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 一种军队专政?

    整个中国是一所**思想大学校，军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我们全都同军队连在一起，”周恩来总理说，他可以再加一句，“军队把我们全部连在一起了。”

    周总理向我耐心地解释，为什么把重建后的党和政府内的个人分成“军人”和“非军人”是错误的。**不是“军人”吗?他是军队之父，和朱德一起组织了这个军队并从开始就领导它，他也是党的终身领袖。当毛任共和国的主席时(直到1958年止)，他把党、政、军三位一体地统一于自身；作为党的军事委员会的终身主席，他自1935年以来一直是事实上的最高统帅。

    1936年我在中国老红军(成为人民解放军之前)中第一次会见了周恩来时，他本人就是一位将军，在陕北指挥着东线的红军。1965年取消军衔制之前，**身着元帅星级的服装。

    在所开创的世界之内，党居于一切的首位。但是，“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毛说，“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也就没有党。它们同生共长，相互依存，如中国人所说，“唇齿相依”。

    内战时期，当我在中国的西北部第一次看到老红军的根据地时．对一个局外人来说，党的政治活动家同战斗部队中构**员通常是分辨不出来的。大家都穿同样的蓝色或灰色(看其褪色程度)的棉布制服，除有一块红领章以外，没有军阶标志(今天的情况还是这样)。他们住在同样的或差不多的宿舍里，和农民吃大致相同的饭食，面对着同样的危险和因苦，极少物质鼓励。政治委员常常就是司令员，司令员也常常就是政治委员，他们相互学习。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接着重新发生的内战时期，情况部是如此。

    l949年，随着胜利的到来，**说：“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

    经过22年连续不断的武装斗争，才创立起这个革命“学校”：从民间招来的新干部也须来这里吸取经验，那时，城市工人防级多数人政治意识薄弱，持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主要是那些大部分出身于农民的军队中的**员，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干部，这就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料。

    **人接管这个大陆国家后，大规模地从军队外吸收党员的工作就迅速开展起来。到1956年，人民共和国建国仅7周年，党员己达1，000万，其中80％左右是革命以后入党的。1960年，党员有1，700万，其中70％是朝鲜战争以后入党的。而到1965年，据说党员已接近2，800万，另还有共青团员3，000万。党员中仍有2／3是农民出身，但行政人员中有许多资产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除上层以外，老党员是少数，并且人数在日益减少。

    尽管如此，军队仍是一所“大学校”，是进行思想教育的基地。把民兵包括在内，它的高级党员，要比政府机关的任何其他一个部门都更为集中。

    但至此画屏暗淡下来，复杂的历史情况在老兵之间造成了超过一代人的差距：在一条“战线”上是经历过长征或延安时代的人，在另一条“战线”上是后来参加革命的人。在比较巩固和已部分“社会主义化”的中国西北根据地，毛解决了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适应中国的情况，那里处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影响问题的经验比华东要少得多，华东的新兵是在日本人战线后方的政权还不坚固的游击区里训练出来的。这后一种人要同更为复杂的阶级问题打交道，在直至海滨的这片人烟稠密的广大平原和盆地里，阶级问题是以豪绅支配的经济为基础的。

    1949年，这“两条战线”汇合在一起，但是它们之间的隔阂决没有完全消除。**一向是华东平原的主要政治局委员，领导城市的地下工作。胜利以后他成为党内主管组织和训练新干部的头号官员。在那个时候，刘成了以城市为方向的党的化身，这个党同多少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关系，同后来与苏联的技术援助项目有关的那些人的关系，同受到小资产阶级传统影响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关系，都更加密切了。毛完全是土生土长的经验的化身，这种经验在广大农村深深扎根，在军队中实现了平等的传统并使军队与农民密切联系。

    上述看法并不是去提供—个能“解释一切问题”的简单“公式”——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公式——而只是从有许多方面的复杂情况下提出被人忽略的一个重点以提醒大家而已。当要去了解今天中国人生活中军队优势的限度时，记住这一点是特别有用的。

    有可信的证据表明，**曾希望弥合这个“裂缝”，彻底消除上面提到的分歧，并把“两条战线”团结起来，因而他在1956年接受党推选**担任他的第一副主席，1958年又把国家主席的职位让给刘。早在1959年，毛意识到裂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样对待刘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已经看到，事情从那时起如何逐步发展为1966年到1969年的文化革命了。

    只就刘与其堕落分子(毛是这样看他们的)盘据着管理部门官僚机构而论，革命的首要目的不只是清洗，而是全部摧毁他们掌握的国家权力机构。建设阶段——把权力“交给谁”的问题——甚至更加因难。1966年8月公报的指示“揭开”了第一阶段，数百万“基层队伍”——干部、学生、工人、普通群众——迅速起来发泄对长期压制他们的党员特权分子的不满。由于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推动和支持，党支部和党的外围组织——共青团、工会、党校，实际上都被“革命造反派”解散了。

    新的群众组织，由红卫兵、工代会、党内造反派领导，夺取了地方的权力。“旧秩序”的领导者进行反击，通过名义上是“造反派”的代理人来恢复控制。一个接一个的临时委员会成立了又被推翻，新约领导人上来了又很快倒下去。在“中央小组”的指示下，上海是组成“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由“可靠的党员干部”、新成立的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代表组成)的第一个城市。尽管非常缓慢而斗争十分激烈，其他省市的革命委员会也跟着成立了。

    在各级组织中，造反派在选择新的形式和新的领导人问题上意见难于统一；他们分裂成几派，互相争斗，近乎无政府的状态盛行一时。奉军队之命，军队不许动用武器但要“支持左派”——即真正的造反派，不是“旧秩序”的傀儡——为保护国家财产而进行干预。有些地方的红卫兵抢夺民兵的武器并成立司令部，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后来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初期内战形势迅即到处出现。

    军队总政治部是唯一完整的有经验的党组织。1967年，毛不得不前去结束混乱局面，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器，去“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

    周总理告诉我，在军队开始用武力解除极端分子的武装、制止派性争斗和领导各派组成革命委员会的过程前后，军队蒙受了“数十万人的死伤”。从军队个抽调了

    200万名“**积极分子”去执行这项任务。逐渐地，从这种革命委员会形成了一个纯洁的和“接班人”的党， —个经过重建的无产阶级国家。

    这样，军队从文化革命以来就显得“非常巨大”，其势力在将来会更加扩大。会不会比党更大呢?归根到底，每种制度，无论是封建制度、资产阶级制度或是社会主义制度，都要依靠它的武装力量才能生存。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军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不能离开支持它的阶级利益而独立。毛说，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是毛又说，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注意，是党指挥军队。党也是指挥国家的领导机构，这为最近发生的事件再次证实，而且现今已明文写进新党章。文化革命期间向“党的军队”发指示时，毛是作为党的主席来办事的，这个党自称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在中央，党应指挥它的一切组成部分，军队决不能例外。但当党中央发生分裂时，它当然也会反映在军队领导部门的分裂之中。

    为党工作并按党的指示办事，中国的“人民军队”是联系群众生活的一个主要环节，它力图通过组织、宣传、生产和军事等方面的工作与群众生活打成一片。

    口号“全民皆兵”——它可以追溯到党的早期历史——已部分地实现了。所有身强力壮的成年男女，通过普通参加民兵而成为军队的一部分。受过民兵训练的几亿预备队有什么用处呢?他们熟悉了武器、战术和地形；他们在老战士带领下重新过着革命的战斗生活；他们学习领导原则，懂得生产与国防的关系，用“**思想武装自己”和统一思想，并逐步认识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不是一个脱离群众、不事生产、浪费国家资财的特权阶层。至少，这是他们的目标。

    1928年，毛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今天，全国人民“建在连上”。

    不仅民兵，而且整个社会在作风上和组织上都“军事化”了。从幼儿园起，学生都编成班、排、连、营。工厂工人、机关干部和公社社员也都这样。城市每条街道都有居民委员会，也是按同样方式建立起来的。我们参观过一个大型机车制造厂，在一个由家庭妇女和工人家属组成的辅助车间里，我听到那个担任管理的中年妇女被部下称为“司令”——她们正忙于洗破布、缝补裤子和鞋子。

    这个军队的首要任务是“为人民服务”。要这样做就必须宣传和运用**思想。幸好，这不是《我的奋斗》。这里面没有种族主义，对外征服或武装输出革命等教义。它确实支持社会革命，但不是通过武装侵略。在国内，它教育人民通过无产防级政权的实现——包括对错误领导“造反有理”，来求得解放和备战。

    中国的军事化达到了这种程度，这使许多不相信军事化组织的人感到震惊。而怎样使用这支中**队——“为人民服务”，才是它持别吸引人的独一无二之处。

    (一五) “为人民服务”

    我们到了沈阳一所“聋哑”儿童学校，沈阳是曾被西方人称为满州的东北的辽宁省省会。这所学校由一个人民解放军医疗宣传队的五名针刺专家领导。到这儿来的学生不能听和说，但他们不是先天性聋子。他们失去听力是因为麻疹、脑膜炎和各种发高烧的热病所致。

    负责这个解放军小队的李春山告诉我们，这所学校在文化革命之前就有了。以前，通过手语文流来教育学生。1966年，当**接见几百万造反红卫兵时，这所学校也派了一队人，挥动着毛语录小红书去北京。

    “当学生们见到**时，他们高兴得哭了，”李说，“但他们不能同别人一起高呼。他们能做到的就是直跺脚。见到这种情景，我们的指挥员就要我们注意**的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和为人民服务。我们医护人员已经试验过用针刺治疗聋哑病。我们开始加紧在自己身上试验，将针推进以超越旧的‘禁区’，直至我们能够承受的深处。”

    1968年11月，我们被派到这所学校负责卫生针刺医生的培训工作。我们授给学校工作人员技术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在很短的时间里，许多学生都能听和说了。他们学会的第一句话是“**万岁!”两年时间我们治疗了582名学生，93％以上恢复厂听觉。80％左右能读简短的语录，能唱《东方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你再也看不到手语了。你现在听到的是放声唱歌和朗读。

    天真!人们应当看看孩子们逗人喜爱的脸，听听他们努力发出来的高音调。他们的年龄在9岁至20岁之间：身体健康，穿着暖和，眼睛发亮，望着人民解放军的李指导员，好象他是神一样。我们看了他们的日常针刺治疗：针深深扎在洗得很干净的耳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个男孩子眼里噙着泪喊道。“牢记《愚公移山》!”另一个喊道。

    我们参观了教室，教室里的高年级学生在高声背诵或朗读。他们在这里的功课使他们可以达到中学水平。我们热烈鼓掌，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他们倾听外国“叔叔”和“阿姨”谈话，带着难以形容的充满信任和希望的动人微笑。当我们走向走廊时，他们拉着我们的手。接着，他们在一所邻近中学乐队的伴奏下，给我们表演了歌舞节目。他们随我们到街上，一直微笑着，鼓掌。

    “我们的美国朋友，再见，”当我们离开时, 他们的尖尖告别声在回响。

    现在这类学校在中国的许多城镇都有。我回到北京时，问遇见的一位荷兰医生和他的夫人，他们对此有何想法。他们俩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所哑人学校工作多年，使用的是欧州的先进技术。他们摇摇头说：“家是在卢尔德，信心治好了病。”

    针刺也许还不能用解剖学理论来解释，但它大大超过卢尔德，现在愈来愈多的西方针刺学家都能予以证明。

    在北方河北省一个公社的村子里，我停下来对着一所用石头建造的很动人的农舍拍了一幅照片。走进里面，我发现除了胳膊和脸上扎着针的一位清秀的青年妇女和站在她身旁的一位穿军装的青年外，空荡荡的。她是赤脚医生，正在接受人民解放军医务工作者的进一步针刺训练。在宽阔的炕上，我看到一大堆草，有香味的草本植物，上千块茎和其他配中药的东西。这些都是这位姑娘的医疗组从山上采集来的。炕上还放着她的红十字标记的现代医药箱，药箱中包括有避孕丸。这种场面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村里到处可以见到。

    我们在离长城不远的石峪大队的一户农民家里过了一夜。这是一所明净、修建得好、有三个房间的石头房子。瓦屋顶下露出一根粗大的横梁，门前是一个整洁的园子，种满绿油油的蔬菜，石砌的猪栏里养着两头猪。村里的房屋都和这一所差不多。这个家庭的母亲是个寡妇，有三个成年的儿子、年龄都在30岁以下，两个在家的还没有结婚，因为家里没有要瞻养的人，全家收入超过平均水平。他们屋里有装满了被褥和衣服的箱柜，还有钟、收录机、大热水瓶、电灯、自行车和一幅很大的主席像。

    我们在沈阳城外度过一个早晨，同数百名男女民兵在一起，看他们准确地练习打靶。他们大多数不到25岁，来自各个工厂和学校，显示他们操练和使用手榴弹、步枪、机关枪、追击炮、反坦克炮方面的熟练本领。他们既打死靶，也打活靶，最远的距离是300米。这里充满节日和运动场上的气氛：掌声不断，欢笑四溢。

    人民解放军的负责军官告诉我们，民兵分两种：第一种是“基干民兵”，年龄最高25岁、携带着武器工作；第二种是“普通民兵”，年龄从25岁到50岁或以上，他们包括预备队员和特种队伍。所有轻武器都是就近制造的。

    在一座逼真的村庄角落模型前，我们看到一次敌人的进攻。村民们运用游击战术，很快把侵略者消灭了。(鼓掌)日本人，俄国人，还是美国人?这很难说，是洋鬼子就是了。接着，姓徐的一家入列队进行：60岁的爷爷、他的58岁的妻子、儿子、儿媳和4个孙儿女。他们家的成年人都在一家机车厂工作。他们使用手提机关枪和步枪，在100米之外很快消灭了目标，只有年纪最轻的一个是例外，这年纪最轻的一个是8岁，穿着红小兵制服，有点神气，他用了很多时间，俯伏在那里，用一支普通步枪打中了三靶。

    “还没有枪高。”一位军官笑着说。

    “你们似乎在等候着一些不受欢迎的客人，“我说，”从哪个方向来的呢?”

    “我们等待着他们，不管从哪个方向来。”

    那些靶子上公平的写着这样的字。

    “打倒美帝国主义！”

    “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打倒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

    (一六) 作为建设者的军队

    在中国西北陕西省的内地，有一块狭长的盆地南泥湾，它坐落在西安以北约200公里，延安东南90公里。延安在1937年至1947年这10年间曾是当时以八路军著称的中国**游击队的总部所在地。现在有一条良好的碎石路把延安和南泥湾连接起来，而几年之前还只能靠步行走两天才能到达。这条路穿越荒野的峡谷。到处都是榨树、松树、常青树和罗望子树。我们的汽车开过时，不时惊起雄鸡、小羚羊或山羊。

    “好猎场，”我们的向导，对外友协延安分会的主人说。“我们驻在南泥湾的士兵初到这里时，除了打野味外，没有别的肉食。”

    我们所到的这个已开垦的狭窄的盆地有几英里长，四周是峻峭和多树的小山。1941年，当延安根据地的西石和南石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往北和往东被日本人封锁时，南泥湾是响应毛提出的通过军队自己动手来达到自给自足和“丰衣足食”的号召而开发的一项试验计划。

    “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毛说。“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

    为了起带头作用，主要由参加过长征的年轻老兵担任军官的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的荒野峡谷，每个战士都带着步枪、鹤嘴锄、铁铲和足够一季用的粮种。像美国的拓荒者，他们开垦了足够的土地种植庄稼；他们建窑洞、造披屋以便度过严冬。还动员了一些无地农民来帮助他们，他们制造木锹和木犁，学会在榨树皮上写字，土地给带来第一次收成后，又再播种，使收获足够有余粮出售以买进几头耕畜。他们制造木纺织机，自织羊毛呢绒，并极力打通与国民党地区的走私贸易。经过两个近乎挨饿的冬天后，南泥湾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林区。

    这故事来自一个亲历其境的人之口，他叫朱少清，清瘦，久经风霜的长征英雄，现在又回到他曾帮助开垦过的峡谷来了。朱在1944年离开南泥湾，参加过一系列的战斗。现在53岁了，他是人民解放军建设兵团的一位团长。而南泥湾现在是一个国营农场——“属全民所有”。他在大会议厅里简要地说明了这个地区的演变过程，这会议厅是一簇坚固朴素的砖瓦结构平房之一。

    在土地分配时期(1949—1952年)以及革命后的巩固和肃反时期，南泥湾成为一个劳改农场。中国不容许有“政治犯”这个范畴——只晓得这里有“反革命分子”——但事实上犯有政治动机的重罪，要比非政治性罪行受到更严厉的处置。南泥湾作为一个监禁农场，属罗瑞卿统辖。罗瑞卿长期担任公安部队的首长，是文化革命情况中最早垮台的高层人士之一。

    1965年，这个劳动改造农场显然撤消了。改变成一个国营事业，许多以前的罪犯成了农户人家留场定居。朱说，在当地也吸收了一些青年。在1966年至1968年期间，“**在这里的影响非常坏。许多青年离开了这里，去参加红卫兵的长途串连。”

    “这么远的地方**能有影响吗?”我插了一句。

    我想是出于向我作解答，就把我介绍给坐在团长旁边的一位老战士。他是农场一个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个人有一张坚韧的脸，高耸的眉毛下是一双锐利的眼睛，笑的时候常常露出两颗门牙，他叫王明德。他看起来像有100岁了，但后来我见他在田野走路时灵便得像年轻人，他告诉我们说他是66岁，后来得知，王和朱是在1933年的同一天在湖南参加老红军某团的同一个班的、实际上从此以后两个一直在一起。

    王曾身经百战，在他漫谈时，好象要把每次战役都描述—遍似的，特别当他回忆南泥湾过去的艰苦日子时更是滔滔不绝。他使我想起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人民的领袖》中的那个加利福尼亚人，他曾率领一个马车队越过落基山，他只要一讲起这事就会讲个不休。

    在王无止无休、引人入胜的回忆中，时间渐渐过去。一个有关拓荒时期怎样用野草制成一种“美丽的染料”染土制毛线的故事，得一年半载才能讲完。有关**的问题我们就丢在一边了，因而我无从知晓他究竟怎样影响了这个遥远地方的局势。

    在1966—1967年这个“坏年头”之后，军队接管了这个农场，到1970年的现在，生产大有改善。所确定的指标将使南泥湾很快就赶上大多数国营农场的高产水平，总的说来．要比公社集体的平均产量要高得多。

    据朱团长说，南泥湾农场现拥有耕地、果园、林场共18，000公顷。归他领导的大约有30，000人，在这支混合劳动大军中，有长期在此定居的带着全家的农民(包括一些以前的地主和罪犯)、党的干部、学生和以前的红卫兵，并得到一个亦军亦工亦农的劳动团体的支持。

    这里的全部生产归国家所有。经营以工资制为基础，像其他国营企业一样。住房免费，平均工资每月40元，这个数目比工厂里半熟练工的平均工资略少，但高于农村公社社员的现金收入。然而在南泥湾，工人必须交付自己的伙食费，每月平均12元。定居的农民家庭有他们自己的住屋、厨房和自留地，现金收入要少些，实行工分制。

    南泥湾最有意思的一角是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再教育的五·七干校，我先讲几件日常看不到的其他军队工作之后再来谈它。

    许多国营农场，可能全都在边疆，长期以来由军队以各种形式加以管理，但在文化革命期间数量又有了很大的增加。我以前访问过离西伯利亚不远的佳木斯的一个国营农场，机械化程序已达90％，真是一个工厂式农场，完全实行工资制。在一般农村公社，机械化程度不到15％，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很大实际程度上，所有权和会计核算都属于社员，最近的正式数字(1964年12月)表明，国营农场的面积有1，000万英亩，约为全国耕地面积的4％。今天它可能又增加了50％。

    由人民解放军及其党组织领导的国营农场在每个省和每个边疆地区都有。五．七干校在哪里开垦了新的土地，这些土地就成了“全民所有的财产”。在沿海和内地的沼泽地带，军队建设兵团正忙于填筑边沿土地，供国内农业使用。

    从新疆到严寒的东北边境，军队正在建立新的居民区，并同防御系统相结合。中国和俄国的武装部队要在5，000英里长的边界线上脱离接触的困难问题之一，据说是中国一边的许多地区居民稠密，而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蒙古边境，整片的地方除了军队以外人口十分稀少。对俄国人来说，要使100万驻边军队获得给养但缺少当地生产上的很大支持，比起多少可以自给自足的与国营农场相结合的中**队来，就要花费多得多的经费。在有些地方，如果双方的武装部队各后撤10公里，那么俄国一边就会显得空荡荡、而中国一边却仍有许多居民(和民兵?)。这种前景使苏联当局感到不安。

    除了作战部队以外，居民和劳动力从哪里来呢？党的干部只构成一个很小的比重。在新的教育制度下，中学毕业生要参加三年体力劳动才能进大学，如果他们的班排和边队推荐他们的话。学校根据地区革命委员会制订的计划，决定有多少人进大学，多少人参军，多少人到工厂，多少人到农村或边疆。这些青年学习耕作时，仅给伙食、衣服和很少几元“零用钱”。建设兵团训练出数千万的人——外国人决不知道有多少——加入他们一起的还有城市下放来的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者。许多人在他们从事建设工作的地方落户定居。

    军队进行了大量的植树造林和房屋建造工作，修建了有战略意义的水坝、发电站、桥梁、隧道和道路，这对控制污梁起了重要作用。文化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建设兵团完成了艰巨的成昆铁路，这条铁路现在已把越南和新疆连接起来。它建成了崭新的地下铁道。在整个中国，在北京，军队监督着交通网。广泛进行的防空洞系统是在军队的指导下建造的。海军军官领导着上海的造船厂，我在那里参观了刚下水的新远洋轮。在农村公社，军队由民兵代表，一直到大队和生产队。所有的军事工业和核工业也自然都由人民解放军掌握。

    在有组织的文化生活方面，军官在革命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在那些个“三结合”(“党的可靠干部”、群众组织的代表和“负责的军代表”)中，“负责的军代表”总是居少数，但我发现他们几乎总是担任主任的职务。不仅大学和医院接受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思想教育领导，我们在西安时到后台去访问的一个芭蕾舞团的革命委员会也是如此。另—个在上海的芭蕾舞团的革委会也是这样。

    有一个地方，我没有看见由军人任主任，这便是南泥湾的五·七干校。

    (一七) 艾丽斯在南泥湾

    离开中国来写五·七干校，会使人感到所有这一切一定是发生在镜中的幻景。在现场，事情似乎是可信的，甚至是好事，但怎样说与局外人听呢?人们会想起红衣皇后对艾丽斯的忠告：“当你想说什么时行个屈膝礼，这样省时间。”更好的办法是：“从头开始，一直说到末尾，然后停下来。”

    在某种意义上，它似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五·七干校是改造改造者的学校。在南泥湾办劳改农场的旧时期，那里的人都不是自愿的居民：顽固地主、反革命分子和普通罪犯。他们整天劳动，同时学习社会主义课本。自我改造为一个初始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好公民。在许多干校中具有代表性的南泥湾五·七干校里，那些党的官员，无论是自愿参加或是组织派来，都在重新学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