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象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首先为农业服务”优先于重工业，土地的基本所有权归公社村(合作社)，农家住房和自留地的家庭所有权得到保证，有限制的自由市场也得到许可，同时在工业中采取了奖金制和其他的物质刺激。这是实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和倾向于利别尔曼主义(在中国称为“经济主义”)的一个时机，是使新的富裕农民向富的地位转化。

    毛的“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1962年党的各次会议上曾受到刘的批评，有关这些会议的报道在文化革命前当然没有公开发表过。同年，发生了一件人所共知的重大事情－－它的重要性又一次被许多外国的“中国观察家”完全忽视了。那就是政治局委员陆定一领导的党的宣传部，下令大量重印**《论**员的修养》一书。

    (一二) 通过宣传搞阴谋

    《论**员的修养》1939年在延安最初问世时，**员是人民中的极少数，他们企图把动摇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争取过来，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抗日爱国战争。《修养》贬低阶级斗争，强调纪律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提出做一个**员要靠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一种道德精神观。《修养》是从孔丘那里来的，里面还有把“阶级调和”作为**理想的含意。

    这本书企图适应统一战线那个时期，有着很不适合六十年代的时代错误，那时无产阶级专政已占有优势，中国正在同苏联争夺对革命的思想领导。**对该书作了若干增删，但重点和内容仍然照旧。错误在哪里呢？例如：在引用列宁的一段重要的话时，刘很难加以辩解地删去了这一句：“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与行政的斗争。”更不可解的是，1962年版本还删去了下面一句话中这里加有黑点的那几个字：“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修养》基本上是一篇鼓吹求得个人完善的高级伦理学的道德论文，从头到尾，刘没有把他的说教同毛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学说结合起来，没有同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根本的学说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他完全无视**在战时和战后所写的那些重要著作，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上述各点在后来对进行的批判性的辩论中都着重地提了出来，同时他的书内还有暗示支持彭德怀和反对**的领导的几段话。刘说：

    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情形更坏。

    ……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

    的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

    忠心和热情。……我们的党员也果然抛弃了他们。然而我们是否能够完

    全自信地说，在我们党内从此不会再有这种人了呢？我们还不能这样说。

    ……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党员群众拥护他作领袖或者保持他的

    领袖地位。

    刘的批评在原意上显然是针对毛以前的对手们的，象王明和李立三那样的党内有力人物，他们已经名誉扫地和被推翻了。这本书中还有许多段落可能是语义双关的。为什么刘要在1962年8月重印这部书呢(已删去了其他不合时代的材料)，当时彭正在散发他那份八万言的批评，而刘又是知情的？

    同时，刘又把他的《修养》(五万字)在《人民日报》和《红旗》(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上刊载，广泛加以利用。为什么当军队正在大量采用**思想的启蒙读物、力求统一思想教育的时候，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要作出安排，分发刘的书作为军队的教材呢？如果不是毛本人的话，那么是党准备让刘去替代毛的教导和毛本人吗？刘的确好象在建立一个从事对抗宣传的修正主义学派。不管怎样，这成了1967年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的思想抨击的普遍主题。

    再举一件揭露出来可作为人情上和政治上的注解的事情。从1961年起，刘和毛常常不在一起，毛访问农村和军队(这是他的习惯)，长时间不在北京。在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工作会议”上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没有和毛商量就执行了。

    他们可能没有向毛汇报的重要事项之一，就是中国话简称为“三自一包”的政策，它的意思是：“扩大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增加自负盈亏的小企业，和包产(公社的)到户(个人经营)”。它的用意是想采取“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它直接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生矛盾。最后它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四清”的一部分而加以制止了，“四清”就是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四个领域内的社会主义整风。

    到1964年经济恢复以后，新实用主义者的干部们企图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毛反对他们这样做，在军队的帮助下进行反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这样在军队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后来变得更加激进，成为最后在1966年8月宣布的文化革命十六条的基础。与此同时，通过总政治部(人民解放军的党的领导部门)建立起约有一百万人的毛主义“积极分子”的队伍。在整肃农村中那些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人时，他们起了主要作用。由于发动贫下中农大多数起来制止农民中机会主义分子的迅速发财致富思想，公社里的修正主义倾向被刹住了。现在轮到城市了。

    为什么称为“文化”革命呢？这是因为它最初冲击的是党内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人，据说他们在走资产阶级的道路或“资本主义道路”，破坏毛主义的思想体系。在六十年代初期，对毛的领导的攻击就已经在文艺作品和报刊上偷偷地开始了，这时在这些地方就更加越来公开地对主席进行批评和讽喻了。

    1965年底，一开始被揪出来的第一个“牛鬼蛇神”是北京市长彭真的密友、六个副市长之一的吴晗。彭真出身于工会，属**的部下，是华北有势力的政治局委员。吴晗是个历史专家，是专治明史的相当多产的作家。我认识他时，他是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家。他从未成为党员，但支持**人反对蒋介石。这时他写了一些作品，颂扬他所喜爱的历史人物海瑞，海瑞是明朝的一个正直的清官，他敢于批评皇帝，受到了不公平的惩罚，续篇《海瑞罢官》于1961年写成。

    在权力机构的有势力人物的幕后支持下，吴(一个“驯服工具”？)的胆子更大了，他还伙同别人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以诸如《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等为题在报刊上写了长期连载的文章。吴的两个密切合作者，是彭真的文化工作助手邓拓和彭的统战工作专家廖沫沙。这三个人共同用一个笔名写文章。要是没有负责宣传的政治局委员会陆定一和他的副手，中央委员会周扬的暗中支持，他们的作品是没有可能公开发表的。

    吴晗、邓拓和廖沫沙虽巧于伪装，但他们在叙述似乎无害的历史轶事和寓言的同时讽刺嘲笑毛和“三面红旗”的双重目的，在老练的党的内层圈子里是掩饰不了的。这就是后来大家公认的说法，虽然在当时没有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包括中国人在内，曾得出这样推论来。当他们从1961年到1963年编造这些故事的时候，为什么毛不加以制止呢？

    不管吴晗是否有堂·吉诃德的想法要同毛较量一番，但毫无疑问，一些党的领导人是这样解释《海瑞罢官》的。在他们看来，它反映了在彭真的暗中领导下，对毛的权力进行的一场消耗战。**是完全支持彭真的吗？他后来否认这一点。毛在1967年写道：“《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但只是到了1967年，毛才这样说；在1965年时由他自己来草率地展开这场攻击是不合适的。谁来为他做这些事呢？

    有一件事使得毛确信，要全国人民坚定地回到他的革命道路－－他认为这是唯一的道路－－上来，就有必要进行一场第二次革命，把党的某些最高领导人打倒。这件事就是，毛在华北找不到任何适当的党人或知识分子来揭露吴晗，因为有势力的人在庇护着他。毛不得不到上海去找他的人，姚文元是一位比较年轻的作家，他在1957年对文艺和新闻界里冒头的资产阶级势力展开过一场出色的论战，受到毛的称赞。说得更确切些，是**(**夫人)同姚文元商量的，他是她的一位老朋友。到1965年，她本人非常积极地投入了反对吴晗和上海亲刘的党员的斗争，他们反对她的具有无产阶级内容的新戏剧、新歌剧和新芭蕾舞剧的思想：这些戏是忠于毛的文艺为群众的思想的，是北京的文化宣传机关所强烈反对的。

    正是姚文元起草了批判《海瑞罢官》和吴晗的文章。我们听说文章修改了十一次。并经**和毛看过，最后于11月间在上海发表－－因为如前面所述，最初毛无法使北京的党报刊登这篇文章。

    姚的文章指责吴晗有严重的思想错误，如把封建人物理想化，而无视群众反对皇帝、官僚和地主的主要阶级斗争。海瑞的“改革”要求，局限于把由大官僚夺去的土地的一半退还给原来的地主，以保护“这个制度”的稳定性。其他文章很快地变得更加明确，对宣传机关的那些负责人的反击变得更加激烈，除了吴晗以外，这些人到那时为止还没有被点名。

    这时彭真在严重压力之下，想为吴晗开脱，因为吴晗的困境也成了他自己的困境。如果吴和其他亲密的同伙被宣布为思想上的敌人，在性质上等于是反革命分子，那他就要负责。1965年10月中央委员会秘密地设立的负责文化革命的五人小组，彭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1966年2月，彭真以这个小组的名义打电报通报所有党支部，说吴晗只不过是犯了“学术上的”错误，企图把他的罪行缩小到最低限度。同时，他的报告忽视了已由毛明确规定的文化革命的主要目标，即清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彭却要求把运动限制在批评的范围内，要在“有关的(党的)领导部门的同意下”进行。

    毛指责说，五人小组的其他成员没有看过彭的电报，毛本人也没有看过。主席极为愤怒，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完全否定了彭的报告。这是1966年5月16日的事。中央委员会的5月16日《通知》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它把彭列入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最前列。换言之，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通知》有预示性地作了下面的结论：

    “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从那时起，“不用枪的内战”就开始了－－或多或少是这样吧！

    (一三) 公开的战争

    从1965年秋天开始，毛仍然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1966年5月16日的会议和公报也没有透露他的行踪；会议和公报直到第二年为止仍是党内的机密。毛的行踪显然只有中央委员会的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才知道，这个小组已经取代了彭真的小组。流传着这样一种印象，即毛在生病或正在康复之中。

    我也可能无意地助长了这种印象。1965年1月主席接见我时，他似乎有点不象他通常那么精神饱满。他两次不可思议地说，他“快要去见上帝了”，在一些别的谈话中则暗示准备把未来交给他的“接班人”，这些很难说是表示在准备就要开始的一场大斗争。后来在北京有人对我说，主席对我那样讲可能是有意要迷惑他的敌人－－在部署进攻战略的时候，鼓励他们进一步暴露自己。不过，这仅仅是推测而已。

    事实上，毛在11月秘密地访问了上海，同姚文元、张春桥等未来文化革命中党的先锋造反战士进行了谈话，他们不久就组织和领导了造反，要把那里的党、工会和文化机关中支持刘的负责人都打倒。毛不是在生病，而是正在南方忙于奔走，发布指示，在北方，中央委员会的文化革命小组则准备对彭和尚未公开点名的那个“党内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最后一击。在1962年的十中全会上，毛曾经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的非官方报纸(《文汇报》)上。当时除了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报以外，上海和北京的党报毛仍然管不了。1966年6月，北京的军队报纸接管了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它宣布开展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来肃清“反党黑线”，并在教育、文学、新闻、戏剧及其他文化活动中促进无产阶级的思想。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解除该报原来的编辑部的职务。同一决定还宣布改组北京市委。没有提到彭真的名字，但是从那时起，他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都没有了。同他一道进入政治垃圾堆的有吴晗以及所有彭的“学术上的”同伙。另一个重大决定，是命令撤销陆平和彭佩云的北京大学领导职务。他们所领导的党委，由新北京市市委选派的一个新“工作组”予以“改组”。

    的这些决定是怎样做出的，究竟哪些人出席了5月16日的秘密会议，都不清楚，出席这些会议的人是经过慎重挑选，或是由文职和军人候补委员们“加强力量”的吗？是毛缺少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必要多数来打倒根据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还是他情愿那样做呢？他转向非党群众，动员和教育千千万万的青年(并指示军队“支左”)去清除盘据着政治和学术权力地位的那些主要的反毛官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

    到了6月，把5月16日公报付诸实行的革命已经在各地展开，为8月召开的十一中全会作好准备。学校停课了，红卫兵开始为控制一切文化机关而战斗，“大字报”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对“牛鬼蛇神”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大规模的控诉和揭发。

    正当风暴增强时，**于7月16日引人注目地重新出现于华中大工业城市武汉，在那里游渡长江。他由五千名“革命造反派”陪同，报纸和电视大规模地报道了这一消息。这位如旗帜标语中所称的“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显然非常健康，充满战斗精神，准备负起全责来掌好舵。接着他就意气风发地回到北京去了。

    对于毛的挑战，**似乎没作出任何有计划的认真准备来进行全力迎战，甚至在8月以前，他好象还没有完全知道他本人就是头号目标。他指望把崇拜降低为一种表面的东西，实际上由根据规章在职的人来掌握党权，就以这样的方法来消蚀毛的权力，这似乎是明显的。

    红卫兵的出现，谁又能预料得到呢？5月16日的公报中有一个字批准过他们吗？当然没有。刘认为，他们是非法的。谁能预料得到这位党的缔造者竟会号召群众－－不光是按照刘的党的教育计划训练出来的“驯服工具”、即有组织性和守纪律的年轻**员，而且还有难以驾驭的非党群众－－起来造党组织本身的反呢？的确，造反派几乎违反了刘一伙花长时间辛苦制订的1956年党章的每一条规定(这个文件是紧紧地仿照苏联的蓝本制订的)。他们能违反国家宪法的规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主席采取不法行动吗？所有这些都是在毛的慷慨赞许下干的吗？这怎么可能呢？

    刘也不是继续不动的。从5月起，他的主要努力是保持他那煞费苦心地建立起来的党组织，使它免受毛的危险的破坏路线的影响。我在各地从参加造反的人们口中所听到的故事，都是相同的。保守派为了试图及时应付冲击，以“工作队”的形式派遣了大批干部到学校、工厂和机关去，想把革命“引导”到无害的渠道中去。以防止党的核心和组织的解体，并企图使“闹事者们”名誉扫地。

    但是，毛的中央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也有自己的干部在工作；起初他们的人数很少，但非常有决心。中央委员会为了使课程革命化，命令所有学校一律停课。辩论和随便抨击领导蔚然成风，造反有理，抨击当局的大字报也是如此。

    红卫兵首先于5月底出现于北京大学，但随即被刘的“工作队”指为“反党”而遭到镇压。是谁发起红卫兵的，不清楚。我在杭州会到的那位将军，对文化革命可毛的整修战略非常熟悉，他对我说，红卫兵这个事物既不是有计划的，也不是事先就预见到的。然而，他们的潜在力量很快地被毛看到了。受到了鼓励的红卫兵再度在北大兴起，并扩展到其他地方。他们次被镇压，接着发生了拉锯战。后来在6月，毛宣告：“红卫兵好得很”，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全国爆发了。

    后来被认为是**自我批评的检查书，可能不是真的，但它具有某种孤傲的味道，而且双不过份自贬，因而有几点似乎是可信的。其中有一点讲到，6月1日以后，在毛回到北京之前的“最初五十天中”，刘通过他的工作队，集中力量来贯彻他所理解的文化革命的几项目标。只是在回顾的时候，他才认识到力图孤立造反派和“反对揪斗干部”，是破坏了革命。

    那份检查书说：“我怕乱，怕大民主，怕反革命上台。”然而，甚至在毛回到北京以后，这是继续亲自指挥干部的工作队。他说，这是因为“在8月5日以前，(他还)不理解(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和方向错误”，并且“总是想要维持旧秩序，反对革命精神。……”

    8月5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一天是在有决定性意义的十一中全会召开前一星期，这次会议通过了文化革命的十六条纲领，并把**在最高权力机构中的地位从第二位拉下到第八位。8月5日又是**写出他自己那张大字报的一天。这张大字报的内容－－《炮打司令部》－－立即传遍全国。其后不久，毛就戴上了臂章，公开参加红卫兵革命造反派了。从那时候起到11月间，他在**城楼上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为推翻旧制度而斗争的一千一百万青年。

    8月5日，当刘在《人民日报》上读到毛写的以下几行时，才终于明白了原来自己就是那个“司令部”：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

    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

    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

    刘写道：“是**和党中央委托我在**不在北京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在那麻烦多事的“五十天”中，刘就是这样的认识他自己的。既没有明确的指示，他又怎么能知道他应该取消自己和以他为首的党机关呢？他只能一如既往地干，并象毛多半预料他会那样的行动－－“保护干部”，从而落入了一个准备得很巧妙的圈套里。当主席在7月中出现，泰然地在长江游泳时，刘的惊奇也许不下于全国其余的人吧。

    对刘来说，这场战斗已接近结束－－以毛的说法，如果是刘揭开了战幕的话－－但是直到第二年他才在报刊上被点名为“中国赫鲁晓夫”，并且直到1968年秋天他才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声名狼藉地被开除党籍。

    在那许多个月的时间里，革命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青年们摧毁着旧机构，文革小组则设法领导他们在各级夺权，创建出一些更好的东西来。毛原以为要花大约一年的时间，结果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毛自己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造所缔造的党的那些当权派的反，这已使人感到十分意外，而这架庞大机器对如此规模冲击的顽强抵抗，也同样使人感到十分惊异。这艘船建造得比许多人所想象的更为坚固－－而新船也不是一天所能建成的。

    正如我预先说的那样，上面的简要说明作为历史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它是不完整的。我们实际上没有听到被打败者一方的诉说。它略去了许多重要的和变化着的事实，其中有象下列这样的一些沉痛的事情：忠心的老干部之间的分裂，以及在社会各部门，包括军队在内，发生的各派之间真正的但是有限的内战时刻。又如，在这个局面中周恩来应放到什么位置上才合适呢－－这个人在全国处于大变动、大动荡的时期，几乎是单人一手地在维持主要生产力量和行政效能。

    如果把我叙述的故事从不久的过去转到当前，转到暴风雨过后比较平静的今天，这个问题，就象许多别的问题一样，也许可能得到较好的回答，如果只能回答一小部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