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鸭绒枕头（雅各就把头枕在石头上睡觉）、白面包、外国酒、公众场合的颂扬、温水浴以及剃须；关于这一点，按德尔图良的说法，这是对自己的面容进行欺骗，并大不敬地妄图改进创世主的作品。但当基督教渐为富有的上流社会人所接受的时候，这些奇怪的规矩，也便如现在的情况一样，只有急于表明自己圣洁过人的少数人去遵守了。但是，要让人类中的低级阶层自称有一种对（命运不容他们得到的）豪华、享乐生活十分鄙弃的美德，那是十分容易，而且他们也十分乐意的。原始基督教徒的美德和早期的罗马人的一样，常常受着贫穷和愚昧的保护。

    神父们在任何有关两**往问题上的严酷的贞操所依据的也是同一个原则——他们对一切可以满足人的**，降低人的精神气质的欢乐都深感厌恶。他们常爱津津乐道的一个意见是，如果亚当一直谨守创世主的严命，他便会永远生活在童贞状态之中，而通过其它某种无罪的繁殖方式也会让天国中住满一个无害的永生的种族。婚姻制度只容许作为延续人种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和对于自然的无餍**的虽是极不完备的一种约束，在他的堕落的后代中进行。正统的道德家在这个有趣的问题上所表现的犹豫，表明了人们在不愿赞同一项他们不能不予以容忍的制度时所感到的窘困。那些为夫妻同床所制定的各种极为荒唐的条款，如果在这里一一列举出来必会使青年人忍不住大笑，而使妇女们为之脸红。他们一致认为一个人结一次婚便完全足以满足自然和社会的一切需要了。**的结合被美化为有如基督与教会的神秘结合，并声称这种结合一旦形成便既非离婚也非死亡所能予以解除。再婚被斥责为合法的通奸；任何人犯下如此严重的侮辱基督教纯洁性的罪行的人会立即被排除在教会的荣誉，甚至教会的怀抱之外。既然**已被视为罪恶，而婚姻只不过是一种勉强被容忍的过失，那么按同一原则把独身生活看作是最易接近神的完美境界的途径也便合情合理了。古罗马要经常维持着6个童女灶神的制度常感到困难重重①；而原始基督教教会中却住着大批发誓终身保持童贞的男女。他们中有少数人，包括博学的奥利金②在内，认为这是使魔鬼无用武之地的最明智的办法。③在肉欲的进攻面前，有些人无所感觉，有些人却始终能保持坚不可摧。处于非洲温暖气候条件下的童女们，因为鄙弃可耻的逃走行为，便不免和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她们只得允许教士和执事跟她们同床，以这样在欲火中仍能保持着清白的贞洁而自鸣得意。但是受屈辱的自然法则有时不免要伸张自己的权利，而这类新的殉教者只不过给教会增添一些新的丑闻④而已。可是，在基督教的苦行者（由于他们的十分痛苦的修练，他们很快便获得这一称号）之中，许多人，由于他们不是那么冒失，很可能取得较大的成功。他们在**欢乐方面的损失，从精神上的满足得到了补足和补偿。甚至广大的异教徒也止不住对这种显然不易实行的自我牺牲的美德表示赞赏；那些神父们，也正是在对这些贞洁的基督信徒的颂扬声中，显示出了他们的有似泥沙俱下的悬河般的辩才。以上便是基督教禁欲生活的原则和制度的早期遗迹，它们在以后的年代中，一直和基督教的种种世俗的利益起着平衡的作用。

    ①尽管给予这些处女以极高的荣誉和极丰厚的报酬，要找到足够的自愿者始终十分困难；而对最可怕的死亡的恐惧也并不总能管住她们不犯戒。

    ②早期（3世纪初）基督教神学家。——译者

    ③在奥利金的名声引起嫉妒和迫害以前，这种作法一直不但很少受到责难，倒颇受推崇。他一向本来总将圣书作为寓言看待，但唯独在这个问题上他却采取了坐实文字的态度，这似乎是太不幸了。

    ④很久以后人们还一直认为丰特夫罗拉特派的创建人也曾企图采取类似的冒失行动。贝勒为了自娱和为他的读者消遣曾大谈这一微妙问题。

    基督教徒对尘世的俗务的厌恶程度不次于他们对享乐的厌恶。他们不知道如何把我们对人身和财产的保护权和要求大家无限宽恕旧日的冤仇、并命令他们一次受辱不怕再次受辱的忍让精神协调起来。赌咒发誓、地方行政官府的排场以及公众生活中的激烈斗争都为他们的俭朴生活所不容；他们的仁慈的无知使他们怎么也难以相信，在某些人的罪恶行径或敌意企图已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时候，利用正义的剑或战争手段把我们的这些同类置于死地是完全合法的。普遍认为，犹太体制的权力是依据一种不很完善的法令，经上天许可，由得到神的启示的先知和有神授权力的国王来行使的。基督教徒们感觉到，也公开承认，对现今的世界体系来说，这样一种制度可能是必要的；他们因而愉快地承认他们的异教总督的权威性。但是，他们虽然念念不忘消极服从的箴言，却拒绝积极参与帝国的民政或军事防御工作。有些人在改变宗教之前便已从事这类残暴和血腥的职业，对他们也许可以不予深究；但是让一些基督教徒在不曾放弃所负担的更为神圣的职责之前，便去充当兵士、行政长官或国王的角色，那是不可能的①。这种对公共福利的无情的甚至是犯罪的冷漠态度，使他们因而遭受异教徒的鄙视和谴责；他们经常问道，如果所有的人都抱着这个新教派的怯懦态度，那么这个到处受到野蛮民族攻击的帝国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对于这个带侮辱性的问题，基督教的辩护士只能作出含糊的模棱两可的答案：因为他们不愿透露他们的秘密的安全保障；那就是他们料定，不等到使全人类皈依基督教的工作完成，战争、政府、罗马帝国以及世界本身都将不复存在了。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也完全一样，最初一批基督教徒的处境和他们在宗教上的疑虑是完全吻合的，他们对积极的生活的反感只是有助于使他们免于在政府和军队中服役，而并不妨碍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中享有荣誉。

    ①德尔图良建议他们采取弃教的从权办法；这个主意，如果普遍传开，对于赢得皇帝对基督教教派的支持是不太合适的。

    教会管理机构的发展

    Ⅴ．但是人的性格，不论会因暂时的情感变化而兴奋或消沉到何种程度，终归会逐渐回到它的正常的自然水平，恢复最适合于它当前状态的情绪。原始基督教教徒对人世的事务和欢乐全都毫不动心；但他们的永不可能完全灭绝的对行动的爱好却很快又重新复活，并在教会的管理机构中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一个对帝国已建立的宗教进行攻击的独立的社团不可能不采取某种形式的内部政策，并任命足够数量的教士，让他们不仅在这个基督教共和国中行使精神职能，而且还要在其中行使世俗的领导职能。这个社团的安全、荣誉和壮大，即使是在最为虔诚的人的头脑中，也会引起一种有如早期罗马人对共和国所抱有的那种爱国精神，有时也同样会产生只要可能达到所希求的目的而对所使用的手段如何漠不关心。力图使自己或自己的朋友获得教会荣誉和职位的野心被用一种冠冕堂皇的意图掩盖起来，那就是，他们是把他们为此目的而有责任求得的权力和影响全部用以谋取公共福利。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他们经常要负责查找出异端邪说的谬误或制造分裂的计谋，反对心怀叵测的同教弟兄的阴谋，用恰如其分的斥责点明它们的性质，并把他们从他们试图破坏其内部和平与幸福的社团中驱逐出去。基督教会的神职领导人物所受教育告诉他们，要集蛇的机智和鸽子的纯洁于一身；可是，统治的习惯既会使前者更趋精细，同时也会使后者于不知不觉中遭到腐蚀。任何人不论是在教会里，或是在尘世上被推上任何公共职务的高位，都会使自己由于能言善辩、行动果敢、阅历丰富和精于世务而为人所敬重；当他们对别的人，也许也对自己，隐瞒自己的行为的秘密动机的时候，他们常常也会陷入积极生活的混乱情绪中去，只不过它们由于渗入了宗教狂热而增加了一定程度的苦涩和顽固的味道罢了。

    教会的治理常常就既是宗教争论的题目，又是宗教斗争的对象。罗马、巴黎、牛津以及日内瓦的互相敌对的论战者，全都无不力图使原始的使徒时代的教会模式①完全符合他们各自的政策的标准。少数以诚恳、公正的态度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人则认为使徒们放弃了立法的职权，宁愿忍受某种不公正的指责和分裂，也不愿剥夺掉未来时代的基督教徒的自由，不让他们按自己时代和环境的特点来改变他们的教会管理机构的形式。一种得到他们许可，曾在1世纪被采用的政策模式，现在也还可能在耶路撒冷、以弗所或科林斯教会的做法中找到。在罗马帝国的各个城市中建立的宗教团体之间，仅只有共同的信仰和仁爱精神作为彼此联系的纽带。独立和平等形成它的内部组织的基础，而纪律和人类知识的缺乏，则不时靠一些先知的帮助来加以补充，不分年龄、性别，或天生的不同才能，所有的人都能被召去担任这一职务，每当他们感到得到神力的冲动的时候，就可以在由信徒组成的大会上尽量倾吐神灵的意旨。不过这类非同一般的天赋常被这类先知的师长们滥用或误用。他们常在极不恰当的场合显露他们的天赋，任意打乱大会做礼拜的程序，并由于他们的傲气和错误的狂热，特别是在科林斯的使徒教会中，制造了一长串可悲的混乱。等到先知的制度已变得无用甚至有害的时候，他们的权力就被剥夺，他们的职位也被撤销了。宗教的公务此后便完全交托给了已建立起来的教会管事人，主教和长老；而这两个称呼，一开始似乎是用来指明同一职位和同一个人的。长老这个名称表示他们年龄较大或者更表明他们稳重和聪慧。主教这个头衔，表明他们对属于他们管辖的教区中的基督教徒的信仰和为人负有监督的责任。按照各教区信徒人数的多少，便有或多或少的一批主教团长老以平等的权力和共同协商的态度，指导着每一个新形成的教会团体。

    ①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派都一直强烈主张主教职位的神的起源。但加尔文派教会的长老不能容忍忽然出来一位上司；而且罗马的教皇也不承认有人能和他平起平坐。

    但是，最完美的平等的自由必须有一个上级长官加以领导才行：群众会商的制度很快就导致主席职位的设立，这样至少可以授权给一个人，由他来收集会众的意见和执行大会的决议。对于常被每年一度或临时的选举打破的公众宁静的关心早已使得原始基督教徒建立起了一个极受尊重的永久性的领导机构，并从他们的长老中选出一位最明智、最圣洁的人，让他终生执行教会最高长官的职务。正是在这些情况下，主教这个崇高的头衔才开始从长老这一平凡的称号中冒了出来，后者仍是每一个基督教元老会成员的最自然的尊称，前者则被专用于它的新设立的高贵的主席职位。这种似乎在1世纪①结束之前便已开始采用的主教统治形式的优点是如此明显，对于基督教未来的宏大和当前的平静来说是如此重要，因而马上就毫不迟疑地为早已散在帝国各处的会社所采纳，在很早以前便因合乎古制而得到承认②，而且直到现在仍被东方和西方最有影响的教会看作是原始的，甚至是神圣的机构而加以尊重③。我们用不着说，最早荣膺主教头衔的虔诚、谦卑的长老们是并不可能享有，也或者他们拒绝了，现在环绕罗马教皇的三重冕或德国大主教的主教冠那种权势和排场的。但我们可以十分简略地概括说明一下，他们最初的，虽有时也带有世俗性质，但主要属于宗教方面的十分狭窄的权力范围。它包括掌理教会的礼拜活动和纪律、监督数量和名目都无形中日益增多的宗教仪式、任命由主教分别给他们指派职务的各种教堂执事、管理公共基金，以及处理一些虔诚的教徒们之间不愿在法庭上向偶像崇拜的法官暴露的纠纷。在一个短时期中，这些权力是根据长老团的建议，并经教徒大会的同意和批准后行使的。原始教会的主教只不过被看作是他们的同辈中的排头兵，是自由的人民的忠实的仆人。无论何时，如主教位置因原主教死亡而空缺，便由全体教徒大会从长老中选出一位新主教；其中每一个成员都认为自己具有神圣的担任圣职的资格。

    ①参看启示录。被称作安琪儿的主教当时已在7个亚洲城市中设立。然而克莱门斯的书信（这信写作的时间也可能同样古老）却又不曾帮助我们在科林斯或罗马发现任何主教制度的遗迹。

    ②NullaEcclesiasineEpiscopo自德尔图良和伊里奈乌斯的时代以来一直便存在，并作为最大的限度。

    ③我们在度过了1世纪的难关之后，便发现主教管理制，直到它受到瑞士的天才和德国的改革家的破坏以前，已普遍建立起来。

    在使徒们死后的一百多年中，基督教会所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温和、平等的制度。每一个社团本身自成一个独立的共和体。尽管在一些最遥远的小邦之间也相互保持着友好的文书和使臣来往，整个基督教世界却并没有任何最高权威或立法会议把大家统一起来。由于信徒的人数日渐增加，他们发现把他们的利益和计划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很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处。到2世纪末期，希腊和亚洲的教会便采取了省宗教会议这个有用的制度，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认为，他们的这种形式是以他们自己国家的尽人皆知的一些先例，如希腊的城邦代表会议、亚该亚同盟①，或爱奥尼亚诸城市代表会为模式建立起来的。各独立教会的主教必须在指定的春、秋两季在各自的省会集会的作法，很快就成为一种惯例和法律。他们对问题的考虑可以得到少数几位卓越的长老的帮助，也因有旁听的群众在场而受到一些限制。他们制定的被称为教规的法令决定着有关信仰和纪律问题的任何重大争论；人们很自然地会相信，圣灵的灵感必会大量地向这个基督教人民代表的联合会倾注。这种宗教会议制度既符合个人野心，又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因而在短短几年之内，便在整个罗马帝国各地被普遍采用。在各省的会议之间也建立了经常的信函联系，以便彼此就会议进行情况互通信息、沟通意见；不久，正统基督教教会也采取了一个大联邦共和国的形式并获得名副其实的力量。

    ①希腊伯罗奔尼撒城邦的联盟。——译者

    当某些教会的立法权力在不知不觉中为宗教会议所取代的时候，主教们却通过他们的联合行动获得了更多的行政和决断的权力；而且，在他们一旦意识到他们具有共同利益的时候，他们便可以采用联合的力量，侵犯教士和人民的最基本的权利了。3世纪高级教士在不知不觉中已改劝告的口气为命令口气，为未来撒下了篡夺权力的种子，并用圣书中的寓言故事和武断的词藻来弥补他们的力量和理智方面的不足。他们提高了主教职位所代表的教会的团结和权力，对它每个主教都享有平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常说，君主和行政长官可以吹嘘自己享有尘世的转瞬即逝的统治权：而只有主教的权威得自于神，并可以从这个世界延续到死后的世界。主教是基督的摄政者、使徒的继承人，也是摩西戒律中高级祭司的神秘的替身。他们专有的除授圣职的特权，同时侵犯了教士和人民选举的自由：而如果他们在教会管理工作上仍在征询长老的意见和人民的意向，他们一定先得反复思考这样主动去屈尊求教会有什么好处。主教们承认他们的同教弟兄的大会握有最高权力；可是在他的特定教区的管理问题上，他们每一个人都同样迫使他的羊群对他绝对服从，仿佛教民真就是这个习惯用的比喻中的羊群，同时也仿佛牧羊人就是比羊群更高一等。而且这种服从也并非在一方无需强制，另一方毫不抗拒的情况下形成的。教会组织中的民主部分，在许多地方一直得到教士内部热心的或利害相关的反对派的热烈支持。但是，他们对教会的一片忠心，却被加上了自立宗派和分裂的恶名，而主教的事业得依靠一些积极主动的高级教士的努力才得以迅速发展，这些人，如迦太基的西普里安，能把最有野心的政治家的谋略和似乎仅为圣徒和殉教者所有的基督徒美德协调起来①。

    ①如果被迦太基的主教从他的教会中、并从非洲驱逐的罗法图斯、费利奇西穆斯等等并非最可恶的恶魔，那西普里安的宗教热情大约有时也会胜过他的严酷了。

    最初破坏长老之间的平等地位的那些原因，同样也在主教中造成了特别显赫的地位，从而也便产生了最高的管辖权力。每当他们于春秋两季在行省宗教会议上集会的时候，各个人在才能和声望方面的差别，与会成员无不了然于心；广大会众则常为少数人的才智和辩才所控制。但是为使公共会议顺利进行，要求有一种比较正常的不那么招人忌恨的才德；各省宗教会议的永久主席的职位总由该省省城的主教担任；而这些野心勃勃的；很快就会获得总主教和首席主教高级头衔的高级教士于是全暗中准备，从他们的同辈主教弟兄的手中篡夺下不久前主教们所获得的凌驾于长老团之上的同样的权威。而且没有多久，一种争夺最高权势和权力的斗争便在那些总主教们自己之间展开了，他们每一个人都尽力用最夸张的语言、陈述自己所管辖的城市的人间荣誉和优越性；由他负责管教的基督徒的人数之多和富足；从他们中产生了多少圣徒和殉教者，以及他们如何圣洁地保存了，经过一连串正统的主教，从一向被视为他们教会的奠基人的使徒或使徒的门徒传下来的基督教信仰的传统。无论从哪个方面，也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宗教的角度来看，谁都很容易预见到，罗马必会受到各省的尊重，并且很快就会使各省臣服。教徒团体在帝国首都占有适当的比例；罗马教会在所有基督教组织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而且在西部，还最为古老，许多其它的基督教组织都是通过罗马教会传教士的虔诚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安条克、以弗所或科林斯，常以有一个使徒作为奠基人而百般自豪，而第伯河的两岸却可能曾获得有两位最杰出的使徒在此传道和殉教的光荣；罗马的主教们总都很谨慎地要求继承凡是圣彼得本人或他的职位所享有的一切特权①。意大利和各省的主教都愿承认他们在基督教的贵族政治中具有按顺序和联合上的首席地位（他们的原话便是如此）。但是**君主的权力却被厌恶地拒绝了，雄心勃勃的罗马的守护神从亚洲和非洲各民族身上体会到了一次比她过去抵制她的世俗统治时还要更为激烈的对她的精神统治的抵制。那位以最绝对的权威统治迦太基教会和省宗教会议的爱国的西普里安人坚决而有效地反对罗马教皇的野心，巧妙地把自己的事业和东方主教们的利益联系起来，而且像汉尼拔一样，在亚洲心腹地带寻找新的同盟。如果说这场布匿战争①并没有流血，那主要不是由于斗争双方的高级教士态度温和，而是由于他们无此能力。他们仅有的武器是互相辱骂和开除教籍；这种武器，在整个争论的过程中，他们可是也以同样的愤怒和激情拼命向对方投掷的。每当现代的正统基督教徒不得不把那些宗教卫士，以如此突出的、似乎只有在元老院或兵营中才有可能出现的激烈情绪，进行争论的细节，和一个教皇或一个圣徒和殉教者连系起来，对他们进行谴责的时候，总感到十分苦恼。

    ①只有在法语中这个著名的对彼得的名字的隐喻是明确的surcettepierre——在希腊、拉丁和意大利语中都不完备，而在条顿语系的语言中则全然不可理解。

    ①指公元前3世纪和2世纪罗马与迦太基所进行的三次战争。迦太基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故名。——译者

    教会权威的发展引起了僧俗之间的重大差别，而这一点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却是根本不知道的②。这里俗人这个名称包括全体基督教人民；而僧人，按字义来理解，则专指特别选出让他们从事宗教活动的那一部分人；正是这一类值得赞美的人民构成现代历史的最重要的，但不一定总是最有启迪意义的主题。他们相互的敌对情绪，有时会破坏新生的教会的安宁，但他们的热情和活动却会在共同的事业中联合起来，而必然侵入主教和殉教者胸怀的对权力的爱好（经过最巧妙的伪装）自会推动他们去增多他们的教民的人数，扩大基督教帝国的疆界。他们并没有任何世俗的力量，而且在很长时间中他们只是受到民政当局的制裁和压迫，而很少得到他们的帮助；然而他们却早已得到，并已在他们自己的社团内部加以运用两种最有效的治理的武器，赏赐和惩罚；前者来自信徒们的虔诚的慷慨捐献，后者则出自他们的虔敬的恐惧。

    ②Clerus和Laicus（拉丁语：僧人和俗人——译者）的区分，在德尔图良以前便已形成了。

    1．曾使柏拉图为之醉心，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严酷的艾塞尼派①之中的资财共有制度，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中曾被原始教会采用。最早一批信徒的狂热促使他们卖掉自己深感厌恶的世俗的财产，并把卖得的价款呈献在使徒们的脚下，自己则满足于接受大家平均分配的一份。随着基督教的进步，这种慷慨捐赠的制度便逐渐松弛并终于废除了，因为当它后来落到不似使徒那么纯洁的一些人手中的时候，重新回来的人性中的自私很快就会使它被滥用和遭到破坏；因而后来改信这一新宗教的教徒都准许保有其原有的世袭财产，可以接受遗产和遗赠，并可以通过一切合法的商业和工业，扩大他们各自独有的财产的数额。福音教的执事们只接受适当的一部分，而不要求全部捐献；而在每周或每月的集会上，各个信徒，可以根据需要的紧迫性、财产的多少和虔敬的程度，自愿适当捐助以充实公共基金之用。捐赠数量不论如何微薄，都不会被拒绝；但根据大家经常受到的教诲，谁都知道，摩西戒律中关于按什一制捐赠的条款仍是每一个人的神圣义务；另外，既然在一种不很完备的纪律要求之下，所有犹太人都奉命要交出他们所有财产的十分之一，那么基督的门徒就应该使自己显得更加慷慨，并通过放弃反正很快必将随整个世界一同毁灭①的多余的财富以立下功绩。几乎无须说明，每一个教会的忽多忽少没有定准的收入，必会随着教徒的贫或富而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本身在偏僻的乡村十分分散、而在帝国的大城市又非常集中。在德基乌斯皇帝时代，行政官员们都认为，罗马的基督教徒拥有十分可观的财富，他们在作宗教仪式时使用金银器皿；他们的新教徒中有许多，为了增加这个教派共有的财富，卖掉他们的土地和房屋，完全置不幸的儿女们的利益于不顾，而他们则常因父母成了圣徒，自己却当了乞丐。对于局外人和敌人的猜测，我们本不应完全信以为真，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从下述我们仅知的，曾提出具体数字或表示明确概念的两个情况来看，这种猜测倒是可信，或有可能属实的。几乎就在同一个时期，迦太基主教忽然发出募款赎回被沙漠地带的野蛮人所俘虏的努米底亚弟兄的号召，竟然能从一个远不如罗马富足的社团募集到了十万塞斯特斯（约850英镑）。大约在德基乌斯时代一百年之前，罗马教会一次从一个希望在首都定居的本都人手中，获得了一笔数逾二十万塞斯特斯的巨额捐款。这些捐献绝大部分都是现金；当时的基督教社团既不愿要，也无能力承受，一定份额的地产的拖累。当时有不止一项法令和我们规定的永久管业权的目标一样，禁止任何团体不经皇帝或元老院特许或特殊命令，擅自接受不动产的捐献或遗赠；而对于最初受到皇帝和元老院的蔑视，后来又成为他们的畏惧和妒嫉对象的一个教派，他们是不会轻易给予那种恩惠的。不过，据记载，在亚历山大，塞维鲁时期出现的一件事，表明这种限制有时并不起作用或被人钻了空子，也表明基督教徒也可以在罗马境内占有土地。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和帝国日益增加的政治混乱，这类法律的严格性渐趋松弛；以至到3世纪结束之前，已有许多数量可观的地产被赠与罗马、米兰、迦太基、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以及意大利和各省大城市的一些富裕的教会了。

    ①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存在于死海附近的一个犹太教派，教徒们在独自建立的居住区中实行财产公有制，追求与上帝的神秘沟通。——译者

    ①在大约公元1000年时盛行的同样的意见，也产生了完全相同的效果。绝大多数捐赠人都表示他们知道，“appropinquantmundifine”。（拉丁语：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译者）

    主教是教会的当然掌财人，公共钱财，既无帐目，也无人监督，全交他一人掌管。长老们只限于进行一些教务活动，更无权的一些执事只是专门雇用来管理和分发教会平日的进项的。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西普里安的激烈说法，那就不知道在他的非洲弟兄们之中，有多少人在执行职务时，不仅违反了福音主义的每一条戒律，而且更违反了一切道德原则。这些不忠实的管事，有的把大量教会的财富用以买得**上的享乐，有的利用它谋取私利，或任意盗用，或利用它大放高利贷。但是，只要教民的捐献还是出于自愿，不受任何强制，那也便不可能随意滥用他们的信任，对他们的慷慨捐献的一般用途，表明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仍是可信的。有相当一部分款项专供维持主教和教士们的生活之用；另拨出足够的数量用于公众礼拜仪式，这种仪式中最愉快的一部分是一般称作agapoe的爱的宴会。此外全部余款都是属贫民所有的神圣财产，这份财产由主教考虑决定，按一定比例用以维持本区的孤儿寡母、老弱病残的生活；用以接济外来游子和朝圣者，以及缓解囚徒和被俘人员，特别是因忠于宗教事业而遭受苦难的人们的不幸。一种慷慨的互通有无的做法把最遥远的省区也相互联接起来，规模较小的教会愉快地接受比较富裕的兄弟们的捐赠的帮助。这样一种重在解救人们的苦难，而不重其才德的制度，对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异教徒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虽然嘲笑这个新教的这一原则，却也承认它有其仁德之处①。眼前可以得到救济、将来还可以得到保护的前景，使许多在尘世，由于被忽视，行将沦入贫病和衰老之中的不幸的人们，投入教会的温暖的怀抱。我们同样也还有理由相信，按照当时流行的不人道的作法，常有许多婴儿被父母遗弃，他们也常被虔诚的基督教徒，依靠公共积累的资金，救出死亡，使他们接受洗礼，得到教育，并维持了他们的生计②。

    ①尤利安似乎很不安地指出，基督教的慈善事业，不止是救济了他们自己的，也同样救济了异教徒的穷人。

    ②至少对更现代的传教士们来说，他们在同样情况下所进行的类似活动是颇值得称道的。在北京街头每年被遗弃的初生婴儿不下3000名。

    2．一切社团，对于拒不遵守或违犯经大家一致确认的规章制度的成员，都有不容怀疑的权力将他们排除在社团的组织和享受福利的圈子之外。基督教会在行使这种权力时，锋芒所向主要是一些重要罪犯，特别是那些犯有谋杀、诈骗或**罪的罪犯；那些宣扬已经主教团明确斥责过的异端邪说的制作者及其追随者；以及那些在受洗之后，不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进行偶像崇拜活动以玷污自身圣洁的不幸的人们。开除教籍将会产生世俗和宗教两种性质的后果。凡受到这种处分的基督教徒将无权再参与信徒们的任何献祭活动。原来的教友关系和私人友谊关系都将会被全部切断：他将会发现在原来他所最崇敬的人或曾经最喜爱他的人中，自己已成了不敬神灵的他们所厌恶的对象，而且，仅是被一个体面的团体开除这一点就足以在他的品格上留下一个可耻的污点，一般人也都会尽量躲开他，或对他怀有戒心。这些不幸的被驱逐的人的处境也是十分痛苦和悲惨的；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他们的恐惧常常更远甚于他们的苦难。参加基督徒会社的最大好处是有希望获得永生；有一种可怕的说法，说是神灵已把天堂和地狱的钥匙交给了那些有权判定谁有罪的教会统治者了，而他们却无法从自己的心中抹去这一说法。异端分子则由于自己原有明确的目标，并可以自我陶醉，认为只有自己才有真正发现得救的道路的希望，力图在自己另行组织的会众中，重新得到他们已不再可能从基督教徒的大团体中得到的世俗和宗教上的安慰。但那些一时失足犯下过失，或进行偶像崇拜的人，几乎无不感到自己的堕落处境，所以总殷切希望重新回到基督教徒的大家庭中去。

    关于如何处理这些悔罪者的问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者主张力求公正，一者主张宽大为怀，因而使得原始的教会分成了两派。严格、固执的道德家，永远毫无例外地拒绝他们，即使以最卑下的身份，重新回到曾经被他玷污或背叛的神圣的教会中来；让他们带着有罪的良心永远处于悔恨之中，而只让他们抱着一线微弱的希望，或许他们从生到死的忏悔也可能会感动至高的神①。教会中最纯洁、最体面的人，则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抱着较温和的态度。天堂的和解的大门一般都不会对重新回来的悔罪者紧闭；但是，为此而建立的一种严厉、庄重的惩罚方式一方面帮着清除他的罪过，一方面却可以有效地儆戒旁观的人们起而效尤。悔罪的人要难堪地公开认罪，因禁食而形容憔悴，身穿麻布衣服，匍匐在会场门口，含泪请求恕罪，并恳求信徒们代他祈祷②。如果罪行的性质十分恶劣，接连几个年头的忏悔，也不足以满足神的正义要求；因而，一些罪人、异端分子或叛教者必须经历缓慢的痛苦的过程和步骤才允许逐步重新回到教会的怀抱之中。至于永远开除教籍的处分，只专用于罪行异常严重，特别是那些已曾体验并玷辱了他们的教会官员对他们的宽厚处理的屡教不改的罪犯。基督教会的惩戒条例的施行，视犯罪情节的轻重和次数的多少，由主教考虑做出不同的裁决。安锡拉和伊利贝里斯两个宗教会议，一在加拉提亚，一在西班牙，差不多于同一时间举行；但是，他们各自的现在还可以见到的教规则似乎代表了两种很不相同的精神。一个受洗后还一再向偶像献祭的加拉提亚人，经过7年悔罪便可能得到宽恕；而如果他曾引诱别人效仿，也只在被驱逐的年限之外再加3年。但是，一个不幸的西班牙人如果犯了同样的罪行却完全被剥夺掉了和解的希望，甚至直到他死后；他所犯的这种偶像崇拜罪，名列十八大罪之首，而其它17项罪过的处罚也都同样可怕。我们在这里不妨指出，其中也包括了诽谤主教、长老，乃至教堂执事等的无可缓解的罪过。

    ①一直以最严格、固执的态度坚持这一看法的蒙丹派和诺瓦替安派最后发现，他们自己也被列入被驱逐出教的异端分子的名单之中。

    ②厚古薄今的人对这种公开悔罪办法的消失颇感到惋惜。

    慷慨和严格的十分合理的搭配、根据政策原则，同时也根据正义执行的公正严明的赏罚，构成了教堂的人的力量。以慈爱之心掌管着两个世界治理大权的主教，完全体会到这类特权的重要性；他们用爱护秩序的堂皇的借口掩盖着自己的野心，在行使必要的教规以防止已经集结在十字架旗帜之下、人数日益增多的部队有人逃离的时候，是不能容许有任何对手和他们抗衡的。从西普里安的武断的文告中，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得出开除教籍和悔罪的教规是构成宗教的最主要成分的结论；而且对基督的信徒来说，违反道德规范的危害性远不如蔑视主教的谴责和权威为大。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象着我们听到摩西的声音，正下令让地球裂开，在销毁一切的火焰中吞没掉那拒绝服从亚伦祭司的叛逆的种族；而有时我们又会假想，我们听到一个罗马执政官在重申共和国的权威，宣称他已不可改易地下定决心，要严格执法。“如果我们对这种目无法纪的行为听之任之，不加惩罚，”（迦太基的主教曾这样斥责他的过于宽厚的同僚）“如果我们对这种行为听之任之，那无疑便将带来主教的严厉权威的灭亡，统治教会的崇高而神圣的权力的灭亡和基督教本身的灭亡。”西普里安曾经放弃了那些很可能是他永远也不会得到的世俗的荣誉；但能对一群不论如何卑微或遭世人鄙视的会众的良心和思想，获得如此绝对的控制权，却比靠武力和征服强加于心中怀恨的人民的**的绝对权力，更能满足人的内心的骄傲。

    在对这个虽然也许令人厌烦却很重要的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试图展示出一些非常有效的，有助于阐明基督教真理的第二位的原则。如果我们在这些原因中发现任何人为的渲染，任何出于偶然的情况，或任何错误和个人情感混杂其中，我们对于人类竟会如此易于为最适合于他们的不完善的天性的外力所动，似乎也不应深感诧异。正是在——专一的热忱、对即将来临的死后世界的憧憬、对各种奇迹的传闻、实行严格的德行规范，以及原始教会的那套体制——这些原因的帮助下，基督教才得以如此成功地在罗马帝国内发展起来。正是由于这第一个原因，基督教徒们才具有了不屈不挠的勇气，使他们决不向他们决心要加以征服的敌人屈服。接下去的三个原因为他们的勇气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最后一个原因则把他们的勇气团结在一起，指挥他们如何运用他们的武器，并使他们的努力具有那种一小队训练有素、勇猛的志愿兵，常可以据以击败一大群既不知战斗目的何在，也不在意战斗结果如何的乌合之众的不可抗拒的威力。在多神教的各种教派中利用群众轻信的迷信思想诱骗他们的埃及和叙利亚遊方的狂热教徒，也许是唯一一种全凭他们的教职获得全部声誉和支持、对自己的保护神的安全和昌盛真正亲切关怀的僧侣。罗马和各省的多神教教士，绝大多数出身高贵家庭、富有资财，他们把出面管理某一著名神庙或公众献祭活动完全看作是一件极光采的事，十有**都是自己花钱举行祭神的赛会，而以十分冷漠的态度，按照他们本地区的法律和风尚举行古老的宗教仪式。由于他们在生活中自有正常职业，他们的热情和虔诚很少会为个人利益或与教职有关的习惯所左右。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各自的神庙和城市之中，所以始终也没有使自己受到纪律约束或管辖的联系；而当他们接受元老院、大祭司团和皇帝的管辖权的时候，那些行政长官总满足于能轻而易举地在和平和庄严的气氛中维持住人民一般的宗教活动也便行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多神教信徒的宗教情绪是多么彼此各异、多么松散和多么没有定准。他们几乎是毫无控制地听任自己随着迷信的幻想的自然趋势浮沉。他们的生活和处境中的偶然情况决定他们的虔诚的对象和程度；只要他们的崇拜始终可以如此接连滥用在一千个神灵的身上，那他们的心也便几乎不可能对其中任何一位真具有真诚的或生动的感情。

    对基督教发展有利的条件

    当基督教在世界上出现的时候，甚至这些微弱的不完全的印记原有的力量也大部分都已经消失了。没有外力的帮助原不可能洞察信仰的奥秘的人类的理智，已经在揭开异教徒的愚昧问题上，获得了一次轻而易举的胜利；而在德尔图良和拉克坦提乌斯致力于揭露它的虚假和妄诞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借用了西塞罗的辩才和琉善的机智。这些怀疑主义的作品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它们的读者的范围。怀疑思想的风气，从哲学家传到一心享乐或经商的凡人，从贵族传到平民，从主人传到在他饭桌边侍候、全神贯注倾听着他的放纵的谈论的奴仆。在公众场合，人类中具有哲学头脑的一部分人表面上都装着很尊重他们国家的正当的宗教制度，但透过那单薄的勉强的伪装，他们内心的鄙视却不免会显露出来，甚至一般人民，一旦发现他们崇拜的神，不但不被那些从地位或知识角度为他们所尊敬的人们所接受，而且还受到他们的嘲笑的时候，也不免会对他们一向衷心信仰的教义满怀疑虑和恐惧。古老的偏见的衰落，使得很大一部分人面临陷于痛苦不安境地的危险。怀疑思想和悬而不决的状态，可能使少数喜爱深思的人感到开心。但是，一般群众对各种迷信活动却是那样如鱼得水，如果勉强把他们唤醒，他们则只会因他们所喜爱的幻境的消失而为之痛苦。他们对怪异和超自然事物的喜爱、他们对未来情景的好奇，以及他们总爱把希望和恐惧向这个可见世界之外延伸的强烈倾向都是使多神教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信仰对于凡俗的人是一种如此迫切的需要，因此任何一种神话体系的瓦解，十有**很快就会有另一种形式的迷信起而代之。如果在紧要关头，充满智慧的上天不曾显露一个真正的完全足以唤起最合乎理性的尊敬和信服，同时又具有可以吸引人民的好奇心、惊异和敬仰的一切的启示，那很快便必会有某些更新、更时髦的神灵出来，占据那些荒废的朱庇特和阿波罗神庙。从人们的实际倾向来看，已有许多人几乎已从他们的人为的偏见中解脱出来，但他们却同样念念不忘并迫切希望使自己的信仰有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更无价值的目标、也完全可以填补他们心中的空缺，满足他们的无着落的急切情绪。任何人如愿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番深思，那他对基督教的迅速发展，不但不会感到惊奇，却可能会惊异地感到，它为什么没有获得更加迅速、更加普遍的成功。

    前面已经确切而公正地说过，罗马的征服为基督教的征服准备了条件，并加速了它的进程。在本书的第二章，我们曾试图说明，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一些最文明的省份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统一起来，以及后来又如何通过法律、习俗、语言等最亲密的纽带，团结在一起。一直天真地热望有一个尘世救世主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对于神圣先知的奇迹表现得如此冷漠，以致人们认为出版或至少是保存任何希伯来文的福音书都已完全不必要了。关于基督言行的真实历史是在距耶路撒冷相当远的地方，在非犹太族信教人已有极大数量之后，用希腊文编写成的。这些历史一经译成拉丁语，罗马臣民，只除开埃及和叙利亚的农民之外，便全都完全理解，而为了那些农民，后来又专出了特别译本。原为供罗马军团使用的公路，也为基督教传教士开辟了从大马士革到科林斯、从意大利到西班牙极边远地区或不列颠的便利的通道；而且这些宗教征服者也从未遇到过那种通常在把一种外国宗教传入一个遥远地区时所遇到的障碍和阻挠。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之前，便已有人在帝国各省和所有大城市中传播对基督的信仰；不过关于一些教会建立的情况、组成这些教会的信徒的人教以及他们在不信教的群众中所占比例等等，现在却已无从查考，或者被幻想和虚夸的浮词所淹没了。我们对于基督教的声望在亚洲和希腊、在埃及、在意大利以及在西方日渐增高的情况，尽管所掌握的资料是如此极不完备，下面仍将尽力加以叙述；同时也不会忽略掉它在罗马帝国疆界以外获得的真实或假想的成就。

    由幼发拉底河向爱奥尼亚海边延伸的那些富裕省份，是那位非犹太族的使徒显露他的热情和虔诚的主要场所。他播种在肥沃土壤上的福音的种子得到了他的门徒们的辛勤培植；而且看来在最初的两个世纪中，最大的一个基督教社团似乎也就建立在这个区域之内。在建立于叙利亚的社团中，最古老和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大马士革、贝罗依或阿勒颇和安条克所属的教会。《启示录》的先知的前言描述了亚洲的以弗所、西麦拿、帕加马、提阿提拉、萨尔代斯、拉奥狄凯亚和菲拉德尔菲亚的七个教会，并使它们得以扬名后世；它们的派出单位也便很快遍布于那个人口众多的地区各处。在很早一段时期中，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色雷斯省和马其顿省都曾热心接受这个新宗教；基督教共和体也很快在科林斯、斯巴达和雅典等城市建立起来。希腊和亚洲教会的古老经历容许它们有充分的时间来发展和扩大组织；甚至诺斯替派和其它一些异端教派的蜂起，也足以表明正统基督教会的兴旺状况，因为所谓异端这个名称总不外是用以指那些人数较少的派别而已。在这些内部的证据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非犹太人自己的供状、抱怨和他们所表现的恐惧。从一位曾研究过人类，并以极生动的笔墨描绘过人类行状的哲学家琉善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康茂德统治时期，他的故乡本都便充满了伊壁鸠鲁派教徒和基督教徒。在基督死后80年之内，仁慈的普林尼慨叹他曾经徒然试图消灭的罪恶依然无比猖獗。在他写给皇帝图拉真的极为奇特的信中，他肯定神庙几乎全已荒废，神圣的作祭品的牺牲几乎无人购买，一种迷信活动不仅充斥各个城市，甚至已传遍本都和比提尼亚的乡村和旷野了。

    用不着去对那些，对基督教在东方的发展表示颂扬或哀叹的作家的说法或动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笼统地说，他们谁也没有留下足够的证据使我们可以据以正确判断出那些省份的信徒的确切人数。但不论如何，有一个情况总算有幸保存下来，它似乎使我们对这个隐蔽而有趣的问题多少可以略见端倪。在提奥多西统治时期，在基督教沐浴在皇恩的阳光之中长达60余年之后，古老而远近闻名的，共有会众十万人的安条克教会竟有三千人依靠公众的捐款为生。东方皇后的荣华和体面、公认为人口密集的恺撒里亚、塞琉西亚和亚历山大里亚诸城，以及在老贾士丁时期一次地震使安条克居民死去二十五万人的事件，都令人信服地证明它的全部居民恐不下五十万人；而基督教徒人数，不论由于宗教狂热或教会势力如何大大增加，也不可能超过这个大城市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我们如若拿被迫害的教会和胜利的教会、西方和东方、遥远的村庄和人口众多的城市、最近改信基督教的地区和信徒们最早接受基督教称号的地方作一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应当采取的比例数会是多么不同了！然而，我们也不能忘掉，在我们从中获得这些有用资料的克里索斯托的作品的另一节中，所列信徒会众的人数，甚至超过了犹太人和异教徒人数。但要解决这个似乎无法解答的难题其实是很容易，也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个善于巧辩的传教士只是在安条克的民政组织与教会组织之间进行比较、在因受洗而得以进入天堂的教徒人数和有权享受公众捐献的公民人数之间进行了比较。前者之中包括奴隶、外地人和儿童；后一种名单中他们却全然不包括在内。

    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广泛的商业活动以及它和巴勒斯坦的邻近，使得新宗教极易传入。首先信奉新教的是许许多多马里乌特湖区的特拉普提人，或艾塞尼人；这个犹太教的教派本来对摩西的宗教仪式的尊重已大不如前了。艾塞尼派的严肃的生活态度、他们的斋戒和逐出教门的规定、资产的公有、对独身的爱好、热中于殉教、以及他们的虽不纯洁但十分热烈的信仰，便已为原始教会的教规提供了一幅极其生动的图象。基督教神学似乎是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学校中初步具有正规的、科学的形式的；而当哈德良访问埃及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一个由犹太人和希腊人组成的教会，其重要性完全足以吸引住这位好问的君主的注意。但是，基督教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一直仅限于这一它本身也只是一个殖民地的城市之内，而直到二世纪末，德米特里乌斯的几个前任仍是埃及教会仅有的几位高级教士。德米特里乌斯亲自任命了三位主教，他的继任者赫拉克拉斯把主教人数增加到了二十人。一群沉默寡言、生性顽固的当地人民冷漠地勉强接受了这种新教义；甚至在奥利金时代，也很少可能遇见一个埃及人，他已战胜过去的偏见不再去杀害当地用以祭神的动物了。但是，等到基督教一旦登上统治的宝座，那些野蛮民族的热情也立即屈服于普遍流行的情绪之下；很快埃及的城市中充满了主教；连蒂巴伊斯的沙漠地带也到处是隐遁的修士。

    从外族和外省来的人流永远不停地流入罗马城的宽广的胸怀。任何一种离奇的或丑恶可憎的事物，任何一个犯罪的或有犯罪嫌疑的人都可以希望隐匿在人烟稠密的首都，以求逍遥法外。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混杂的环境之中，任何一个传播真理或虚妄的教师，任何一个道德的或罪恶的社团的创建者，都极容易找到大批的门徒或从犯。罗马的基督教徒，按塔西佗的记述，在无端遭到尼禄的迫害的时候，数量已经很大，而这位大历史学家的用语，几乎和李维在叙述，始而接受继而又排除酒神巴克斯的祭祀仪式时，所用的笔调一样了。在酒神的信徒们引起元老院采取严厉措施之后，人们也同样担忧，已有数量极大的简直称得上另一个民族的人群，介入那些万分可厌的神秘活动之中。但若细加深究，我们马上便会发现，实际加入的并未超过七千人；当然，如果考虑到他们将是按国家法令加以处置的对象，那却仍是个相当令人吃惊的数字。我们也应以同样真诚的宽容态度来解释塔西佗和较早时候的普林尼，在他们过分夸大受骗的狂热分子有多少放弃原来对诸神的崇拜时所采取的含糊的措辞。罗马教会无疑是帝国中第一个，也是会众最多的一个教会；我们有一份可靠的记录，记载了大约在3世纪中叶，38年和平时期过去以后，这个城市的宗教情况。那时，这个教会的教士共有主教1人，长老46人，执事7人，副执事7人，仪式助手42人，以及读经师、驱邪师和看守共50人。依靠教徒们的捐献赡养的寡妇、残疾人和穷人共有一千五百名之多。按理推算，或拿安条克作个比较，我们可以大致肯定，罗马的基督教徒约为5万人。关于这个伟大首都的总人数也许难以作出准确的推算，但按最低的标准估计，这里的居民想也决不可能少于一百万人，其中基督教徒最多占1/20.

    西方诸省对基督教的了解似乎来之于在它们中间传播罗马语言、思想和习俗的同一类活动。在这一更为重要的情况方面，非洲，还有高卢，都逐渐趋向于步首都的后尘。然而，尽管有许多有利的时机，可能诱使罗马的传教士前往拜访他们的拉丁诸省，而他们实际前往却仍是在他们渡海或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前不久的事；另外，在那些广阔的地区，我们也无法找到任何可信的迹象，表明这里曾出现过比两安东尼统治时期更高的信教热或迫害活动。福音教在高卢严寒地带的缓慢发展，和它在非洲的炙热的沙漠中被迫不及待地接受的情况是极不相同的。非洲的基督教徒很快就形成了原始教会的主要集体之一。在这个省份开始采用的，在不重要的市镇，常常还是在最偏僻的乡村，安置主教的做法大大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宗教社团的声望和重要性，而这些社团在整个3世纪中更受到德尔图良的宗教热情的鼓舞、受到才能过人的西普里安的领导，并由巧于辞令的拉克坦提乌斯百般加以美化。然而如果反过来，我们转眼看看高卢，我们能够看到的也就只是马尔库斯·安东尼统治时期的里昂和维埃纳的人数不多、联合在一起的会众；甚至迟至德基乌斯时代，我们也只知道，只是在阿尔勒、纳博讷、图卢兹、利摩日、克莱蒙、图尔和巴黎等少数城市中确有一些零散的、由少数虔诚的教徒维持着的教会存在。沉默说来倒是适合虔诚的心灵的；但由于它和宗教热情难以相容，我们不免看到，并为那些，由于在头3个世纪里未能产生一个教会作家而改克尔特语为拉丁语的省区的，基督教的委靡不振状况而慨然悲叹。从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诸国中，在学术和知识方面的确处于领袖地位的高卢反射到西班牙和不列颠等遥远省份的福音的光芒，便显得更为微弱了；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德尔图良的激烈的言辞，那么，当他对塞维鲁皇帝治下的行政长官发表他的辩解书的时候，这些省份便已在基督教信仰的日光的照耀之下了。但是关于欧洲西部教会的模糊和不完备的起源问题，现有的记载是那么草率，以致我们若要对它们建立的时间和情况作一番叙述，便必须用很久以后在阴暗的修道院中无所事事的僧侣，在贪婪或迷信的支配之下胡乱编写的传说来填补古代文献的空白。在这些神圣的传奇中，只有关于使徒圣詹姆士的一种，由于它的出奇的妄诞，值得在这里提一提。他从金纳萨雷特湖边的一个过着平静生活的渔夫，忽然被变成一个勇敢的武士，在对摩尔人的战斗中率领西班牙骑兵冲锋陷阵。最严肃的历史学家们都曾颂扬他的功绩；康波斯特拉带有奇迹色彩的神龛显示了他的威力；表示某一军阶的宝刀，再加上宗教法庭的可怕的拷问，已足以消除任何表示反对的亵渎神灵的议论了。

    基督教的发展也不仅限于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而按照用预言来说明事实的早期神父的说法，这个新宗教，在它的神圣的创立者死后的一百年中，已遍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不存在任何一个民族，”殉教者圣查斯丁说，“不论他们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或任何其它人种，不论他们叫什么名字，以及在习俗上如何与众不同，也不管他们如何对工艺和农业一无所知，也不管他们是生活在帐篷中，还是住在大篷车上四处流浪，在他们之中绝不可能没有人曾经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名义，向天父和万物的创造主进行祈祷。”不过这种即使在今天也极难和人类的真实状况相一致的过分夸大的炫耀之辞，只能看作是把信仰建立在自己的愿望的基础上的一个虔诚而粗心的作家轻率发出的议论而已。但是，不论是这些神父的信念，还是他们的愿望，却都不能改变历史真实。至今仍然丝毫不容怀疑，后来推翻罗马君主国家的西徐亚和日耳曼的野蛮人，当时完全处在异教思想的黑暗之中；而且，甚至试图使伊比利亚、亚美尼亚或埃塞俄比亚改变宗教的做法，一直到国家的权杖落入一位正统基督教的皇帝手中之前，就不曾取得任何程度的成功。在那个时期之前，由于多次发生的战争和商业活动，倒也可能曾向喀里多尼亚地区的一些部落和莱因河、多瑙河以及幼发拉底河的边界地区，传播过有关福音教的不完备的知识。在幼发拉底河的彼岸，只有埃德萨在很早就在坚决接受基督教信仰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正是从埃德萨出发，基督教的教义才较为容易地传入了臣服于阿塔薛西斯的几位继位者的希腊和叙利亚的一些城市；但这些教义在波斯人的心灵上似乎并没有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波斯人的宗教体系，通过一个训练有素的僧侣集团的努力，和希腊、罗马的不确切的神话传统相比起来，已显然更为巧妙，也更为牢固地建立起来。

    原始基督教徒的人数和处境

    根据这种虽不完备却很公正的对基督教发展的研究，我们或许可以说，由异教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一方面是由于恐惧，一方面也由于虔诚心理，一直都被过分夸大了。按照奥利金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信徒人数和广大未信教的人群相比起来，仍然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由于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可信的资料，我们根本不可能确定，甚至也难以猜测出原始基督教徒的确切人数。不过，即使以安条克和罗马为例作出最高的估计，我们也难以设想在关系重大的君士坦丁皇帝改信基督教以前，帝国居民中已有1/20以上的人站到十字架的旗帜之下来了。不过，他们的信仰、热情和团结的习惯，似乎使他们的人数大为增多了；这些同样也将有助于他们的未来发展的缘由，使他们的实际力量显得更加突出，更为强大了。

    少数人因拥有财富、地位和知识而十分显赫，广大的人民都沦于寒微、无知和穷困之中，这便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结构。基督教既然是面向整个人类的宗教，也便必然会从下层社会中得到远比从上层社会更多得多的信徒。这一无关紧要的自然情况慢慢竟然变成一种十分可憎的污蔑的借口；对于这种污蔑，基督教的敌人一直大肆渲染，而基督教的辩护者似乎也并不曾全力否认。他们污蔑说，新的基督教派几乎完全由农民和工匠、儿童和妇女、乞丐和奴隶等等人类的渣滓所组成，其中只有奴隶也许还有可能把传教士引进他们所属的富有、高贵的家庭中去。那些无名的教师（这是心怀恶意的、不信教的人对他们的攻击）在公开场合虽然沉默寡言，在私下却全都滔滔不绝，武断蛮横。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和哲学家发生危险的交锋，却尽量混在粗鲁无知的群众之中，向那些由于他们的年龄、性别或所受教育最易接受迷信的恐怖思想的人们灌输他们的学说。

    这幅不友好的描绘，虽不能说毫无近似之处，从它对所歪曲的情节的阴暗渲染来看，显然出自一个敌人之手。由于卑微的基督教信仰广被整个世界，也有一些天赋过人或财产丰富而有一定地位的人成为它的信徒。曾向皇帝哈德良呈献明快的护教书的阿里斯提得斯便是雅典的一位哲学家。殉教者查斯丁，直到他幸运地遇见一位老人，或者说遇见天使，改变了他的注意力，使他开始对犹太的先知们进行研究以前，就曾向芝诺、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以及柏拉图等学派求教过关于神学的知识。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克莱门斯过去曾阅读过多种希腊文作品，德尔图良也读过许多拉丁文书籍。朱利叶斯·阿非利加努斯和奥利金大量掌握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各种学问；而尽管西普里安的风格和拉克坦提乌斯的极不相同，我们仍几乎可以看出这两位作家都是公众的修辞学教师。他们最后甚至也在基督教徒中推广对哲学的研究；只不过并不总是产生最有益的效果罢了；知识可以导致虔诚之心，但也同样可以产生异端邪说，原用以形容阿特蒙的追随者的那番描述，同样也可以完全适用于抵制使徒的继承者的各个教派。“他们妄图修改圣书，放弃古老的信条，并根据奇异的逻辑概念来组成他们的意见。教会的科学遭到忽视，却致力于几何学的研究，当他们忙于对大地进行测量的时候，他们竟然忘记了天上。他们永远只记得欧几里德。他们景仰的对象是亚里士多德和狄奥夫拉斯图斯①；对于伽伦②的著作他们更是百般赞赏。他们的错误来之于滥用不信教的人的技艺和科学，他们还通过对人类的理性进行过于精细的研究，败坏了福音教义的纯朴。”

    ①公元前4世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译者

    ②2世纪帕加马的希腊医师。——译者

    我们倒也并不能完全肯定，出身高贵和富有的人永远和基督教信仰无缘。由于有几个罗马公民曾被带上普林尼的法庭，他很快就发现，在比提尼亚，社会各个阶层中都有为数众多的人背弃了他们的祖辈的宗教。德尔图良曾利用那位非洲前执政的恐惧心理和人道主义思想明确对他说：如果他坚持这种残酷的用心，那他就必须将迦太基人口除去1/10，而且他将在罪犯中找到许多和自己身份相同的人，找到出身最高贵家庭的元老和贵妇人，以及他的最亲密朋友的朋友或亲戚，但德尔图良的这种大胆的挑战，在这里却不如普林尼的这个从不曾遭人怀疑的证词更为可信。不过，现在看来大约到40年之后，皇帝瓦勒良才真相信了这种说法，因为在他的一道命令中，他显然认为已经有许多元老、罗马骑士以及一些有身份的夫人都参加了基督教的活动。教会虽已逐渐丧失其内部的纯结性，但外部的声势却仍然有增无已；以至到了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皇宫、法院、甚至军队中，都隐藏着大批的基督教徒，他们都试图把现世利益同未来生活的利益协调起来。

    然而，这些例外，或者数量太少，或者时间太晚，都不能完全消除掉横加于第一批基督教信徒头上的卑贱和无知的诽谤。我们不应该利用较晚时候的一些虚构的传说来为自己辩护，更明智的办法倒应是把遭受诽谤的情况变成一个可以使大家受到教育的题目。我们只要严肃地想一想便会认识到，使徒们本身本是上天从加利利渔人中挑选出来的，那么把第一批基督教徒在尘世的处境降得越低就使我们越有理由敬佩他们的品德和业绩了。我们有责任时刻记住，总的说来，天国的门是专为穷人敞开的；受过灾难和人类鄙视的磨练的心灵，听到神灵许诺给他的未来的幸福会无比振奋；而与此相反，幸运的人满足于自己在尘世的所有，聪明人则会在怀疑和争论之中，胡乱消磨掉他们在理性和知识方面的狂傲的优越性。

    我们现在需要用这样一些想法，以安慰我们为失去某些杰出人物而感到的悲伤，在我们眼里，他们这些人似乎才最配接受上天的那种恩赐。塞内加、大小普林尼、塔西佗、普鲁塔克、伽伦、奴隶埃皮克泰图斯，以及皇帝马尔库斯·安东尼等等名字，都为他们所生存的时代增添无限光彩，提高了人性的尊严。他们无论在实际生活或沉思默想的生活方面，都使各自所在的地位充满了光辉；他们杰出的理解力，因研究学习而更为增强；哲学从他们的思想中清除了一般人的迷信的成见；他们把自己的时光用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善行之中。然而，所有这些圣哲（这既是一个令人惊异，又是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都忽视了使基督教的体系趋于完善的问题，或对这个问题根本不予考虑。他们所讲的话或他们的沉默，都同样表现出他们对这个在当时已遍布罗马帝国各地的日益扩大的教派的鄙视。在他们中间，那些肯于屈尊提到基督教徒的人，也只是认为他们是一群顽固、蛮横的狂热分子，一味强求别人俯首贴耳，屈从他们的神秘的教义，却完全提不出一条真正能触动一位有见识、有学问的人的理论来。

    这些哲学家是否曾仔细读过原始基督教徒一再为他们自己，也为他们的宗教发布的护教言论，至少是可疑的；但十分值得惋惜的是，竟没有一些更有才能的辩护人出来捍卫这一事业。他们为揭露多神教的荒诞花费了过多的机智和辩才。他们只是通过揭示他们的受害教友的无辜和痛苦来激起我们的同情。但在他们应当讲明基督教的神圣起源的时候，他们却大力强调宣告救世主即将来临的预言，而不曾讲清伴随救世主来临的各种奇迹。他们经常爱谈的理论或许能有助于启迪一位基督教徒，或使一个犹太人改教，因为他们两者都承认预言的权威性，都不得不带着虔敬的心情来寻求它的含义和它应验的情况。不过，这种劝导方式，如果用于一些既不理解也不尊重摩西的道路和预言风格的人身上，便会大大减弱它的力量和影响了。在贾斯丁及其后的护教者的拙劣的把握之中，希伯来神谕的崇高意义化作了遥远的形象、装模作样的自满，和冷冰冰的寓言；对于一个思想蔽塞的非犹太人来说，由于混杂着一些以奥尔甫斯①、赫尔姆斯②和女先知③的名义强加于他的，似乎和来自上天的真正的灵感具有同等价值的出于虔诚的伪作，因而甚至连那些神谕的真实性也变得可疑了。采取欺诈和诡辩的手段来保卫上帝的启示，总使我们想起那些给自己笔下的百战百胜的英雄，加上沉重、笨拙、易碎、无用的盔甲的诗人们的不明智的做法。

    ①希腊神话中能以歌声感动鸟兽木石的歌手。——译者

    ②希腊神话中为众神传递信息的神。——译者

    ③那些对更古老的女先知们的预言进行嘲笑的哲学家们应该很容易看出，自殉教者贾斯丁到拉克坦提乌斯，许多神父曾一再得意地加以引用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作品全属伪作。在女先知的诗文已完成了它应当完成的职务之后，也便像千年盛世说一样，被不声不响地抛在一边了。基督教的女先知不幸把罗马毁灭的年代定在195年，罗马城建成后948年了。

    但是，异教和哲学世界对于万能的上帝，不是向他们的理性，而是向他们的感觉亲手提出的证据，竟如此毫不在意，我们又如何能原谅呢？在基督时代，他的使徒的时代，以及他们的第一批门徒的时代，他们宣讲的教义都曾为无数的神的奇迹所证实。跛脚的能走路了，盲人能看见了，有病的痊愈了，死者复生了，恶魔被驱除了，自然规律也往往为教会的利益而暂时不起作用了。但是，希腊、罗马的圣哲们却不理睬这些惊人的奇迹，只一味忙于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对于受着精神或物质统治的世界的任何改变，似乎完全无所觉察。在提比略统治时期，整个世界，或至少在罗马帝国的一个著名的省份，出现过3小时违反自然的天地一片漆黑的情景①。甚至如此神奇的，理应引起人类的惊愕、好奇和虔诚的事件，在一个注重科学和历史的时代，竟然无人注意，就那么过去了。这件事发生在塞内加和老普林尼在世的时代，他们一定亲身经历过这一奇异事件，或很快便得到关于这事的信息。这两位哲学家都曾在他们的苦心经营的著作中，记录了他们的不倦的好奇心所能收集到的一切重大自然现象，如地震、流星、彗星和日月蚀等等。但是他们俩对于自世界被创造以来，凡人的眼睛所曾亲见的那一最伟大的奇观，却都略而未谈。普林尼的作品中专有一章讲述一些性质奇特、历时较久的日蚀；但他却仅只满足于描述在恺撒被刺后奇特的天光反应，说是在那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太阳都显得暗淡无光。这一晦暗的季节，显然不能和耶稣受难时反自然的天昏地暗相比，但那个值得记忆的时代的大多数诗人和历史学家，却倒都对它大书特书了。

    ①当指圣经所讲在耶稣受难时出现的情景。——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