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人问及希腊人对于文化上的贡献是什么，我们自然首先要想到他们在文学和艺术上的成就了。但更真切的答复或者要说，我们最深沉的感谢是因为他们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创造者。他们哲学上的思想，科学上的进步，和政制上的实验，固然以这种精神的自由为条件，即文学艺术上的优美，也莫不以此为根据。他们若不能自由批评人生，那么在文学上何能有那样大的造诣？我们丢开他们的一切功绩不谈，或即认他们在人类活动的各方面不曾有那些伟大的事业，而单就他们的肯定自由主义一端而论，他们也得算是对于人类贡献最大的了；自由主义原是人类进步的最大步骤之一呵。

    他们为什么对于世事能得到自由的观念而有打开批评和好奇的一切桎梏的意志和勇气？我们对于希腊历史的知识尚不足，不能解答这问题，我们只好说，他们的天性如此。但是我们要记得，希腊是由许多不同的民族组合而成的，他们虽也有些重要的共通点，但他们的气质风俗和习惯是不相同的。拿他们互相比较，就见得他们有些是守旧的，或是退化的，或是无知识的了。本章所说的希腊人光指在文化史上最有功绩的一部分而言，尤其是爱奥尼亚人和雅典人。

    在小亚细亚（Asia Minor）的爱奥尼亚是自由思考的发源地，欧洲的科学史和哲学史都是起始于爱奥尼亚。古代的哲学家正是在此地用推理的方法来潜心探求宇宙的起源和构造的（在纪元前第五和第六两世纪）。他们的思考自然不能完全解脱旧思想的羁绊，但破除正统观念和宗教迷信的大业，却是由他们开端的，这些思想界开路者中最要提说的是色诺芬（虽然他不是最重要的或是最能干的），观于当时一般人对于他的学说的宽容（Toleration）态度，就可见这班人所处的空气的自由了。他走到各个城市根据道德以指摘普通人对于神的信仰，并嘲笑希腊人神学上的神人同形说，“假使牛有两手，又有人类的能力，那么，他们就要将神造成牛的形象了。”这样地攻击旧神学，就是攻击当时对于古诗人的信仰，尤其是在神话上最有权威的荷马，他将为人类所犯而大家公认为不名誉的行为归于神负责，所以色诺芬要严厉地批评他。他这样地攻击因袭观念，诽谤荷马为违反道德，我们并未听得他受任何方面的阻止。我们须记着，荷马的诗从来未被认为神的言辞，曾有人说，荷马的诗是希腊人的圣书。这话正与事理不合，希腊人幸而并无圣书，这正是他们自由的表示，也是他们自由的重要条件。荷马的诗，实是世间的，并非宗教的。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圣书无不比它们为不道德些，野蛮些；它们的权威是非常大的，但不是束缚一切，和圣书的权威一样；批评荷马所以不如批评圣书的受阻碍者，亦正是为此。

    在这里，有另一个自由的表示和条件可以提说，就是希腊人的没有僧侣制度（Sacerdotalism）庙宇的僧侣从未成为有势力的阶级，在社会上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而作威作福，对于反抗宗教信仰的言论也不能加以制止，公共礼拜的总支配权为行政当局执掌在手，一旦某僧族的势力大了，其僧徒也不过是国家的仆役，除对于教礼的细文末节外并无置言的权力。

    现在仍归还到古代的哲学家。他们大都是唯物论者，他们的思想的记述是唯理论史上很有趣的一章。享大名的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应先提说，因为他们最致力的在借勤思苦虑以训练理性，因而以新方法观察宇宙，且破除常识中不合理性的观念。赫拉克利特谓一切事物呈现于吾人感官的稳定和持续的现象只是一种假象，又谓宇宙及其中的万有都是时时刻刻变化的，他第一次这样说法，不能不令人惊异。德谟克利特的伟绩是在他首创宇宙原子说，这种学说复兴于十七世纪中，在思想史上，是和最近代的物理学和化学上关于物质的诸学说相关照的。当时并无为神圣权威所虚构的天地创造故事来妨碍这种有势力的思想。

    上述的这些哲学思想都是为后来的称为诡辩派（Sophists）的教育家的预备。他们起于纪元前五世纪的中叶以后他们不停地周行于希腊各地小；练青年，以备参与公共生活，并教导他们使用推理力的方法。他们严然是教师都持有实际的目标，他们丢开物质宇宙的问题不谈，而从事于人类生活的问题一一道德和政治。在这里，他们碰着一个难题，就是真理和谬误的鉴别，于是他们最有能力的就从事研究知识的性质，推理的方法一一论理学，推理的工具——演说术。不论他们的特别学说是什么，他们的共同精神都是自由研究和自由讨论。他们用推理方法潜心检验一切的事物，纪元前五世纪的下半期可称为启蒙时代（Age

    of Illumination）。

    希腊人从国外得来的知识，在促进对于权威的怀疑上，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要叙述一下子的。一个人若只限于和他本国的种种习惯相接触，就要视习惯为当然之事而归于自然的势力了。若能游行国外，目睹流行的各种习惯和行为标准，那么，他自然会觉到习俗的势力；并且可以了解道德和宗教是一种因地而宜的事物。这种发现足以摧败权威，引起不安定的深思。例如初为基督教徒的人后来就可觉悟到假使他生在恒河或幼发拉底河流域，他定要坚信完全别样的教条的。

    不消说，这种种理智自由的运动，和在各时代一样，只限于少数人。到处的民众都是很迷信的。他们相信他们城市的安全靠着神的好意。假使这种迷信精神受了惊扰，那么哲学思想就不免要受逼害了。雅典就有这样的事发生过，约在纪元前五世纪中期，雅典不但已成为希腊最强的国家，并且在文学和艺术上也占了最高的位置。它是完善的民治国家。政治讨论有绝对的自由。这时管治雅典的是政治家伯利克里，他自身是一个自由思想家，至少也算能和当时一切破坏的思想接近。他尤与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相亲善。阿氏生于爱奥尼亚，施教于雅典。他对于普通的神是一个彻底的怀疑者。伯利克里的政敌借攻击他的朋友以冀推翻他。他们就提议一种渎神律（Blasphmy

    Law）并推行之，结果，凡不信神者和宣传关于神界的学说者都要受鞫询。阿氏倡说神是一种抽象观念，而普通雅典人所朝夕祈祷的太阳是一块发光的物质，所以证明他是一个渎神者是很容易的事。他借伯利克里的势力才免于死；付了很重的罚款而离开了雅典逃至兰普萨卡斯（Lampsacus），在那里却得着尊视的款待。

    现在再叙其他案件，以见反宗教思想的怎样受逼害。普罗泰哥拉是诡辩派的最著者，曾著《论神》（On

    the Gods）一书，其目的似为证明我们不能用推理以知神。开首就说道：“关于神，我不能说他们存在，但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我们的所以不能知神，有很多的理由来证明。这问题是暗昧的，而人类生活却是简明的。”他终被人控告渎神之罪而逃开了雅典。但当时并无系统的政策以禁止自由思想。普罗泰哥拉的著作原稿虽被搜查而焚毁了，但阿那克萨哥拉表述他的思想并因以致罪的书籍却陈教在雅典的书肆里廉价出售。唯理论的思想又胆敢在舞台上表现，虽然在酒神（Dionysus）的节日所演的戏剧都是宗教的仪式。诗人欧里庇得斯就是含着近代思想的人，不论各人对于他某几种悲剧的意见如何，总之，他常使剧中人物表示非正统的思想。他因不敬神，给一个得人心的政客所控告。由是我们可以推想到，在纪元前五世纪最后的三十年中非正统思想在知识阶级中必流传甚广。有大部分有势力的唯理论者使有组织的压迫自由成为不可能，而渎神律最重要的弊害就是它施行起来，有因个人的关系，也有因党派的关系。有些控言案确是由于这两种动机，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但其余的案件，有的是由纯粹的偏执教义所促成，也有的是为防怀疑思想传人知识阶级和游闲阶级之外。宗教是为普通人而设的一种善良的和必要的事，这个原则为希腊人所公认，后来又为罗马人所公认。不心信其真理者也都相信它作为政治制度的效用，并且哲学家向来不传布鼓动的真理于民众之中。不信固有的教义之人表面上都服从它们。这种风气比之今日为尤甚。希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不认普及高等教育为一要政，或者可以说，在这种古代的环境中，这事是很难实行的。

    但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雅典人持论与众不同，——就是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是那些教育者中最伟大者，他的施教与他人不同他虽贫穷，但毫不受酬报。他的教授常取讨论的形式，他的讨论又往往没有积极的结果，最终只显示出某种固有的意见是不可靠的而真理是很难决定的。他对于知识和道德本有一些确定的意见，那在哲学史上是最重要的，不过为合于本书的目的他的重要在他对于讨论和批评的热心。他和各种人谈话，不分等差，谈时就教导他们须将一切普通意见置于理性之请之前，用光明的心接近各种的发问，不可以大多数的意见或权威的命令为判断的根据；总之，检定一种意见的正确与否，不可只因它是大多数人民所持的意见，而须有其他的方法。他的弟子都是青年人，后来多成为下代的主要哲学家，有些在雅典历史上占着很重要的位置。

    雅典时代如有日报，则苏格拉底必被新闻家斥为危险人物了。他们编有一种喜剧，时常嘲笑哲学家、诡辩家，以及他们自负的主义。我们能看到的一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喜剧《云》（Clouds）里，苏格拉底因为是不敬神和破坏思想的典型的代表，被当众处以桎梏之刑。后来他到了高年，才解脱了这类的纠缠，乃从事于教导市民，并未受着任何的逼害。及至七十岁的时候，被控为无神论者和败坏青年者而被处以死刑（纪元前三九九年）。说来奇怪，若是雅典人真正认他是危险的人物，他们必不能容忍到这时。控告的动机是政治的，我想这是无可疑的。（注1）苏格拉底对于一切事物总以自己所见的为标准，所以他不能同情于无限制的民主政治，或赞成无知的多数人的意志就是一个好的指导那种主义。当时他或见疑党于主张限制选举权者。及民主派得了胜利（纪元前四零三年），对于不赞成者起了一种严厉的恶感，而苏氏就做了这些不忠者中的牺牲者。他本来很容易逃脱，只要他愿意就是了。假使他表示不再继续教授，他一定可以被释。做他的裁判官的五百零一个雅典人中，主张判决释放他的是一个很大的少数。即使那样，假使他能改变口调，他也一定不至于死。

    苏氏见遭此大案，曾大发了一番议论，以拥护言论的自由。他最著名的弟子柏拉图所编纂的《苏格拉底的辩白》（Alpology

    of Socrates）一书，就是记述他辩护的大旨的。他对于不承认全市民所崇拜的诸神的控告，未能完满地应付，而关于这一点的解释也是他的辩驳中不足的一部分，这是显明的事。但他对于败坏青年心理一节，有拥护自由言论的光荣的自辩。这是该书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至今日仍一样地感人。我想他所提的两要点是：

    （一）他是坚持个人对于任何人世的权威或法庭的强迫使就范于他认为错误的途径当不顾一切以拒绝。用今日的言语说，就是肯定“个人良心超越在人为法则之上的最高权”。他所表现的终身事业不啻是一种宗教的探求；他深信他潜心于哲学的讨论已尽了超人的指导者的使命；他宁愿舍身就死而不愿对于这信念不忠实。他说．“假使你们提议释放我而以我不再探求真理为条件，那么，我就说：啊，敬谢诸位雅典人，我只服从我所相信使我来做这种事业的神，却不服从诸位，我一日有气有力，一日不肯舍弃我研究哲学的事业。我继续实行教导我所遇的人，并对他们说：‘你们专心一意于财产和荣誉而不稍留心于智慧和真理而使你们的灵魂改善，你们不觉得可羞吗？’死是什么，我不知道，——它或是一桩善事，我是不怕它的。我只知道离弃本职是一桩恶事，我宁取或者是善的事，而不取恶的事。”

    （二）他又坚持：“自由言论的公共价值”；“我是你们的刺激性的批评者，以劝说和谴责坚执不移地来告诫你们，又反复检验你们的意见，希冀你们明了你们所认为你们已知道的事物你们实毫然不知，能够日日讨论从我听得的诸问题，就是为人最高的善，未用这种讨论检证过的生活是无价值的生活。”

    在这份可以算是思想自由最早的辩词里确定了两点主张：

    （一）个人良心的绝对权，——这是后来拥护自由的争斗所趋向的主张，和（二）言论和批评的社会意义。前一主张是根据直觉而非根据辩证；实质上，它是根据几种超人的道德原则的假定，在那没有苏氏的个人经验而反对此种假定的人看来，他的辩护是无势力的。第二主张经了二千多年的经验，却能与他所梦想不到的意义相结合，而成了包涵更广的主义。

    苏格拉底案件的环境足以证明雅典宽容与不宽容的状态。他的长期的幸免，其后由政治动机或个人关系而被指摘，以及赞成他的很大的少数，都足表明当时思想通常是自由的，至于不宽容的人民，只是受了他人的鼓动，或者大都有其他的动机。这里可以提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案件，约于七十年后，他因为被控渎神罪而逃开雅典，实质因为他攻击某政党的一人，渎神只是借口罢了。这时对于思想的逼害，还未有组织呢。

    我们要找寻希腊的逼害精神，必得寻之于哲学家，这是令人奇异的事。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弟子柏拉图于晚年创了一种理想国，在这种国里他制定了一种宗教，和当时的各种宗教大不相同，他又主张须强迫一切公民都信仰他所创的诸神，否则就处以死刑或禁锢。他设想的这套严密的制度，一切言论的自由都在排除之列。但他的态度中最有趣的一点，是他对于宗教是否正确一问题未加注意，他只知宗教在道德上是有用的；他又主张创造寓言以促进道德；他罪责通俗神话，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虚假的，乃是因为它们不是为正义公道而撰的。

    在雅典既有很大的自由，结果就有一批的哲学发生了，其来源都出自《苏格拉底的谈话》。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噶派，伊壁鲁派，怀疑派（Sceptics），——我们尽可以说，这些名词所表现对于思想上的努力，其对于人类进步的影响比其他一切不断的理智运动都深切些。至少可说在为自由开一新纪元的近代科学发生以前是如此。

    伊壁鸠鲁派、斯多噶派和怀疑派的主义都是要为个人灵魂求和平与向导。自纪元前三世纪后，这几派的思想就在希腊诸国流传甚广，我们可以说

    自此以后，希腊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多少都是唯理论者。伊壁鸠鲁的学说有一种显明的反宗教的倾向。他认为畏惧是宗教的根本动机，要把人的心从这种畏惧中解放出来是他的学说的主要目的。他是一个唯理论者，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来解释宇宙，又否定宇宙的神治说。（注2）他实际上也主张神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