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989年俄罗斯皈依东正教以来，东正教世界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它在东南欧、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旧有领地，一是俄罗斯的新领地，在空间上，它与旧有领地之间横隔着黑海北部欧亚大平原的西端。尽管为这种地理障碍所分隔，俄罗斯仍被一种共同的宗教而与东正教世界联合在一起，并且，她还从希腊文和保加利亚文的《圣经》文本中接受了拜占庭文明。尽管如此，俄罗斯仍是独立的，并仍在不断扩展。在1552－1637年或1638年期间，它从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向东扩张到了太平洋西北岸。它的扩张既未被奥斯曼人所阻止，也未被卡尔梅克人所未退。

    对比之下，整个东正教世界的南半部此时却既附属于奥斯曼帝国，又附属于西方基督教的统治。在奥斯曼帝国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东地中海地区的西方基督教殖民帝国成了它的牺牲品。例如，希俄斯这个1346年以后一直由一家热那亚的特许公司统治着的岛屿，于1566年为奥斯曼帝国吞并，1645－1669年奥斯曼人又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自1204年以后就一直置于其统治之下的克里特岛。但是，这些主仆关系的变化仍然使南部的东正教徒们处于臣属状态。少数奥斯曼希腊社区得到了一定限度的地方自治权；但是，在奥斯曼的版图之内，却只有6个完全享有自治权的公国，其中4个是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聚居地．另外2个是位于多瑙河下游北岸的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

    尽管如此，希腊人的情况并未象想象中的那样糟糕，而俄罗斯人也未象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虽然俄罗斯向东方的扩张已跨越了欧亚大平原的北部高原，但她仍面临着欧亚大平原西端的游牧民族的侵袭；克里米亚汗国是金帐汗国的后裔邦国中最靠西南端的一个邦国，它的幸存受惠于1475年沦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属国。1671年，克里米亚的鞑靼入侵者放火焚烧了莫斯科。而且，莫斯科是个内陆城市。除去摩尔曼斯克之外，俄罗斯仅有的不冻港位于里海北海岸，虽然里海很大，但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湖”，而且，即使摩尔曼斯克，也不易从俄罗斯腹地进入。奥斯曼帝国在顿河口的要塞亚速，堵住了莫斯科人进入亚速海并进而进入黑海、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通道。

    莫斯科经波罗的海和北海进入大西洋的通道也被阻塞了。于1478年为莫斯科吞并的前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在芬兰湾顶端也曾据有一段不长的海岸线，但是1558－1583年间，伊凡雷帝（1530－1594年）试图扩展它，反而丧失了这一波罗的海沿海地区。在莫斯科的一段无政府状态期间（1604－1613年的“混乱时期”），瑞典人于1611年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并于1610－1612年期间，占领了波兰人统治的莫斯科。1618年的和解给莫斯科带来的仍是瑞典对于通向波罗的海之路的阻碍，波兰－立陶宛的整个东部边界如今再次逼近莫斯科，向前推进到15世纪时的位置。

    从989年至1589年，东正教世界中的整个俄罗斯都处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基督教会管辖权之下，因此，虽然自从1453年之后，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名臣仆和奥斯曼领土上的一名义职公务人员，但是他的基督教领地的大部分，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之外。尽管如此，1589年时的莫斯科大主教仍高傲地保持着独立的基督教主教职权的地位。作为回报，波兰－立陶宛王国政府于1594－1596年，强迫其统治下的绝大多数东正教徒改宗为东仪罗马天主教徒。成功地抵制了与罗马教会合并的，只有那些为第聂伯河的哥萨克人所控制的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乌克兰臣民。而在1648－1654年期间，当第聂伯河的哥萨克人在政治上从波兰－立陶宛转而效忠莫斯科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甚至丧失了他北方教区的最后一批教民。

    正如15世纪那样，东正教会对西方基督教充满敌意。它厌恶与西方的新教徒发生关系，尽管这些人曾追随着东正教徒共同抵制过罗马教廷对至高无上的基督教教权的要求。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并未与波兰的新教徒携手抵制波兰－立陶宛的反宗教改革，这也就成为其末能成功地阻止那些在波兰－立陶宛统治之下的基督教臣民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强迫改系为东仪天主教徒的原因之一。西里尔·卢卡里斯于1620－1635年和1637－1638年间任君士坦丁堡主教，他倾向于加尔文教派，但只有极少数地在希腊正教牧师中的学生追随他信奉此道。18世纪的一位希腊教育学家尤金·乌尔加里斯（1716－1806年）曾遭到希腊基督教当局的宗教迫害，其原因就在于他曾在德意志受过教育并且精通当代西方哲学。

    东罗马帝国于1453年灭亡之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职位为奥斯曼希腊的僧俗大众提供了一个重整旗鼓的集合点；然而，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希腊的东正教徒并不象僧侣们那样笃忠，他们逐渐地对西方产生了好感。在16世纪，奥斯曼希腊的商人们已经在与西方的贸易中攫取了实惠，这一点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