，或不肯对他阿谀奉承的人，这位安条克大主教是十分傲慢、十分严厉，毫不客气的；可是，对那些依附于他的教士他却十分宽纵，把教会的金银随意赏给他们，并容许他们和他这位主子一样满足自己的各种世俗的**。至于保罗自己更是肆无忌惮地大吃大喝，还把两个年轻美貌的妇女接进主教宫，长期充当他悠闲时刻的伴侣。
①出售职位在当时已不是稀罕事；他们打算卖什么官职就会有些教士给买下来。迦太基的主教职位便仿佛是被一位名叫琉西娜的富有的太太给她的仆人马约里努斯买下了。价钱是400福里。一福里是125个银币，所以总数可以在2400镑左右。
尽管萨摩萨塔的保罗是如此罪恶昭彰，如果他能保全住这一正统信仰的纯洁性，那么他对叙利亚首都教会的统治也只会随着他的生命的结束而结束；而且，如果恰在这时教会再次遭到迫害，一次英勇行为也许还会使他被尊为圣徒和殉教者。不幸在涉及三位一体论问题上他轻率地犯下了，而且顽固地坚持了，一些十分微妙的错误，以致激起东方各个教会的狂热情绪和愤怒。从埃及直到黑海，所有的主教都拿起武器行动起来。经过多次会议，发表一系列争吵的文字，公开宣布逐出教门的惩罚，各种含糊不清的解释一时被接受，一时又被否定，一次次协议被签订，又被违反，最后，七八十名主教为此特别在安条克集会，终于做出判决，将萨摩萨塔的保罗赶下大主教的宝座，并未经商得教士团和教民的同意，擅自委任了一个新的继承人。这种显然不合常规的做法使心怀不满的派别人数大为增长；而对于宫廷里的各种花招并不陌生的保罗终于设法得到了芝诺比娅的欢心，因而得以占据主教的住所和职位4年有余。奥勒良的胜利改变了东部的面貌，竞相以分裂和异端的罪名相指责的斗争的双方都接到命令，或获准到这位征服者的法庭上去陈述各自的缘由。这一公开的颇为奇特的审判的结果只是让人完全相信，基督教徒的存在、他们拥有的财产和各种特权以及他们奉行的内部策略，即使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至少也是已经得到了帝国行政官员的承认了。身为异教徒和军人的奥勒良自然很少可能会去参加他们的争论，看看究竟是保罗的思想还是他的对手们的思想更符合真正正统信仰的标准。他的决断是以公正和合乎理性的一般原则作为基础的。他认为意大利的主教是所有基督教徒中最公正、最受尊敬的评审人，而当他得知他们已经一致同223 意宗教会议的判决的时候，他也就不再表示任何异议，并立即下令强迫保罗放弃，据他的同教弟兄们判断，原属于一个教职所有，但一直被他剥夺的一些世俗财产。不过，在我们为他的这种公正欢呼的时候，我们却不应该忘了奥勒良的策略，是急于想采用种种可以笼络住任何一部分臣民的兴趣和偏见的办法，从而恢复和进一步加固各省对首都的依赖。
戴克里先及其继承人治下的教会
在帝国频繁发生的革命运动中，基督教徒仍在和平与繁荣中日益兴盛起来；虽然一般认为著名的殉教者时代始于戴克里先继位之后，这位贤明的君主所采用并一直坚持了18年之久的新政策体系，却体现了一种最温和和最开明的宗教上的宽容。戴克里先本人的确不擅长进行深入的思考，而更宜于从事进行战争和管理政务等积极的活动。他的谨慎态度使他反对任何重大改革，虽然他天性不易为宗教狂热或激情所动，对于帝国古代的神灵他却总抱有一种出于习惯上的关心。但是他的妻子普利斯卡和他的女儿瓦勒里娅这两位女皇却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满怀敬意倾听有关基督教的真理，而这一宗教谁都承认许多世代以来一直大大有赖于妇女的虔诚之心的支持。贴身侍候戴克里先、享有他的恩宠，并管理着他的家务的大太监琉善和多罗西斯、戈哥尼乌斯和安德鲁以他们的显赫的权势保护着他们已公开信奉的信仰。宫里的许多因自己的职位所在经管着皇帝的各种饰物、衣袍、陈设、珠宝，甚至个人私产的重要官员们全纷纷模仿他们的榜样；而尽管他们有时不得不陪同皇帝到神庙里敬献牺牲，但是，他们仍可以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奴仆一起自由自在地进行基督教的活动。戴克里先和他的共事人常常把最重要的职务委托给一些公开表示决不叩拜罗马诸神，但却显示出确有治国才能的人才。主教在各自的省区都享有崇高的地位，不仅受到一般民众的尊重，当地的地方官员们自己也对他们另眼相看。几乎在每一个城市里，这古老的教堂都感到原来的规模太小不足以容纳日益增多的大批新人教的会众；于是，在它们的旧址上修建起了更为壮丽和宽敞的建筑，以供信徒们举行公共礼拜之用。优西比乌斯曾经激烈地为之悲叹的风气和原则的堕落不仅可以看作是戴克里先治下的基督教徒曾经享受和滥用自由的结果，也可以作为确实存在那种情况的证明。繁荣已松弛了纪律的神经。欺诈，嫉妒和恶毒用心在每一个地区的会众中普遍流行。长老觊觎主教职位，并日益野心勃勃为得到这一职位惨淡经营。主教们则互相争夺教会中独掌大权的地位，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明显表现出他们要在教会中攫取世俗的独断专行的权力；以致仍使基督教徒显得有别于异教徒的那种生动的信仰，常常仅见之于他们的论战著作中，而不多见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尽管存在这种表面上的安全感，但一位细心人仍可以觉察到有一些迹象表明，教会正受着一种空前激烈的迫害活动的威胁。基督教徒的狂热情绪和迅速发展已把多神教徒们从冷漠的安卧中唤醒，使他们决心要起而维护习俗和教育一直教导他们应予尊崇的神灵。业已持续了两百多年的一场宗教战争的相互挑衅活动已使怀着敌意的斗争双方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一个过去从未听说新近出现的教派公然鲁莽地指责自己的同胞完全错误，并要使他们的祖先永远处于凄惨的地位，这不免激怒了异教徒。总有办法在死敌的咒骂声中为民间神话辩护的习惯，使得他们在他们的头脑中对于一个他们一向毫不在意等闲视之的宗教体系产生了某种信仰和崇敬的情绪。基督教会声称具有的超然的神力，同时既能使人感到恐惧，也能使人渴望自己能得到那种力量。原来大家奉行的宗教的信徒们也以同样的用奇迹堆起的堡垒把自己保护起来；他们也发明了各种新的献祭方式、赎罪方式和入教仪式①；他们企图重振已濒临灭绝的神谕的声威；听到任何一个骗子编造的一些迎合他们的偏见的有关奇迹故事，他们都急切表示相信。双方对敌手所宣扬的一些奇迹也似乎都信以为真；他们一方面满足于把奇迹归之于巫术和魔鬼的力量，一方面却又在恢复和建立迷信统治的问题上彼此一拍即合②。哲学，这迷信的最危险的敌人，现在却变成它的最有用的盟友了。学院中的树林，伊壁鸠鲁派的花园，甚至斯多噶派的门廊，也和许多形形色色的怀疑学派和不敬神的学派一样，几乎全都荒废了；而许许多多罗马人却都非常希望靠元老院的威力对西塞罗的作品加以取缔和压制。新柏拉图派中最得势的一派则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同那些他们也许瞧不起的祭司们保持联系，以对抗他们有理由惧怕的基督教徒。这些时髦的哲学家一心想从希腊诗人虚构的作品中寻找充满智慧的寓言；并专为他们选出的门徒制订出神秘的献祭仪式；奉劝大家把古老的神灵作为至高无上的神的象征或使者来崇拜，并撰写了许多反福音信仰的长篇的论文，但这些论著后来都被谨慎的正统教派的皇帝付之一炬了。
①在众多例证中，我们也许可以引录密特拉派和塔罗波利亚派的神秘的礼拜仪式做个例子；后者在两安东尼时代非常流行。阿普里阿斯（公元2世纪罗马讽刺作家——译者）所写传奇既充满虔诚之心也充满了讽刺。
②一个深深让人感到遗憾的情况是，基督教的神父们，由于承认了异教中的超自然，或他们所认为的魔鬼的威力、实际是亲手毁掉了否则我们将可以从敌手的大量让步中获得的巨大好处。
尽管戴克里先的策略和君士坦提乌斯的仁慈使他们倾向于尽量不违反宽容的原则，但很快便发现，他们的两个共治者，马克西米安和伽勒里乌斯，对基督教徒的名称和他们的宗教都怀有不可调和的仇恨。这两位君王的心灵从未受到科学的启迪；教育也从未对他们的脾性有所感化。他们的伟大来之于他们手中的刀剑，而在他们爬上幸运的顶峰之后，他们却仍然保持着士兵和农夫的迷信的偏见。在治理各省的一般事务中，他们完全遵守着他们的恩主所立下的法令；但是，在他们的兵营和皇宫内部，也由于基督教徒的有欠审慎的过分的狂热不时会提供可以利用的借口，他们却常常可以找到机会秘密地对他们进行迫害。一个非洲青年马克西米利安努斯被自己的父亲作为合格、合法的新兵带到行政长官面前，可就因为他顽固地声称，他的良心不允许他接受当兵的职业，结果被处死刑。对于百夫长马塞卢斯的行为，我们大约不能希望任何一个政府会听之任之不加惩罚的。在一个公共节日里，这个军官竟忽然扔掉他的皮带、武器和军衔的标记，高声大叫，除了那永恒的王耶稣基督之外，他谁也不服从，他将永远不再使用杀人的武器，不再为偶像崇拜的主子效命。士兵们一从惊愕中清醒过来，便将马塞卢斯抓住。他在廷吉城受到毛里塔尼亚地区长官的审询；由于他对自己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他被判以逃兵的罪名而被斩首。这类性质的例证更像是有关军法或甚至民法问题，不一定带有很多宗教迫害的味道：但它们却能使皇帝们对基督教产生恶感，为曾经大批解除基督教徒军官职务的伽勒里乌斯的严酷措施提供借口；并有助于肯定一种说法：凡由一群狂热分子组成，其所奉行的原则完全有害于公共安全的教派或者永远毫无用处，或者很快将成为危害帝国安宁的臣民。
在波斯战争的胜利使得伽勒里乌斯的希望和声誉有所提高之后，他和戴克里先一起在尼科米底亚宫共同度过了一个冬天；其时，基督教的命运成了他们秘密商谈的话题。经验丰富的皇帝仍然倾向于采取宽大措施；虽然他当即同意不容基督教徒在内廷或军队中担任任何职务，他却曾不遗余力地强调，任意杀害那些误入歧途的狂热分子是十分危险，也过于残忍的。伽勒里乌斯最后终于强使他同意召集一次仅由国家军队和行政部门的少数重要人物参加的会议。这一重要问题现在当着他们的面提出进行商讨，那些野心勃勃的朝臣马上看出，他们必须凭自己的鼓簧之舌支持恺撒的激烈主张。可以想象在消灭基督教的问题上，凡能引起他们的君王的骄傲、虔诚或恐惧心理的题目，他们一定全都反复谈到了。也许他们还会绘声绘色地说，只要容许一批自行其是的人民在各行省的心腹地带生存和壮大，那帝国解放的光荣事业就不能算已经完成。基督教徒（他们完全可以似乎很有理地说），既然否认罗马的神灵和制度，实际已经自成一个独特的共和国，现在在它还没有拥有任何武装力量以前，还有可能给镇压下去；而它现在已是靠自己的法律和行政官员治理，已经有了自己的金库，它的各个部分已经由经常举行的主教会议紧密连系起来，那些人数众多、十分富有的会众则无不对主教们唯命是从。类似这样的一些论据似乎终于使戴克里先勉强下了决心，采取一套新的迫害政策：但我们虽可怀疑，却无法肯定讲出宫廷中的种种密谋、个人的见解和彼此之间的恩怨、妇女或太监的嫉妒心情以及一些常常能左右一个帝国和最英明的君主的谋士会议的命运的许多微不足道，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原因。
皇帝们的意愿终于为基督教徒们表明了，他们在整个那个凄凉的冬天，一直都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那没完没了的秘密协商的结果。2月23日是罗马的护界神节，也正好在这一天（不知是出于偶合还是有意安排）提出从此将限制基督教的发展。那天天刚一破晓，禁卫军卫队长在几个将军、保民官、税务官的陪同下，来到位于该城人口最稠密、风景最秀丽的一块高地上的尼科米底亚大教堂。大门立即被撞开；他们蜂拥冲进了教堂内的圣所；由于他们并没有找到任何有形的崇拜的对象，他们也便只好把几卷圣书用火烧掉了事。戴克里先的大臣们后面跟随着大队的侍卫和开路先锋，排成作战队形向前推进，他们配备着各种可以破坏城市防线的工具。通过他们的不懈的努力，一座早已激起非犹太人愤恨和嫉妒、高耸于皇宫之上的一座圣洁的建筑，在几个小时之内便被夷为平地了。
第二天，总的迫害令公布了；尽管戴克里先这时仍然反对流血，使得伽勒里乌斯的疯狂情绪多少有些缓和，因为要按他的提议，凡是拒绝向罗马神灵献祭的人都应当立即活活烧死，但从现在规定的对倔强的基督教徒的惩罚来看，也可算足够严厉和彻底的了。命令规定，帝国所有各省的基督教教堂都要彻底拆毁，凡是敢于为了宗教崇拜的目的秘密集会的均应处以死刑。那些如今承担起指导盲目的迫害狂活动的可耻职务的哲学家们，过去都曾对基督教这一宗教的性质和精神进行过一番孜孜不倦的研究，而他们既然知道基督教信仰的真正的理论应该是包含在先知、福音书作者和使徒们的著作之中，他们很可能曾建议发布命令，让主教和长老把所有的圣书都交付地方行政长官；然后命令他们慎重其事地公开将那些书籍全部焚毁，否则将受到极严厉的惩罚。依据同一敕令，教会的财产立即被全部没收，这些财产可能分成的各个部分或者高价拍卖，或并入皇室产业，或赐给所有城市和行会，或赏给多方恳求的贪婪的廷臣。在采取了这些取缔基督教的礼拜活动，解散它的管理机构的有效步骤之后，他们还认为有必要让那些仍然顽固地拒不接受他们的祖先传下来的自然宗教，罗马教的人，处于最难堪的境地。出身为自由民的人被宣称不能享有任何荣誉或职务；奴隶已被永远剥夺获得自由的希望；全体人民都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了。法官被授权可以接受并审理所有控告基督教徒的案件。但基督教徒却不允许因自身受到任何伤害向法官提出控诉；这样一来，这些不幸的教民便只能受到公共司法机构的严厉惩处，却得不到它的任何好处。这种既痛苦又持久，既不为人所知又屈辱不堪的新形式的殉教活动，也许是真正最使坚定的基督的信徒们难以忍受的一招：另外，无可置疑，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热情和利害关系也总倾向于支持皇帝们的计划。但是，一个贤明的政府有时也必须采取干预的政策，以缓解基督教徒所受的压迫；另外，罗马的君主们也不可能完全消除遭受惩罚的恐惧，或对一切欺诈和暴力行为都听之任之，而不使他们自己的权威和他们的臣民处于最可怕的危险之中。
这敕令张贴在尼科米底亚的一个最显著的地方，但是几乎还没有等公众看到，便被一个基督教徒撕了下来，他同时还以最恶毒的语言谩骂着，说他对那些不信上帝的专横拔扈的总督既看不起，更十分厌恶。他的这一罪行，根据温和的法律，也相当于谋反，应处以极刑。而且，如果他确实是有地位和有教养的人，这种情况只能加重他的罪责。他被活活烧死，或者更应当说是，被用小火慢慢烤死；那些行刑吏虽然热心为皇帝本人所受到的侮辱报仇，用尽了可以想到的各种酷刑，却始终丝毫未能改变他从容就义的神态，也未能改变他在死亡的痛苦之中仍然挂在脸上的那种坚毅而藐视的微笑。一般的基督教徒，虽然说他的行为严格地说不符合谨慎的原则，却对他的那神圣的炽热的情绪十分钦佩；他们大量加之于自己的这位英雄和殉教者的英灵的赞美之词，更在戴克里先的心中加深了恐怖和仇恨的印象。
不久戴克里先险些遭到一场危险，更使他的恐惧几乎成为现实了。在短短15天之内，戴克里先在尼科米底亚的皇宫，甚至他的卧室里先后两次起火，尽管这两次火灾都被即时扑灭，并未造成什么重大损失，但这火离奇地两次重复出现，不能不让人感觉到十分显然这绝不是出于偶然或一时疏忽造成的。基督教徒自然成了怀疑对象；有人认为，这似乎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一些走投无路的狂热分子，既无法忍受当前的苦难，更担心立即有更可怕的大祸临头，于是同他们的忠诚的同教兄弟，宫里的一些太监合谋，企图暗害被他们视为上帝的教会的死敌的两皇帝的性命。每个人的胸中都充满猜疑和忿恨情绪，其中特别是戴克里先。一大批或者由于所担任的职务，或者由于一直受到额外恩宠的人也都被投入了监狱。到处可以见到各种形式的刑讯和逼供，不论在宫廷中还是在市区里，随处都遭到被处决的人的血迹的污染。但是，不论采用什么办法却始终无法得到关于这一神秘案件的任何线索，我们对那些遭难的人看来也只能或者认定他们清白无辜，或者钦佩他们的坚韧不屈。几天之后，伽勒里乌斯仓促退出尼科米底亚，声称如果他迟迟不离开那虔心向主的皇宫，他将会成为基督教徒怒火下的牺牲品了。关于这次迫害的情况，我们只能从那些教会历史学家那里获得一些带有偏见的不完全的资料；而他们对于皇帝何以会如此惊恐万状也完全茫然。他们中有两位作者，一位亲王和一位修辞学家，曾亲眼看到尼科米底亚的那场大火。一个把它归之于雷电和上天震怒，另一个则肯定是恶毒的伽勒里乌斯本人自己放的火。
由于这反对基督教的敕令原计划作为一个通令在全帝国范围内施行，又由于戴克里先和伽勒里乌斯虽可能不必等待西部君王的批准，但已肯定知道他们必会同意，因此，按我们今天的政策观念来推论，所有各省的总督必然都曾事先接到密令，让他们在同一天在他们各自的管辖区发布这一宣战书。我们至少可以想象，宽阔的大道和已建立起来的驿站已使得皇帝完全能够把他们的命令以最快的速度从尼科米底亚传达到罗马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去；他们不会容许这道敕令在50天之后还不能在叙利亚公布，在将近4个月之后还没有通知到阿非利加的各个城市。这种推迟也许可以归之于戴克里先的遇事谨慎的脾性，他一直对这些迫害措施不很赞成，愿意先在他眼皮底下进行一番实验，然后再去冒在边远省份必然会引起混乱和不满的风险。事实上，在一开头，地方行政官员也不敢轻易造成流血事件；但是后来允许他们采取其它种种残酷手段，甚至鼓励起他们这方面的热情；而基督教徒们尽管很乐意放弃了他们教堂里的华丽的装饰，却不能下定决心中断他们的宗教集会，或者将他们的圣书付之一炬。一位阿非利加主教费利克斯，出于宗教虔诚的执拗态度，看来曾使政府的某位下级官员十分难堪。他所在城市的狱长把他拴起来，送交前执政官处治。这前执政官又把他转送到意大利的禁卫军卫队长那里去；而费利克斯甚至不肯作出一个含糊其辞的回答，最后终于在因其为贺拉斯的诞生地而特别加以封号的卢卡尼亚的维约西阿将他斩首了。这一事件造成的先例，也许皇帝因此事另发有诏书，似乎从此便允许各省总督有权对拒不交出圣书的基督教徒处以死刑。毫无疑问，许多基督教徒借这个机会得到了殉教者的桂冠；但是也必有同样多的人，通过交出或告密以使圣书落入不信教人之手、而苟且偷生。甚至有不少主教和地方教会监督人都由于作出这种罪恶的顺从而获得了Traditor①的恶名；而他们的这种过失在阿非利加教会中更造成了许多眼前的丑闻，和许多未来的纷争。
①似为意大利语“叛徒”之意。——译者
当时在帝国范围内，圣书的不同版本和印数已经多得无数，因此，即使最严厉的清查也不能取得任何重大成果了；就连查禁任何一个教堂里为供公众使用而保存的经书，也需要有一些卑鄙无耻的基督教的叛徒的配合才能办到。但是，只要有政府下一道命令，再加上异教徒的努力，要破坏一所教堂却是非常容易的。不过，有些省份的行政官员感到只要把一些礼拜场所封闭起来就行了。在另一些省份他们又更加严格地按照诏令的条文办事。他们让人拆下门窗，搬走长凳和讲经桌，把它们像火葬柴堆一样一把火烧掉，然后把残存的建筑物也尽力捣毁。说到这类悲惨事件，也许我们在这里可以引用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只是关于这个故事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而且令人难以相信，恐怕只足以挑起，而并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在弗里吉亚的一个其名称和位置我们都不得而知的小镇上，看来是那里的行政官员和全体民众都皈依了基督教；该省总督由于害怕在执行皇帝敕令时会遭到反抗，特地取得了罗马军团的一个人数众多的支队的支持。在他们逼近时，市民们全进入教堂，决心或者武力保卫那神圣的教堂，或者就死在它的废墟之中。他们愤怒地拒绝了允许他们撤离的通知，后来士兵们被他们的顽固态度所激怒，便从四面八方纵火焚烧，于是在这一十分奇特的殉教活动中，大批弗里吉亚市民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葬身火海了。
在叙利亚和亚美尼亚边境发生的一些轻微的动乱，尽管都是刚一发起便被扑灭，却为教会的敌人提供了一个貌似有理的口实，散布流言，说这些麻烦全都是那些已经忘掉了他们曾公开声称决不抵抗和无限服从的誓言的主教们暗中阴谋鼓动的。戴克里先的愤恨或恐惧终于使他越过了他迄今一直保持着的温和态度的界线。在一连串残酷的敕令中宣布他决心要彻底取缔基督教。第一道敕令指示各省总督把基督教会的全体教士全都给抓起来；原为关押重大罪犯的监狱，现在却挤满了大批的主教、地方教会监督人、祭司、读经师和祓魔师。第二道敕令命令地方行政官员使用任何严酷的手段把他们从可厌的迷信中挽救出来，使他们必须回头来礼拜罗马的众神。这一项严酷的命令后来又通过另一道敕令推广到包括全体基督教徒，他们也就因此普遍受到一次残酷的迫害。完全不再像过去，在那健康的温和政策指导之下，控告人都必须先拿出直接和严肃的证据来，现在，发现、追查和折磨最顽固的信徒竟成了帝国官员的职责和兴趣所在。凡胆敢拯救一个被查禁的教派，使之逃脱罗马诸神和诸皇的正当的震怒者，均将处以重刑。然而，尽管法律森严，许多异教徒出于善行的勇气，仍处处掩护了他们的朋友或亲戚，从而体面地证明，迷信的怒火并未能使他们心中的天性和仁德的情操完全泯灭。
戴克里先在发布了这些针对基督教徒的敕令之后，仿佛他急于想把这迫害工作交给别的人去干，他本人很快就自行脱下了皇帝的紫袍。他的共治者和继位者的性格和处境却有时让他们想强迫推行，有时却又使他们倾向于暂缓执行那些严峻的法律；对于教会史中这一重要时期的情况，除非我们对自戴克里先颁发第一批敕令到教会重新恢复平静这10年中，基督教会在帝国各地的状况分别予以考察，我们便无法获得一个正确而清晰的概念。
君士坦提乌斯的温和而仁慈的天性使他决不愿无端压迫他治下的任何臣民。在他皇宫里担任主要职务的都是基督教徒。他喜爱他们的为人，尊重他们的忠诚，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从没有任何不满。但是，只要君士坦提乌斯仍然处于凯撒这一次要地位，他便无力公开拒不执行戴克里先的敕令，或者不服从马克西米安的命令。他的权威倒可以有助于减轻他所同情和厌恶的人为的苦难。他勉强同意了捣毁教堂的做法，但又尽量设法保护基督教徒，使他们免遭民众的怒火和严酷的法律的打击。高卢各省（我们也许还可以将不列颠包括在内）之所以能独享安宁，完全应归功于他们的君主的温和的调解。但是，西班牙的省长或总督达提阿努斯出于狂热或策略考虑，却一心只要执行皇帝们的公开颁发的敕令，而不愿去体会君士坦提乌斯的苦心；因此，几乎不用怀疑，他的省政府必曾沾染上某些殉教者的鲜血。君士坦提乌斯最后升至奥古斯都这一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地位，使他得以放手实施他的德政，而他统治的时间虽短，也并未阻止他建立起一种宽容制度，并把它通过自己的训示和自己做出的榜样留给了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他那幸运的儿子继位伊始便宣布保护教会，后来终于名副其实地成了第一位公开信仰和大力建立起基督教这一宗教的皇帝。他改信基督教的动机，由于情况复杂，可以归之于仁慈的天性、他的政策、他的信念、或出于忏悔，也可以归之于在他和他的儿子们强有力的影响之下，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主要宗教的那一改革运动的进展，将成为本书第3卷中极为有趣和重要的一章①。现在只需说明一点：君士坦丁的每一个胜利都使教会得到一些安慰或恩赐。
①在此节选本中此章似略去。——译者
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两省也经历过一次短暂而残暴的迫害。戴克里先的严厉的敕令被早就仇恨基督教徒，而且喜欢流血和暴力活动的他的共治者马克西米安严格而痛快地予以执行了，在进行迫害的第1年的秋天，这两位皇帝在罗马聚会以庆祝他们的胜利，其后的几项镇压性的法令似乎就是他们那次秘密协商的结果，而地方行政官员则更由于两位君王驾临而格外卖力了。在戴克里先自动脱下紫袍以后，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名誉上由塞维鲁统治，这里的基督教也就毫无防卫地暴露在他的主子伽勒里乌斯的不可调和的仇恨之下。在罗马的殉教者中，阿达克图斯值得后代人的景仰。他出身于一个意大利贵族家庭，由于屡受宫廷封赏，升到执掌皇家私产的财务大臣的地位。阿达克图斯尤为使人注意的一点是，在整个这场普遍进行的大迫害中，他似乎是死难者中唯一一位显贵的人物。
马克森提乌斯的叛乱立即使意大利和阿非利加的教会恢复了平静，这位对其他各阶级臣民多方压迫的暴君，对于受尽苦难的基督教徒却显示了自己的公正、仁慈，甚至偏爱。他完全信赖他们的感激和爱戴，因而自然也必会认为，他们既然在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的手中曾遭受过那么多苦难，而且至今还心有余悸，那便势必能保证他可以得到这个现有人数和财富都已颇为可观的一派人的忠心的支持。就连马克森提乌斯对待罗马和迦太基的主教们的态度也可看作是他们宽容态度的证明，因为很有可能，那些最正统的君王也都会采取同样的政策来对待他们各自的教士集团，两位高级教士中的第一位，马塞卢斯由于对在迫害期间背叛或隐瞒自己宗教信仰的大批基督教徒严加惩处，而使首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派别之间的愤怒情绪多次形成强大的骚乱；基督教徒们彼此自相残杀；以致将这位狂热似乎远胜于明智的马塞卢斯流放出去，变成了使动乱的罗马教会得以恢复平静的唯一手段了。迦太基主教门苏里乌斯的行为似乎更为无理。该城的一个祭司发表了一篇诋毁皇帝的文字。罪犯躲进了主教府，尽管在当时还不可能提出任何教会豁免权的要求，这位主教却拒绝将他交给司法官员审处。由于这种反叛性的抗拒，门苏里乌斯被法庭传唤，但在经过短时间的审问以后，他并没有被判处死刑或流放，而是仍让他回到自己的教区去。这便是马克森提乌斯治下的基督教臣民的愉快处境，以致他们如果出于自身需要想弄到任何殉教者的尸骨，他们便必须到一个最遥远的省份去购买。有一个故事讲一位叫阿格拉伊的罗马太太，她出身于执政官世家，家财之丰富竟需要73名管家来管理。在这些管家当中，卜尼法最为女主人所宠爱，而由于阿格拉伊混淆了虔诚同爱情的界线，据说她竟允许他与她同床。她的家产使她完全能满足从东方获取某些圣徒遗骨的虔诚愿望。她于是把相当数量的金子和香料交托给卜尼法，她的这位情人也便在12个马夫和3辆有篷马车的护送下，开始了一次远至西里西亚的塔尔苏斯的长途朝圣旅行。
伽勒里乌斯的宽容敕令
此次迫害的首要策划者伽勒里乌斯嗜杀成性，真是不幸落入他的统治之下的基督教徒的死对头；因此可以想象，许多既不为财富所累，也不为穷困所苦的中等人家，常会背井离乡，到气氛比较缓和的西部去寻求避难所。在他仅指挥着伊里利亚的军队和省区的时候，他已能稍费些周折，在一个对待宣扬福音的传教士比帝国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加冷淡和厌恶的好战的地区，寻找到或者制造出大批的殉教者。但是，当伽勒里乌斯获得最高权力和东部的统治权之后，他便让他的狂热情绪和残酷行为得到了尽情的发挥，不仅在属于他直接管辖之下的色雷斯和亚细亚如此，而且在马克西明因感到正中下怀于是坚决遵从他的恩人的严酷命令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也是如此。但是，他那勃勃的野心经常遭到的失望、六年来迫害政策的经历以及经常缠绕着他的痛苦的烦扰心情，在伽勒里乌斯心中所引起的有益回忆，终于使他明白了，任何暴政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无能使一个民族彻底灭绝或者完全消除他们的宗教迷信。为了弥补他所造成的损害，于是以他本人的名义，同时也以李锡尼和君士坦丁的名义发布了一道通令，通令在开列了一大批皇家种种头衔之后，基本内容如下：
“尽管为了保证帝国的统一和安全有许多重大问题使我们日夜操劳，但我们仍时刻不忘改正各方面的错误，使一切都能恢复罗马的古制，并重振罗马的公众秩序。我们还特别希望使那些抛弃他们的祖先所建立的宗教和仪式，狂妄地厌弃古代的一切做法，完全凭自己胡思乱想凭空造出一些荒唐的法律和奇谈怪论，并在我们帝国的不同省份自行组成社团的受蒙骗的基督教徒们重新回到理性和合乎自然的道路上来。我们在此前发布的一些意在敦促大家崇敬诸神的敕令已使许多基督教徒陷于危险和苦难之中，其中许多还丧失了性命，而且还有更多的人，由于始终仍坚持其渎神的愚蠢做法，至今不能参加任何正常的公众宗教活动，为此我们本着一向宽大为怀的宗旨，决定对那些不幸的人格外开恩。我们今后将允许他们自由表达各自的想法，只要他们永远不忘对已公布的法律和政府抱着适当的尊敬，他们便可以毫无畏惧，不受任何干扰地在各自的会场中集会。我们马上还将另有一道敕令将我们的意图告知各法院法官和地方行政官员，我们希望我们的宽容将会使得基督教徒们在他们所崇拜的神前祷告时勿忘为我们的安全和繁荣，为他们自身以及为共和国祈祷。”我们一般是不会在敕令和文告的字里行间去寻找帝王们的真正意图或秘密动机的，但由于这里的这些话出自一个垂死的皇帝之口，也许他的这种处境倒可以作为他的诚意的保证。
在伽勒里乌斯签署这道宽容的敕令的时候，他断定李锡尼必会欣然同意他的朋友和恩主的这一意图，而且任何有利于基督教徒的政策都会得到君士坦丁的赞许。但是，这位皇帝却不敢贸然在前言里写进马克西明的名字，而他的同意与否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他在几天之后就继承了亚细亚各省的统治权。不管怎样，在马克西明建立新的统治的头六个月里，他始终装着采纳他的前任的谨慎的策略；尽管他从不曾费神发布一道通令以保证教会的安宁，他的禁卫军卫队长萨比努斯却向各省总督和行政官员发出通知，大谈皇帝的宽厚，承认基督教徒不屈不挠的顽固性，并指示执法官员停止他们的无效的控诉，对那些狂热分子秘密集会不再加以干预。根据这些命令，大批基督教徒被从监狱和矿山里释放出来。坚强的信徒们唱着胜利的赞美诗返回各自的故乡；那些经受不起狂风暴雨般的摧残的人们则含着悔恨的眼泪要求重新进入教会的怀抱。
但是，这种带有欺骗性的平静转瞬即逝；东部的基督教徒也不可能对他们的君王的为人抱有任何信心。残酷和迷信思想浸透了马克西明的灵魂。前者提出迫害的手段，后者则为他指明迫害的对象。这位皇帝全心全意地崇拜罗马诸神，研究魔法，并相信各种神谕。他视若天上来客百般敬重的先知和哲学家常被他提升到行省负责人的高位，并让他们参加他的最机密的国事会议。这些人很容易便使他相信，基督教徒所以能获得胜利，完全依靠他们始终有严格的纪律，而多神教的虚弱则主要来之于祭司之间缺乏团结和上下级关系不明。于是，一种显然不过按基督教会的办法照猫画虎的管理体制被建立起来。遵照马克西明的命令，帝国各大城市里的神庙都一一加以修缮和装新，各个神庙里管事的祭司也都全归在一个高级的大祭司的管辖之下，这个大祭司将可以和主教对抗，并推进异教的事业。这些大祭司反过来又得承认市级或作为皇帝本人的直接代理人的省级大祭司的最高权威。白袍是他们的高贵地位的标记；这些新的高级祭司都是从最高贵、最富有的家族中精选出来的。通过地方行政官和祭司团的影响，从各地，特别是从尼科米底亚、安条克和推罗，送上来大批表示效忠的表章，全都巧妙地作为民众的呼声，迎合提出众所周知的朝廷的意图；吁请皇帝坚持法律的公正，而不要一味只顾宽大为怀；表示他们对基督教徒的憎恶，请求政府至少将那些不敬神的宗派逐出他们各自的地区之外去。马克西明在推罗市民的表章上所作的批语至今尚在。他以无比满意的口吻赞扬了他们的热情和虔诚，申斥了基督教徒的不敬神的顽固态度，并通过迫不及待地同意他们流放基督教徒的要求，显示出，他认为自己只是接受了而并非提出了一项义务。祭司和地方行政官员们全都被授权执行他的那些刻在铜牌上的敕令，敕令虽然告诫他们要避免流血，但是对一些执拗的基督教徒却仍然施以最残酷和最恶毒的惩罚。
对于一个如此有计划地制订暴虐政策的顽固而残暴的君王，亚细亚的基督教徒无不谈虎色变。但是，没过几个月，由西部两皇帝颁布的敕令却迫使马克西明不得不暂时中止执行他的迫害计划了：他轻率地对李锡尼发动的内战佔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而马克西明的失败和死亡很快便使得基督教会从它的最后的也是最凶狠的敌人的手中解脱出来了。
在这段关于最初由戴克里先的几道敕令授权进行的这一迫害活动的描述中，我有意略去了某些基督教殉教者遭受苦难和死亡的情景。事实上，要从优西比乌斯的历史书、从拉克坦提乌斯慷慨激昂的演说词以及从最古老的案卷中收集起大堆令人毛骨悚然和厌恶之极的描绘，以便让各种刑架和皮鞭、铁钩和烧红的铁床，以各种各样用火与铁，用野兽和比野兽更加野蛮的刽子手，所能加之于人体的刑具充斥我们的若干书页，原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这些凄惨的图景还可以用目的为了推迟死亡，或庆祝胜利，或指引人们去发现那些为基督献身、被奉为圣徒的遗骨的形形色色显灵场面和奇迹加以烘托。但是，在我弄清楚我对这些记述应当相信到何种程度以前，我却无法决定该抄录哪些内容。最严肃的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斯本人就曾间接承认，他重述了一切能为基督教增光的记载，却略去了所有可能使基督教丢脸的东西。这样一种承认不免会使人怀疑，一个如此公开违反历史学基本法则的作者，恐怕对它的另一条法则也未必会严格遵守。而优西比乌斯本人，几乎和任何一个同时代的人相比，都更少轻信的色彩，并更为熟悉宫廷里的各种手腕，也使这种怀疑更为可信了。在某些特定场合，当政府官员为某些个人的利害或冤仇所激怒、当殉教者的狂热情绪促使他们忘记了小心从事的准则，甚至忘记了起码的体面，竟然动手推倒祭坛、对皇帝肆意漫骂、殴打开庭审案的法官的时候，那恐怕不论什么样人类所能想象、最坚强的信念所能受忍的种种酷刑都会用来加在那些虔诚的牺牲者的身上。然而，有两个无意中提到的情况却让人体会到，一般对那些被司法官员逮捕的基督教徒的处置实际并不像通常所设想的那么不堪。1．被判在矿坑中劳动的信徒，由于看守的仁慈或疏忽，完全可以在那些阴郁凄凉的住处修建小教堂，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2．主教们不得不去阻止和谴责一些自动向行政官员投案的头脑过于发热的基督教徒。他们中有些被贫困和债务所迫，盲目地希望借机光荣的死去以了结自己悲惨的一生；另一些则天真地希望经过一段短时间的监禁便会洗去自己一生的罪孽；还有一些人则出于一种不光彩的动机，盼着得到一大笔教会给予坐监者的补贴，使他们从此可以过较富足的生活。在教会战胜它的一切敌人之后，被囚的人出于私利和虚荣心的考虑，都极力夸大各自所受苦难的程度。时间或地点的距离使他们完全有充裕的余地可以信口开河地编造：谁谁的伤口如何顿时自愈，谁谁转眼恢复了健康，谁谁断掉的肢体立即神奇地又重新接上等等，关于神圣的殉教者的各种例证，他们全可以十分方便地用来解决编造的困难和压下别人的改正意见。最夸张的传说，只要有助于为教会增添光彩，便会受到轻信的会众的喝采，得到有权力的教士团的容忍，并为教会历史采用一些可疑的证据所证明。
关于流放和监禁、苦难和折磨的含含糊糊描述，在一个伶巧的演说家的笔下，十分容易被任意加以夸大或冲淡，使得我们不得不决定对一个更为清楚、不易篡改的事实进行一番探索；那就是由于戴克里先、他的共治者以及他的继位者颁布的敕令而丧命的人究竟有多少？近代的传说记载了整支军队和整个城市的市民如何在一次不分青红皂白的迫害怒潮中被一扫而光的例子。更早一些的作家则仅仅满足于不着边际地悲愤地大发一通牢骚，却都不屑于弄清楚究竟有多少人被容许用鲜血证实了自己对福音的信仰。不过，从优西比乌斯的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仅只有9位主教被处死；而根据他具体列举的巴勒斯坦的殉教者名单，我们可以断定，真正被加上那个称号的基督教徒也不会超过92人①。由于我们不了解那一时期一般主教们的热诚和勇气究竟如何，我们也便不可能从这些事实的前者作出任何有用的推断；但其后者却可以帮着确证一个十分重要和极为可能的结论。根据罗马帝国行省划分的情况看，巴勒斯坦的面积可以看作是东帝国的1/16：而既然有些总督不论是出于真诚的还是假装的仁慈，始终不曾使自己的手上沾染基督教徒的鲜血，我们也便有理由相信，那个过去的基督教的诞生地，在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治下被处死的殉教者至少应占全国殉教者的1/16；那么其全数便可能达到1500人，这个数字如果按这场迫害延续的10个年头平均分配，每年实际牺牲的殉教者则为150人。在意大利、阿非利加，也许还有西班牙等省，经过两三年之后，严峻的刑法或者被暂时搁置，或者被废止了，这几省如果也按同样的比例计算，那么，在罗马帝国境内经法院判决处以极刑的基督教徒群众将减至不足2000人。即然无可怀疑，同以往任何一次迫害相比，在戴克里先时代，基督教徒的人数更多，他们的敌人也更加疯狂，这个或许可信的温和的估计数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推算出到底有多少原始的圣徒和殉教者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引进基督教这一重大目标而牺牲了性命。
①他在结束这段叙述时明确告诉我们，这便是在整个迫害时间在巴勒斯坦出现的殉教事件。他的书中讲述埃及的蒂巴伊斯的第8卷第9章可能显得有些和我们的保守的估计不甚协调，但那也只会使我们不免对这位史学家的巧妙安排深感钦佩。为那最精巧的残暴行径选定了罗马帝国最遥远、最偏僻的场地，他却说在蒂巴伊斯常常在同一天里就有10～100人殉教。但当他接下去讲他自己前往埃及旅游的时候，他的话却在不自觉中变得更加小心和更为温和了。他不再使用巨大而确定的数字，而只说许多基督教徒，而且还特意巧妙地挑选了两个含糊的字眼，让人既可以理解为他亲眼所见，又可理解为他听人说过：既可以理解为打算执行，也可以理解为已经执行了某种惩罚命令。在这样给自己留下一条安全的退路之后，他就这么把一些摸棱两可的段落交到了他的读者和译者手中；他完全有道理想到，反正他们的虔诚必会使他们选择最有利的含义。提奥多鲁斯·墨托奇塔的话也许是带着恶意的，他说，所有像优西比乌斯一样对埃及人深刻了解的人，都喜欢使用一种晦涩的、复杂的风格。
我们将以一个自动勉强闯入我们的思想的、深可悲叹的事实来结束这一章；那就是：在殉教的问题上，即使我们毫不犹疑，也不去深究，完全承认一切史书上的记载或者虔诚的教徒所杜撰的一切，我们仍然必须看到，基督教徒在他们长时期的内部斗争中彼此之间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异教徒的狂热使他们遭到的迫害。在西罗马帝国被推翻后的那段愚昧时代，帝国都城的主教们把他们的统辖权既扩大到俗人头上，也扩大到拉丁教会的神职人员头上。他们建立起来很有可能会长期抵制理性的微弱力量的冲击的一套迷信体系却终于遭到了从12—16世纪一直存在的以一群改革家的面貌出现的无数大胆的狂热分子的摧毁。罗马教会以暴力保卫他们以欺骗手段得来的帝国；一个和平和仁慈的体系很快就被放逐令、战争、屠杀以及宗教法庭的建立而弄得乌烟瘴气。而由于改革派更受到热爱民权和宗教自由的人们的鼓舞，天主教的亲王们便把自己的利益同教士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不惜用火与剑来推行宗教惩罚的恐怖。据说，仅在荷兰地区，查理五世的臣民就有10万余人倒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这个惊人的数字曾得到格劳修斯的证实，这个人才华出众，学识渊博，在疯狂的教派斗争之中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还在由于印刷术的发明较易得到情报，但同时也增大了被人发觉的危险的时候，为自己的那个时代和自己的国家撰写了一部编年史。如果我们不能不相信格劳修斯的权威性，那我们就必须承认，仅仅在一个行省和一个君主的统治时期中，被处决的新教徒就远远超过了在三百年时间中，在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原始殉教者的人数。但是，如果这一事实实在让人难信的感觉竟然压倒了这些证据的力量，如果我们认定格劳修斯过分夸大了宗教改革派的功绩和苦难；那我们便很自然地要问一问，对于古代的那些出于轻信写下的可疑的极不完备的重要作品，我们又能相信到什么程度；对于一个在君士坦丁的保护之下，独享记述仁德的皇帝被征服的对手或完全失势的前任迫害基督教徒情况的宫廷里的主教和狂热的演说家，我们又如何能完全相信呢？也增大了被人发觉的危险的时候，为自己的那个时代和自己的国家撰写了一部编年史。如果我们不能不相信格劳修斯的权威性，那我们就必须承认，仅仅在一个行省和一个君主的统治时期中，被处决的新教徒就远远超过了在三百年时间中，在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原始殉教者的人数。但是，如果这一事实实在让人难信的感觉竟然压倒了这些证据的力量，如果我们认定格劳修斯过分夸大了宗教改革派的功绩和苦难；那我们便很自然地要问一问，对于古代的那些出于轻信写下的可疑的极不完备的重要作品，我们又能相信到什么程度；对于一个在君士坦丁的保护之下，独享记述仁德的皇帝被征服的对手或完全失势的前任迫害基督教徒情况的宫廷里的主教和狂热的演说家，我们又如何能完全相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