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目前的危机大部可以归诸于时代的剧变，家庭的解体，资本主义的分崩离析。没有灵魂的冷冰冰的机器代替了人类的感情，所有传统都被抵押上了历史的拍卖台，这一切都导致了现存制度的全面崩溃。在这诸多原因的背后，还隐匿着另一更为根本的冲突，这一冲突发生在两种人之间。一种人认为，现实充其量不过是我们现存的并喻文化的强化而已，在这一文化中，作为人们标准行为楷模的是同伴而不是双亲；但另一种人则明确申明：今天，我们实际上已经处于人类文化革命的又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

    那些说长论短的批评家们，尽管观点各异，但大多数仍然将未来看成是过去的延伸。他们认为，核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并不会比成吉思汗的铁蹄对欧亚大陆的蹂躏可怕到哪里。举凡谈及人类目今的危机，道德学家们总将原因推诿于以往的宗教制度的衰败，而历史学家们则指出，人类文明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从帝国的崩溃中获得永存。

    与此相似，批评家们将整个世界形形色色的社会中，秉持不同信仰、不同意见的年轻人对现在和过去的全盘否定仅仅看成是青春期反抗的一种极端形式。如此，马克斯·勒纳能够说：“每个年轻人都必须经历两个危机时期：其一发生在他与某一行为楷模——双亲、兄长、教师——取得认同之时，其二发生在他与这一楷摸脱离，反叛这先前的偶像，重新估价自我之时。”这一看法和戴维·李斯曼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李斯曼在对自主性人的描述中认为，这种人是并没有和过去完全割裂的现实的产儿。

    理论家们在解释代沟时总是强调过去和现在的平行，但却往往忽略了自工业革命发端以来一系列变革的必然性。尽管自当代科技革命蓬勃发展以来，这一变革尤为显著，但人们却将其错误地等同于古代的某一文明从另一文明中吸收了农业、印刷、航海技术和劳工、法律等组织形式以后所产生的变化。

    当然，人们可以根据缓慢或急剧的变化去讨论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而不必涉及这一变化过程的本质。例如，当农民或手工业者的子女首次进入工厂之际，即拉开了一场无以逆转的变革的序幕。但是，由于这种变化跨越了数代人的经验，所以他们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调适过程是十分缓慢的，这一事实意味着人们所经历的变化并不比古代那些被侵略者们征服并入罗马帝国的民族所经历的变化更为剧烈。所以，当我们热切地关注代际关系和传递文化的行为方式的类型时，完全可以将栖居陆地的人民学习捕鱼技术的古代情形同来自海地的移民子女学习电子计算机的现代情形进行比较。

    但是，只有当我们详尽说明变化过程的本质时，才能将以往的变化和目今的变化之间的区别拱托而出。我确信，最为紧迫的问题是阐明当代世界的变化本质，包括变化的速度和变化的范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以往的变化和今天仍在生生不息地进行着的变化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以往的历史中没有任何能够与之比拟、而在我们目今的生活中又十分醒目的特征是世界范围内的代沟的产生。中国、英国、巴基斯坦、日本、美国、新几内亚，无论哪一国家所发生的特殊事件都无法充分地解释由世界各地的当代青年们所酿就的动荡。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由于科技落后而产生的种种困难，革命和对革命行动的镇压，原有的古老信仰的消失和对新的信仰的执著迷恋，凡此种种，都只能部分地解释不同国家中年轻人的独特的反抗行为。总之，变化的速度在工业极端落后和极端发达的国家要比处于中间地位的国家更加显著，也更易为人所察觉。但是，如果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年轻一代的反抗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述一切都不过是当代社会的旁枝末节，因为年轻一代的反抗从其范围来说是全球性的。

    将注意力局限于特殊的事件之上，只会阻碍我们对根本原则的理解。与此相反，我们应该从每一个国家外在的、民族性的、即刻暂存的现象中摒弃那些偶然的因素。捷克斯洛伐克对自由**的渴慕，美国对“种族”平等的追求，日本对摆脱美**事影响的向往，古巴如火如荼的**运动，以及对北爱尔兰和罗得西亚极端保守派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是特殊的事件。但是，对于所有这些事件来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年轻人的积极行动。

    在种种迅速变迁的条件下，用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去描述前喻模式和各种并喻模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转机。我深信，伴随着我们对古老文化的研究而获得的深刻认识，我们对这些文化模式的描述将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当代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究竟是哪些新的因素导致了整个世界的年轻一代对传统的反叛？

    所有这一切首先归诸子世界性社区的出现。整个人类第一次共同生活在一个能够相互沟通信息、交换反应的社会之中，分享着知识和忧虑。今天，我们无法肯定在历史上有哪一时期曾存在过由许多小型社会所组成的单一社区，那里的社会成员们彼此熟识，通过对各个小型社会之间存在着哪些区别的了解加强着各个亚群体的同类意识。据我所知，在考古学所能探知的历史长河中，尚未存在过这样一种单一的、相互交往的社会。那些较大的互动的人类群体对于一个更大的尚不可知的人类整体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一个强大的帝国将自己的版图扩展到新的地区，而他们却不了解那里人民的语言、习俗、乃至音容笑貌。在古代那十分有限的世界中，人们的观念往往都是些虚假的或神话般的信仰。人类能够设想上帝的父性，认为人人皆为兄弟，生物学家们也能够因人类的一元发生和多元发生问题争执不休；但是，关于什么是人类的共性问题，却仍然是一个需要考证和争辩的棘手问题。

    近25年来发生的种种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上述状况。人类所进行的完备而详致的探查已经足以证实，在这个星球之上，除了我们自己以外，别无其他类似人类的生物存在。高速的空中旅行能够将我们带往世界各地，而人类的环球电视通讯卫星能够将地球某处发生的事情迅速、同时地向世界各地传播。诸如领袖人物遭受暗杀、人类将旗帜插上月球等事件能够顷刻间使人人知晓，从而使艺术家和政治家们丧失了对事件真象加以歪曲和删改的可能。今日世界是一统一的社会共同体，尽管它至今仍然缺乏能够从政治上加以统一管理的组织形式和法律条文。

    19世纪的工业革命更替了原始粗鄙的能源形式。20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农业生产飞速发展，但却严重地威胁着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使许多生物濒临灭绝。通过电子计算机的应用，科学使人类智力的重新集约成为可能，从而使我们能够开发太阳系，并开辟了一条人工模拟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人们，尤其是那些在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中工作的人们，完全能够超越早期的人类社会所取得的智力成就。

    发展粮食资源的革命是全球性的。时至今日，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由于医药科学的进步使人口迅速增长，从而使不断增长的粮食产量只够勉强暂渡饥荒。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使人口的增长获得一种新的平衡，整个人类就都能首次获得充分的营养。通过降低人口增长的压力而进行的医学革命已经开始。紧接着，将能够使妇女从终生生育的境遇之中解脱出来，这一切将彻底改变妇女的生活道路，并且也将重新描绘哺育子女的新的前景。

    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变化几乎都是同时发生的，发生在一代人的短暂的一生之中，而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影响却是全球性的。仅仅在昨天，一位新几内亚的土著居民还只能通过天上看见的飞机和经过几度易手才交换到他手上的刀片接触现代文明；可是今天，即使他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小村子里，也能够接触半导体收音机。直到昨天为止，那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忖民们还过着与自己国家的都市文明完全隔绝的生活；可是今天，却能够凭借收音机和电视机将世界各地都市的喧嚣和景观搬到自己的生活之中。

    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的人们，同时跨入了目前的时代。整个世界的人们似乎都正在迁往相同的移民社区，每个社区门口都插着醒目的标记：“公民们，你现在正在从1号门（或23号门，或2003号门，或其它门）进入二次大战后的世界。”不论他们是谁，不论他们将从哪里步入新的时代，所有的人都和移民一般——有的象战后的难民，有的象沉船的幸存者，摩肩接踵地涌入这新的世界。

    他们就象开拓新大陆的先驱们一样，缺乏应付新的生活坏境所必需的一切知识。后来者以捷足先登的伙伴们为行为楷模。但是，在第一批新来乍到者中，那些年富力强的成年人却凭着自己顽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成为人们仿效的楷模。不过，他们的过去，那造就了他们全部理解力——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观念——的文化，却未必能使他们成为通往现代生活的桥梁。而那些新来乍到者中的长辈，受着传统的死死纠缠，同样无法为将来提供新的楷模。

    今天，二次大战前出生和长大的每一个人都是时间上的移民，正如他们的祖先是空间上的移民一样，在新的世界中，他们正同种种陌生的生活环境进行着艰苦的抗争。象所有移民和先驱者一样，这些时间上的移民都是旧有文化的承受者。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代表着今日世界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所有这些人，不论他是练达的法国学者，还是新几内亚偏僻部落的生民，不论他是海地世守故土的农民，还是原子物理学家，他们都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

    不论他们是谁，在这些移民成长的时代，天空尚未留下过人造卫星的轨迹，他们对过去的理解凭借的只是前人所作的不甚完善的描述。不论他们是否完全依赖口头记忆、艺术、戏剧，甚或也已拥有印刷、摄影、电影等手段，他们所能得知的一切都已经过了这些信息载体的加工和改造。他们对当前事物的理解也完全受制于自己的感官，受制于他人对自己的感官经验和记忆所作的并不完善的描述。他们把未来理解成这样一种过程：所有表面的变化都将为深层的不变所消蚀。进入纷繁复杂的现代世界的新几内亚的土著居民，仿效着欧洲人的文化模式，期待着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享欧洲人的未来。工业家和军事战略家们尚在设想着什么是电子计算机，无暇顾及它的构造和应用价值，他们仅仅把它看成是那些能够增强人类技能的无数发明中的又一项发明而已。在他们看来，电子计算机展拓了人类大显身手的空间，但却不能改变人类的未来。

    由20世纪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作家们所撰写的科幻小说，将种种不确切的事物呈现在那些老成练达的人面前，但是，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这些科幻小说比对诸如伊卡洛斯和代达罗斯这样的希腊神话更加缺乏兴趣。在这些希腊神话中不仅描写了人和神，甚至也描写了空中的飞行物。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宁可和自己同时代的其他成员一样缺乏预见能力，也不愿分享当代科幻作家们的神奇梦想。

    当二次大战末期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整个人类将从此进入新的时代。当时，大多数25岁以上的人尽管能够从心智上理解，但却无法从感情上接受以往的战争和未来的战争之间的区别——以往的战争无论多么可怕，人类毕竟仍然能够得以生存，但未来的战争却足以毁灭整个人类。人们仍然把一场使用杀伤力更强的武器的战争仅仅视为一场更为残酷的战争，他们依旧没有理解科学武器灭绝人性的含义。即使当科学家们结成社团之时，他们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防止那类使他们感到具有无法推卸的责任的特殊战争发生——比如美国在越南进行的化学武器战争，而不是为了彻底地消灭所有战争。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当我们迈入现时代之时，尚没有人能够了解过去、解释现在、洞悉未来。我们所有在二次大战以前成长起来的人都是时间上的先驱者和移民，我们将自己所熟识的世界抛在身后，开始生活在一个与我们所熟识的一切大相径庭的新时代中。但是，过去，那存在于我们孩提时代和年轻时代的世界中的一切，却仍然死死纠缠着我们的灵魂。在电子革命之前出生和长大的人，大多数都不能理解这场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仍然控制着权力，掌握和组织我们所了解的那类社会，保持旧有秩序所必需的资源和技能。我们操纵着教育制度、学徒制度和年轻人的人生阶梯，他们只能一步步地向上爬。那些发达国家的长辈控制着年轻人的成长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所需要的种种资源，然而，开弓已无回头箭。我们注定了要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我们在仓促间凭着现有的知识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们用已为人们了解的新型材料，但仍然按照古老的式样，在新世界中建造临时的栖身之所。

    但是，在整个世界之中，年轻一代的反抗却风起云涌。他们象是在一个新的国家中出生的第一代无拘无束的新人，正奋力地挣脱控制他们的所有羁绊。他们了解这个时代，熟悉太空邀游的人造卫星。他们从未听说战争能够不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他们知道如何使用电子计算机，但却没有天真地将其拟人化；他们懂得计算机完全受着人的控制。在事实面前，他们会立即敏悟：空气、水源和土地的持续污染意味着地球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地球将无法供养迅速增长的世界人口。他们能够理解观念的控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和那些落后国家的人民一样，他们认识到那些令人痛恶的种族和阶级差异是和时代发展背道而驰的。他们主张这个世界完全需要某种形式的新的秩序。

    生长在这个各种事物均错综复杂的世界中，年轻一代不再片面地接受书本上传喻的知识，在他们看来，杀死一个敌人和谋害一位邻居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他们的头脑中无法调和这样一对矛盾：人们一方面竭尽全力拯救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却用燃烧弹杀戮他人的孩子。和平和战争、朋友和敌人、“我群”和“他群”（同盟者和敌对者）之间的区别，都已丧失了其原有的含义。他们懂得单靠一个民族的力量是无法拯救他们的后代的；每一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儿童的成长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与其说年轻人“知道这些事”，不如说“他们感觉如此”。正如在一个新的国家中诞生的第一代人一样，他们对父母所谈论的过去大都一知半解。恰如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的后代无法理解使他们的父辈至今谈起仍然泪水潸潸的往事，今天的年轻一代也无法分享父母们对那些令人怀旧的事物所产生的种种体验。但是，这并不就是造成年轻一代和他们的长辈们隔阂的全部原因。他们同时还目睹了长辈在新世界中吃力地摸索，处世笨拙，往往无法肚任新的环境赋予他们的历史重任。他们对父辈远渡重洋的求生之路所知甚少，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树木适合做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土地该用什么样的锄头。但是，他们却觉得父辈的方法并不合适，他们的操作笨拙，收获也极不稳定。年轻的一代尽管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但他们感到一定有更好的方法。

    爱农·迪克森，德克萨斯州一位15岁的孩子写的一篇短文表达了年轻人的所思所虑：

    我们这一代的心灵充满了骚乱与不安，我们企图为我们自己，为这个世界寻找一条光明的道路。我们看见由于战争、贫困、歧视，由于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缺乏真诚与了解，整个世界动荡不安，喧嚣不息。

    驻足于这纷纷扬扬的世界面前，我们凝目沉思：一定会有更为理想的生存之路，我们理应苦苦地寻觅。

    我们目睹了这个世界的残酷，人们象输光的赌徒一样激烈地竞争，力图将后来者置于死地。这一切的一切，不断激化着国际间的矛盾与冲突，酿就了国内的动乱与不安。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被人象机器一样地操纵着，被迫学习一整套既定的行为规范，力争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以便将来能象父母那样地生活。但是，为什么得这样呢？如果我们只是父母一辈的简单的复制品，那么情境将会更糟。

    可是，我们该怎样加以改变呢？我们需要对人施以赤诚的爱，需要彼此间的信任与理解，需要思索自己、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但是，仅凭这一切仍是远远不够的。我必须再进一步思考我们还需要些什么，而我所应该做的至今也尚未充分付之于行。因为当我跃跃欲试之时，长辈和那些不肯聆听、或冷眼旁观的人总是投之以鄙夷的目光。计算机取代了人的头脑，电子学无所不能，只是世间的混乱仍然有加无减。我承认，我们应该遵守一些基本的规则，但是，我们首先应该审视一下是谁在制定规则。有时，我徘徊在铺满金色沙砾的海滩上，聆听着海涛的喧嚣和海鸟的啼鸣，我听见它们总是在呼唤、在叫喊；有时，我隐约窥见一条迷茫之路，但路上的每一个人都迈着刻板的步子，他们唯恐一旦停下会踩碎脚下的贝壳。

    答案就在某一个地方，我们必须找到。

    正如迪克森所说，年轻的一代意识到一定存在着更为理想的生存之路，他们必须找到它。

    今天，无论年轻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多么的遥远和简单；整个世界却没有哪一处的长辈知道晚辈所知道的一切。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借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渐积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但今天却不再如此。不仅父辈已不再是人生的向导，而且根本不再存在向导，无论是在自已的祖国还是在整个世界，人们都无法找到指引人生的导师。没有任何一位长者能够知晓这20年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有何了解。

    长辈是不可思议的孤立的一代，这一事实造成了老一代和新一辈的隔阂。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曾经目睹能源形式的变化、通讯手段的更替、人性定义的反复，能够敏悟宇宙开发的限制，有限世界的确定性，以及生与死的不可背逆；没有任何一代能够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变革。今天的长辈比以往任何一代经历的变化郋多得多，并因此而竭力地限制、反对年轻的一代，和年轻一代格格不入；而年轻人则凭着自己天生的禀赋和青春优势，激烈地反对长辈的过去。

    早期的美国人总是告诫自己，不要沉溺于缅怀往昔的白日梦中，而应积极投身于现实生活；与此相同，他们教育自己的孩子：少些幻想，多些行动。今天的长辈也应该这样，意识到自己的过去早已失去传喻的价值；纵然面临被否定的苦痛，他们也应该告诫子女：不要发问，一切就是如此，因为长辈也同样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任何一代将能经历我们已经经历的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后代，正如我们的子女没有先辈一样。

    那导致整个社会产生了如此迅猛变革的情境，在人类能够预见的未来，将不会再度以如此剧烈的方式出现。一旦我们有一夭发现，这个地球除了人类以外，其他任何生灵都已无法生存，那么，每一个人都将负有不可推缷的责任。我们一旦以削瘦的肩担负起整个世界生存的重任，就将无法摆脱这种沉重的责任感。年轻人将会满怀希望地引导自己的子女适应各种变化。但是，长辈的前途却难以如此乐观。正是因为代沟现象是这样的独特（完全可以将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景观），长辈不仅和其后来的年轻一代格格不入，而且也和先前的每一代人迥然不同。

    这种距离感，这种和其它各代成员缺乏生活交往的感觉，有时会以十分怪诞的方式体现出来。1968年，一群会聚于乌普萨拉的美国牧师同一些在瑞典避难的年轻的美国拒服兵役者进行了交谈。此后，在调查报告中他们深有感触地写到：“我们真不敢相信这些人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无法相信这些年轻人和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但是，经过长时间的交谈之后，他们不得不说服自己相信：事实就是如此。竟然有人会逃离美国——这块被以往的欧洲受难者视为天堂的土地，确实使人难以置信。这些美国收师们简直想说，只有借助一种类似血型鉴定的过程，才能证实这些美国青年的精神血统。

    在大多数有关代沟的讨论中，人们总是强调年轻一代的异化，与此同时完全忽略了他们长辈的异化。评论家们忘了，真正的交流是一种对话，而今天参与对话的双方却缺少共同的语言。

    我们知道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长大的、操不同语言的人彼此沟通是十分困难的。比如，一位中国人和一位美国人进行交流。不仅他们的语言各异，而且他们的经历也截然不同，这一切都将阻碍人们彼此间的理解。但是，如果交流者愿意学习对方的语言、探究两种文化的基本前提，那么就有可能找到一条交流的途径。这能够办到，但人们往往没有去做。

    当交谈者分别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但却说同一种语言时——诸如说英语的美国人和英国人，说西班牙语的西班牙人和拉丁美洲人，交流将更加困难、更加令人难以捉摸。只有当交谈的双方都意识到，他们说的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两种语言（这两种语言中“同样的”词意义却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可能大相径庭）时，真正的交流才能实现。除非他们愿意聆听、发问，他们才能够开始交谈，开始推心置腹地畅谈。

    这也同样是存在于两代人之间的一个难题。一旦这深不可傎、史无前例的世界性代沟成为确凿的事实，在新、老两辈人之间仍然可能再度实现心灵的沟通。但是，如果成年人中有谁认为，象那些年长的教师和自己的父辈那样，他能够反躬自省，用自己的年轻时代去推测、理解他们眼前的年轻人，那他将是可怜的落伍者。

    但是，大多数长辈却仍在这样做着。父亲送儿子去学校接受新的思想，老一辈科学家送他们的学生到他人的实验室去研究新的课题，……他们将教育青年人的权利授予他人，丝毫未能改变事情的本质。这不过意味着父母和教师仍然继续求助并喻学习的基本机制。在并喻文化中，父母放弃了教诲自己子女的权力，希望他们去向其他成人和知识较多的同龄伙伴学习。即使在我们期待着能够有所发现和创新的科学领域，学生们也在学习陈旧的范例，年富力强的青年科学家们在接受旧有知识的同时，力图填补空白。在科学发现加速增长的今天，老一代很快被淘汰了，接替他们的是年龄稍轻的同事，但是，他们仍然握有实权。

    从最为深刻的意义上来说，现在一如过去，长辈仍然处于权力控制的中心。部分归咎于他们仍然具有支配的权力，他们还未认识到，和年轻人开始一场新的对话的条件尚不成熟。

    有这样一些人，作为教师，他们十分喜欢早先的那些学生，令人可笑的是，现在恰恰正是这些人感到代沟是不可逾越的，他们觉得他们对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遭受了那些不肯按步就班的学生的愚弄。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信仰危机的境地，人们不仅失去了对宗教的信仰，而且也失去了对政治和科学的信仰。人们感到，正是它们剥夺了人类的安全感。我想，如若追溯这一信仰危机的缘由的话，那么，它至少可以部分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现在，已不存在比年轻一代本身更能了解他们所经历的