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察生物界时，我们不能不对动植物的巨大繁殖力产生深刻印象。由于大自然的产物变化无穷，它们要达到的目的又各不相同，它们在这方面的能力的确几乎是变化莫测。但是，无论它们缓慢增长还是迅速增长，只要它们以种子或以世代增长，它们的自然趋势必定是按几何级数增长，即以倍增的方式增长；在任何一个时期，无论它们按什么比率增加，要是没有其它障碍妨碍它们。必定以几何级数增长。
小麦在其生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丧失大量种子。如果实行点播而不是以通常的方法播种，两配克麦种就能有高达两蒲式耳的收获量，因此收获的小麦是播到地里的麦种的四倍。《哲学学报》（1768年）刊登了一篇有关一次实验的报道。报道说，把一棵小麦的根分出来并移植到适宜生长的土地上，结果收获了500000多粒麦子。但是，不举特殊的例子，也不讲特殊的耕作方式，大家都知道，对产量的计算常常是根据在不同的土地上和在不同的国家里以平常的耕作方法进行小麦生产的实际经验作出的，还估计到所有的平常种子被毁坏情况。
洪堡已搜集到这类物品的一些估计数字，从中可以看出，在法国、德国北部、波兰和瑞典，一般说来，1 粒麦种可收获5 、6 粒小麦；在法国一些肥沃的土地上1
粒麦种能生产出15粒小麦；在皮卡迪和法兰西岛的沃土上每粒麦种能收获8至10粒麦子。在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每粒麦种能生产出8
至10粒麦子。在拉普拉塔王国，每粒麦种能生产出12粒小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附近，每粒麦种能产出16粒；在墨西哥北部，每粒能产出17粒；而在墨西哥赤道地区，每粒能产出24粒。
现在假设，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在一定时期内，使用平常的耕作方法，每粒麦种能产出6 粒小麦，可以确切地说，小麦具有以几何级数增加的能力，即每年增长5
倍，可以有把握地作这样的计算：假定从一英亩产量开始，人们能够迅速地把肥力相同的土地准备好，而且任何麦种都不浪费掉，则其增长率将提高到14年后小麦能完全覆盖住整个地球陆地的表面。
同样，人们凭经验会发现，在具有一定肥力的土地上，估计到通常的死亡率和偶然事故后，绵羊的数量平均每两年翻一番。确切他说，绵羊具有按几何级数自然增长的能力，其公倍数是2
，期限是2
年。可以有把握地说，假如能将肥力相同的土地迅速地准备好，而且任何羊只都不消耗掉，要是我们从一英亩土地所能承载的足够数量的羊只开始，其增长率将提高到，在不到76年的时间里整个地球陆地表面就会完全被羊只覆盖。
即使从上述增加得非常快的食物中扣除充分供养人类所需的部分，即使人口的增长和过去一样快，扣除的部分相对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食物的增长率仍会非常高，一直要等到发生了以下两件事情的时候，这种增长才会被阻止，一是人类将缺乏自然意志来作出努力使食物的增长超过可能的消费量，一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人类会绝对没有能力预备好相同质量的土地以使同一增长率能保持下去。
由于这两个原因合在一起的作用，我们发现，尽管动植物具有巨大的繁殖力，然而，它们的实际增长力是极低的。显然，仅仅由于后一个原因并且在进一步增长最终停止以前，它们的增长率必定受到非常大的阻碍：要最开化的人们作出努力使地球上所有的土地都具有目前正在耕种的土地那样的肥沃程度是做不到的；而且，实际达到上述目的，将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以致在早期就会使食物的自然增长受到经常而巨大的阻碍。
尽管人类在智力上高于其它一切动物，但是不能认为人类必须服从的自然法则与人们看到的普遍存在于生物界其它部分的自然法则有本质的区别。人类的增长可能比大多数其它动物要慢，但是要养活人类，食物是同样必不可少的；要是人类的自然增长力超过有限的土地所能长期提供食物的能力，那么，人类的这种增长就必然经常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所阻碍。
在维持生活的手段上，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主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极大地增加生活资料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显然受到缺少土地这种状况（地球表面很大一部分是不毛之地）的限制，它还明显地受到对已耕的土地不断追加资本而所获得的农产品的产量的比例却不断下降这种情况的限制。
然而，我们必须特别地将人类的自然增长能力同土地这种递减的、有限的农产品的增长能力作一比较，以便弄清楚：在土地全部得到开垦和地球上住满了人的情况下，人类的自然增长力是否绝对不会经常地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所阻碍；要是情况果真如此，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在为了确定人类的自然增长力和人类增加农产品的能力所作的努力中，我们除了过去的经验以外没有其它的指南可以遵循。
我们从经验中得知，对动植物增长的巨大抑制是空间和养料的不足；这种经验也会指引我们去查明，在空间最充裕、养料最丰富的情况下这些动植物实际上所能达到的最大的增长。
依照同一原理，在存在大量优质土地、生活必需品的绝大部分实际上分给社会大众的情况下，我们当可看到人口在实际上最大的增长。
就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国家而言，美利坚合众国——以前大不列颠在北美的殖民地——几乎完全符合上述情况。美国不仅拥有大量优良的土地，而且，从它的分配方式和农产品的销售市场看，那里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加巨大、更为经常，与其它那些拥有同样多或更多的耕地、其土地具有同样大或更大肥力的国家相比，美国把更大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分给了劳动者。
那么，我们当可看到美国人口的自然增长力非常引人注目（无论它可能多大）；因此，看来美国人口的实际增长率比我们所了解的任何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要高得多，尽管美国除了拥有充裕的优质土地和对劳动的巨大需求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特别有利于人口增长的因素。
前面已谈过，所有的动物，根据人所共知的法则，必定具有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能力。那么，人类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增长率有多大呢？
我们自然而然要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作为人口增长率最高的例证的那个国家，幸好那里已进行过四次人口普查，这种普查每10年搞一次；尽管北美各殖民地早期的人口增长的估计数在缺少更多的确实无疑的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对于证明一些非常重要的推论仍然具有充分的权威性，然而，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拥有这些文献资料，又因为与这些文献有关的那个时期已足够长，从而使有争议的观点得以成立，所以，没有必要再提早期的情况了。
遵照国会的命令，在1790年进行了一次定期人口普查（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次普查基本上是准确的）。根据普查结果，美国当时的白人总数为3164148
人。1800年进行的一次类似的人口普查查明，美国的白人总数已增加到4312841 人。该国人口在1790年至1800年的10年间已增加了36.3
％。如果按这一增长率发展下去，其（白人）人民总数会在22年又4 个半月中翻一番。据1810年进行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白人总数达到5862092
人，与1800年的人口数相比，人口总数在第二个10年中增加了36％。要是按这一增长率继续下去，美国的人口会在大约22年半中翻一番。据1820年所进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美国的白人人口为7861710
人，同1810年的人口数相比，人口在第三个10年中增加了34.1%，若以这一增长率继续下去，人口就会在23年又7 个月中翻一番。
要是我们将根据这一系列10年中人口增长最慢的10年的增长率计算出来的翻一番时间同25年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其间存在着差别，诸如把由于移民或外国人的流入所引起的人口增长完全包括在内。
根据从大西洋两岸都能获得的最可靠的文献，在1790年至1820年的30年中移居美国的人数肯定每年平均不到10000
人。大西洋彼岸最大的权威西伯特博士说，从1790年至1810年每年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平均不到6000人。按照我国官方的统计资料，1812年至1821年的10年中自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向美国移民的全部人数每年平均不到7000人，尽管这个时期包括1817年和1818年这两个独特的年份，在这两年中向美国移民的人数比这两年以前及其后直到1820年的所有年份中的已知移民人数都大得多。美国官方的统计资料，能够证实该迁入人口平均数的，充其量，也只有自1819年9
月30日开始的两年的资料，在充分考虑到从欧洲其它各国迁入美国的移民的情况下，每年迁入美国的移民人数仍然不到10000 人。
然而，近来有人提出了一种估算任何国家由于迁入移民引起的人口增长量的新方法。恰当地说，当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时，将人口分成10岁以上和10岁以下两部分。所有10岁以上的人口，不包括迁入移民在内，在人口普查前都必定已经出生。因此，酌情减去在这10年中的死亡人数，比剩余的人数还要多的这部分必定是迁入人口造成的，假如我们有办法准确地估算出美国的由于没有出生人口补充而未增加的人口在10年中所受到的损失，那么，这种估算迁入移民的方法是无可非议的，往往是很有用的。
可是很遗憾，这种方法有缺点。甚至美国每年的死亡人数都搞不清。普赖斯博士认为死亡率是1:50；巴顿先生认为死亡率为1:45；而布里斯特德先生则在《美国和它的资源》一书中说，整个美国的年平均死亡率为1:40，最有利于健康的地区为1:56，对健康最为有害的地区为1:35。
然而即使我们能准确地弄清年平均死亡率，我们还是难以弄清有争议的死亡人数，因为无论按照哪一个死亡率计算，都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增长率。下面这张简表把所观察到的实际情况表示得明明白白。我们得益于一位非常能干的计算专家米尔恩先生，他是《论年金和保险》这一名著的作者。它是依据以下的假设创作的，即：在任何情况下，人民总是受到与到1805年为止的5
年间普遍存在于瑞典和芬兰的相同的死亡率支配；今年的出生人数为10000 人。
人口数
始终不变
在100多年中正在或已经以几何级数增加的人口数，为的是使人口每50年或25年翻一番
50年
25年
自某个时候起10年间的人口数
393848
230005
144358
现在10岁以上的人口总数
320495
195566
126176
10年开始时存活人口中在10年期间的死亡人数
73353
34439
18182
（死亡人数）每几个人中占一个
5.3692
6.6786
7.9396
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出，按同样的死亡率，一个由于没有新出生人口作补充、总人数不增加的人口，10年中由于死亡而损失的人数上的差别是，假定人口属于静止人口、50年中翻一番和25年中翻一番这三种情况时，分别为1／5.3692，1／6.6786和1／7.9396。我们还可以看到，当人口在25年中翻一番时，死亡人数几为1／8
。
但是，这几次人口普查应当能够成为证明美国人口在某一时期持续不断地在25年中翻一番的确凿的证据；假设这个证据成立（在人们能够拿出相反的证据以前我对此一直加以肯定），则很明显，按照刚才提到的规律推断，迁入移民的总数每年不到10000
人。
1800年美国白人的总数是4312841 人。要是不把新出生的人数计算在内，人口总数到1810年会减少八分之一，或者下降到只有3773736
人。1810年10岁以上的人口数为3845389 人；将前一人数从后一人数中减去，其差额或迁入移民总数为71653 人，或每年平均7165人。 1810
年白人总数为5862092 人，10年中减少八分之一后，其人数为5129331 。1820年10岁以上人口数为5235940
人。从前一人数中减去后一人数，其差额或迁入移民人数为106608人，或每年10660
人。这表明，正如我们所料，1810年至1820年间的迁入移民人数大大超过1800年至1810年间的人数，但是即使在后一个10年中，甚至包括来自加拿大以及其它国家的迁入移民在内，移民总数也只每年少许超过10000
人。
那么，总而言之，要是我们承认1795年至1820年的25年间每年迁入人口的平均增长数为10000
人，是大致有把握的；将这个数字运用到人口增长速度最慢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口增长率如此之慢，以致要23年零7
个月人口才能翻一番，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在另外的一年又五个月中，按照同样的增长率，拥有5862000 人的人口所增加的人数将比每年流入的10000
人要大得多。
然而，这种情况不会出现。1821年的《美国国家年度记事》上有一则记载表明，1819年9 月30日至1820年9
月30日期间有7001人抵达美国，其中只有1959名妇女，其余5042人都是男子。这个性别比——要是它接近代表平均数值——必将极大地降低按同样的比率由这个数字计算出来的人口增长数。
但是，我们先不考虑这些，如果我们假定在1795年至1820年这25年期间从欧洲向美国的移民人数为10000
人。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欧洲卷入一场大范围的战争之中，很需要人口，如果我们估计到在这整个时期所有的移民以最高的增长率增加，则余下的人口数仍然足以显示出该人口会在不到25年的时间内翻一番。
1790年美国的白人总数为3164148 人。该人口按其以往的增长率，到1795年就会增加到3694100
人；假定该人口在1795年至1820年的25年内翻一番，那么到1820年时人口总数就会达到7388200
人。但是，到1820年时实际白人总数，据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已达到7861710 人，表明人数多出了473510人。而每年迁入移民为10000 人，加上其以3
％的增长率（该增长率会使人口总数在不到24年的时间内翻一番）增加的人口，其总数也只不过364592人。
但是，米尔恩先生为我们提供了美国几次人口普查最引人注目的证据和几乎只是由人口繁殖引起的增长率的最显著的证据。米尔恩先生在他的《论年金和保险》一书中（该书收有非常有价值的和令人感兴趣的人口方面的资料），已注意到经常的需求压力对瑞典劳动阶级的影响，由于死亡人数愈益增加，它使沃金廷教授和尼坎德教授准确地观察到的该国人口死亡率不能适用于情况较好的其它国家。但是，从普赖斯博士编制瑞典（死亡）表时起，人们看到死亡率在逐步下降；从1800年到1805年底没有发生（食物）短缺和流行病，并且由于使用了疫苗，国家的健康状况已进一步得到改善。他正确地认为，在这5
年中所观察到的死亡率可能在人民的状况比瑞典以前的情况要好得多的那些国家中适用。他以此为根据，把瑞典上述期间的死亡率应用于一个假定由于繁殖而以几何级数增长了100多年的人口，以达到人口每25年翻一番。假设该人口为100
万，按照假定的死亡率，他参照美国历次人口普查的做法，将该人口分成不同的年龄，然后，将这些不同年龄的人口数同在1800年、1810年和1820年三个时期美国人口普查时各种年龄的实际统计表所分布的同样人数进行比较。
结果如下：
三次不同的普查在各种年龄的人口分布彼此之间以及它们同假设的人口大体上的相似清楚地证明：
一个为数１００万的人口按下述年龄间隔的人数分布状况
在以下年龄之间
根 据 美 国
假设的人口
1800年普查
1810年普查
1820年普查
0至10
337592
334556
344024
333995
10至16
145583
154898
156345
154913
16至26
186222
185046
189227
198114
26至45
213013
205289
190461
191139
45至100
117590
120211
119943
121839
0至1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6岁以下
483175
489454
500369
488908
16岁以上
516825
510546
499631
511092
首先，不同人口普查中各种年龄的人口分布情况，必然是相当谨慎地整理出来的，因此，总的来说是正确、可靠的。
第二，假设人口中假定的死亡率基本上不能偏离普遍存在于美国的那个死亡率。
第三，美国人口的实际结构同仅仅由于繁殖而按几何级数正常增长以致每25年翻一番的人口结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论，（美国）人口几乎没有受到移民的干扰。
要是除了实际上存在的人口迅速增长的这些证据以外，我们再把考虑到的以下各种情况都加上，那就是：该人口增长率是个应用于非常广大地域的一个平均数，其中有些地方是人所共知的不卫生地区；许多居民必定从事对健康不利的职业并且受到在其它国家普遍存在的妨碍人口增长的那些抑制；而且，在美国西部地区，那里不存在这些对人口的抑制，尽管对迁入的移民作了最充分的估计，该地的增长率仍比一般的增长率要高得多——显然应当肯定，美国全国人口在过去30年中的实际增长率必定大大低于人类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实际增长的能力。
人类按某一个增长率实际增长的能力方面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证据，就是他们按那个增长率实际增加的状况。同时，假如在个别国家出现的特别快的人口增长率没有得到其它证据的证实，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情况归结为误差或一种偶然事件，而不能据此作出重要结论。但是，目前这个例子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其它国家多次出现的人口增长率，在妨碍人口增长的巨大而又明显的抑制的作用下，充分表明，要是排除这些抑制，可以预料会发生什么情况。
与美国非常相似的国家是美洲新近归属西班牙的那些领地。这些领地确实具有土地广大而且肥沃的优势；但是，母国1
政府的所有弊病都被带到殖民地，特别是存在于封建制度下的非常不公平的地产分配制度。这些弊病，加上极大部分人口是处于社会底层、在勤劳和能力上也不如美洲人的印第安人，必然妨碍广大而又肥沃的土地所能容许的人口的迅速增长。但是，从洪堡不久以前介绍给大家的有关新西班牙的能给人以启示并令人感兴趣的情况看来，在18世纪下半叶，那里出生人口超过死亡人口的数量以及人口增长都是非常巨大的。以下表中所列是11个村庄的登记表上记录的死亡人数与出生人数的比例，这些详细数字是教区的副牧师们提供给洪堡的：
但是，洪堡认为对全部人口（死亡人数与出生人数）最合适的比例是100:170 。
村 名
死亡人数
出生人数
多洛雷斯
100
253
辛圭卢坎
100
234
卡利玛亚
100
202
瓜纳夏托
100
210
圣安娜
100
195
马西尔
100
194
克雷塔罗
100
188
阿克萨普斯科
100
157
伊瓜拉
100
140
马拉卡特贝克
100
130
帕努科
100
123
平均比例为100:183
在上述某些村子中，出生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特别高，并且死亡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也相当大，这证明了一种令人惊讶的看法，即热带气候条件下的早婚和早逝以及每代人的死亡太快。
在克雷塔罗村，出生人数与人口数之比为1:14，而死亡人数与人口数之比为1:26。
在瓜纳夏托村，包括附近的圣安娜和马西尔矿区在内，出生人数与人口数之比为1:15，而死亡人数与人口数之比为1:29。
从能搜集到的所有资料中所得出的一般结果是：整个新西班牙王国的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1:17，而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1:30。要是人口按这些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的比例继续发展下去，其总数就会在27.5
年中翻一番。
洪堡还进一步观察到，他所搜集到的关于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之比以及这两种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的资料证明，只要自然法则没有被某些非常的、干扰性的原因搅乱，新西班牙的人口就应该每19年翻一番。
然而，人们知道，这些原因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新西班牙的人口实际增长率，比根据以前的计算法计算出来的增长率要高。但是，象人口在27年半中翻一番这样的增长率是非常特殊的，尽管存在着洪堡所列举的所有那些妨碍。该人口增长率仅次于美国的增长率，比在欧洲所能看到的增长率要高得多。
可是，欧洲的人口增长趋势总是非常明显，而且在几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口实际增长有时会比所能预料的大得多，如果考虑到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的话。
苏斯米尔希认为，在普鲁士和立陶宛，在经历1709年和1710年的大瘟疫以后，由于登记表上所载明的出生人口超过死亡人口，其人口大约在44年中翻了一番。
俄国1763年的人口总数，据查点和计算，估计有2000万，到1796年有3600万。若按此增长率继续增加，那么，不到42年该国人口就要翻一番。
爱尔兰的人口在1695年估计有1034000 人。据1821年的调查统计表，该国人口已增加到了6801827 人这样庞大的数字。这是总共125
年中实际增长的一个例子，按此增长率继续增加，该国人口大约在45年中翻一番。这是在社会劳动阶级经常遭受极大苦难的压力和频繁、大量地向国外移民的情况下发生的。
但是，在存在巨大的积极抑制和预防性抑制的情况下，要获得人口繁殖力的证据，我们不必离开大不列颠就能办到。自从我们开始搞人口普查以来，对于人们认为人口已经相当多的国家来说，人口增长率已经很高了。统计表所提供的某些详细情况明显地有利于阐明人口原理。
据新近几次人口普查，大不列颠的人口，1801年为10942646人，1811年为12596803人。10年中人口增长了15%
以上。要是继续按此增长率增加，该国人口在49年或50年中要增长一倍。
据1821年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大不列颠存14391631人。与1811年的人口数相比，10年中人口增加了14.25%
。若按该增长率继续下去，人口大约在52年中会增加一倍。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最近10年中的人口增长率比头10年的增长率要低；但是，从1811年人口普查中男性人数超过女性人数的情况（1801年和1821年的人口情况与此恰好相反，在这两个时期女性人数都超过男性人数，特别是后一个时期）看来，在1811年加入陆军、海军和注册的商船队的大量人员中，占相当比例的人必定是外国人。由于这个原因，还因为很难了解到这批人中哪些是爱尔兰人，有人建议采用只估算女性人数的方法来估算每10年人口增长的百分比；按这个计算法，在第一个时期，人口增长了14.02%
，而在第二个时期增长了15.82% 。按照最后一个增长率计算，（大不列颠）人口不到48年就要增长一倍。
这种计算方法的唯一缺点是没有考虑到在战争期间大量男性人口死亡这一情况。在1801年女性人口超过男性人口21031 人，到1821年则超过63890
人，而在这两个年份之间，由于上述原因，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少35685 人。
然而，如果居民人口中陆军和海军的人数分布适当，并且只拿英格兰和威尔士来说，人们就会发现，从1801年至1811年人口增长了14.5%，从1811年至1821年增长了16.3%。按前一个增长率计算，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时间要50年多一点，而按后一个增长率，人口翻一番时间则不到46年。把这两个时期加在一起考虑，人口翻一番时间大约是48年。但是，在大不列颠，住在城镇里并从事被认为有害健康的职业的人所占的比例，比大家知道的其它任何幅员相同的国家大得多。还有最好的理由可以确信，在其它幅员相同的国家，其晚婚人数或未婚人数所占的比例都不象大不列颠那样大。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对劳动的需求和维持劳动的资金的增加持续20年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增长率，要是该增长率继续保持下去，人口就会在48年中翻一番，在96年中翻两番。要是鼓励人们结婚，并且供养家庭的生活资料象美国那样丰富，大不列颠人口翻一番的时间极有可能不超过25年。甚至在存在着大城镇和工厂的情况下，要是这些抑制增长的因素得以排除，人口翻一番的时间肯定还要短。
所以，考虑到在健康状况和发展速度方面情况千差万别的美国广大地区所具有的实际增长率（刊载于最好的文献），进一步考虑到新西班牙的增长率以及在生活资料和其他条件方面同美国无法比拟的欧洲各国的增长率，并特别注意到以往20年中各种难以克服的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这些因素必定会引起最漫不经心的人的注意），当人口不为获得生活资料的困难或引起早逝的其它特殊原因所抑制时，能使人口在25年内翻一番的、代表实际自然增长的、假设的人口增长率无疑就是实实在在的增长率。
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没有受到抑制的情况下，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以致每25年总数要翻一番。
要是能把在不受抑制的情况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同人类实际生活着的有限地域中可能的粮食增长率进行比较，无疑是再好没有的；但是，对后一个增长率的估算比对前一个增长率的估算更为困难、更无把握。要是在一段不长的特定时期内的人口增长率可以较准确地确定下来，我们就必须假设，继续同以前一样鼓励人们结婚，养家糊口同样容易，道德习惯一如既往，人口死亡率也和过去相同，在人口达到10亿后仍然按同样的增长率增长如同中期和早期一样是很可能的；但是，很明显，在有限的空间里食物的增长却必定按完全不同的原理进行。前面已经说过，当拥有大量的优质土地时，食物的增长率会大大超过为适应人口最迅速增长（就人类而言，这是自然法则所容许的）所需要的数量。然而，要是社会的结构能最充分地让土地得到开垦并让人口得到增长的话，所有的优质土地和所有具有中等质量的土地都将很快被使用；到将来食物供应的增长终于要依赖开垦非常贫瘠的土地和对已开垦的土地进行逐步的、费力的改良时，食物的增长率肯定会非常象递减的几何级数，而不象递增的几何级数。无论如何，每年的食物增长总是呈现出持续递减的趋势，并且后10年的食物增长量可能少于前10年的增长量。
但是，实际上必定会出现难以捉摸的情况。对劳动的需求下降过早所引起的农产品分配不公，在早期可能会妨碍食物的增长，就象土地被进一步开垦、人口进一步增长那样；而农业生产的改进，以及伴随而来的对劳动和农产品的更大的需求，在后期可能会引起食物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就象在早期土地被迅速开垦、人口大量增加那样。然而这些变化显然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不会使人们对农产品在有限的土地上持续增长将来会使其增长力下降的总趋势产生疑问。
在对于总趋势有把握而对于各特定时期却捉摸不定的情况下，为了阐明该问题，现在就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食物的产量一事作一假设（先不论假设的正确性如何），显而易见，这样做对了解土地生产用以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的生活资料的能力，而不是了解我们经历过的不同质量的土地所能生产的生活资料的能力更为有用。
如果，从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英格兰、法国、意大利或德国开始，我们就必须先假定，由于该国非常重视农业，其农产品的产量能持久地在任何一个25年中按相当于目前的产量增加，这样，其增长率无疑会高到决不可能实现的程度。最乐观的耕作者也几乎不可能指望在未来的200
年中该国的每个农场平均能生产出其数量等于目前所能生产的8 倍的粮食，更不能期望这种增长率能持续下去，以致每个农场500
年后能生产出其数量20倍于目前的粮食，1000年后能生产出其数量40倍于目前的粮食。然而，这还只是一种算术级数，远远落后于按几何级数增加的人口自然增长。根据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自然增长计算，任何国家的人口在500
年以后不是增长20倍，而是会增加到目前人口数的100 万倍以上。
或许有人会说，地球上有许多地方至今还是人烟稀少，只要作适当安排，其粮食的增加就会大大快于人口更为众多的欧洲各国所能达到的程度。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地球上某些地方无疑是能够以在几个时期内同人口无限制的增长相适应的速度生产出粮食。但是，把这种潜力开发出来是件最困难不过的事。要是用提高世界各地现在的居民的知识、管理水平、勤劳程度、技艺和道德水平来做到这一点，那么怎样开始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或者怎样推定实现上述想法的时间，都非常难说。
要是用从世界上发达地区移民的办法来实现，显而易见，除了通常在未开化国家建立定居点所带来的一切困难以外，必定会发生许多战争和消灭当地居民的情况。光是这些就很难对付，而且它们在很长时期内有很大的破坏性，此外，人们自然总是不愿迁离自己的家园，因而，人们尚未来得及通过移居外国使困难得到缓解，他们在国内就吃了许多苦头。
但是，暂时假定这个目标能完全实现——就是说，假定地球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能力能充分发挥出来，而且，生活必需品的分配比例非常有利于资本的增长和对劳动的有效需求——人口的增长（不论它是由每个国家的居民人数增加还是由农耕更先进的那些国家的移民流入引起的），就会大大加速，以致在较短的时期内，一切优质土地都被占用，食物的可能的增长率将降到比上面假设的算术级数低得多的水平上。
假如仅仅自我国1688年革命以来已过去的一个短时期内，地球上的人口以未受到抑制的自然增长率增加，假设那时总人口仅为8
亿，那么，世界上一切地方（不将沙漠、森林、岩石和湖泊除外）的人口平均会象目前英格兰和威尔士一样稠密。这一点只要人口加倍或者125
年就能达到；而再多一两倍人口，或者比詹姆斯一世王朝开始以来已过去的时间短一些的时间，就会产生与某些国家居民过多所造成的相同的结果，在那些国家，由于耕作的进一步发展，土地已不能生产出其数量与人口的无节制增长相适应的粮食。
因此，无论个别国家由于向国外移民能够使人口实际紧张状况得到怎样的临时的、局部的缓解，显而易见，从总体上和主要方面考虑这个问题，向国外移民简直可以说不能应付任何困难。无论我们把向国外移民排除在克服困难的各种办法之外还是包括在内，无论我们指的是个别国家还是全球，设想土地将来能够每25年增产出其数量相当于目前产量的生活必需品，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要是人口没有受到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或其它特殊原因的制约，其自然增长达到每25年总人数翻一番，要是在我们地球这样有限的土地上目前所能达到的养活人类所必需的粮食的最大限度增长至多也只能每25年增加相当于目前的产量，那么很明显，必须有一种强有力的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经常起作用。
按照自然法则，人类没有食物就不能生存。不论在人口未受抑制的情况下其增长率有多高，人口的实际增长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超过养活人口所必需的食物的增加。但是，按照关于有限的土地生产能力的自然法则，对土地所生产的食物来说，其在同样长的时期内所能达到的增长，过了一个短时期后，必然会持续下降（这种情况确实是会发生的），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停滞不前，以致只能按算术级数来增加生活资料。因此，情况必然是这样：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人口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它服从食物增长的同一规律）的性质必定和未受抑制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率完全不同。
那么，需要考虑的一个大问题是，这个实际上对人口经常地、必然地起作用的抑制因素起作用的方式问题。
要是任何辽阔的、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土地是在该国的人口中平均分配的，那么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所采取的方式是非常明显而又简单的。在人口众多的欧洲各国，每个农场或许可以容许人口翻一番，甚至翻两番，而不会造成贫困。但是，人口绝对不可能按同样的增长率继续增加，这一点极其明显，最粗心的思想家也会注意到。当经过非凡的努力，所产的粮食已达到能养活土地目前所能供养的人口数的4
倍时，在往后的25年中对粮食倍增还能抱什么希望呢？
然而，除了在获得足够的生活必需品上存在着困难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有什么东西能使很大一部分人不能过早结婚，或者使他们不能健康地将大群子女养大。但是，这种困难必定会发生，其结果，或者是阻止人们早婚，以防止同样数量的一部分人出生来抑制增长率，或者是使儿童由于营养不良或营养不足而身体不健康，造成很大一部人死亡，从而抑制增长率。非常有可能发生的是，人口增长率部分地由于出生人数减少，部分地由于死亡人数增加而得到抑制。
人们可以恰当地把这些抑制中的第一种称作对人口的预防性抑制，而把第二种抑制称作积极抑制；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作用的绝对必要性就象人类没有食物不能生存一样肯定无疑和明白无误。
当只考虑一个农场时，谁也不会大胆地断言，该农场的农产品能长期地同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国家里人们所看到的、以每20年或30年增长一倍的增长率在不断增加的人口保持平衡。人们确实不得不承认，假如允许作最乐观的猜测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土地所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可以持续不断地增加，然而，这样高的农产品增长率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使土地的生产能力始终适当地发挥作用，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在没有新发明的情况下，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会不断下降，直到再投入一个劳动者也生产不出供他自己消耗的生活必需品为止。
在这一方面，对于单个农场来说情况是这样，对于为现有人口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整个地球来说情况也必然如此。就对人口增长的各种抑制来说，当地球上的土地在居住其上的所有家庭中间平均分配时，情况是如此，当现在财产的分配不公平以及人们的职业存在着很大差别时，情况也必定如此。只是由于这个题目太大而产生的混乱和含糊不清，使人们在谈到广阔土地或全球时就否认（人口增长与生活必需品增长之间存在不平衡），而当涉及单个农场时则不得不承认。
的确可以预料，在文明的、发达的国家中，资本的积累、劳动的分工和机器的发明，都能扩大生产的领域；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原因在制造方便生活的用品和奢侈品方面的作用确实令人吃惊，但在增加粮食生产方面的成效却不怎么好。尽管节省劳动和改进耕作制度可以作为将农业耕作扩展到比其它能耕作的土地贫瘠得多的土地的方法，但是用这样的方法增加的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在任何时候都取代不了对人口增长的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抑制所起的作用。在文明、发达的国家中，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分到一份土地，则这些抑制不但绝对有必要，而且几乎精确地以同一方式起作用。由人口的增长快于有限的土地所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增长的自然倾向所造成的、以最简单的社会状态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贫困，使发达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中的上层阶级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己难以按同样的生活方式供养家庭，也使组成社会大多数的劳动阶级感到凭他们的普通劳动挣得的实际工资不足以养活大家庭。
在任何国家中，最普通的劳动者的年收入是由生活必需品的供求状况决定的，过去如此，将来也总是如此。假如他们的年收入与劳动相比较，还不足以健康地供养大家庭，前面提到的三种情况中有一种必定要发生。要么养活家庭的困难将阻止一些人结婚并使其他一些人推迟结婚；要么营养不良引起疾病的发生并使死亡人数增加；要么人口的增长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受到抑制。
根据以往的全部经验和对作用于人们头脑的各种动机所进行的最好的观察，在私有制下，没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指望土地生产出大量的农产品。那种希望供养自己和家庭以及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的什么刺激能以足够的力量和持久性使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克服人类天生的惰性的设想，看来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自有可靠的历史记载以来，根据公有财产的原则进行的一切尝试，要么如此微不足道以致不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要么以最明显的失败告终；而当代教育所引起的变化在使将来的情况有所好转方面似乎也不能前进一步。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当人类仍然保留着他们现在所具有的同样的体质和道德素质的情况下，除了私有制外，没有别的任何制度能提供哪怕仅有的一点机会来养活目前人们在许多国家看到的如此庞大而又日益增长的人口。
但是，尽管看起来除此以外几乎完全没有凭经验得出的任何结论，然而，作为对生产的巨大刺激因素的私有财产法确实限制生产的发展，它经常使土地的实际产量大大落后于其生产能力，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不可能有扩大耕种面积的充分的动机，除非有足够的报酬使他们不仅能用来支付养家糊口（至少要养活妻子和两三个孩子）所必需的工资，而且能取得所投入资本的利润。这必定不包括可以用来种植谷物的相当一部分土地。虽然可以作这样的假定，即：在公有制下，可以将人们充分地刺激起来从事劳动，耕种土地，粮食生产和人口的增长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土地绝对不能再增产一夸脱粮食而整个社会全都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奔忙。但是，显而易见，这种状况必定会导致最大程度的贫困和倒退。假如私有制能使人类防止这些弊病发生（这一点它通过使社会上一部分人享受发展艺术和科学所需的安逸生活肯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就必须承认，这种对扩大耕种面积的抑制会给社会带来非常明显的效益。
但是，或许还必须承认，在私有制下，耕种有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并且在一个时期内不为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当原先的土地分配极不公平，而且各种法律并没有提供充分的便利条件来改善土地的分配时，这种情况特别可能发生。在私有制下，对农产品的有效需求必然来自财产的所有者；尽管在最完善的自由制度下社会的有效需求能得到满足这种情况是确定无疑的，然而，有效需求者的爱好和需要经常地、必然地对国家财富的增加最有利这种认识却是不正确的。要是一切都听其自然，在土地所有者中对打猎和保护野生鸟兽的爱好必定会得到满足；但是，这种满足，从它必须用以达到目的的方法看来，对农产品和人口的增长必然十分不利。同样地，拥有剩余农产品的人们对消费制造品没有浓厚的兴趣，若是不由对私人随从的强烈**充分补偿的话（实际上是决不会得到充分补偿的，则必然会引起对劳动和农产品需求过早的呆滞、利润过早的减少和对土地耕种过早的抑制。
无论导致付给整个劳动阶级的工资不充分的供求状况是由不良的社会结构和财富的不适当分配过早地造成的，还是土地比较地枯竭必然造成的，这同人口的实际增长率或对人口增长的抑制的必然存在几乎没有关系。劳动者几乎感受到同样程度的困难，这种困难几乎必定产生同样的后果，不管它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因此，在我们所了解的每个国家里，劳动阶级的年收入不足以健康地养活他们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