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散中世纪的黑暗而为最后理性的解放者作预备的理智和社会运动于十三世纪发端于意大利。由轻信和愚稚所织成而蒙蔽着人们的灵魂使不能了解自身和他们对于宇宙的关系的雾幕开始揭开了。个人渐感觉到他单独的个性，觉悟到自身独立于种族和国家的价值（如希腊和罗马的后期一样），于是眼前的世界渐渐从中世纪的梦境中暴露出来了。这种变化是由意大利诸小邦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所激起，这些小邦有的是民主国，有的是霸主支配着。

    个人要利用这已揭开的人类世界，就需要一个向导，而希腊和罗马的古文艺就充当了这个向导，所以这从意大利正向北欧扩张的全部变化称为“文艺复兴”或称为古文化的再生。这种对于古典文艺的兴趣供给了新理想，暗示了新观点，诚然显明了这运动的特性而促进了这运动的生长，但它不过是十四世纪开始的精神革命用以表现自己的方式罢了。这种精神的变革可以想见，也可以打着别种旗号。它真实的名字叫“人文主义”（Humanism）。

    这时人们毫不觉得他们正向一个文化的新时代进行着，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也未直接产生反对正统信仰的公开的或普遍的理智革命。这世界是渐渐地确定其仇视的态度以对付中世纪正统教义的；但当时这种敌意，并没有突然爆发，而要等到十七世纪宗教与政权发生全面的战争以后。人文派之对神学派或教条的主张本无仇视之心；只是他们对于宇宙得了一种纯粹人的好奇心，这好奇心就把他们的兴趣全盘吸去了。他们专崇拜满身毒菌的异教文艺；教育的俗世方面是惟一重视的；宗教与神学却禁在别室里。也许有些思想家感觉到这种矛盾状态，曾设法调和这旧宗教与新观念；但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的一般趋势都是使这两界分别着，表面上是服从教条的，但理智上并没有真正的让步。

    文艺复兴时代的这种两面性可以蒙田（十六世纪的下半期）为例。他的《随笔》是为拥护唯理论而作的，但含了许多罗马正教的思想，这种思想又是他很相信的。他未有调和这两种见解的企图；实质上，他持怀疑的立场，他觉得理性与宗教之间没有桥梁可通。人类的理解力不能立于神学的领域里；宗教须置在天空中，使理性不能接近也不能干涉，只求人们谦逊地承受。只是这种承受的理由却是可疑的，按照这种理由推断，尚使他身在开罗，他一定要承受回教思想了。所以，他虽谦逊地承受它，他的灵魂却不在它的支配下。铸造和支配他的心者，是古代的哲学家和智人西塞罗、塞涅卡、普鲁塔克等。当他讨论死的问题时，他就倾向到他们，却不顾基督教的安慰。他目睹的法国宗教战争和圣巴托罗缪（St．Batholomew）祭日的惨杀（一五七二），又更确定了他的怀疑主义。“因一个人的意见而火烤他，正是提高那意见的价值”，这是他对逼害而发的论调。

    蒙田的怀疑主义，又经他的朋友沙隆（Charron）而使其中包含的意义变得显明。他于一六零一年刊布《智慧论》（On

    Wisdom）一书，在这书里，他主张真正道德不应根据宗教，又考察基督教的历史以表明它所造作的罪恶。他论灵魂不灭说道，这是被最普遍地承受，信之最有利，而人类理性根基最弱的教义，但他于再版时，将这一段和其他几段修改了。当时有．一个耶稣会教徒（Jesuit）把他列于最危险，最可憎的无神论者中。其实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Deist）；不过在这时代及其后许多时，人都称反基督教的自然神论者为无神论者而不以为怪。他的著作若非得着法王亨利第四的拥护，一定要被禁止，而他也要被害了。他的著作所以有特别趣味者，因为它把我们从蒙田所表现的文艺复兴时代直接带到一个新的，唯理论多少有点咄咄逼人的时代。

    人文主义在十四、十五、十六三世纪中初在意大利继至其他各国所得的成绩是创造了一种理智的空气，在这种空气里，理性的解放得以开端了，知识的进步得以恢复了。这时期已有了印刷术的发明和新地的发现，而这些事物对于后来权威的失败，又是很有力的帮助。

    但自由的得胜也靠着其他的原因，不光是理智一物的功劳。这时期主要的政治事实是：欧洲教皇势力的失坠，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和强有力的君主的产生。在这种状态之下，教会政策是因俗世的利害而决定，近代国家就是由此时发展出来的。“宗教改革”的成功由这些状态才成为可能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北部的胜利就是诸王公的俗世利益所造成的。他们因收设教会地产获利甚多。在英国，无民众运动，各种改革都是由政府为自身利益而施行的。

    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是。普遍的教会**和教会压迫的残暴。有很久的时期，教皇唯一的目的就是做一个俗世的权力者，好利用他的宗教权威以增进他的现世福利，而不给他人稍稍沾染。欧洲各国的外交政策都是根据这种假定。自十四世纪之后，人人都承认教会有改革的必要，改革意见虽有得当局的容纳者，但事实上愈弄愈坏，于是除革命外别无他法。路德所领导的革命不是理性背叛教条的结果，却是一种很普遍的反教士情感的结果。这种情感是由教会苛索金钱的制度所激成，其出售赦罪符（Indulgence）一事是当时最昭著的恶俗。只因研究教皇赦罪的理论，才引起路德神学上的异教思想。

    以为宗教改革建设了信教自由和个人判断权，这是根本的错误，而至今还有许多浅薄的读史者保持着这种错误。宗教改革的成就是形成某种政治的和社会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之下，信教自由终能实现了，又因其固有的矛盾不和，会导致使其早先的领袖感到战栗的种种结果。而一般宗教改革家所最不肯容纳者是对于与己相异的教义的宽容。他们只以此种权威替代彼种权威而已。他们拥立圣书的权威以替代教会的权威，不过其圣书须根据路德或加尔文的解释为准罢了。不宽容的精神一天存在，那么，无论新教会得势或旧教会得势，总是一样。宗教战争并非为争自由，只是为争某几种教条而已。在法国，即使新教徒得了胜利，其给与天主教徒的自由条件一定不比天主教徒给与他们的多些。

    路德很反对良心和信教的自由，因为这主义和他所见的圣书相抵触。当他恐惧他和他的党徒要做牺牲者的时候，他也曾反对过对异教徒的压迫和施火刑，但当他安全而得势的时候，他就肯定他的真见解，谓厉行真教义，铲除罪大恶极的异教，是国家的责任，在宗教的事务一如在其它的事务上，服从国王，是人民的责任，而国家的目的就是防护信仰。他主张对于再洗礼派（Ahabaptists）当施以刑戮。无论在新教或天主教，因排他的救渡说，都有这样的结果。

    加尔文不宽容的声名是最恶的。他不和路德一样而主张行政君主的**权；他提倡国家当由教会管治，即通常所谓神权政治（Theocracy）的政体；他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神权政府。在那里，自由是完全被剥夺的；异教则以监禁、放逐和死刑扑灭之。对塞尔维塔斯的刑戮是喀尔文攻击异教的有名战绩。西班牙籍的塞尔维塔斯曾作文反对三位一体说，因被囚于里昂（半因喀尔文的诡计），越狱后，乃仓皇奔至日内瓦，日内瓦虽无对他的裁判权，他却被判异教罪而遭火刑（一五五三）。曾规定逼害原则的梅兰克吞（Melanchthon）赞颂这种举动，谓可以给后世做纪念的榜样。可惜后世却为这样的榜样感到羞愧。一九零三年，日内瓦的加尔文派教徒为良心所驱，建筑了一个赎罪的纪念碑，在那上面。为“我们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认了一种罪过，说是“他的时代的罪过”。

    所以宗教改革家，和他们所反对的教会一样，毫不顾虑自由，只注意“正教”的问题。若说中世纪的理想是要灭尽世界上的异教徒，那么，新教徒的目的也可说是要从他们的本土里逐出一切的反对党。全体的人民须一律屈从于一种的教会，其信仰须听统治者的命令，这种主义规定在一五五五年的宗教和约中，这和约停止了天主教的皇帝和新教的德意志诸王间的纷争，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Medici）（注1）于惨杀法国新教徒的时候，就是采用这种主义的，当时她并报告女王伊丽莎白，谓她也可以用这种政策对付英国的天主教徒。

    新教教条也无启蒙的态度。欧洲大陆上的宗教改革对于自由和启蒙一样地仇视；科学，若觉得它与圣书抵触，就无出头的——机会。无论在路德之下，或在教皇之下，都是一样。圣书无论依新教徒的解释，或罗马教会的解释，都是巫人的致命伤。在德国，科学的发展就受着长期的阻滞。

    但宗教改革无意地帮助了自由的成功。其结果适与一班领袖的原意相反，不过是间接的，并且延迟了许久。第一，西部基督教的大分裂将一个神学权威变成了许多神学权威——我们也可以说，以许多上帝替代了一个上帝，——使普通教会的权威受了一次打击。由是宗教的遗习破坏了。第二，在新教的国家里，教会的最高权入了君主之手；君主所要考虑的利益不光是教会的利益；所以由政治的原因，各国王终先后把教会的不宽容主义修改了。天主教的国家也被逼着将不容忍异教徒的责任抛弃了。法国宗教战争的结果是对于新教徒的有限制的宽容。观于曾赞助德国新教徒的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政策，就可知道俗世利益对于信仰的妨碍了。

    并且对于新教徒反抗教会一事的理智评判，当时也认为是各人的判断权，即所谓信教自由主义。但一班宗教改革家只为着自身才肯定这主义的，及至他们自己成立了信仰条规，他们就立刻摒弃它了。这是新教徒最显著的自相矛盾之点；但是他们所抛弃的主张也非可以永久被压迫的。新教的教义一如前人，它的根基没有逻辑的根据，是不牢靠的，它的结果只能是以一种靠不住的立场替代另一种靠不住的立场。假使我们要根据权威的信仰，那么，为什么定要采择奥格斯堡的“路德告白文”（Lutheran

    Confession of Augsburg）或英国的“三十九信条”（TheEnglish

    Thirty－nine Aricles），而舍弃罗马教会的神圣权威呢？我们若决心反抗罗马教会，必得借助理性；但我们既用理性于这问题，那么，遇着路德或加尔文，或其他宗教改革家，如果我们不认为他们是得着神启的，为什么理性就弃而不用了呢？我们既排斥他们所排斥的迷信，那么，除非他们用权威，不能阻止我们排斥一切或部分他们所保持的迷信。再者。圣书的崇拜又促进了他们所未预料的结果。（注2）这时为各教条所根据的圣书成了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