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职责，作为一名地方警察负责监管被逮捕的日本犯人。汤米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年轻亲属来抚养，他象汤米一样努力学习如何在白人中处理事务，但仍然觉得和自己的社会有着深切的联系。他是汤米选定的继承人。汤米死后，由他接任了本村的领导权，他让孩子们排着队，踏着整齐的步伐去上学。正如他属于过去，在他看来，孩子们应该属于未来。尽管学校并不是年轻一代为自己创设的模型，但却是通向未来之路。塔布南在改变中缓慢地进步着，但是，至今为止那些顽固的长辈仍然没有意识到应该支持这种转变。

    我们不妨将阿德米洛底群岛上的马奴人社会的变迁过程和亚特摩人作一比较。马奴人是惯于在海上漂泊的民族，他们早已习惯以强力从毗邻的民族那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以此改变自己的文化。1928年，当我对他们进行研究的时候，要曾期望他们能从新几内亚童工们的流传远广的浅俗文化中获得启迪。但是，1946年，经由二次大战中日本和盟军的占领之后，马奴人开始重新设计自己的文化，祖孙三代都生活于一种经过自己改造了的欧美文化的变式之中。

    新的马奴文化是卓越非凡的，它根据一整套由本社会成员制定的规则改造而成，因此，虽飞跃了数千年的历程，却能够适应整个社会。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称的前喻文化，正如马奴人所认为的那样，它是访效现存文化所创设的。在那里，每一个小小的变化部被看成是进一步的欧美化，尤其是美国化。但是，整个社会毕竟瞬息间骤然改变了。不象其它社会的长辈们对变革予以拒绝、反对、漠然视之，马奴人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变革。从创立第一所学校起，短短12年内，他们为自己培养了大批教师、职员、翻译和护士，并且将第一批学生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建大学。由于祖辈以参予了变革的酝酿，因此，他们能够保存一部分能够适应变革的前喻文化力量。

    核心家庭中没有祖父母一辈的人，亲戚间的关系也很淡漠，这在移民环境中是一种典型的家庭形式。移民们大都经过较长距离的迁徙，他们必须适应新的、与先前有着极大不同的生活方式。此时对核心家庭的崇尚是与新的文化相协调的，即使再度出现祖父母一辈的人，他们的影响力也极其微弱。祖辈不可能再成为孙辈的楷模，父辈也无法继续左右孩子们的婚姻和生活道路。现在，希望孩子们远走高飞或成为胜过父母的翘楚之才——正如父母们所做的那样，已经成为整个文化的组成部分。

    当那些迁往都市和海外殖民地的人都隶属于同一文化时，权力将不属于那些为人忽视的长辈，而属于年轻的一代。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的第一代后生们创立了使行将消匿的古老文化得以永存的文化体制。在这种并喻文化中，祖辈的失落是无以弥补的。当那些投身变革的成年人有一天也迈入占稀之年，除了在宗教团体和贵族社会中，他们不会再欲图重建业已消亡的三代共处的组织。新的文化缺乏深度和多样性，和古老的前喻文化相比，它确实在某些程度上缺乏可塑性，无法接受一些适当的变动，这种情况在美国和阿根廷的许多少数民族聚落中屡见不鲜。这一点可以从殖民地人民的冥顽狭隘的幻想中，从人们言谈中所保留的陈旧的方式中，从他们大力恢复的以辈份为基础的亲属关系中，以及从对外地人的排斥中窥见一斑。

    在占老复杂的社会中，那些以前喻方式为特征的宗教团体或宗派组织虽历经剧烈的社会变动却仍然能够得以生存。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扮演马的假面舞会，参加者带着假面具，缅怀原始而古老的文化，做着那些传了无数代、盛行了数百年的动作。在英国和其它地方，这种古老的遗风和20世纪中叶的风俗并行于世。

    历史几度重演，在新的环境中能使文化得以稳定的方法不断地为人们所发现。诚然，即使将来也总会有祖辈存在，但是在新的生活方式中，长辈将受到人们的漠视。例如，爱斯基摩人文化中的技术和礼仪就不需要长辈的知识和智慧。爱斯基摩式的远足，挨家挨户的造访，使人们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将猎人引向新的猎区。澳大利亚上著与爱斯基摩人不同，他们的学习完全依赖终生对一地的了解，依赖这具有巨大的超自然意义的土地的馈赠；而爱斯基摩人则发展了一种迅速沟通信息的方法，这使他们能够自由地迁居，自如地生活干新的地区之中。人们不再需要老人作为知识的宝库。爱斯基摩人的社会奠基于两代人组成的群体之上。一旦老人们成了年轻一代生存的负担和威胁时，他们宁可选择死亡。能够与其相比的是美国和大不列颠的矿工，那里的矿工一旦度过了自己的壮年，无法继续在限制重重、控制很严的矿山社区中担任积极的角色时，便会受其他矿工排挤，迁出这一社区。

    一次大战以前，波兰的农民往往在儿子结婚以后，将土地传继给儿子，以换取由儿子赡养老迈双亲的允诺，但事实说明，这些允诺往往没有约束力，老两口常常落到流浪街头、行乞为生的地步。

    许多第 2代、第3代美国人心安理得地拒不承担赡养长辈的责任，这或许归咎于道德约束的丧失。使那些死守着财产控制权的老人们焦灼不安的是人心不古、道德习俗的每况愈下，这预示着老年人的地位将永远无法得以恢复。而老人们由于有了较好的医疗保健，实际生存的寿命往往超过其期望寿命，这使他们被下一代剥夺的权力比预想的还要多。这类适应性的转变往往依变革的可能性而定，依前喻文化的内在特质的衰减而定。

    新的国度或新的环境的急剧变革使得无论男女都可能以各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新的求生方式，强烈地影响着一位男人的地位，他脱离了完全共享的农业社区，或脱离了狭隘、受人控制的佃农生活，投身于都市壮工大军的单调一律的生活之中。但是，这种变革可能不会给妇女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她继续沿着母亲的足迹，为丈夫准备饭莱，哺育后代。鉴于这一状况，在孩子早年品格的形成过程中，由母亲传喻的那部分文化可被长久保存下来，而和父亲急剧变动的工作条件有关的那部分文化却可能发生彻底的改变，并因此而改变孩子的品格特征。

    文化，不仅可由祖辈或其他亲戚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与否来划分，也可由文化是否具有连续性来划分，由祖传父，再由父传子即是一种连续。比如，在手工业生产方式中断时，便出现了由男方人赘女家的生活方式向女方嫁到男家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但是，如果论及性质非常守旧的歌唱方式时，从艾伦·洛马克斯对世界歌曲体制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无论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改变，做母亲的却世代不变地向襁褓中的孩子唱着相同的摇篮曲。

    在那由年轻的孩子照看婴儿，养育者寸步不离地照料孩子的社会中，保守的育儿方式是该社会的特征。养育者对孩子的要求很松，也无法教给他们更多的东西，她往往只是看管而已，或者带着孩子乱跑，而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在那更为复杂的文化中，从农村来的保姆们牢牢地看管着孩子，很少给他们应有的社会刺激。她们对孩子成长的影响自然也是十分消极的。

    当依赖年长的兄姐看管年幼的弟妹的社会中首次建立学校教育制度时，古老的文化可能因此而分崩离析。年长的儿童们不再整日去学习传统的技艺，学校的教师们传授给孩子们的知识从内容到形式都可能是全新的。年长的孩子们上学去了，母亲们不得不重新担负起照顾婴儿的责任。当然，这一原因也部分归咎于那些文化水平低陋的农妇们已无能力照顾富家子弟。应该说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父母双亲都承担着家庭的重任，现在孩子们又更加需要他们，而他们却似乎既无耐心又不希望孩子们总是过于幼稚、依赖性太强：此外，父母们向孩子们昭示的生活模式也比以前更具技术性和复杂性。

    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等级制度的存在将造成群体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以美国东南部为例，在那里上流阶层白人的孩子由黑人保姆抚养，这些孩子和黑人较为接近，黑人保姆也学会了以和抚养自己的孩子不同的方式抚养主人的孩子。这两类相互交往的不同人种的群体间存在的亲密关系在其它地方是见不到的，在其它地方，白人往往不雇黑人为仆，而黑人也不肯受白人使唤。目今，这种隔离加深了种族间的距离和彼此间的仇视，雇佣黑人为仆的家庭越来越少，黑人也很少与白人社区相接触，他们既不再去为白人做保姆、当门卫，也很少能得到白人护士、医生或其它行业人士的帮助。

    在美国，由原有的阶层之间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产生的保守、僵化的影响正在消失殆尽。二次大战以后，由于教育的改变，对卑贱职业的轻蔑，人人有权获得理想的职业（包括专业性工作），以及新的居家模式等诸多因素，使得原有的社会关系土崩瓦解。在原有的关系中，人们被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维护核心文化标准的上层人物，一类是那些由于肤色、教育、社会隔离、个人的自我选择而拒绝接受文化标准的下等人。

    在孩子们的成长和成熟过程中，每一种文化都往往较为重视抚养孩子的某些阶段，在一复杂的社会中，这些阶段可能迥然相异。通过人们重视的是哪一阶段，能够反映出代际之间关系的本质，以及同代内部的年龄和阶级关系的本质。而人们对哪一阶段予以重视，往往依占优势的那代人的生活模式而转移。在那种把儿童的早期训练重心置于炒菜烧饭等家务之上的社会中，母亲和祖母的角色都十分重要。而在另一很早就训练孩子控制身体、发展手工技能的社会中，由于这种训练和获得男性的生存技能密切相关，故父亲和祖父的作用在孩子们呀呀学语之日就十分重要了。从某种程度上说，男性和女性的人格发展方向是颇为不同的，因此，在儿童恋母情绪的形成时期，应该根据男女儿童的不同性别给予教育上的区别对待。

    当移民们建立起新的文化体系，当原始人和农民被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或当人们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之时，那具有适合新的学习方法的内在压力的发展阶段可能和以往的发展阶段完全不同。这种新的压力可能产生于年轻人离家从军或从乡村学校进入都市学校之际，也可能产生于6岁的冥顽孩童进入使他倍感新奇的乡村小学之时。即使当公共卫生人员来到那些变化甚微的落后乡村，通过向年轻的父母们介绍新的育儿方法，也能使人们感受到变革的初步影响。

    当年轻人学做一名公民，学童接受新的教育，整队进入乡村小学，人们告诫他们应遵守由遥远的其它社会所制定的行为准则时，即当并喻文化产生之日，无论在哪里，新人们的年龄和状况，以及其所属的群体在古老的前喻文化中的地位和状况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如果这一群体已经通过对孩子的哺育适应了人们的变革愿望，那么它就可以面对动荡的世界，以其不变应付万变。或者象美国境内的欧洲犹太人那样，完成其自身的彻底改变。按欧洲人的习惯，父亲为女儿物色有前途的丈夫；而按美国人的习惯，则是有前途的年轻人自己寻找富翁的千金。人们对变革寄于的期望愈大，他们接受并喻文化的阻力便愈小。

    要使自己适应于当代美国文化，来自非英语语系的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放弃自己的语言和独特的文化。让孩子接受美国教育是使他们适应美国文化的基本途径。父母们无法控制孩子们的新的学习，事实上，过去在自己的家乡他们也很少过问孩子们的教育。现在，他们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并且接受孩子所作的什么是标准的美国行为的解释。孩子们仅能从老师的训诲和同龄伙伴的言行中获得对自己行为的引导。移民儿童的经历很快会成为美国所有儿童的经历，现在，他们成为新时代里具有蓬勃生机的新文化的代表。如此，他们所具有的巨大权威和所代表的行为风范已经达到了能够与其父辈相抗衡的地步。

    单一文化条件下的迅速变迁也能够产生相似的结果。在诸如印度、巴基斯但和非洲的新兴国家里，晚辈们也通过新的途径获得了权威，而父母们则失去了批评和控制子女行为的权力。但是，如果这一变迁发韧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深受历史的影响、而且祖辈也健康在世的国家中，由晚辈所代表的新的权威便会遭受顽强的抵抗。而在那些多民族的移民混杂而居的国家里，并喻文化的影响却极为显著。那些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已为子女所取代的父辈发现，不要说继续控制自己的子女已变得十分困难，即使是保留那种应该、也能够对孩子们加以训导的信念也已十分不易。

    当同龄伙伴中的并喻学习成为整个文化中的制度化行为以后，人们发现所谓“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或“青少年文化”（teen-age culture）应运而生；由学校体制所颂扬的年龄分层变得日益重要。在20世纪初的美国，人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并喻文化的广泛影响。核心家庭取代了传统的大家庭，人们不再指望孙辈能够和祖辈保持亲密的关系，而伴随着统治地位的丧失，父辈也开始把确立个人行为准则的权力交到年轻人手上。到了本世纪20年代，那确立行为准则的工作开始由大众传播承担起来，各类传播工具以现实生活中成功的青年群体的名义进行宣传，父辈的训导被交由日益变得冷酷和森严的社会来完成。在60年代中，这种变迁的影响之一，是将新一代中产阶级中的部分年轻人引入了种族帮派之中，而这类帮派在其形成的早期常常相互之间以及和大城市的警察之间发生冲突。并喻型学习在文化方面开始成为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而老一辈则很少希望和当代文化发生任何联系。同时，无可奈何的父母们也开始敏悟，由于大众传播的发展，子女们的教育已经可以不再通过学校，不再通过比他们更为晓事的伙伴了。

    那类能够充分利用并喻文化，使青壮年们投身于他们从未涉足的新型群体的社会：在适应斩的文化方面往往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在某种程度上，正规的入门教育（诸如在军队中的入伍训练中或其它工作中的职业训练中对各类新手所进行的培训）被作为一种压缩式的儿童学习形式，或被当成一种全面的前喻文化经验的灌输方式，这种短期教育无论对于教还是对于学都是一种最为成功的方法。

    从仅有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个人，能够懂得自己的父母有别于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而自己的孩子也将有别于他们自己。在当代社会中，人们还怀着这样一种期望，希望儿童期的一切训练对于孩子们跨入家庭以外的群体来说，最好能够是一种有的放矢的准备。总得看来，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核心家庭中，同时有着来自其他新的群体不断影响的经历，将赋予个人一种生活在不断变动、万古恒新的世界中的感觉。人们在家庭中所经历的世代间的变化愈加剧烈，在新的群体中所承受的社会变迁的影响愈加沉重，整个社会系统就愈加脆弱，而个人也似乎愈加缺乏保障。幸而社会进步的观念为动荡不定的局势奠定了理论基石，而使人们能够承受一切冲击。那些迁居美国的移民，在与社会变迁中的种种困难奋力抗争之时，作为他们全部精神砥柱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和他们相比，他们的后代们将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在成功的道路上将能得到机遇更多的垂青。

    我已经说明，在第1代人的并喻文化因素的形成过程中，成年人必须共同学习，以应付种种变幻莫测的新的环境；而在第2代人的并喻文化因素的形成过程中，那些迁居者的子女们（他们是新环境中的第1代土生土长者），却必须创造出一种从父辈的生活中无以借鉴的新的行为模式，我也已经彰明，该如何使正在开拓中的新的环境日臻安定，以使不同的年龄分层、青年人的反叛、代际间的冲突、以及孩子理应和父母的生活轨迹有所不同的观念融合于文化之中，成为人们所创造的文化的组成部分。我还设想过，在一个欲图永远弃绝新的准则的封闭的宗派群体中，或在那由于具有单一的宗教或民族而得以高度整合的国家中，该如何重建前喻文化。某种新的文化或新的宗教的本土化形式也许具有极强的并喻因素，并且能够实现人们期待中的世代更替；但是，与此同时却也可能因为目空一切的文化自负或宗教信仰而使一切无法改变。

    在我为前喻文化所下的定义中，前喻文化是一种缺乏变动的文化，同时又是一种必须借诸密切接触的老少三代方能予以说明的文化，该文化中的大部分内容至今仍然无人加以精深邃密的分析，在我们这个社会流动日趋频繁的社会中，在教育和生活方式上，代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但是，尽管如此，在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毕竟面临着由先前的两辈人所作出的贡献，而且分享着它们的巨大价值。每一成人所具有的一切毋容置疑的信念都和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前喻文化一样令人难以理解。在一个封闭孤立的社会中，重建一种严格、统一并具有舆论一律的秩序较为容易。但是，在当今这个盘根错节的社会中，即便凭借政治的铁幕也只能建立表面的一致。前喻文化的早期形态的消失，是当代世界最为显著的特征。同时，由于反复不断的尝试，重新萌生了统一的信念和坚定的忠诚；排外主义和革命的追随者们，乌托邦的信徒们，企图建立起封闭的社会，以作为他们通向渴慕已久的生活方式的坦阔通途。

    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新的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但是，从这一信念之中，并不能够得出代际之间的变化将产生新秩序的结论。许多世代以来，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这两个文化群体在哺育孩子的时候，都希望他们长大以后外出谋生，学习新的语言，但又不失他们本身的文化自认感。在我们的文化以及其它许多文化中，哺育孩子的方式，也和上述民族极其相似，父母总希望孩子能够“以其不变应世界之万变。”单单承认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他们的长辈有所不同，就足以被人们看成是对他们父辈所具有的道德观念、爱国热情和宗教意识的威胁和挑战，而这些父辈或是怀着前喻文化中的盲目的热情，或是怀着现代的、但仍以前喻方式建立的防御性忠诚。

    年长的一代认为，有关真、善、美的标准是既定的，而通过理解、思考、感受、行动健全人类本性的方式也是无法变更的。但是，这种愚顽的信念却被人类学的研究彻底地推翻了。人类学充分地证实，由于科学技术的革新和社会制度的更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特质的改变。即使是那些通晓历史，深知历史所包括的不仅是那些尽如人意的结构，还包括能够予以证明的事实的文化成员，在亲眼目睹了急剧变化的信念和亘古不变的信念的相互融合之后，也不能不为之震惊。

    在当代有关人类困境，或者换句话说，有关人类前景的表述中，都没有做出与我们所熟识的前喻文化与并喻文化机制全然不同的文化变迁和文化传递的新机制即将出现的预测。但我深信，一种全新的文化模式正初露端倪；我将其称之为“后喻文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伴随着我们刻意求新的努力，伴随着因并喻文化而出现的代际变化（这一变化产生于那些稳固的、受长辈控制的、以父辈为楷模的文化中，在这种文化中吸收了许多前喻文化的成份），今天，年轻的一代正面对着一个因其深不可测而无从把握的未来。

    第一代移民中的先驱者在开发蛮荒而杳无人烟的新大陆时，形成了一整套生活模式。我深信，如果将前辈开拓者们的方法应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定会做得更为出色。但是，如果说先驱者只是空间迁徙的象征（地理迁徙），我认为我们所建立的应该是一种新的象征，一种跨越时间的迁徙。

    从40年代到60年代，短短的20年间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原子分裂的成功，原子弹、氢弹的发明，活细胞生化机理的发现，月球表面的探险，人口的急剧膨胀（人们开始意识到如不加以控制将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城市组织的解体，自然环境的破坏，凭借着喷气式飞机和电视建立起的畅通无阻的世界性联系，人类已开始步入太空。为空间站的建立进行着准备，人们已开始意识到能量和合成原料的应用具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此外，在那些相对发达的国家中，人类由来已久的生产问题已为分配和消费问题所取代——所有这一切纷繁复杂、不胜枚举的变化，都造成了代际之间彻底的无法挽救的决裂。

    即使在不久以前，老一代仍然可以毫无愧色地训斥年轻一代：“你应该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曾年轻过，而你却未老过。”但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却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是年轻的，而你却从未年轻过，并且永远不可能再年轻。”这就全为那些开拓者和他们的子孙们的不同经验所做的注脚。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在40年代以前出生、成长的人象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一样都是时间上的移民。我们在被养育的过程中所掌握的技能和价值观只有一部分适应新的时代，但是我们老一代却仍旧掌握着政府和诸多的权力。和当年那些来自殖民国家的移民开拓者一样，我们也执拗地深信，孩子们终归有一天会和我们一样。但是，令人担忧的现实却和我们的希望相抵牾。在我们的眼中年轻一代变得越来越陌生，十七八岁的孩子们会聚在街头巷尾，使人感到象四处滋扰的侵略军的士兵一样可怕。

    我们一次次地告慰自己：“孩子毕竟是孩子。”我们十分自信地告诉别人：“都因为这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核心家庭太不稳定了，”“孩子们都是看了电视才学坏的。”我们将自己的孩子比作那刚刚成立就要求在世界各国的首都设立使馆、开辟航线的新的国家：“他们还年轻幼稚，他们需要学习，他们会长大的。”

    过去，尽管存在着互相间的并喻学习，能够广泛地接受迅速变化的数代人，在各个国家的不同阶级、地区和特殊群体之间，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民的经验之间，仍然存在着人所周知的极端差异。变化仍然显得较为缓慢，而且极不协调，某些国家中属于某些阶级群体的青年人可能比另外一些国家中属于另外一些阶级的成年人知道得还要多，但是，仅就经验而论，成年人仍然比青年人更为丰富。

    今天，却几乎在顷刻间发生了骤然的变化，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置身于电子化的互相沟通的网络之中，任何一个地方的年轻人都能够共同分享长辈以往所没有的、今后也不会有的经验。与年轻人的经历相对应，年长的一代将无法再度目睹年轻人的生活中出现的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变化的深刻体验，这种体验在老一辈的经历中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代际之间的这次决裂是全新的、跨时代的：它是全球性的、普遍性的。

    今天的年轻一代生长在一个他们的长辈完全未知的世界中，但成年人中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即使那些预感到后喻文化即将来临的人，对后喻文化的具体内容亦同样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