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舞蹈的某种事物，还可以在除英国之外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农村节日中看到。现代社会上的交际舞不但大大失去了艺术性，也失去了优美感。

    在低级文化水平上，舞蹈和戏剧表演显然是不可分的。北美的“犬舞”和“熊舞”是模拟取笑的表演，它滑稽地忠实模仿动物爪的动作、在地上打滚和合乎动物其他习性的动作。不同的狩猎场面和战争场面，以同样的方法作为舞蹈的情节提供给野蛮人；而他们的妻子则留在家里，跳着模拟战斗的魔法舞，以便把力量和勇气赋予自己不在家的丈夫。历史家们把文明世界戏剧艺术的起源，归诸古代希腊的神圣舞蹈。在狄奥尼索斯的庆典上，酒神那充满神奇性的生活在舞蹈和歌曲中表现了出来，而悲剧和喜剧也就从这些庄严的颂歌和滑稽可笑的笑话中发生。在古典时期，戏剧艺术分成了若干分枝。哑剧保存了最古老的形式，其中舞蹈者用动作表现海格立斯和播种龙牙的卡德姆，同时在台下的合唱队伴随着演出，用歌声来讲述演出的内容。保留了古代哑剧风格残余的现代哑剧式的芭蕾舞，证明古代戏剧中戴着胡乱涂抹的假面具的神和英雄，想必是十分滑稽可笑的。

    在希腊悲剧中，舞蹈者和合唱队的作用同演员的作用是分开的。演员在对话中每人单独用朗诵调讲话和歌唱。因此，演员已经获得了用充满热情和机敏的语言感动听众的可能性，同时他发音的声调和所伴随的手势，都能影响全体观众和听众的感情。

    希腊悲剧既已产生之后，就在艺术上迅速达到了高度水平。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是高级诗作的典范，最近模仿他们的作品，像拉辛的《费德尔（

    Phedre）》，在舞台演出的过程中，当演员的天才能够表达出体现在这些作品中的激情的时候，这些作品也能给人留下某些雄伟有力的印象。

    最新的戏剧不只是跟中世纪宗教神秘剧的神圣表演有联系，同样也跟四世纪之前发生的文艺复兴有联系。看过锡腊库萨或图斯库隆（Tusculum）山坡上的古典戏场废墟之后，人们就可以了解，现代剧场的结构和各部分的名称都来自希腊。剧场，或观众席，都还保留着它那设计合理的马蹄形，当时的台前乐队席，或舞蹈席、歌唱席和一般合唱队演出席，现在则是乐队演奏席。现代演出的悲剧和喜剧的变化，与古代剧本的不同点，一部分是取消了非常牵强的庄严朗诵，而这种朗诵却为从前的演出所特有。当时，这些表演还仍是一种宗教仪式，而其登场人物都是神。在后来的剧作家手中——首先是在莎士比亚的手中，戏剧的性质变得较为人性化了，虽然这些戏剧仍然还继续描写最为紧急情况下的人性和最为激动人心时刻的生活。

    实际上，现代的剧本并非必须严守自然，它们也可以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例如现代的舞台上，可以出现安琪儿或私人代替古典时代的神飞来飞去，他们通常是借助机械在空中飞行。在现代的喜剧中，出场人物的穿着和对话同日常生活可以那样接近。但是，在这里，听众仍然容许有另一种语言，虽然这种语言发音很大，是对“一边”说的，而不是说给站在旁边的出场人物听的；这就证明现代人并没有丧失其假设幻想的能力，而一切戏剧艺术就是建基于这种能力之上的。

    建基在同一种假设幻想能力或想象力之上的，还有另外两种文艺——雕刻和绘画。它们的真正任务不在于精确地模仿现实。艺术家只是力图体现某种能够感动观赏者的思想。因此，用几道铅笔细线条绘出的讽刺画或用木头粗略雕成的形象，较之工笔细描的肖像或陈列馆里的某种蜡像（这种蜡像是如此栩栩如生，以致参观者偶然碰它一下都要向它道歉），往往包含着更为巨大的真实的艺术性。

    显然，绘画和雕刻是从现在儿童的绘画和雕刻的尝试中可看到的那种幼稚的萌芽中产生的。英国儿童们第一次尝试学画用的石板和板棚门，使我们想起了野蛮部落画人和动物、枪和小船的树皮块或兽皮块。这些儿童中的许多人将成长起来共度过自己的一生，但他们并没有远离这个儿童阶段。有位乡村牧师几年前指导自己的信徒们，用木头雕刻各种不同的像是从事锻造或收获的劳动者的人形。他们制作出了粗笨得如此可笑的形象，而且跟野蛮部落的木偶十分相似，他们的作品可以保存下来作为童年状态雕刻的样本。

    但是，人类在顺利的情况下，特别是有长期闲暇的时候，从远古起就开始改进自己的艺术。特别是欧洲居住于洞穴中的人所作的动物形象的绘画和雕刻，带有如此之多的艺术迹象，以致有些研究家认为它们是现代的赝品。但是它们被确认为真品，并且在广大地区都有发现，而那些实际上为欺骗搜集家而制作的赝品，其特点正是缺乏那些蒙昧人所特有的那种艺术性，因为那些蒙昧人生活在北方鹿和古象中间，才善于掌握这些动物的形象和姿态。

    涂饰艺术应该是十分自然地产生的，因为用炭、红土、红色和黄色的赭石涂绘自己身体的蒙昧人，自然也能用同样的染料开始涂抹自己雕刻出来的形象，或用它们来涂饰绘画的草图。去澳大利亚的旅行家们，由于在山洞里躲避暴风雨，有机会吃惊地看到粗陋的湿壁画艺术。壁画上描绘的是袋鼠、鸵鸟和土著们的舞蹈。在南非，布须曼人的洞穴被绘画覆盖着，画的有拿着弓箭的土著，有塘牛拉着的欧洲车，还有对土著来说如此可怕的荷兰布尔人的形象，他们带着宽缘帽，嘴上刁着烟斗。在一些像西部非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这样的部族中，土著的雕刻家们的天才多半用在制作魔鬼像和神像上面，制作这种像是为了崇拜，是为了给无形体的神灵作寓居的住所。这样一来，野蛮人的偶像作为雕刻的不同阶段样品，既在艺术史上、又在宗教史上具有了相当的意义。

    在埃及和巴比伦的古代部族中，艺术已经升到了最高阶段。实际上，埃及的雕刻与其说比以前、不如说比后来的若干世纪达到了它最好的典范的高度，因为较古时代的石雕充满了极大的自由和生气，而图特摩斯和拉美西斯（Rameses）的巨像那冷酷而高傲的面容，体现了半**君主、半神的东方暴君的最庄严的典型。在不列颠博物馆雕刻大厅中，可以看到埃及雕刻家们的初期学派，正处在通向希腊艺术完美性的途中，但还远没有到达。他们以其惯用的机械式的灵活技巧，用那种使今天的石匠见了都感到为难的最坚硬的花岗岩和云斑石切雕出巨大的人形，制作出成千上万的偶像。但是，这种跟传统有联系的艺术，不仅没有成为更加自由，反而变得越来越不自然，变成形式主义的了。他们善于把自己的平面分割成合乎规则的正方形，按尺度来制作头部和四肢，但是他们按成规所制定的形体，很少能达到希腊线条的优美程度。他们的纪念像在现代所以被认作珍品，并非因为它是艺术性的典范，而是由于它是古代历史的见证。

    在同一座不列颠博物馆里，尼尼微装饰宫廷廷院中的雪花石膏的浅浮雕，给予人们以极鲜明的印象，好像人们就生活在亚述国，国王乘着自己的战车出发了；或者把自己的箭投进了自卫之狮；或者在礼仪之伞的下面行走，而那伞就撑在他的头上。我们看到了他们，那是一些士兵，乘着充气的兽皮划子在横渡河流；那又是一支突击分队，顺着阶梯登上要塞墙，同时，女墙上的弓发出的箭连续在射击他们；被处刺刑的俘虏，成排地在墙外面示众。但是在这类墙上，相称性并不重要，只有表现精神才是重要的。把箭头做得如此之大，两个就占了一整堵墙，亚述人并不觉得在艺术方面荒唐可笑。同样地，埃及人也没有感觉到他们那国王的巨人形象，给我们新时代人所造成的印象是多么滑稽可笑。这位国王跨过一半战场，一次就捉住十二个野蛮矮人，把他那有力的大刀一挥，就将他们的头颅都给砍掉了。

    艺术法则否定了较古老部族的绘画，因为它们形式矫揉造作，安排布局很不自然。艺术的法则只在希腊发展了起来。谈到希腊艺术，人们常这样说，它本身是从最粗陋的状态，是从用木头和泥做的最拙劣的偶像发展到这样水平的：希腊的雕刻家们充分发挥自己卓越的天才，开始用大理石雕刻出迄今仍为全世界惊异的那些形象。但是，无论希腊人的天才如何伟大，情况却有些不同。希腊人民在许多世纪中，都跟在地中海沿岸发展起来的古老文明有接触。研究埃及、腓尼基和巴比伦的艺术创造是他们的出发点，然后，他们的天才又使他们摆脱了停滞不前的古代因循守旧的形式，驱使他们直接现实地表现生活，甚至用大理石创造力和美的理想形式。埃及的雕刻家们没有用染料损害雕琢过的花岗岩，但是它们的许多偶像都是涂饰过的。在亚述的雕像和希腊的偶像上，也都留下了染料的痕迹。若以为希腊庙宇的大理石男女神像，通常跟现代洁白耀眼的雕刻画廊不同，那我们就会产生关于希腊庙宇的错误观念。大不列颠博物馆里的希腊陶制小立像，是妇女形体和服装之古代美的范例，只要能恢复它们丧失的色彩，它们就将成为世界上最美的物品。

    埃及的绘画，在运用染料进行描绘方面，表现出了处在最低和最高之间即半途之上的某种风格。古代埃及生活的舞台充满了可作为特征的场面。在这个舞台上出现的，有皮鞋匠在拉着他的蜡线，有捕鸟者在猎捕野鸭，有老爷和夫人在大摆宴会及听流浪歌手的演唱和吹笛者的演奏进行娱乐。但是，埃及绘画发挥其全部智慧的表现力，也还没有完全超过我们在蒙昧人中所见到的那种艺术阶段。再重新看一看埃及那一系列有头、有手、有脚的形象：它们是按照成规画出来并涂上染料的，像儿童们所做的那样；事实上，它们与其说是绘画，毋宁说是表意的文字。头发全是黑色的，皮肤全是棕红色的，衣服是白色的，等等。由这些绘画转到希腊画，变化非常显著。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老一套死板的形象，而是一组组真人的草图。不仅那些希腊画家最优秀之作，我们根据古人记载中的赞美言辞而早已闻名，就是其中包含的较平庸形式，也给我们留下了或许宙克西斯和阿佩莱斯的作品能给我们的那种印象。观光者第一次参观那普勒斯（Naples）博物馆，就会满怀惊异地走近亚历山大·阿辛斯的女神游乐图，走近大胆取材于《伊利亚特》中场景的壁画和在绘画和设色方面都很优美的一群舞蹈者。赫库兰尼姆和庞贝两城市的大部分绘画，都是由普通的建筑装饰画家绘制的，但是，这些第十等的希腊画家继承了伟大古典学派的传统，显然证明，我们自己的绘画艺术也从同一源泉中承继而来。

    新欧洲的绘画是通过两条道路从古代艺术发展而来。一方面，希腊绘画在罗马帝国流传并传入东方；在许多世纪中，它在君主坦丁堡的基督教艺术中找到了主要隐蔽所。这条道路产生了拜占庭风格，常常被称为前拉斐尔风格，这种风格虽然还有从前古典的雅典娜那样的自由，但仍然是色彩丰富而富有表现力的。另一方面，十五世纪欧洲发生古典艺术和思想复兴时，矫揉造作的圣像和殉教者的画像就让位给比较自然的和优美的形式，并且在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提香和穆里罗（Murillo）的手下，兴起了现代绘画。在现代绘画中，来自同一源泉、来自希腊艺术但却长期分离的两股潮流，又重新汇合到一起了。

    古人们大部分是在墙壁上或在涂过蜡的木板上绘画，他们不知道用油来和研磨碎了的染料。在十世纪才首先提到这一点。由此可见，关于在十五世纪发明用油料颜色绘画的凡·艾奇兄弟的逸话，是不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把油料颜色拿到日常应用中来，并且从那时起，画家们将颜料做到了和运用到了大概古代任何时候也没靠近过的那种完美程度。在现代，古代画家们用来绘简易略图和草稿的水彩画，也成了独立的艺术，特别是在英国。

    毫无疑问，在绘画的一个部门里，新的艺术家们超过了古人——这个部门就是绘画中的风景画。古时，无论人物描绘得如何了不起，作为背景的粗略的程式化的山、林和房子，仍然处在近似表意文字的状态；它们与其说是像其本身那样来描绘它，毋宁说是作为外在世界的标志。然而在现代，艺术家的眼睛转向了自然界，他以首次赋予神和英雄、圣徒和对教者生动形象的古代画家们所不知道的忠实态度来表现它。

    现在，我们应该谈几句关于游戏的话，因为游戏也属于艺术，属于娱乐的艺术。做游戏是为了娱乐本身而不是为了娱乐的效果。有一类游戏是到处自发产生的，这是模仿生活的儿童游戏，这种游戏是孩子们在以后生活中必须认真去做的事情。爱斯基摩的孩子们做用雪盖小房子的游戏，母亲们给他们一点涂了油的灯芯，让他们挂在盖起的小房子里。有的蒙昧人中间，有强力从邻近部落盗抢妻子的习俗。在这种人中，孩子们就做抢婚的游戏，就像我们孩子玩的有牧师和新娘伴娘的结婚游戏一样。在所有的文化等级上，玩具武器和玩具家具能同时使孩子得到娱乐和受到教益。北美的军人为自己的儿子制作了小小的弓箭，孩子刚刚能拉紧它的弓弦，而太平洋上的少年居民，通过用芦苇投掷滚动着的环使自己养成成年猎手和战士投枪的习惯。有趣的是，文化发展了，人们就把任何一种古代实际应用的设备抛置于一边，但在这之后，这种设备却都能保留在玩具的形式之中。例如，现在瑞士的儿童还在玩古代用一块木头钻另一块木头取火的游戏，而在我们农村的街上，儿童们在玩弓箭和投石器，玩自己祖先的这些重要武器。

    很难确定，处于蒙昧状态低级阶段上的人，何时远离这些有实利的娱乐而发明了只为娱乐的游戏。不过在最远的文化阶段上，这样的一些游戏从很古时期起就已著名了。有种小游戏，在喜欢娱乐的心坎中一下牢记住以后，可能会长久存在于世上。古代的埃及人，正如他们的绘画所证明的，非常熟悉在我们中间仍然保留着的儿童游戏《蒙眼睛》：一个参加者蒙上眼睛弯着身子，要猜出是谁拍他的背。埃及人也玩猜两个参加者伸出的手指数目的游戏。这个游戏迄今仍在中国和意大利流传着。这个游戏训练眼睛的注意力和手的灵敏性。如果说我们的游戏中有些已存在了上千年，如玩铁环和转陀螺；那么有些则是较为不久的新事物。例如，放纸鸢的艺术就是英国儿童从中国人或从远东任何一个其他民族那里学来的，这不过是客船侍者出现时期前后的事。在另一种情况下，新时代的娱乐是后来对旧时娱乐的改进：将锯的腓骨固定在皮靴底上，用来在冰上溜走，这种腓骨供伦敦的职工娱乐了若干世纪，直到它被钢制的冰刀代替为止。

    球戏就是一种有趣的见证。它证明，有的游戏有时能够在许多世纪中都没有变化，后来忽然变成为某种高级的形式。古代人投球和捉球就像现代我们的儿童一样。而希腊和罗马的幼童的出色游戏是这样：分成两边，每一边的人努力捉住球并抛到对方去。直到现在，某些英国农村中还以这种游戏进行娱乐。用足踢大皮球的游戏是它的变种。显然，远古人从未用过球棒或球拍来玩球戏。但到了一千年或五百年前左右，伊朗人已开始骑在马上玩球，的确，这只能借助于长长的球棒、球拍或网拍来玩球。于是就开始有了精巧的游戏。从这时起，这种游戏就一直继续存在于东方；后来又在英国以马上球戏的名称确立了下来。为了在马上玩球而发明了球拍或网拍以后，很容易就用它们来徒步玩球，于是在中世纪就出现了一系列用网拍和球拍打球的游戏（槌球戏，网球，冰球，高尔夫球，板球，等等）。

    室内游戏同样也有它有趣的历史。抽签或掷骰子，在古代只可能保留关于它们发生的某种证据。在博物馆中，可以看到古代埃及人玩的那些跳棋盘和跳棋子。希腊人和罗马人也玩跳棋子，虽然他们的游戏和现代的跳棋游戏不同。在需要思考的游戏领域中的伟大发明，是在千年之前或下面的时期前后出现的，当时有一个印度人，他的名字已经失传了，他坐下来研究古代的跳棋盘和跳棋子，并从中创立出一种军事游戏，在每一方的战斗序列中，有王和他的将、象、车、马、兵，这就是最早的象棋。这种棋经过了一些不大的改变，就变成了现代欧洲的象棋游戏。由于这种游戏需要以最大努力把智力集中到预见性和一系列的着数上，所以它在所有的游戏中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地位。我们现代的棋子是属于简化象棋类，所有棋子当它们还没有走过全盘，还没有成为女王的时候，它们都是士兵。

    在史书中有这样的话：纸牌是为了使查理六世（Charles

    VI）娱乐而在法国发明出来的。这话纯属杜撰，因为纸牌较此早许多世纪就已经在东方闻名了。但是，在某种情况下，这些纸牌经欧洲人引进并加以补充后，便超过了它们那亚洲发明家原来的发明。锻炼体能和智力的游戏，作为培养人类才能的一种手段，在文明化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赌博游戏则完全处在另一种基础之上。从一开始，这种赌博就只是欺骗和灾祸。在我们的时代，未必能够找到很值得支持的科学观念传播缓慢的证据；围在摩纳哥（Monaco）赌桌旁的一群衣着讲究的人就是那样的证据，这群人喋喋不休地谈着侥幸和猜想，因为在黑底或红底的赌注中存在着某种不同。这种现象还继续存在着，虽然现在正在给学生们教或然率的科学理论，指点他们如何计算每周赌注的固定利息——而这些赌注全由庄家一手搂走，而且是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