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所提及。当1682－1683年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归于失败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多瑙河畔的哈布斯堡王朝向东方对奥斯曼帝国领地的扩张，奥斯曼希腊在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却也因此从其与中欧的陆路贸易中得到补偿。

    与西方建立了商业或政治交往的希腊人，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奥斯曼帝国以及威尼斯王国的希腊人在帕多瓦大学中求学，威尼斯统治下的克里特人以流行的西方风格，创造出了一种现代希腊语的口头文学。这种克里特希腊文学的创造，因1669年干地亚的陷落而为克里特自己所打断，但是克里特难民们却把他们的文学遗产带到了爱奥尼亚群岛，并在威尼斯的统治之下保存了下来。当17世纪在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长期战争中，形势开始变得对奥斯曼帝国不利的时候，奥斯曼希腊人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在政治上对他们则是十分有益的。此时，奥斯曼帝国政府发现，它需要一些能够胜任与西方人谈判的外交家。1669年，土耳其政府的台尔果曼官职（相当于外交部的官员），被封经给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希腊人。从1711年以后，对两个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统治权，被授予希腊的奥斯曼臣民。奥斯曼政府受到允许这两个公国由信基督教的王公治理的条约之约束。1711年，摩尔多瓦地方的王公在其公国受到彼得大帝侵袭之际，背叛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人认为，他们可以信赖他们的希腊臣民，因为这些人定居于奥斯曼帝国，并因此而听凭奥斯曼人的支配。这两个罗马尼亚公国是富有的，除授王公以官职，无论对被任命者，还是对那些希腊候选人不得不去贿赂的土耳其官员们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

    希腊人诱使奥斯曼政府于1766年废除了佩奇的塞尔维亚主教教座，又于1767年致使奥赫里德的巴尔干大主教教座被取消，而使这两处非希腊人的东正教会置于由君士坦丁堡主教任命的主教控制之下。到此时为止，处于“官方”地位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的非希腊基督教臣民的政府中，一直是级别较低的合作者。希腊人开始梦想着，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奥斯曼人的高级别合作者，甚而成为他们的遗产继承人。

    在17和18世纪中，东正教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彼得大帝（实际在位1682－1725年，取得合法王位1694－1725年）领导的俄罗斯西方化的革命。这一历史进程并不是彼得发动的。在这之前，西方的影响就已通过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港以及乌克兰的东正教会渗透到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是在莫斯科丧失了她在芬兰湾的海港之后，于1585年建立的，而乌克兰在其处于波兰－立陶宛统治时期，就已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到彼得时代，莫斯科城外已建立了一个西方居民的定居点，那里成为彼得常去的地方。俄罗斯的西方化既不是彼得发动的，也不是由他完成的。1700年，他中止了莫斯科主教的教权，并于1721年以一种宗教会议取而代之，这种会议成为国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他却未能根除俄罗斯人民中农民大众对宗教的虔诚。他把莫斯科的君主制度从传统的拜占庭风格，转变为风行的西欧式风格，但他并未因此而丧失它的权力和政治**。

    彼得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这帝国却没有一处不冻港。他下决心寻求走向海洋之路。他的前辈伊凡雷帝已曾这样做过，而彼得继承的正是伊凡未竟的事业。彼得为俄国在波罗的海赢得了一个海港，他于1696－1711年又夺取了亚速。彼得获得了成功，因为他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上，如果不掌握西方的陆军和海军技术，俄国就连瑞典这样的二流国家也无法战胜，而如果俄国的行政管理和她的工业经济部门不首先实现西方化，建立一支西方式的俄国陆军和海军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彼得在技术方面的热情和天赋，即使在同时代的尼德兰人身上也不多见。在英格兰，皇家学会的奠基者们早在30年前就已认识到，技术专家和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学习是极为必须的。彼得是一位长于实践的技术专家，他总是亲手进行技术制作。这一点对于一个奥斯曼君主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掌握一些实用的手艺，是接受君主教育的必修科目；然而这并不是一位拜占庭式的莫斯科**君主的传统，因为莫斯科王朝的缔造之父乃是一位莫斯科大主教。

    彼得天生爱好高度的个人自由，这一点似乎与继承莫斯科的沙皇之位，成为一种难以预料的巧合。它还是另一种巧合，即彼得恰巧出生于这样一代人之中：由于当时西方的思想革命，他们成为接受了西方技术的第一代非西方人，他们在接受西方技术的同时，并没有被迫生吞活剥地接受包括宗教在内的全部西方文明。也许再早一个世纪，俄国进行西方化努力的结局，就会象日本和阿比西尼亚那样，不仅不能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反而会引起激进的反西方的反动。因此，彼得的个人品格在他所处的时空环境中，对于人类的历史进程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