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令发布后约十年，君士坦丁大帝就采行基督教。由这重大的决议就使一千年中理性受着束缚，思想被奴役，而知识无进步。

    基督教被禁止的二百年中，基督教徒都主张宽容，他们的理由是：宗教信仰应该是自愿的，而非可以强制的事。及至他们的信仰成了有势力的教条，又有国家的势力作其后盾，他们就舍弃这种见解了。他们极力企图将人们对于宇宙神秘的意见造成完全的一致，并采取一种切实的压迫思想的政策。罗马诸帝和政府的采取这种政策，一半是由政治的动机；恐怕宗教的派别分歧，对于罗马的统一不利。但根本的原因是在“只有在基督教会里才得救渡（Salvation）”的那种教义。而“不信仰基督教会的教义的人要永落地狱”和“上帝对于神学的谬说认为最可憎的罪过”那样宽广的断定，自然要引起逼害。基督教徒目睹他们自身永恒的利益要受危害，以致认为责人以此种惟一的真教义而阻止谬说的流行成了他们的义务。异教徒比通常的罪犯罪过为重，而人们所能加于他们的刑罚比之将来到地狱中所受的痛苦，真算不得什么一回事。主张宗教的谬说的人虽有美德，也是万能的上帝的仇敌，铲除世间这样的人自也是应尽的义务。他们是不能因有美德而得赦免的。我们又须记着，依照基督教徒的仁慈的教义说来，只是俗人的异教徒，其美德即是恶行，未受洗礼而夭折的婴孩要在地狱的地板上爬行，以消磨他一身所余的时间。由这些见解而起的偏执行动，其性质和程度自与其他任何的事都不同了。

    造成基督教不宽容主义的，除它的教义的论理外，还有它的圣书的性质，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不幸的是，最初的基督教徒将犹太教的著作也收入在他们的圣书里面，这些著作表现文化幼稚时代的观念和野蛮的习气。那些残酷暴虐和固执的教训和行为榜样而为旧约驯服的读者因深信其灵感而不敢加以訾义者，因其败坏人们的道德而使人类所受的损害，简直是不可胜计的。基督教圣书是一个逼害主义的“兵工厂”。原来圣书都是道德和理智进步的障碍物，因为它们都是尊过去某时代的思想为神圣，认为那时代的风俗是神定的。基督教既采用远古的著作，就不啻将一个非常龌龊的障碍物置于人类发展的途程中了。我们不免要怀想：假使基督教徒当初把耶和华摈除于他们的思想之外，而否认旧约的灵感，以新约为满足，那么，人类的历史或有别样的局面——这实是无疑的。

    在君士坦丁及其后诸帝时代，敕令先后发布，禁止对于旧时非基督教的诸神的信仰及非基督教的诸教派。在位未久（三六一－三六三）的背教者朱理安（Julian

    the Apostate）曾设法恢复旧时的制度，宣布普遍宽容的政策，惟禁止基督教徒在学校中宣传教义，使立于不利的地位。这不过是一时的遏制罢了。后来异教的势力终因狄奥多西（Theodosius）（四世纪之末）的严厉法律而瓦解了。虽然它在各地，尤其罗马和雅典，还留存有一个世纪，但已经不发生影响了。其时基督教徒多注意于内部的争执，而不甚注意于扑灭古代精神。西班牙异教徒普立息力安（Priscillian）的处决（四世纪）是对于异教徒处以死刑的开端。有趣的是，这时代有一个非基督教徒的提密斯替阿（Themistius）劝告基督教徒须保持容忍的态度。他曾上书于瓦林斯（Valens）帝，请求他取消各种禁止他所不赞成的基督教的敕令，并陈述一种宽容主义。“个人的宗教信仰是一个政府的权威不能发挥效力的领域”，“屈从只能弓引起虚伪的自白。各种教条，均应许其自由流传；政府对于正教和异教，应一体看待，只以公共幸福为依归。上帝自身也是明白表示他愿接受各种形式的礼拜；有许多途径都可达到上帝之前。”

    奥古斯丁（死于四三O年）是最受尊规而享权威最高的教父。他制定了逼害的公则，以为后世的向导，他的坚实的根据就在圣书中耶稣基督于某寓言中所用的“强迫他们进来”（Compelthem

    to come in）一语，其后一直到十二世纪之末，基督教会总是极力压迫异教徒。逼害的事件层出不穷，但都是无系统的，我们很可以说，排斥异教大都是因俗世的利益而起，至遇着异教教义势力泛滥致有截留教会收入或要颠覆社会的危险时，方始采取严重的行动。十二世纪之末，英诺森第三（Innocent

    Ⅲ）做了教皇，即在他的统治之下，西欧的基督教会的势力达到了极点。他和直接继承他的诸帝是希冀并开创一种有组织的运动以扫除异教徒于基督教国土以外的负责人。法国西南部的朗格多克（Languedoc）多为异教徒所居住，他们的思想被视为特别危险的东西，称做亚尔比派（Albigeois），他们隶属于图卢兹（Toulouse）伯爵，并且是勤劳而可敬的人民。但教会从这反对教士的人民所得的收入简直太少了，英诺森就命令伯爵灭尽境内所有的异教徒，及闻伯爵不服命令，就成立了一部攻击亚尔比派的十字军，凡愿急来相助者，即赐以与十字军战士相等的酬报，包含罪恶的赦免在内。于是就起了接二连三的血战。妇男童女之被焚死和绞死者不可胜计，此役英人蒙福尔（Simon

    de Montfort）亦曾参与，异教思想虽未能根本铲除，但人民所有的反抗都被攻破了，到一二二九年，伯爵完全屈服，战争才终止了。这事的要点是：基督教会于欧洲公法中加入了一种新规定，就是君主要保持君位，必得以歼灭异教徒为条件。一旦教皇命令施行退害而有迟疑之态者，即有所处置；他的地产须给没收；他的领土即归替教会攻击他的人所有。由是教皇就创立了一种神权政治制度（TheocraticSystem），在这种制度之下，保持基督教的纯一是神圣的责任，其他的一切事务都是附属的罢了。

    但要根本铲除异教，必得觅得它所在的秘密藏身所。亚尔比派虽被剿灭，但亚尔比派教义的流毒尚未绝迹。一二三三年，教皇格列高里第九（Gregory

    Ⅸ）就创立了一种搜索异教徒的有组织的制度，即所谓“宗教裁判所”，及英诺森第四一二五二年的敕书布出，其体制遂臻完备，该敕书上规定这种逼害机关是“各城各邦的社会建筑物中不可缺少的一部”。这压迫人们宗教意见的自由的强有力的机关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自此以后，教会里的新职务非主教所能独力担任了，有教会的各区域，都派选相当的僧侣，并授以代表教皇之权，以便搜捕异教徒。这些裁判官有无限的权威，不受任何人的监督，又不对任何人负责。当时世俗的君主各有禁止异教的残酷的立法，否则这种制度也是不易成立的。罗马帝腓特烈第二（Frederick

    Ⅱ）自身本是一个纯粹的自由思想家，对于在意大利和日尔曼的大领域，却施行许多律例（一二二0年至一二三五年之间），规定凡异教徒均认为犯法者，若不悔罪归正，即处以火刑，悔罪者亦加以监禁，如再背教，则处以死刑；于是财产没收，房宅拆毁，其儿女，若非背叛乃父或指控其他异教徒，则无服官受禄之权。

    腓特烈的法律认为火刑是对待异教徒的适当刑罚。这种死刑施于异教徒似乎起于法国某王（一O一七）。我们须知道，在中古时代及其后许多时，对于各种罪犯都施以极残酷的刑罚。英国亨利第八时代有一个犯毒杀案者是被烹死的。信从异教是一切罪犯中最可憎的罪犯；对异教徒劝告就等于劝告地狱中的罪犯。严禁异教徒的各种残酷的法律又为人民公共意见所极力拥护。

    后来宗教裁判所完满发展，遍布于西部各基督教国，好似一个网，其密密的网眼是异教徒所万难逃脱的。各国的裁判官又互相合作，互通声气，“全欧洲大陆的法庭有一个链子连系着。”英国初未采用这种制度。但自亨利第四和亨利第五时代以后，政府就制定了一种特别律例，以火刑压迫异教徒（制定于一四OO年；取消于一五三三年；恢复于玛丽时代；最后取消于一六七六年）。

    宗教裁判所强迫信仰统一的事业在西班牙成功最大。西班牙于十五世纪之末制定了一种制度，自身有种多特点，很不容忍罗马的干涉。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延至十九世纪始取消）的成绩之一是驱逐摩尔人（Mariscos）于境外，因为他们保持着许多回教（Mohammedamism）的旧思想和旧习惯。又传曾扑灭犹太教，又曾防御新教教士的宣传。但我们没有证明可以相信曾有防御新教之事发生过，因为新教思想的种子果真传播到了西班牙，那么，它们一定是落在不合宜的土壤里而丧命了，这是很可能的事。思想自由在西班牙是绝对被压迫的。

    灭绝异教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信仰令》（Edict

    of Faith），该令所以招募人民服务于宗教裁判所者。并责令个个人民都担任告发人。由是宗教裁判所不时地在各区巡视，发布敕令，命令凡知道关于异教的事。须前来直陈，否则受俗世的和宗教的科罚。结果。无人能逃得邻人甚至家人的怀疑。“这是用以屈服全体人民，麻痹他们的理解力，和强制他们盲从的空前的巧妙手段。它使告发成为了高尚的宗教义务。”

    在西班牙。审判被控为异教徒的人的程序中，绝无合理的方法以检验事实的虚实。被拘禁者既被判为有罪，则证明他无罪的责任就只在他自己一人身上；裁判官实质上就是起诉人。凡是反对他的证人，纵使名声再坏，都为法庭接受。逼害一方证人的规定是很宽松的；辩护一方证人的规定却是很严紧的。犹太人，摩尔人和仆役只可举出反对被拘禁者的证明，但不能举出为他辩护的证明，这条例也适用于亲属之间，至第四属（the

    fourthdegree）为限。宗教裁判所所根据的原则是：一百个无罪者受了害，比较一个有罪者的逃脱要好些。曾有功于宗教裁判所者往往得着宽纵。但宗教裁判所本身未尝判断死刑，因为教会不能担当流血的罪责。教会的裁判官既宣布被拘禁者是无望改宗的异教徒之后，再交与（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