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纲领，其基本命题是，并非追求利润的自由企业制度己在这一代人中失败，而是尚未经受考验。——F·D·罗斯福    　　当文明的进程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时——即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像我们预料的那样持续前进，而是受到我们将其与往昔野蛮时代联想在一起的种种邪恶的威胁时，我们自然要怨天尤人而不自责。我们不是都已根据自己最高明的见解而奋斗，我们当中许多最优秀的头脑不是已为建立一个更美满的世界而不停地工作吗？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希望不是已经以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荣为目标吗？如果结果与我们的目标如此地不同，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那么，邪恶的势力必定已挫败我们的意图，我们成为了某种邪恶力量的牺牲品，对这些邪恶力量，在我们能继续走上通往美好事物的道路之前，我们一定要加以征服，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吗？无论我们在指出罪魁祸首时分歧多大，无论它是不义的资本家，还是某一民族的邪恶精神，是我们前人的愚蠢，还是那个我们曾与之斗争了半个世纪但仍未完全推翻的社会制度——我们大家，至少在最近以前，都肯定了这样一件事：前一代人中为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所共有的、决定着我们社会生活主要变化的主导观念不会有错。我们准备接受对于我们文明当前危机的任何解释，但除开这一点：世界的现状或许是我们自身真正错误的后果，对我们所珍爱的某些理想的追求，明显地产生了与我们的预期大相径庭的后果。　　当我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争取这次战争胜利结束时，有时难以想到，即使在战前，我们现在正为之而战的价值，在这里已受到威胁，而在别处则已毁灭。虽然现时为生存而交战的敌对各国代表着不同的理想，我们却绝不能忘记这种冲突来自各种观念的斗争，而这些观念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一个共同的欧洲文明之中；那种最终将创造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的趋势并不局限于深陷于这种趋势之中的国家。虽然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赢得这场战争，但赢得这场战争只不过使我们获得另一次机会去面对根本问题，并寻求一种途径以避免重蹈类似文明的覆辙。　　现在，要不把德国和意大利或俄国看作不同的世界，而把它们看作我们所共享思想发展的结果，还是有些困难的；至少就我们的敌人而言，将他们看作与我们完全不同，在他们那里发生的事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是比较心安理得了。然而，这些国家在极权主义体制兴起以前的那些年的历史所表现的特征，几乎没有我们不熟悉的。外在冲突是欧洲思想转变的后果，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别的国家进展得更快，以致于使它们与我们的理想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而我们自身并未置身于这种转变之外。　　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使世界形成现在的状况，虽则人们预见不到后果，而且事实中又没有任何自发变化迫使我们这样与我们的思想相适应，这一点对英国人来说特别难以理解，正是因为在这种发展中英国人落后于欧洲大多数民族的缘故，这对他们倒是件幸事。我们仍然把现在正引导人们和在过去的一代人中引导人们的各种理想看作仅能在未来实现的理想，我们也没意识到，近25年中在多大程度上它们不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直到最近，我们仍然相信我们为那种被含糊地称为19世纪的观念或自由放任的原则所支配。与其它各国相比，并从那些急于加速变革的人们的观点看，这种信念或许有些道理。但是，尽管直到1931年这个国家只是徐徐地遵循其它国家引导的道路，即使在那时，我们已进展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只有那些记忆能溯及上次战争之前那个年头的人，才能了解自由世界是什么样子。①

    ①即使在那一年，《麦克米伦报告书》就已经谈到“这个国家的政府近来观点发生变化，政府无论属哪一个党派，都越来越注意对人民生活的管理”，并继而谈到“议会发现自己日益致力于那种有意识地管制社会日常生活的立法工作，现在并干预那些以前被视为其范围以外的事情”。这段话在这个事实发生前已能谈到，这个事实是：在同一年后期，这个国家终于采取了不顾一切的措施，在不光彩的1931－1939年这段短短的几年中，把经济制度搞得面目全非。　　然而，这里的人民仍很少觉察的关键问题，不仅是发生在上一代人中变化的程度之巨大，而是它们意味着我们观念和社会秩序演变方向完全改变这一事实。至少在极权主义的魔影变成真正威胁之前的25年中，我们己经日益偏离了作为欧洲文明基础的基本观念。我们怀着如此崇高的希望和雄心走进的这个运动，居然使我们直接面对极权主义的威胁，这对仍然不愿将这两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当前的这一代人来说，不啻是一次深深的震动。然而，这一发展仅仅证实了我们仍然奉行的自由主义哲学之父辈的警告。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已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尽管我们受到德·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这些伟大的19世纪思想家的警告，即社会主义意味着奴役，但我们仍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稳步前进。而现在我们已看到这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在我们面前兴起，而我们却把这种警告忘得一干二净，以致我们很难想到这两件事情可能联系在一起。②

    ②即使近来已被证明非常正确的警告，已越来越多地几乎完全被人忘记。尚不到30年以前，希莱尔·贝洛克先生在一本比大多数的事变后所写的著作更多地解释了德国所发生情况的书中，说明“社会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是产生了与二者皆不同的第三种东西——即奴隶国家”。[ 《奴隶国家》（1913年，1927年第2版），第14页。]　　现代的社会主义趋向，不仅对不久的过去，而且对西方文明的整个演进过程意味着多么鲜明的决裂，如果不仅以19世纪为背景，而且以更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就显然很清楚了。我们正在迅速放弃的不仅是科布登和布赖特、亚当·斯密和休谟、甚至洛克和弥尔顿的观点，而且是在基督教以及希腊人和罗马人奠定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的西方文明的显著特点之一。不仅是19世纪和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而且连我们从伊拉斯谟和蒙田，从西塞罗和塔西伦、伯里克利和修昔底德那里继承来的基本的个人主义，都在逐渐被放弃。　　纳粹领袖把民族社会主义革命说成是一次反文艺复兴运动，可能不由自主地说了真话。它是毁灭现代人从文艺复兴时代起建立的尤其是个人主义文明的一个决定性步骤。个人主义在今天名声不佳，这个词和利已主义与自私自利联系在一起。但我们所说的与社会主义和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个人主义，与这些东西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在本书的进程中，我们才能逐步搞清这两种对立原则之间的不同。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①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已的天赋和爱好。“Freedom”和“liberty”①这些字眼儿常常被滥用，以致我们在使用它们表明它们当时所代表的理想时，也颇费踌躇。宽容或许是唯一还能保留这个原则完整意义的字眼儿，这个原则在那个时期整个过程中都处于上升状态，只是在近来才又趋低落，且将随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彻底消亡。

    ①字加了着重号，本电子书以加粗代替。其它均同此例。——CTJ121

    ①这两个词的意思都是“自由”——译注。　　从一个严格组织起来的等级制度逐渐转变成另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人至少能尝试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有机会了解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转变是和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新的人生观随着商业从意大利北部的商业城市传到西部和北部，通过法国和德国西南部传到低地国家和不列颠诸岛，坚实地扎根于没有受到**政治势力压抑的地方。在低地国家和不列颠，它长期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第一次有机会自由生长，成为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而正是从那里，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它再次以充分发展了的形式开始传到西方和东方，传到新大陆，传到欧洲大陆的中部，在那里，毁灭性的战争和政治上的压迫严重地压制了类似发展较早的开端。②

    ②这些发展最重要的而且尚存未消亡的后果，就是15世纪和16世纪德国市民阶级被领地王侯所征服而部分地毁灭了。　　在近代欧洲历史的整个时期中，社会发展的总方向，是使个人从他从事日常活动时束缚他的那些习惯和成规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至于自觉地认识到个人的自发的和不受拘束的努力能够产生一种经济活动的复杂秩序，则只有在这种发展已有某些进展之后才能达到。随后到来的拥护经济自由的有系统的论证，乃是经济活动自由发展的结果，而这又是政治自由的一种无计划的和预见不到的副产品。　　个人活力解放的最大结果，可能就是科学的惊人发展，它随着个人自由从意大利向英国和更远的地方进军。人类早期的创造能力并不很差，通过工业技术还处于停滞状态时的许多高度机巧的玩具和其它机械装置，以及那些还没受到限制性管制的工业，如矿业和钟表业的发展，这一点就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只要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被认为对所有人有约束力，即大多数人关于是非曲直的信念能够阻碍个别发明家的道路，少数企图把机械发明更广泛地应用于工业的尝试，尽管其中有些非常先进，仍很快地被压制了，寻求知识的**也被窒息了。只是在工业自由打开了自由使用新知识的道路以后，只是在凡是能找别人支持和承担风险的每件事都可尝试以后，而且这种支持还必须是来自不是官方指定的提倡学术的当局，科学才得以迈步前进，并在过去150年中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如常有的情况那样，对我们文明的性质，敌人往往比多数朋友看得更清楚：像19世纪的极权主义者奥古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