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崇拜的降温
在更周密地观察那个从最近的内部斗争中出现的社会之前，人们必须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性质进行深入一点的了解。开始时就已很复杂的情况，被一场热战的歪曲宣传弄得更加复杂和混乱了，公众在热战中所听到的主要是胜利者的控诉。
关于这段饶有兴味的历史，即使要把目前看得见的几条线索理清楚也是很困难的，可能在今后好多年内我们还看不到全部线索，或者还不能把所发生的事情描绘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图案来。关于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版了很多书，就我个人所知，还有五本比较“权威性”的著作正在由西方的学者们执笔写作中。但是要写关于今天的中国的书，就没有一本是能回避这个题材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仍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在1969年党的“九大”表面上恢复了团结的背后，辩证的发展还在继续，它可能再次爆发为公开的、党的惯用语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以争夺革命的领导权。
**在1967年说过：“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他在另一处又说过，即使在消灭了阶级之后，……人和人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要看到对**的个人崇拜所起的主要作用，这是理解1966年到现在的各种事件的一个关键，他本人也直率地承认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斗争是争夺对崇拜的控制，是崇拜应由谁来利用和最重要的应该“为谁”而加以利用的问题。问题就在于：崇拜是成了党的特权阶层的专利品，由它来操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把毛降为表面上受尊重的有名无实的领袖呢；还是由**和他的忠实信徒们来运用，用它来普及毛的教导。普及毛的教导就是用思想武器来“武装人民”，从政治上去反对那些在毛看来已成了一个“新阶级”的享有特权的、反动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小集团所领导的篡权者们，并把被他们夺去的权力夺回来。
感情，对个人和集团的忠诚和敌视，以及同毛的非凡的号召力有关的个人和民族的自尊心等都是主观的因素，这些主观因素同发生这次大分裂的客观现实混合在一起，以致一些外国观察家断定它无非是一场宫廷争吵而已。
也许这是中国的一次大选吧？实际上，文化革命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的冲击，表现为在一个时间内只能拥护一位主席的这个国家里，两位主席－－和两种神秘力量－－的互相反对。作为按照宪法选举出来的国家元首、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党的管理机构的有力组织者的**，是官僚机关势力的化身。毛则是英雄形象、思想上的指导者、革命之父、党的领袖，并通过他对党的军事委员会的掌握而成为事实上的武装部队统帅，人们以为他同那个领导机构是一致的，实际上矛盾却在增加。
当毛的进攻导致内部斗争，使许多党支部的工作部分陷于停顿，国家的领导机构也濒于解体时，一场真正的革命就显然已经发生了。必须坦率地面对现实，把独立的国家领导机构这种乔装打扮去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宪法依然披着这种伪装，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就是模仿苏联宪法的)，尽管声称是唯一代表无产阶级的党的全面专政已是彰明昭著的事情。
我已经说过，**把他同**最后决裂的日期定在1965年1月－－但为这样一种可能发生的事件进行准备，则在1959年或更早的时候就已开始了。我第一次向**提出中国的个人崇拜问题，也正是在1965年1月，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可能同这里所说的有关。
1964年秋到1965年初冬，我隔了五年之后又来到中国，旧地重游，几乎每一个地方的情况都大有好转，这使我非常感动。1959年，中苏之间的思想裂缝已扩大成为裂口，赫鲁晓夫了要给中国一个“原子弹样品”的诺言；接着在1960年撤走了全部苏联技术顾问，撕毁了对中国工业化致关重要的几百个合同。大跃进时期和公社初期(1958－1959年)的一些过火的做法，加上自我欺骗和错误，加剧了损失很大的生产下降。空前恶劣的气候和歉收，也造成了延续到1963年的接近饥馑的景况。
然而，到了1964－1965年，经济已大致恢复了平衡。1959－1962年的“困难时期”过去了，粮食已比较丰富，消费必需品和服务的供应都更加充足。工业的损失开始得到了弥补，集体农业看来进行得很好。除了日益担心越南的战火扩大以至同美国发生战争外，显然普遍感到轻松和乐观。
这个国家在**的领导下，看来在政治上空前地团结起来了。
我在离开中国前不久，单独和两位老朋友进餐时曾说：“在整个情况中只有一件事使我迷惑不解，那就是在我看来过分地颂扬了**。”现在他的巨幅画像悬挂在街道上，半身塑像摆在每一间会议室里，他的书和像片到处都是，把别人排挤掉了，在长达四小时的革命歌舞剧《东方红》中，毛是唯一的英雄。作为这场有两千人参加演唱的、专为来访的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和王后演出的歌舞剧的一个**，我看到了一幅放大到三十英尺高的画像，那是依照我在1936年拍摄的一张相片复制的。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对摄影技巧感到得意，另方面很感不安地起了战时在俄国看到的对斯大林的类似的狂热崇拜。
但是，**、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和其他政治局领导人的画像在各机关、学校仍然可以看到，**的著作也到处有得出售。对一个人的崇拜还没有普遍，但这种趋势是明白无误的了。
招待我的主人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龚澎和她的丈夫乔冠华，当时他们两人都是外交部部长助理。我继续说：“这些陈列的范围之广，是使我诧异**在这里是否有敌人的唯一的一件事。毫无疑问，每个人都知道他是革命的主要缔造者，当然他本人也不需要这种夸大的奉承形式，不是吗？这果真有必要吗？”
龚澎表示领会地微笑了一下。她说：“我知道许多外国人有这样的想法。让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在革命初期，有件奇怪事情。当农民来参加10月纪念日，走过检阅台时，许多人都向**叩头。我们不得不派人在那里看守，以防止他们跪倒下来。要使人民明白**不是皇帝或神仙，而是一个希望农民象人一样地站起来的普通人，这是需要时间的。这可以帮助你了解有些人会做得多么过火，而现在所容许的这种对主席表示尊敬的方式又是多么的温和了吧？”
这的确使人想起了中国三千年来对皇帝的崇拜，于是我对她表示了感谢。但当我见到主席时，我还是向他问道：“苏联批评中国在助长个人崇拜。这有根据吗？”
毛回答说，也许有吧。据说斯大林曾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完全没有个人崇拜。批评的人说，中国人民有一些(这种感情或做法)。有一点个人崇拜也许是有道理的(更多呢？)。他最后说，赫鲁晓夫垮台也许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
这话的含意很明白：毛确实有一些敌人。同时他说，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赞成社会主义，反对他的只有百分之五。这百分之五又是谁呢？我的确不知道(大多数中国人也的确不知道)，他们是由被指定为毛的接班人的那个人所领导的。对于那些知道如何去解释它的人来说，当时已经有了一些迹象，但政治局的团结一致仍在严密地防范着团结方面的大部分裂痕，不使它被局外人看出来。
现在再回到1970年10月游行检阅中我会见主席时他说的一些话吧。
他对我说，我由于写了一些东西而受到批评，但是他看过摘录，认为里面并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他们并不期望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同意他们，我保持一种独立的观点是对的。至于我写的关于所谓个人崇拜，是有这样的事嘛，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主席在12月18日邀我共进早餐时，又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他是赞成(探讨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者的，达尔文、康德以及一些美国的科学家，特别是研究原始社会的刘易斯·亨利·摩尔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喜欢他的著作。毛说，摩尔根关于易洛魁印第安人、部族宗教的起源和“崇拜的必要”的研究，支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概念。从早些时候与主席的谈话中，我知道，他对于人类渴望信仰上帝或神之类的事已仔细考虑了很久；并且，除了在这个问题上赞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神论外，他从这样的研究中得出了他自己的政治教训。
后来他提醒我，他在1965年曾对我说过，是有一些个人崇拜，但需要更多一点。那时候党的权力他已经控制不住了。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他说。它（崇拜）搞得已经过火了，有许多是形式主义。例如，所谓“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多么讨厌！早晚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留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那也就是教员。他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一个教员。其余的要一概辞去。
(一一) 文化
但是这位导师想要教导的、还没有完全灌输到群众心中去的是什么呢？除了由那个主席已管不了的、也许是“不老实的”中央宣传部所炫示的塑像和画像的形式之外，还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呢？
四大卷《**选集》，另一卷还有正式发行但已在党内流传的“选集”，以及无数的各种声明和报告，都是教导的基础。但是，最扼要的答案是1966年8月8日发动文化革命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十六条”的最后一条中所表明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
产阶级挂帅。……把**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著作。特别是要反复
学习**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
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在中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
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要概括这位导师的教导－－它包含党和革命的历史梗概－－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从1962年开始，人民解放军的报纸《解放军报》－－一个仍旧完全拥护毛的机关报－－每天刊登一条语录。1964年，把一些最令人信服的语录(有的是很长的摘录，有的甚至是整段)汇编成便于每个战士携带的袖珍本，让人人熟记，以便彻底教育军队，深入广大农民的思想，并终于在1966年在城市普遍流传。足足刊印了几亿册，最后还用世界上各种重要文字印行出版。书中的“老三篇”是毛想要灌输到每一个中国人心里的教导的最简明形式的范本。
《为人民服务》是写给一个普通战士“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以及毛在当时(1944年)作的赞辞。那时他开始使为每一个死了的同志，“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举行追悼会成为制度。对于人民服务的死者表示尊敬，以“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服务”)
另一篇赞辞是《纪念白求恩》(1939年)，白求恩是一位加拿大医生，他为中国的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文章赞扬白求恩“专门利人”的精神，“每个**员都要学习他”。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的“国主义的精神”是所有无产阶级互相支持的光辉榜样。(“国际主义”)
第三篇文章《愚公移山》是根据中国的神话，讲一个农民努力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同他的两个儿子一道用锄头挖去挡住他家出路的两座大山。智叟嘲笑他，但他还是坚持挖下去，并说将来世世代代的子子孙孙会把他们刚开始的工作干下去，最后他们是会成功的。就这样，在神话里，他们在上帝的帮助下，果然办到了。毛把这两座大山比作重重压在中国头上的两个恶魔－－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把“上帝”比作“人民大众”，他们“一齐来挖”，就会使中国摆脱这两个恶魔。
1945年写的《愚公移山》含有重要的政治教训，包括告诫人们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扶助蒋介石，但要把美国人民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论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这样朴素的范例，很象是对天真的童子军进行德育训导，这也一直是中国**宣传的一个特点，这种宣传是为了同(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先家庭和自己而后社会的“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和旧文化”作斗争的。此外，通过刻苦学习毛的令人信服的最主要理论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到普及客观的推理的标准理论方法，使人们系统地和统一地分析和“总结”具体问题。
如果认为我似乎已经远离了文化革命故事本身，那是因为单通过编年式的扼要重述，而不从侧面来看看过去和现在毛的领导所要灌输的“思想”的“性质”，就不可能掌握文化革命的“由来”。
那么**是不是反对上面简略介绍的三篇文章所示范的美德和训戒呢？当然不是。毛刘之间发生摊牌，是因为在刘的控制下，党奉行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政策，而不去把毛的思想同人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刘只是在保持团结这个限度内力求使毛满意，另方面则保护和加强他自己的组织，以便在系统地、纵令是庸俗平凡和官僚主义地执行实际行政任务时不受到干涉。
刘和毛在工作作风和气质上是非常不同的。刘比毛小七岁，两人都是出生于湖南省。他们两人在同一所师范学校学习而成为教师，但是他们的教育概念是很不相同的。两人都是1921年入党的，但刘是在莫斯科入党(由共产国际从中国招募去的)，而毛却成为在上海成立的土生土长的党的缔造者。
刘不是亲苏的，但他在俄国度过的早年对他有影响；毛则通过组织农民游击队学会了革命。刘对农民生活漠不关心；他宁愿从事城市的地下秘密工作。他认为要取得成果，一个专业的组织机构和协调的工作班子的努力比热情和鼓励来得更重要。
毛厌恶和怀疑城市生活，他作为一个军人政治家度过了他在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岁月，他鄙薄从来没有打过仗和种过地的“专家”和知识分子，他尊敬成为他的最优秀士兵的贫苦农民，他保护主要来自农村无产阶级队伍和在武装中提高的“新干部”免受城市的腐蚀。他通过打动青年信徒们的自信心、理想和爱国主义，把他们吸引到他的身边来，正如同他从被歌颂的历史、从人驯服自然的斗争的典故和被“神化了”的人当中，为他的诗篇汲取主题一样。
在中国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以工业为主的社会的时期，这两个人在一起似乎互为补充得很理想。的确，1958年毛(据说)为了把全部时间用于党的工作，因而辞去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职务让刘来继任时，情况似乎仍然如此。在那一年，他给党提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这一不平常的文件。
首先，同俄国分裂的时间和方式，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和分歧，从1959年起就开始破坏毛刘搭配合作的节奏了。中苏关系这一病患，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已经开始出现脓疱；1959年6月赫鲁晓夫撤销了给中国提供原子弹的诺言，接着又访问了戴维营之后，中苏关系的恶化就举世皆知了。9月，即赫鲁晓夫访问艾森豪威尔的同一个月内(毛相当怀疑地看待这次访问)，彭德怀被撤掉了国防部长的职务。
那是紧接着在庐山举行的决定性的中央全会之后发生的，在会上彭向毛挑战，毛为了使对彭的谴责得到通过，曾不得不把他的全部威信都投入进去以支持这场辩论。
彭德怀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同从城市起家的北京市长彭真没有关系。彭德怀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粗鲁而直率的军人，只读过两年书。他生于1899年，同毛是湖南省同一个县里的人，因受虐待而从他的农民家庭出走，成了一个被遗弃的人，后来在十几岁时当了兵。1928年，当时他指挥着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领导了一次起义，带着他的部下加入**的游击队。此后，他拥护毛，毛是他的政治教师。彭在战斗中和思想上犯过很多错误(而且一再承认错误)，但他成了一个能干的战术家，因而为毛所信任和喜欢。彭在军队里比别人升迁得快，主要是靠毛对他的信任。
在朝鲜，彭是中国“志愿军”的领导人。这样，他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并晋升为元帅、国防部长和人民解放军的首长。他在朝鲜与俄国人密切合作时，苏联的后勤和对中**事工业现代化的帮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9年，彭在一次漫长的旅行中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并且就在赫鲁晓夫去戴维营作那次“致命的”旅行之前会晤了他。后来对彭的宣传攻击指控他曾送一封信给赫鲁晓夫，说他在信中批评了毛的领导，但这封信没有公布过。
无容置疑的是，当他回到中国，出现在庐山会议时，他大肆攻击党在毛的领导下的失败，并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以及与俄国分裂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对毛进行了出于推想的责备。他还对诸如“后院”炼钢之类运动的夸大成绩提出严重责问，他断言这一实验使中国损失了十亿美元。在彭的同情者中，有他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和很早就和毛对立的党的前总书记张闻天。
我在1936年初次见到彭德怀时，他是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副司令－－粗率、顽强、一个有着无限精力和革命热情的人，但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不足。他从来没有能力在智力上同毛匹敌，1959年他轻易地就被以智取胜，表面上低声下气，承认了错误，道了歉。毛曾认为彭的主要优点是勇敢和忠于领袖的军事和政治的战略战术，因此对彭的背叛，毛一定感到非常沉重的失望。虽然彭被从政治局除名，但仍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他说他将引退，“去种田”。
但是，据说彭在**的怂恿下坚持错误。他于1960－1961年抽时间去旅行，写出了五篇等于是进一步反对毛的领导的“实地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在中央委员中进行了传阅。1962年9月，在中央委员会的第十次全体会议上，彭提出了一个八万字的文件，重复并大大地扩大了他的批评。这次他大概得到了**一伙的支持，他们企图为彭进行“翻案和复职”。
前面已经提及的其他两件事是必须记住的。军队里暗中支持彭的那些人(有时被称为“职业军人”)是赞成同俄国至少暂时妥协的。他们想得到俄国的帮助，来完成军队的技术现代化，包括把原子弹弄到手。他们只有在基于不平等条件的联盟中接受次一级的地位，象华沙条约的卫星国那样，才能得到这种帮助，而毛是坚定不移地反对这样做的。他们还有另一个动机，这是第二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俄国武器援助的继续，将意味着军队领导人和俄**队指挥部在军事行动上的继续密切联系。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在中国产生一个“职业军人派”或集团，利用对俄国的依赖来对抗和限制主要是由毛所行使的自由主权。他们想要有一支仿照俄国路线建立起来的由职业军官带领的军队，它不从事非军事的生产和军民工作，并同职业官僚制度取得密切联系。他们要打破毛对军队的控制，利用他们对毛的“独立性”来抑制或控制个人崇拜和决定军事政策。
彭在党的宣传机关中有支持者，这是很明显的。五十年代出现的一部流行电影《怒潮》和小说《保卫延安》，相当露骨地颂扬了彭，并相应地贬低了毛。当文化革命开始“炮打司令部”，即炮打**的司令部时，这部电影和这本书都被揭露出来，同后来的诸如《海瑞罢官》那样的文艺作品一起受到批判，现在再回到这场争论中的**一方来。
1962年以前，**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毛。在1959－1960年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刘坚定地捍卫毛的最高领导，并赞扬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但在1960年12月，即毛和赫鲁晓夫发生决定性破裂的好几个月以后，他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不合时代的调子。他在俄国所作的十次公开报道的讲话中，除了一次之外都没有对毛的领导表示任何敬意。在那例外的一次中，他引用了毛的话，从上下文奇怪地推论说毛希望“循着俄国人的路走”。对此他还补充说：“我个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1961年到1966年，刘在中国和在朝鲜、巴基斯坦、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旅行期间，只是偶而地、象征性地提到**。
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于1960年1961年不得不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暂时退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